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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欲望的地图式描绘--1600-1950年间日本话语中的“男人之间的性”
作者:Gregory M. Pflugfelder 著,王文卿编译  时间:2012年08月01日
来源:2005年7月20日《中国“性”研究 通讯》内部电子刊物7,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我会说:这是一本用建构主义的视角对1600年至1950年之间出现在日本的、有关男人之间的性的话语所进行的历史分析。可能这个句子有些太长了,将各种信息混杂在一起反而不利于人们的理解。那么我们不如换一种方式,一一列出该书的一些重要特征:建构主义的视角、历史分析、男人之间的性、话语、1600年至1950年、日本。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特征做进一步解释。

1、建构主义的视角与历史分析

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不仅与性有关的各种类别或者我们对性的理解是随着时空的转换而不断变化的;而且这些类别所指称的对象或者理解所针对的客体本身(如欲望),也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这方面,各种形式的生物学本质主义遭到了唾弃。我们对性的理解、再现、描绘并不只是简单地反映现实,它们也在积极地建构现实。欲望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我们思考与言说它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

建构主义强调的是事物的历史(时空)相对性。要想说明事物是被建构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那么我们就要将它们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追溯它们发生、发展、衰落、湮灭的历史。因此,建构主义的视角潜含着历史主义的分析。

日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大量有关男人之间的性的词语。在本书中,作者考察了其中一些最有影响的部分,分析了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共同假设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并追溯了它们演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些理解或用法变得更加流行,有的则逐渐被人遗忘。

2、男人之间的性

在英文原文中,作者用“male-male sexuality”来指称男人之间的性,而放弃使用“homosexuality”。因为后者潜在地将男人之间的情色活动与女人之间的情色活动联系起来,可是在当时日本人的观念中,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联系。后来日本人将“homosexuality”译为“same-sex love(日语发音dōseiai),但即使是这个概念也与homosexuality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该书意在厘清某些概念发展的谱系,因此它决不允许这种颠倒时间顺序的误用。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sexuality”所指的并不是性取向:异性恋、同性恋或者双性恋。类似的观念在当时的日本并不存在,即使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也尚未出现。作者用“sexuality”指称的是更为宽泛的观念与行为,意思在某种程度上可等同于“eroticism”。但无论采用哪一个,其所指称的具体内容都是随着历史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

3、话语

本书考察的不是实践,而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话语。在日本,与同性恋相关的话语范围非常广泛。为了考察的方便,作者选择了三个领域:流行话语、法律话语、医学话语。

所谓流行话语指的是,在商业市场上进行销售或购买的书面话语,其主要载体是书籍和期刊。在1600年左右,日本的印刷工业开始迅速发展,使得书面文本的商业市场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存在着一个相对广泛的消费者群体,他们有足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这个消费者群体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特定的阶级、性别、年龄、地区,因此专为他们的消费而进行生产的这些书籍和期刊可以称得上是流行的。书面出版物在日本社会的扩张,不仅使日本民众达成了更高程度的文化共识,而且抬高了印刷文本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中的地位。

法律话语反映的是官方意识形态。在1600年以前,男人之间的性活动并没有成为立法关注的对象。德川幕府成立之后,统治者开始着手整顿社会及政治体制。为了压制地方势力,巩固政权的稳定,男人之间的性活动开始成为立法者关注的目标。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针对男人之间的性行为制定了大量禁止式的以及规范式的法律文本。

考虑到政治权力的重组和变迁,作者将法律话语分成两章(第2章和第3章)进行讨论。前面一章考察的是德川幕府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尽管德川家族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但是各个地方性的封建领主也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因此,为了在这个长达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时期内考察法律文本对男性同性恋的建构,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江户地区。成百上千的自治性政权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拥有相当程度立法自由的村庄,都应该被我们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进入了中央集权的时代。为了巩固新的国家秩序,对男性同性恋以及其他形式的性活动进行控制的新的法律体系应运而生。本书第3章详细考察了这个新体系的诞生及其发展。

医学话语指的不是医学知识或医学实践的某个特定学派,而是与人类的疾病和健康相关的更为广泛的话语。在日本,男人之间的性曾为医学专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争论场所。对于男人之间的性与健康以及它们与专业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人们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医学知识和医学专家应该致力于帮助从事同性恋活动的人,去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欲望,甚至为了健康的原因而鼓励这些欲望。有些人则认为这些欲望是病态的。

自从十九世纪开始,医学专家相对于他们的前辈给予了男人之间的性非常多的注意力,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男人之间的性被病理学化的过程,应该放在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远在17世纪,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科学和医学的知识模式,就已经在日本的某些较小的社会圈子中流行了。在经历了广泛的变革之后,这种知识模式在19世纪开始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在同一时期的西方,同性恋开始引起医学和科学权威的注意。在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医学和科学的霸权地位加诸于性的问题之上,自然就形成了关于性的医学—科学模式。

上述三个领域不是相互分离的。在对男人之间的性以及其他的性模式进行争论的过程中,三者不可避免地相互勾连在一起,结果导致了各种“混血儿”的出现,例如法律话语与医学话语的交叉产生了法医学,流行话语与医学话语的交叉产生了大众化的性科学。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所有这些话语的作者基本上全是男性。因此可以说,本书关注的是男人之间的性是如何在男性话语中被建构的。

4、1600年-1950

作者选择1600年作为研究的起始时间有几个原因。首先,它代表了政权的更替。通过立法,新的统一政权对男人之间的性的建构产生了影响。其次,从1600年左右开始,日本的出版业开始迅猛发展。作者用“江户时代”来指称自16001868年之间的一段时间。在此,“江户”(即现在的东京)不仅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地,同时也是出版业极为发达的地点。

在标准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学家常常以1945年来区分现代与当代、历史与现在。而作者则竭力避免将自己的研究截至到1945年,因为他发现,上述三个话语领域对男人之间的性的建构,在战前与战后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为了显示1945年前后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作者选择用1950年来结束他的研究。至于为什么是1950年而不是其他年份,则没有太多可以推敲之处。1950年除了(像1600一样)是一个整数(没有零头)外,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

我们可以稍微谈一下历史分期。作者将这个长达350年的历史时期分成3个阶段:江户时代(16001868)、明治时代(18681912)、20世纪上半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第3个阶段在第2个阶段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为了表明转型的渐进性与持续性,作者保留了第23个阶段之间的重叠。

除了三个话语领域(流行话语、法律话语、医学话语)和三个历史时期之外,作者还区分了三种范式:训练范式、文明范式和性科学范式。作者想借“范式”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不仅实践和欲望的意义在各个话语领域中随着时间而变化,而且不同话语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在性的文化建构这个更广泛领域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个领域的话语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其他话语则占据次要地位。“范式”指称的就是这些不同领域的话语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

在江户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话语领域是流行话语,与之对应的是训练范式。该范式将男人之间的性塑造成一种“道”(类似于“茶道”、“武士道”的那种“道”),由人去追求和完善。在这种“道”的背后,隐含着主客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例如,被称为“年青男性之道”的男人之间的性活动,规定了活动的客体要比主体年龄小。此外,这种道还建立在一系列美学的和伦理的区分(或歧视)之上,它们规定了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在出版业追求利润的动机的驱使下,关于男人之间的性的知识愈发详尽和丰富。在这个意义上,“年青男性之道”既塑造了各种商业出版物,也被它们塑造了。

江户时代的立法者将男人之间的性活动作为惩罚的对象。不过他们没有完全否认其合法性,他们竭力保证的是它不要威胁他们的统治秩序以及政治目标。而且他们与流行话语的作者一样,没有质疑训练范式的知识框架,二者都认为男人之间的性活动远非只是生殖器的运动,而是代表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实践和欲望的领域,这个领域应该根据一系列微妙的区分而不是绝对的强制性命令来进行评价。

明治时代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统一了官方道德标准,也统一了性方面的立法。在这一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文明范式。男人之间的性行为,以及政府认可的男女婚姻之外的任何性实践方式,都被称之为“野蛮的”。这种范式只关注行为,丝毫不考虑欲望。只要有行为,就要受到惩罚。这种立法与司法实践得到了强大的制度性支持。同时期的流行话语受到严格审查,有关男人之间的性的话语逐渐被贬斥到边缘地位,但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人们总是会寻找某些方式去说那些不允许说的东西。

20世纪上半叶,性科学范式开始崛起。这种范式将男人之间的性加以病理学化,因此代表的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欲望重新被纳入视野并在医学专家的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异性之间的性欲望被抬高到生物本能的高度,而男性之间的性欲望则被贬斥为“不自然的”和“反常的”。与之相伴,一组新的词语被创造出来。通过将same-sex love”(dōseiai置于反常的他者的地位,cross-sex love”(iseiai获得了正统的首要地位。

医学-科学模式的性,很快就获得了流行话语的支持。对于那些想对遭到禁忌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的人来说,性科学范式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不仅是医生,而且文人、记者以及其他一些非医学的权威都加入到对“same-sex love”的公开讨论中来,于是相关话语大量增加。医生将男人之间的性视为反常,但在流行话语不断增殖的同时,一些微妙的差异也出现了,男人之间的性不再完全遭到否定。医学与印刷资本主义的结合,一方面诬蔑了男人之间的性以及其他“反常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又使其变得引人注目。今日的日本依然如此。

5、日本

乍一看来,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日本就是日本,世界上只有一个。但如果考虑到历史的因素,事情就不是如此清晰明了。仅就地理范围来说,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范围。如果再加上文化、政治的因素,事情将更为复杂。既然作者考察的是日本的话语(Japanese discourse),他首先必须清晰地界定什么是日本,然后才能判断一个话语是不是“日本的话语”。不过,尽管很重要,这一点却不是我主要想说的。

日本从其文化源流上说属于东方。因此,在提及“日本”的时候它很可能是作为“西方”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福柯区分了“性爱艺术”(ars erotica)与“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根据这种区分,日本像中国、印度、古罗马以及伊斯兰文明一样,可以很轻易地被划归到“性爱艺术”的一方。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区分是非常不完备的,因为它无法充分反映各个不同的社会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异,同时历史的发展也被忽略了。

本书作者的论述向我们表明:江户时代的流行话语对“年青男性之道”的理解非常接近于福柯所谓的“性爱艺术”,但这并不是日本文化的全部,与之同时并存的还有对男人之间的性的法律约束。而且在19世纪中,由福柯所谓的“性科学”构成的“西方知识”,在日本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无论是在日本、西欧、还是北美,性的医学-科学模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获得了文化上的重要性。再者,在这个全球性的知识传播网络中,日本也绝不是完全处在被动的接受者的地位,它同样也贡献了自己的东西。在这方面,东方学学者将“东方”描绘成屈从者而将“西方”描绘成征服者的倾向是应该避免的。另外,尽管性科学范式在19世纪之后的日本取得了优势地位,可是日本的性文化并没有被完全西方化,因此将这个时期的日本划归到“西方”也是有问题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东方”、“西方”类别的不完备性。日本并不简单地属于其中哪一个类别,或者二者某种程度的简单混合。日本究竟在哪里,或者日本究竟是什么?如同“什么是男人之间的性”的问题一样,我们只有到历史中去寻找答案。




[] 原英文题目为:Cartographies of Desire: Male-Male Sexuality in Japanese Discourse, 1600 1950本文不是对于原文的全部翻译,而是采取摘译与简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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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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