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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调查在美国
作者:by Barry Yeoman 译/班旭红  时间:2012年0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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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5865

——对色情制品、卖淫妇女和货运车站的调查研究有助于维护全社会的健康吗?

 

去年10月的一天,约格霍斯·阿波斯托洛普洛斯正在亚特兰大市埃默里大学医学院自己的办公室里,电子语音邮件的红灯亮起来。他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冷静的声音。“我们要和你谈谈。”对方说。来电话的人是资助他传染病研究的国家卫生研究所的一位项目官员,她的声音失去了往日的随和。“不要带任何助手,”她说,“我就想和你本人谈。”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是一位自信的雅典人,一头重发黑白相杂,给人体格强壮的假象。在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帮助下,他一直在研究涉及人类行为的一个棘手问题:人们的社交圈,尤其是从事长途运输的卡车司机的社交圈,如何协同作用加速某种传染病的传播,而他们甚至互不熟识。流行病学家很早就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与长途卡车司机有关,他们在途中被感染上病毒,回家后传染给妻子和女友。那么,在美国也有此类情形吗?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伙伴塞维尔·森梅兹与一群研究不同文化的民族志学者一道,先后深入到亚里桑那州和佐治亚州的货运车站这样的隐秘地方进行调查。他们先圈定与卡车司机接触的交叉人群:妓女、毒品供货人、货物装卸工、以及把卡车司机当成偶像的男性慕恋者。研究人员做了大量采访工作,从中了解卡车司机的职业压力如何引发精神压抑、吸毒以及不安全性行为。他们从司机及其交往者那里还搜集到血液、尿液和女性自慰器,借此调查艾滋病病毒从一个州向另一个州传播的途经。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认为自己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这就是国家卫生研究所打电话约见他的原因:在150多位其研究工作遭到保守政治人士反对的科学家中,阿波斯托洛普洛斯的名字按字母顺序一直排在首尾。一份11页的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名单正在国会炒得沸沸扬扬,而且由国会的一位工作人员送到了国家卫生研究所所在的马里兰大学。埃默里大学的研究项目成为一个叫做“传统价值观同盟”的组织的攻击目标。“等着瞧吧!美国公民一旦发现国家卫生研究所一直在把纳税人的金钱用来研究‘野金丝雀’,看他们会多么愤怒!”该同盟负责人安德烈亚·拉弗蒂在一封公开信中称,“‘调查’那些为卡车司机提供性服务的妓女的性行为,有什么可以狡辩的理由吗?”

虽然不是全部,但在这份受到质疑的资助名单上确实有多项研究涉及人类的性行为,每一项被资助的项目都经过同行人士的严格审查。不过,拉弗蒂提出一个很有煽动性的问题:为什么要调查长途货车站的妓女?为什么要调查那些自认为既是男性又是女性的美洲印第安人?为什么要调查墨西哥移民的性行为?为什么要哄骗妇女对着摄像机详细谈论自己的性器官对色情电影的反应?简言之,调查研究那些隐秘禁区究竟有什么科学价值?

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将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这话非常有道理。为了把基因传给下一代,我们必须参与这种可能染上疾病、受到伤害的行为。自然选择赋予人类一种荷尔蒙系统,它向我们发出性交的迫切心理信号。自然选择还创造出太多的方式让我们接受性暗示,因此单靠一种机制很难抑制住强烈的性冲动。“荷尔蒙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的复杂性也正是它进化的结果之一。”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内分泌专家金·沃伦说。

由于荷尔蒙的复杂性,我们对于人类性心理和性行为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而且对于许多现实的健康问题找不出解决办法。既然人们知道不安全性行为可能引起致命病毒感染,可是为什么还要那么做?女性得了性功能紊乱,为什么还排斥诸如性刺激手段的治疗?要弄清这些问题,需要复杂的研究手段。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一种双管齐下的研究方法。

第一种途经就是通过对大脑的研究了解性行为的本质。在位于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市的西北大学,心理学家J. 迈克尔·贝利和他以前的研究生梅雷迪斯·奇弗斯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性唤起方面截然不同。贝利和奇弗斯使用专门测定生殖器血流量的实验仪器来配合研究,让被测试人观看两分钟的性行为细节录像。接受测试的男性做出的性反应如他们的预期一样:异性恋者看到女性和女性之间的性行为,性冲动就被唤起;同性恋者一看到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就有反应。可是,接受测试的女性反应与之不同:所有的性行为对她们的刺激程度都一样。“这些女性的性唤起与她们所说的性倾向有点儿不吻合。”奇弗斯说。他目前是多伦多成瘾与精神健康中心的研究人员。

西北大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一方面,他们开始解释为什么性刺激手段对于性功能紊乱的女性不起作用的原因,尽管这种手段可以刺激性器官的血流量。看来心理的性冲动和性功能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他们的研究结果也为接触性障碍病人的精神治疗医师提供了重要信息。“由于形成了一种男性性行为模式,不符合这个模式的女性就感到自己有所不同和怪异。”犹他大学的心理学家利萨·戴蒙德说。新发现可能有助于临床医生治疗那些因对“错误”性别的性反应而倍受困惑的女性患者。

另一种途经就是对群体而非个体进行分析研究。“什么事都不是在真空里发生的。”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主席艾伦·莱什纳说,“我们对危险性行为了解得越多,就能制定出更多针对其不良后果的措施。”流行病学家目前用“综合症”来描述那些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综合疾病(如艾滋病、暴力、浪费钱财等)。提供研究将这些疾病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因素,“就可以扩大公共卫生的范围。”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医学人类学专家戴尔·斯特拉特福说。

国家卫生研究所给予研究者资助,就是为了研究存在于诸多群体的危险性行为:远离妻子数千英里生活在美国的西班牙男性移民、上网寻求色情刺激的青少年、旧金山的妓院里的泰国和越南妇女。每一个群体都表现出其特殊的健康隐患。在华盛顿大学,社会公益学副教授卡琳娜·沃尔特斯正在研究自认为是男性和女性结合体的印第安人的“双重精神”现象。(他们中间许多人是同性恋者或者双性恋者。)沃尔斯特说,艾滋病病毒正以类似“某些非洲小国的传播速度”在印第安人社区蔓延,那些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尤其易被感染。她从这些具有“双重精神”心里的印第安人群中已经发现了暴力、浪费钱财和心里障碍的综合症,目前她正在做大量采访,以明确背后的原因。她还在调查那些具有强烈美国本土身份感的人们,看他们是否较少有不安全性行为、酗酒和帮伙行为。

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多采取采访和观察而非显微镜和培养皿,因此并不总是被看作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然而,它确实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种通过系统地搜集数据和验证假设而获取知识的方法。”国家卫生研究所所属的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进步研究所人口统计和行为科学部主任克里斯琴·巴克拉克说。“在某些研究中,需要抽血、让人接受机器的检查,而有些研究,可能需要调查清楚张三与李四、李四与另外一个人之间的性关系。”

确切地说,在过去25年中,这种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引起了公共卫生研究方面最重大的一个突破:在上世纪80年代初,流行病学家对美国东、西海岸一群患有间质性浆细胞肺炎和肉瘤的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性关系和社会关系做过调查。调查结果使他们意识到,这些疾病都是由于行接触而得的一种传染病的症状,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艾滋病。从那以后,对群体的调查对于公共卫生官员控制美国流行病的爆发起到了很大帮助作用。例如,他们了解到,康萨斯州肺结核正在传播那段时间,可卡因吸食者对着嘴互相吐烟(还有含有肺结核病菌的水滴)。据此,肺结核控制专家就可以更容易圈定范围,以便从中筛选患者,开展预防工作。通过识别和选定社会网络,公共卫生研究人员还开展专项宣传教育活动,使爱尔兰巴尔的摩的共用针头吸毒现象减少,路易斯安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不安全口交现象也有所减少,在孟加拉国,更多的人采取现代避孕措施。

“这不像航天业,”国家卫生研究所的巴克拉克说,“这比航天业艰难得多,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所看到的现象都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观察研究型科学就是要弄清楚人们某些行为背后的原因。”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的研究提案于20021月送达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所的官员看后很高兴,因为除了上世纪90年代戴尔·斯特拉特福主持的一项小型研究外,针对美国长途卡车司机和性健康的研究一直很少。“我们从非洲的研究中得知,长途卡车司机在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巴克拉克说,“在美国,艾滋病发生的原因有所不同,因此我们从未留意卡车司机。不过,卡车司机能够在一个危险群体和另一个危险群体之间架起桥梁,也把自己的家人与危险群体连结起来。”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近期采从事健康研究。他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故乡希腊的旅游业对经济的影响。对旅游流动人口的研究也令他对其他类型的流动人口产生了兴趣。通过阅读文献,他发现,针对人口流动和健康方面的研究没有多少科学家做过。为此,阿波斯托洛普洛斯感到很不解。“在全世界有10亿多流动人口,”他说,“假如不去研究那些把疾病高发区和低发区连结在一起的流动人群,我们何以对这些疾病进行研究呢?”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出生于土耳其、以旅游社会心理学为博士研究的森梅兹结成研究小组,在过去5年中,两个人也变成了移民,对三大洲的流动人口进行研究。他们在一个由于饥荒和贫穷使人们的免疫能力下降的国家,调查过着半游牧生活的埃塞厄比亚人的性联系传播艾滋病病毒的途经。每年春假期间到滨海胜地度假的美国大学生估计有200万,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森梅兹调查研究过性传染疾病如何在这些大学生中间传播。目前他们正在调查研究那些迁移到较富足的欧盟国家从事“性服务谋生”的东欧妇女(有些是男性)。

2001年,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森梅兹在亚里桑那州立大学指教期间,把注意力转移到遍及北美的360万从事长途货运的卡车司机身上。他们初步的实地调查锁定在两处货运车站。第一处位于距菲尼克斯市以南50英里的一片沙漠上,建筑简陋。公路两边,妓女从两家便宜的车站旅馆出出进进,旅馆的墙壁斑驳脱落,大门口杂草丛生。另一处坐落在一段荒凉的公路上旁,公路上落满尘土,周围散落着几座低矮的房屋和几颗棕榈树。这里地方虽小,离城区较近,就在菲尼克斯市南。穿着迷你裙的女人勾搭卡车司机,无家可归的男人在一家方便小商店旁的纸板箱里睡觉。

两位研究者和他们的学生对这里悄悄地观察了良久。他们吃着炸薯条,漫不经心地聊天,仔细观察来来往往的人们。“这就和拼接壁纸一样,观察时间久了,你就能看出一副清晰的画面。”森梅兹说。过来一段时间,他们就能够区别清形形色色的人。有为清擦卡车的“擦车工”,每天能挣50100美元;(卡车司机对自己的大卡车十分自豪。)有装卸货物的“装卸工”;有偶尔向卡车司机卖淫的车站女招待;有毒品贩卖者、妓女、皮条客。“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人并不是存在于真空里。”森梅兹说,“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相的联系。提供性服务的人可能也贩卖毒品;擦车工也可能充当皮条客;擦车工如果经济状况不好,也会在某些情况下提供性服务。”

到初步调查结束时,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森梅兹已经弄清出与卡车司机有关系的20类不同人群,“在此之前谁也没有描述过、甚至提到过这些人群构成的网络。”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说,况且,长途货运车站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名卡车司机会把传染病从一个单程车站带到另一个车站,然后把传染病带回家。这只是研究人员所做的初步实地调查,他们对可能产生的后果还无法做出深入分析。

2002年,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森梅兹来到埃默里大学。那时,他们已经从美国卫生研究所得到110万美元,扩大研究范围。他们选择了亚特兰大市的两个长途货运车站,还有一个卡车司机经常聚会的市内地点。三个地方都地处萧条的半工业区,政府部门和酒馆、成人影像店混杂在一起,妓女在电话亭附近溜达,等待嫖客的电话。调查地点之一是一家夜总会。夜总会的停车场弥漫着从附近一家烧烤店冒出来的烤肉味。夜总会里没有窗户,光线昏暗。妖冶的舞女偶尔就近卖淫。调查的另一处是一片落叶树林,高大的树木正好为露天性交易提供了遮挡。

20029月开始,埃默里大学的调查组做了大量的采访,以弄清卡车司机的社会网络和性网络。他们不仅采访卡车司机,也采访网络中的每一个群体。他们还为司机、妓女、以及长途货运站的其他居民检测艾滋病病毒、梅毒、淋病和衣原体疾病,以便弄清这个性网络中危险性行为是否真的传播疾病。

迄今为止,研究人员所揭露的这个卡车司机网络是就是一个综合症,它不仅包括通过性接触的疾病传染,还包括吸毒、暴力、心理紧张、意志消沉。一些因素比较显而易见:如果卡车司机一个月内26天离家在外工作,他们就感到孤独、焦躁,想寻找性满足。其他深层因素在于社会环境。卡车司机逐渐开始信任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一些人承认,车辆调度员给他们提供安非他明,借此保证完成超人才能完成运输任务。而安非他明能够增强性兴奋,减弱自我抑制力,所以服用者更乐意不安全性交。车站妓女急于得到现金,通常也允许这种不安全性行为。研究人员问一名妓女:“如果有人拒绝使用避孕套,你该怎么办?”。她回答:“那么我肯定要吃避孕药。”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和森梅兹还把注意力集中在被人们忽视的另一个现象上: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卡车司机。目前已经有为那些盲目崇拜卡车司机牛仔般神秘工作的卡车司机慕恋者服务的网站、甚至集会。他们之间的联系通常是通过互联网,与城市里同性恋群体的方式不同。 “许多卡车司机认为自己是诚实的人。”埃默里大学调查组的成员唐纳·史密斯说,“因为在他们认为危险与否与身份有关:他们不是同性恋者,所以不认为自己这么做会有危险。我们已经搜集到他们之间的一些习惯对话,卡车司机追求者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结婚了吗?’他们认为和一个结了婚的男性发生性行为是安全的。”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刚开始调查工作时,还不知道自己的研究会被看作滑稽之举。2003年夏天,一位同事发给他一封Email,信中说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四个研究项目在国会的取消资助投票中差点被刷下来。他没太注意便删除了这封信。“我以为那些研究不合传统,” 阿波斯托洛普洛斯现在说,“直到秋天我才特别注意到。”

到了2002年岁末,政治风暴已经集聚了相当的力量,保守的《华盛顿时代报》一名记者给正在西北大学办公室的迈克尔·贝利打来电话。两个人先聊了一会儿心理学家对性兴奋的研究。然后,那位记者直截了当说出了打电话的目的:“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进步研究院资助利用色情手段做研究,这不有点奇怪吗?”1223日,《华盛顿时代报》登载了一篇质疑贝利研究工作的文章,公然讨伐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性性行为研究。(心理学家把这篇文章戏称为‘早到的圣诞礼物’。)到了新年之夜,西北大学的研究工作在两个电视谈话片中遭到批判,不久,国会也入了讨伐的队伍。去年夏天,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议员约翰·杜利特尔声称:“大把大把的联邦金钱花在这样的研究项目上,这近乎犯罪!”20037月,国会提出一项撤消包括卡琳娜·沃尔特斯对“双重精神”的研究在内四个资助项目的提案,最后以212210的投票结果宣告失败。

票数相近的表决结果非但没有平息争议,反而使分歧更加尖锐。去年秋天,“传统价值观同盟”对总额达1亿美元的资助提出公开质疑。“让女性一边观看色情录像,一边把检测性反应的电线连在她们的生殖器上,某些人或许认为这么做很值得吧。”同盟负责人拉弗蒂说,“可是,金钱有限。先天性糖尿病和心脏病的研究在等待资助。”

国家卫生研究所一直站在科学家一边,支持包括阿波斯托洛普洛斯的研究在内的绝大的多数项目,帮助他们对外解释其研究的科学价值所在。20041月,国家卫生研究所主任埃利亚斯·策尔霍尼指令对研究所所资助的性行为研究做了全面审核后,把他的亲笔信送到国会。他写到,生物学研究对提高国民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鉴于全国有一半的疾病是由于生活方式所致,战胜疾病的长期斗争必须有行为学和社会学研究的支持。批评者不接受这种观点,便继续攻击。“国家卫生研究所一直被奉为一头神牛,”拉弗蒂说,“没有人敢对它提出质疑,现在我们就是要质疑它。研究者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的科学想象力可能已经枯竭。”

当然,科学研究遭遇政治反对势力,这并不是头一次。政府资助的研究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而且要对纳税人负责。这些年来,政治方面的压力有时会影响到科学研究的具体内容,比如要求研究者在临床试验过程中要公平对待女性和少数民族人士,提高实验动物的待遇。干细胞研究和克隆人类成为法律上争论的焦点。“科学会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论变得更有力量,更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位于坦佩市的亚里桑那州立大学的科学、政策和成果联盟执行主任丹尼尔·萨雷威茨说。

然而,针对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性研究,言辞粗鲁,火药味十足,不仅对平等对话和科学研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而且还引起了不良连锁反应。“我们有些科学家收到了死亡威胁信件,”明尼苏达大学艾滋病病毒-科技情报互涉与预防研究中心主任西蒙·罗塞尔说“一些科学家为了研究工作而遭到诽谤,一些科学家遭到同行的讥笑,一些科学家在夜里2点接到这样的恐吓电话:‘你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哪吗?’我们与艾滋病病毒做斗争,要战胜威胁、恐惧、和胆却,遇到的难题已经够多了。”

另一些人担心,目前的政治争论可能会阻止实地调查形式的性研究。阿波斯托洛普洛斯虽然还在继续起草研究性行为和疾病传播的提案,但是他说自己已经考虑过在研究工作中保持低调,等待政治气候的转变。他认为自己起草的研究提案有足够的说服力通过严格的同行审查。“不过,我脑海里在嘀咕:‘提案的审查过程会受到目前所发生的一切的左右吗?’”

如果形势持续不利,阿波斯托洛普洛斯对可能出现的后果难免忧心忡忡:“疾病的传播可能会想火箭升天一样快,”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后果将不堪设想。”

61页中大字:

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将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从进化论的角度而言,这话非常有道理。

64页中大字:

“一些科学家在夜里2点接到这样的恐吓电话:‘你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哪吗?’”

61页图片及说明:

图片文字:

中心:TRUCKER: 卡车司机;

周围单词对应意思(按字母顺序排列,请编辑照图对应):

Drug supplier: 毒品供货人;

Girlfriend: 女友;

Hitchhiker: 卡车搭乘者;

Lumper: 装卸工;

MSM using Internet: 利用互联网联系男性卡车司机的男性间性行为者

Other clients: 其他嫖客;

Other MSM: 其他男性间性行为者;

Polisher: 擦车工;

Sex worker: 性服务者;

Truck dispatcher: 卡车调度员;

Trucker chaser: 卡车司机慕恋者;

Trucking sector employees: 货车运输工;

Wife: 卡车司机的妻子;

文字解释:

庞大的护航队

长途货运卡车司机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司机平时接触的一些人如搭便车者、车站女招待,基本上是没有危害的。其他人,如妓女、男性慕恋者以及充当卡车司机和毒品贩卖者之间中间人的擦车工,促使这个社会圈子形成“危险网络”。卡车司机的男性慕恋者视卡车司机为偶像,通过互联网与卡车司机建立联系,在卡车司机和其他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之间传播疾病。(虽然一些卡车司机也有同性恋般的性行为,但他们通常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妓女也把卡车司机引见给毒品供货人,卡车司机的联系网因此而扩大。弄清楚这些网络环节对制订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非常重要。

65页图片说明:

通过调查研究长途货运车站的隐秘生活,民族志学者和公共卫生工作者正在追踪助长传染病爆发的性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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