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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述
《金西报告》:性研究史上的里程碑
作者:潘绥铭(编译者序)  时间:2012年07月22日
来源:《金赛性学报告》(再版),潘绥铭编译,海南出版社 三环出版社,2007年5月
 

194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长达804页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其中的大部分篇幅是数字,表格,曲线图,仅最后所附的专业的表格就有120页之多。但就是这样一部艰深的学术专著,首次印刷的20万册在两周内就被人抢购一空,并马上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

这部著作就是笔者编译后献给读者的《金西报告》。其原名是《人类男性的性行为》,但它广为流传后,人们更喜欢用作者的名字来称呼它:金西,指作者;报告,指它是一部性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报告和资料汇编。

《金西报告》是世界性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它标志着确立于1886年的性学,经历了初创期,终于发展到了成熟期,标志着现代性学体系的定型;标志着性学开始从学者的书斋和医生的实验室与门诊所走出来,投入现实世界,投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对社会与文化发挥其巨大推动力了。

阿尔弗雷德·金西(国内也有人译作金赛)的小传,在美国金西研究所所长专为本书写的前言中已基本包括了。这里只需稍作补充。

金西具有科学家,尤其是一位野外工作科学家所应有的献身和埋头苦干的优秀素质。从1940年起,在尚未获得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带着仅有的一名助手,跑遍芝加哥与印第安那波利斯,广泛会见中下层人士,通过直接面谈来调查,甚至周末和晚间也不休息。

金西更具有科学家所应有的不畏社会邪恶势力的意志与人格。他的工作受到各种阻力,正如他在本书中所说,连一些司法人员也来阻挠。他的一位合作者甚至因此被解雇。但直到1941年获得资助,1942年雇用更多助手之前,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对抗着愚昧而强大地社会压力。

《金西报告》问世后,与社会阻力抗争并没有就止结束。该书出版一年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迫于压力,从此断绝了金西的资助。幸而金西研究所财政上已能自立,否则难免灭顶之灾。但资助的停止,毕竟严重影响了事业的进展。目前这部《金西报告》,虽然资料之丰之细已首屈一指,但仍有大批资料由于财政紧张而无法整理出版。金西曾计划继续出版更详尽的专著,但因财力不足,一直为果。此外,19481953年的美国,清教的精神禁欲主义传统仍占统治地位。1920年代那场“静悄悄的性革命”已然过去很久,1960年代那场“暴风雨般的性革命”尚未到来。这也严重阻碍金西某些最尖端的研究成果问世。例如,金西最早现场观察了人们的性生活,最早用电影客观记录了种种性行为与性技巧,但在目前这部著作中,他只字未提。也许他是在等待更宽容的社会环境和人们更高的性觉悟,但终未等到。直到性革命高潮来临之后的1966年,后世两位性学大师、性治疗学创始人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才有条件重闯禁区,实现了金西的遗愿。他俩在《人类的性反应》一书中,公布了性生活的细枝末节的视觉形象资料,也算告慰金西的在天之灵吧。

《金西报告》的基本理论观点有两条:

一.从根本上来说,性是一种生物现象。性张力(或称性能量)无论如何总是要释放的,这是一种生物活动。社会因素和力量对它有影响,但不绝对。性的生物性质主要表现为:

1.不存在绝对没有任何性释放的人。

2.无论多么怪异的性对象、性行为或性释放频率,都是源于并符合于性的生物需要。

3.性释放可以分成三个方面来考察:释放频率、释放途径、释放总量中各种途径所占的比重。后两项主要是由社会决定的,而前一项(频率)则是个人的生物性质所决定的。这主要是指:

l  性最高频率都出现于青春期之前,而后逐年降低,任何力量都无法挽回或逆转。

l  男性一生中平均性释放频率的高低,不取决于社会或心理因素,而由他的青春期开始的早晚所决定。这也是任何力量所无法控制或改变的。

l  不同的释放途径及其在总量中所占的不同比重,都不能影响或支配释放频率的固有水平。

二.性释放的途径(具体性生活方式)及其在释放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采用某种方式的频率),主要是由当事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内的通行性变态所决定的。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依据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级的高低,而且这两者基本相符。一个人如果已经接受了某个社会阶层的性行为模式(这通常发生于幼年和少年),日后尽管他的社会地位发生剧变,这一模式也很少很难再改变了。

《金西报告》不但是具体成果的丰收,更是性学研究方法的扩展与革新。这集中体现为金西名言:“一个门诊部并不等于全社会”。

金西创立了新的性的分类法,他认为:无论把性看作生物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必须拥有足够多和足够广泛的调查数据,才能发现、验证和总结性领域中的任何一个现象或问题。最理想的是调查全部人口,即或做不到,也不能像以往的性学研究者那样,仅凭医生的少数病例来论述人类的性问题。

《金西报告》是世界性研究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性学(sexology)最早出现于1844年的德国:但一般以为,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于1886年,克拉夫特-埃宾发表其《性心理病》一书之时。此前为性学的酝酿期,此后为初创期。

初创期的最初一批性学学者,着重研究性的心理变态问题。本世纪前20年,出现了两位最著名的研究者,一个是弗洛伊德,另一位是霭理士。他们虽然仍然非常注意性变态问题,但更多的精力转向研究普通人的正常心理,尤以霭理士更突出。但他们与前人一样,主要还是在性心理的领域中耕耘,因此整个初创期可称为性学发展史上的心理学阶段。

与此同时,美国医生华生在1920年代创立了当代心理学三大学派之一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它的基本理论就是刺激(S)-反应(R)公式,即客观外界环境向人输出什么样的刺激,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和行为。华生首先把行为主义心理学运用到性领域中,亲身做过实验,并为此遭到迫害。从此,实际发生于性活动之中的、生理与心理相结合的、作为人类性活动的直接客观目标的性高潮,就成为性学研究的中心,成为一切性问题的中心。单纯的、相对狭窄的性心理学被融汇于其中了。这标志着性学开始向第二个发展阶段转变,即从性的心理学向性的行为学过渡。金西显然吸收了他们两位的成果,加以发展提高,最终以其报告标志了这一转变和过渡的完成。

金西的研究以性高潮为中心、为标准,甚至相对省略了传统性心理学所注重的那些心理与情绪。这集中体现于他的性释放这一概念中。他实际上把性高潮视为唯一客观正确的标准,以它来区别具体性活动是否属于性的释放。这比弗洛伊德那种以“里比多”是否发泄来判定性活动的理论,显然更精确,更符合事实。

金西始终把人们的实际性行为当作自己的基本研究对象。金西分析了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环境对于人的性行为方式、性高潮频率等性现象的巨大作用。尤其是他开创了“性释放总量”的理论,日后发展为“性能量”理论流派。

性释放总量说的是:把人的一切种类的性活动,都看作性能量得以释放的具体形式,然后把其中达到性高潮的那些性行为的次数,总合统计起来,就是当事人的性释放总量。只有这样来研究,才可以把人的所有性现象都转化为一个量的概念,才可以把多个人的所有性行为加以精确的比较。在金西以前的研究中,这一点是无法做到的。

同样,通过测算每一个个体的性释放总量,就可以测算出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的性能量的总量。例如,有些学者运用这种方法测算出,在60年代的所谓“性革命”之前和之后,美国人(非随机抽样)的性释放总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或者减少。因此他们认为,“性革命”其实只不过是使各种性活动更加公开化了,尤其是可以更加公开地谈论了。

这种理论的社会背景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统计学高度发达的社会里,人们希望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能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和数值来加以表现。

金西也是性研究中的社会调查学派的旗帜与集大成者。到20世纪末的时候,世界性学界的其他三大学派,一个是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学派,另一个是以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为代表的实验室学派,再一个是以马斯特洛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学派。四者并驾齐驱,共同构成性学的浩荡队伍。

金西的社会调查学派,与其他学派一样,立足点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弗洛伊德以无意识和“里比多”为对象,以临床治疗中的发现来推论人类的普遍规律。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及其后继者,把生理为主的性反应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用严格的医学检测手段总结其中的共同现象,用以治疗有性障碍的普通人。马斯洛则以人的意志与潜能为对象,用哲学思辨和认识的方法,试图使每个人都在性行为中实现人的价值。

金西的对象既不是那么含糊的性心理,又不是那么精确的性反应,而是性释放这种现象与性行为本身。金西的手段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客观的社会调查,用人的数量与比例来发现和验证人类的性行为实况。如果说弗洛伊德像精神现象学,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像生理学,马斯洛像宗教哲学,那么金西就更像社会学。如果说弗洛伊德的作用是重新解释了社会与文化,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等是造福于几乎每个人,马斯洛是唤起人的信心;那么金西就是为人们和社会在决定自己的性态度和性的价值取向时,提供了坚实的统计数据基础。自从《金西报告》问世后,任何一个性学学派的理论,如果没有大量的社会调查数据为依据,便会被人们视为虚妄之谈。这就是金西的社会调查学派的伟大功绩。性治疗学汲取这一成果尤多。

《金西报告》既然是社会调查学派的经典著作,它对当时社会的作用也就更直接更巨大。尤其是它具有不可辩驳的坚实基础,除了彻底否认其方法论以外,任何人如果要否定或修改其结论,唯一的办法就是调查更多的人。这种朴实无华的数据基础,比任何其他光彩照人的思辨,都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和持久力。难怪迪金森,1933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插图本《人类性解剖学》,并曾收集1200份个人性生活资料(可惜未发表)的性学先师,获知《金西报告》出版后,激动得泪流满面地说:“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这正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啊!”

《金西报告》在1950年代的美国,有五条社会现实意义:

1.行为方式与社会背景联系起来,震动了一贯认为美国不存在阶级的各个阶层,甚至有人攻击它是“性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它离1960年代的性革命高潮还很远,但历史地看,后来的黑人、社会中下层人、女性和青少年,之所以敢于在性革命中自豪地显示和传播自己阶层所特有的“性的亚文化”和一直被视为“下贱”的性活动,并使之成为社会一时的“主文化”,或多或少是得益于《金西报告》的普遍流传。正是它,使他们认清了自己阶层的性特征,从而才可能为维护自己的性价值观而斗争。有人把性革命说成是“性的阶级造反”,指的是这个意思。因此,如果说《金西报告》多少提高了社会下层的性的阶级觉悟,并不为过。

2.它打破了美国延续近300年的清教的性的精神禁欲主义传统,打破了这种性道德的一统天下。

金西对这种旧道德的深恶痛绝,渗透于全书的字里行间。但他不仅靠激情声讨或价值观混战,而是以生物学意义上的发现和规律式总结,深刻指出其违反人性之处。每一个看过该书的人都可能问道:处于性释放顶峰时期的青少年,难道还应该去遵守性释放已逐减的成年人或近乎性无能的老年人所制定的性道德吗?

3.它揭露了当时美国性风尚的虚伪,展示了人们的性活动实际上早已偏离传统道德,驳倒了任何一种“道德不变论”和守旧主义。

美国上层社会在40年代末,仍然自欺欺人地标榜着:美国民族在性方面最严肃正经,所有的性变化都发生在欧洲,或企图从那里传来。因此,他们把性的保守主义当作光荣传统或民族根本性格,据此来嘲笑和蔑视甚至攻击其他民族。《金西报告》中地一组组数据,把他们道貌岸然的外衣冲击得千疮百孔。人们看到,300年来一直严禁严惩的同性恋、“反常性行为”、婚外性交、嫖妓等等现象,不但不像社会宣传的那样只是一小撮人所为,而且其比例大得令人瞠目结舌。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是这些人的行为错了,还是法律与道德错了?法既不能责众,固守它干什么?法与道德难道不该随人的实际生活而变一变吗?这无疑是批判清教精神禁欲主义的锐利思想武器。

4.它揭示了人的性行为的实况,迫使人们正视自身的性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性态度的革命。当时报纸上登出一句著名的话,表明了《金西报告》的冲击强度:“看了它,你认为人还有什么秘密,还有什么可羞耻之事吗?”

5.它揭示并肯定了人的性行为的无限多样化和无限可变性。金西的一句名言从此在美国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唯一不符合本性的性行为,就是不能完成的性行为。”

自从性学诞生,学者们就在争论:什么是反常,什么是正常;什么是障碍,什么是病。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人类社会还是性学本身,都把反常的范围缩的越来越小,把正常的范围扩得越来越大。金西虽然没有专论精神障碍意义上的性变态,但至少对普遍人而言,他的标准是迄今为止最宽松的了,超过了当时任何为“反常行为”申辩的其他人。由于其广博的数据基础,这也成为性学史上最有力的一次宣言。

《金西报告》的特点是数据丰富。全书共有数字表格162个,最长的一个占9页篇幅,最短的也占半页。此外还有图表173个、参考书目22页、索引16页。全书共有正文23章。

全书的文字叙述,都紧密结合并严格对照于书中的图表与数字表格,因此大量出现诸如许多、很多、非常多、不多等模糊的数量词。这是因为在读英文原著时,可以很方便地对照旁边的表格与图表,作者便免去不断地重复数据了。可是,这给本书的编译带来很大困难,因为除了最必要的以外,中译本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照引金西的所有数据。为此,编译者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一般问题中的一般数据,直接英文中的模糊数量词。读者可按中文字面意思来理解其大概数量,亦可前后对照,理解各种模糊数量词之间的差异。从金西的原文来看,他显然也认为,书中的多数数据,只求读者理解其间的差异即可,具体数值并不那么重要。对于重要问题中的重要数据,编译者均从相应表格或图表中查出原有数据,写入译文,或列入括号。

《金西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了都市人口的性行为实况,因此编译中略去了城乡差别、与动物性交等章。黑人的数据过少,与全书其他数据不成比例,因此也暂略去。调查方法、供门诊医生参考的数据表格、数据整理方法等章,均过于专业化,因此也略去。还有少量细节,目前在中国无法发表。除此之外,其它文字基本上直接译出。

《金西报告》中使用的性学术语,有一些现在已不再使用,有一些中文没有对应词,编译者都根据自己的研究,并参考中文《性医学》予以译出。

时至21世纪,许多读者可能会关心:在金西之后,性的研究又出现了哪些发展呢?这对于理解金西当年的著作及其意义,应该是一个很有必要回答的问题。

1950年代初期开始到目前,是性社会学的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性现象的社会调查报告不断地涌现,一般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相对重要的成果有:亨特的《70年代的性行为》(1976)、海特加以总结的《红书杂志的性调查》(现在被人汉译为《海特性学报告》)等等。不过,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诸多的调查中,有相当一部分很不符合社会调查的一般规范,使得其学术意义大打折扣。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性现象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和思辨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例如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福柯的《性史》、吉登斯的《变革时代中的亲密关系》等名著,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社会思想家主要是把“性”作为一种载体,来阐述他们对于社会的宏观看法;所以有些论者认为,还是不把它们列入性社会学的发展为好。

第三个方面是比较公认的和规范的性社会学的理论创建。

1973年约翰·盖格农与西蒙合著的《性举止——性的社会组织》一书,首次系统地论述了人在性方面的社会化过程及其规律。他们指出:所谓性发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成长的过程,更是个人认同和归化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形成了自己的“性脚本”。它指导着人们的“性举止”。性举止不仅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性交、性行为和性活动,而且包括了人们通常说的性观念、性态度和性方面的外部表现。一般认为,这是性社会学自身的成熟理论的诞生。

1980年代开始,约翰·莫尼出版了一系列著作,研究以往的性学概念和性学研究过程,是如何被社会文化所限定和影响的,其代表作是《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此期内,一些性社会学的专有理论不仅开始脱离以往那种以生理学和心理学为主的经典性学,而且反过来对经典性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例如:经典性学把几乎一切性障碍都主要归结为生理原因,主张求医问药。可是性的人际互动理论却认为:在性活动中,双方的行为都会引起对方的反应,形成对于自己的反馈。如果任何一方不会识别这些反应和反馈,不能据此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性障碍就会出现。性交换理论则进一步认为:在性活动中,双方实际上都在互相付出和获得回报。性交换的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和性障碍发生的可能性。一些性治疗专家陆续引进了这两个理论,提出了“性困难中不存在与此无关的一方”的认识准则,又提出了“双方共同治疗”的操作准则。此后,性治疗事业才得以蓬勃发展。

又如:“性与社会性别的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性现象,既是“社会性别”(详见下节)所限定和支配的,又是对于社会性别的标志和强化。因此这个理论又派生出“性权势理论”。它是指两个人在性交往或者性关系中,如果双方存在着社会意义上的不平等,就必然产生出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权力、权威、强势地位和强制式的影响力。它们虽然并不表现为法定的权力,却常常表现为实际存在的“权势”(power)。它决定着双方在性行为中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与举止。


时至1995年,劳曼、盖格农等人出版了《性存在的社会组织》一书(俗称“芝加哥报告”),系统地创建了“性存在的社会网络理论”,并且以历史上首次全国(美国)随机抽样的面访调查的数据分析,验证了自己的理论。他们认为,人类的性现象,不像经典性学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体自身的产物,也不仅仅是发生在两个人的互动之中,而是发生于许多人的性关系所结成的性的社会网络之中。也就是说,凡是有过多个性伴侣的人(包括再婚者),客观上已经被这个社会网络连接起来。因此他们的性行为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的影响。这就是性的社会组织。它的结构、功能、作用机制,对于个体的性活动发挥着非常强大和广泛的作用。学术界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中的多伴侣现象日益普遍,这一成果的重要性和生命力也将越加显现。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成果标志着性社会学这个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的确立。社会舆论则称之为“性革命之后的性社会学”或者“艾滋病时代的性社会学”。


《金西报告》作为世界性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任何关于性学或性问题的人,都不能不读。它揭示的虽然是1940年代大洋彼岸的社会实况,但其中的理论、观点、方法,对当今中国性学研究仍有巨大教益。这就是我编译此书的目的。但是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中国一般读者来说,读《金西报告》时必须注意一点:它对我国性学和性文化有巨大借鉴意义,但不能、也不应作为个人评价自己的性行为的依据。现代性研究成果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把社会统计平均数与个人喜好分开。也就是说,社会上许多人在采用的行为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自己,切忌盲目模仿。况且《金西报告》讲的是1948年之前的美国人的情况。如果读者个人有性行为方面的不适,应该寻求性学医生的帮助。

本书编译中的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并希望将来有机将原著全文译出。

                                                 潘绥铭

原作于1988228

补充修改于2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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