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全文检索
作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
国外污名理论研究综述
作者: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  时间:2017年06月06日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

国外污名理论研究综述[①]

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


【摘要】:既有污名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主要问题在于将特质/差异作为污名的根源,并对其存在着本质主义认知误区;而对更重要的核心问题和实质性关系却未予以足够关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既有污名研究甚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污名和歧视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后续研究引以警惕和反思。

【关键词】:污名;理论研究;歧视;差异; 刻板印象;

 

Title:  Review of Theories Abroad on Stigma

Co-authors: Yao Xingliang; Huang Yingying; Pan Suiming;

Abstract: The puzzledom of existed researches on stigma lies in the fact that many researchers assume the “difference” as the origin of any stigma, and mis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in naturalism and essentialism; as mean as while,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and essence of stigma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which accounts for the long-standing gap in the stigma-related studies. Owing to similar limitation, some current researches on stigma even accelerated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tigma & discrimination, which requires more alertness and introspection in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stigma; research on theory; discrimination; difference; stereotype;


---------------------------------------正文--------------------------------------

国外污名理论研究综述

【摘要】既有污名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主要问题在于将特质/差异当作是污名的根源,并对其存在着本质主义认知误区;而对更重要的核心问题和实质性关系却未予以足够关注。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既有污名研究甚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污名和歧视的生产与再生产,需要后续研究引以警惕和反思。

 【关键词】 污名;理论研究;歧视;差异; 刻板印象;

 

污名的现实存在由来已久,自古至今人们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经历过但对污名研究的历史却为时不久,且往往局限于很狭隘的视野。今天我们所说的污名对应于英文中的stigma,起源于古希腊刻在或烙在人身上的一种特殊标记,经由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63出版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一书的开创性研究而成为了人文社科领域一个重要的概念或者说研究对象。[]但由于污名本身的复杂性、含混性和多样性,以及对其的关注和研究不足,当前国际上对于污名的研究基本上仍处于混乱的初级阶段:在定义方面将污名与偏见、刻板印象、歧视混为一谈的情况很普遍;[]在理论方面各学科视角往往是套用各自的既有理论来解释污名,且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或混淆不辩或偏执一端,而缺乏综合性的视角和基于对污名本身的研究及理论归纳,更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建构和必要的反思;在应用实践方面则往往局限于残疾、疾病、种族的污名研究,最近才略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而涉及了政治面向(但多是从权力视角进行的研究)。

而基于笔者在全国26省上百个市县进行的与及艾滋病相关的调研情况来看,中国的当前社会生活中基本还没有形成对于污名的概念和认识。污名一词的使用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的有限讨论与研究。而即便是学术界,对污名的关注也才是近些年的事。虽然近些年由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以及艾滋病领域项目的大量涌现,与污名相关的研究骤增,但大都局限于对西方研究的简单介绍和应用,对污名的认识以及相关的理论基本处于引进消化阶段,在很多问题上混淆不清,更遑论理论上的建树了。[]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污名为关键词搜索仅得到51条文献(几乎都是近三四年的),这其中有5篇不是此处意义上的污名;其余46篇中介绍或述评11篇(且大多是心理疾病角度的污名),应用型研究30篇;只有3篇从心理学角度,1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以及1篇从媒体话语角度对污名作出了理论解释的尝试。[]目前为止,国内唯一一本与污名相关的著作是译著《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

因此全面了解既有污名理论及其相关问题,无论对于污名的应用研究还是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而言,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且越来越为迫切。但基于上述情况,除了戈夫曼的研究外,本文不打算对其他有关文献作系统的介绍和论评,而是侧重于将一些比较主要的文献以理论视角及主要问题上的共性为提纲来梳理。(对于某些研究或理论的具体评述,如有必要,也将作适当回应和展开)

一、戈夫曼对污名的开创性研究

在《污名》一书中, 戈夫曼将污名描述为一种令人丢脸的特征”——这些特征往往源于身体、性格或族群上不受欢迎或令人不愉快的属性,由于在社会交往中被识别、区分而使得当事人成为了有污点的、丧失了部分价值的人,从而导致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身份受到相应的损伤,并由此进一步造成精神上的困扰或生活上的困境。[]在戈夫曼对污名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点关键内容:

污名,是一种特质(attribute),这种特质使得拥有者与他人不同,从而在别人眼里从一个完整的普通人变成一个有污点的,丧失了部分价值的人;并从而导致了虚拟社会身份(virtual social identity)与实际社会身份(actual social identity)之间的不一致。[]

污名,虽然通常被用来指称某种极其不光彩(discrediting)的特质,但我们应该看到其实质上不是特征本身,而是一种语言所陈述的关系。[]也就是说,污名,实质上是特征与刻板印象(stereotype)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会因人、因时、因事、因地而异)。[]

污名一般有三种类型:身体方面的厌恶(body);个性方面的缺陷(character);种族、国家、宗教方面的族群污名(tribal)。[11]

一个被污名的人,意味着与人们所期望的(虚拟身份)不相符,具有某种不受欢迎的不同(实际身份)。而对于那些在同样情况下符合期望的人,则可以称作正常人normal)。根据定义,我们自然会认为一个带有污名的人也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也因此,各种以减少其生活机会为目的的歧视行为也就相继而生了。[12](污名导致歧视,或者如Link等人后续研究所论述的是以歧视为导向的社会过程

并不存在必然的一群人可以被区分成被污名者正常人。事实上,在整个社会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同时具备被污名者正常人的双重角色,至少在某些情形或者人生的某个阶段是这样的。与其说正常人或者被污名者对应着人,不如说对应着一种视角。……在许多情况下,某个方面蒙受污名的人往往可以对在另一个方面蒙受污名的人表现出所有的正常的偏见。[13]

被污名者往往有一种根据污名的显见程度和严重程度来给自己划级分类的倾向,并参照正常人对他的态度而对那些更容易被污名化的人了然于胸。[14]被污名者也由此为到底应该如何确立自我身份而纠结于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15]

被污名者一般有四种类型:社会越轨者(Social Deviant)、内群体的越轨者(In-group Deviant)、弱势/少数群体人员(Minority)、低层社会人员(Lower class)。[16](注意:是低层而不是底层,是相对的Lower,与前面强调的污名是相对性的、无所不在的一脉相承。)

由此可以归纳为:第一,污名根源于身体、性格或者族群上的某种特质(本质性的);第二,特质本身并不是污名,只是不受欢迎的对象或者根据标准(Norm)而被排斥的对象(Normal Deviant);第三,污名实质上是特质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由社会定义的,并由于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识别和强化而成为一种污名,而污名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种交往模式——排斥,以求减少被污名者的生活机会;第四,污名是相对性的,是在具体的交往过程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任何一个人同时既是污名的制造者又是污名的对象;第五,污名在形式上是一种群体的划分,这种划分不仅体现在正常人与被污名者之间,也体现在被污名群体内部——每个人都有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意识,时时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划分。简单说也即是:第一,污名根源于本质性的差异特征;第二,污名体现于相对的社会身份和实践性的交往关系;第三,污名具体表现为一种群体的划分;第四,污名既是生活机会竞争的手段,也是其结果。

此外,戈夫曼还指出:尽管可以论证,污名过程似乎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即谋求那些不被社会支持的人以支持社会的功能——并因而具备了通用的解释力,但我们应该看到,因类型的不同污名似乎也具备了一些迥然相异的额外功能:譬如,让一些有不良记录的人蒙受污名,在表面上能起到进行社会控制的作用;让某些种族、宗教和民族群体蒙受污名,显然可以把这些弱势群体从各种竞争渠道中排挤出去;而贬低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人,也许可以解释为有助于缩小求偶时的必要选择。[17]

因此,如果要给戈夫曼的污名研究作一点理论归纳的话,也许可以概括为一种污名的社会建构论”——对应着功能上的社会控制、社会排斥和社会选择。这些在后继的污名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侧重和发展。但戈夫曼提到而没有展开论述的污名不仅是生活机会竞争的手段,也是其结果的后半部分却往往被忽视了,甚而被颠倒地归纳为污名导致歧视。事实上,是生活机会竞争导致了污名,并参与到进一步的生活机会竞争中(污名作为手段);而不是先验性的污名导致了竞争的手段和作为结果的歧视——也即是说,是歧视或相关权势建构与实践导致污名,而非相反。[18]

毋庸置疑,戈夫曼对污名研究作出了无比卓越的贡献。但遗憾的是,由于污名只是戈夫曼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印象管理等)研究中的一个案例或者说副产品,没有对污名问题(动因、过程、作用等)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而止于认为污名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如其所言:我们建构了一种污名的理论——用以解释他人之所以低劣和危险的意识形态,使基于诸如社会阶级差异而产生的厌恶和憎恨得到合理化。[19]虽然此后污名研究在国外曾一度兴盛(近些年来则几乎再无理论上的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都没能在戈夫曼的基础上有多少实质性的突破。

二、污名相关的理论

之所以说是污名相关的理论,而不是污名的相关理论,正如我们接下来所看到的,这些理论大都不是基于对污名本身的研究得出的,而是因解释污名的需要移植或者借用过来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理论在解释污名时总有牵强附会、隔靴搔痒之感,也是致使污名研究一直囿限于各学科视角的无尽纷争,而裹足难前的主要原因。既有污名相关理论大致可以梳理如图所示:

心理学取向一般侧重于污名形成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过程;而社会学取向侧重于污名的功能和社会性,往往将污名置于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下来理解和关注。大致可分类如下:

一是是什么-如何What-how)类型。主要关注什么是污名,污名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如何作用于个体和影响个体,并导致了怎样的应对,又有两种:侧重于形成过程和侧重于作用过程。侧重形成过程的主要有:互动标记、刻板印象、社会学习、发展模式;侧重作用过程的主要有:社会文化与规范认同、社会标签、社会过程、身份威胁、精神压力。

二是为什么-如何Why-how)类型。主要关注污名为什么会形成,是如何发展、维持和再生产的,也分两种:侧重于功能解释和侧重于动因解释。侧重功能的主要有:社会控制/管理、社会排斥、谴责理论、系统正义、社会进化;侧重动因的主要有:群体情绪、自我提升、社会忧虑/恐惧/陌生焦虑。

(一)污名形成过程相关的理论(是什么-如何

1. 刻板印象为核心的定义与理论视角

刻板印象(stereotype)这一术语通常认为是1922 年李普曼(Lippman)在《公共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虽然历经发展,但仍主要是指根据性别、种族、年龄、职业等等而形成的以偏概全的固定印象或内隐观念,一般与某些特征和行为相关联。自这概念提出以来,在心理学、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心理学领域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对象。近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往往对应着某种原型(prototype):一方面基于原型而过度地扩大化认知,以偏概全;另一方面基于原型而不断衍生出各种子类型,并将对原型的偏见、印象和思维模式承袭到子类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基于原型的片面(或歪曲)认知,并凝结、弥散在集体意识和社会文化之中。[20]

实际上,正如戈夫曼在《污名》一书的序言所指出,对于污名现象的心理学研究在他之前已经有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污名的心理学研究中,刻板印象一直是理解污名的一个主要的关键概念和理论视角。而自从戈夫曼以来,刻板印象这一术语更是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了社会学领域,尤其是在对污名的研究中往往首当其冲,甚至很多时候被直接当作了污名的另一种别称。包括戈夫曼在内的很多人都曾将刻板印象作为解释污名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譬如LinkYang), 或者说是污名构成的主要部分(譬如Coleman)。Jacoby就认为: 污名,可以被描述为使得人们与形成刻板印象的一系列不希望拥有的特征相关联的标签(Label)。[21]与此类似,另一种颇为流行的,并得到后续不断演绎的定义是Jones等人在1984年提出的界定: 污名,是与人们不希望拥有的特征相关联的一种标记(mark……一个人将由于越轨者的标记而被作为他的整个身份来对待,以偏概全的印象也就成为了污名的本质。[22]此处的所谓标签/标记,都不过是刻板印象的一种社会学风格的别称而已,被同义重复地混为一体了,除了增加称谓上的多样性转换之外,如何能由此而增加对污名的理解呢?即便Jacoby通过歧视是污名的结果(endpoint of stigma来作出了进一步解释:刻板印象一旦形成,社会将据此形成对不同人群相应的期待,那些被污名的人或群体将因此面临社会地位的丧失或者各种各样的歧视——也只是再一次强调了刻板印象与污名等同性的关系。这既是对污名理解的狭隘所致,也是由于对刻板印象理解上的偏失——将刻板印象仅仅界定在负面性的指称领域。

简而言之,刻板印象学派认为,污名本质上就是对某些差异的放大所导致的以偏概全的认知,和相继的态度、行为。[23]以刻板印象为核心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社会学习理论,又与具体的个体认知、态度、言行相衔接,并关注了污名(刻板印象)形成和作用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

2. 互动标记

互动标记理论(Mark Theory)是Jones等人在戈夫曼会丢脸discreditable)和丢脸discredited)基础上的进一步阐释,并细化了戈夫曼符号互动论的具体交往过程。

戈夫曼认为:一个人首先只是可能会丢脸”——他的污名还没有被发现,而处于被主体有意控制或者无法控制的状态;只有当这种污名被发现或者泄露了,才会真正处于丢脸的状态而成为被污名者,从而受到污名的影响并导致他人以污名相待。也就是说,污名是通过交往互动中对特征的发现界定特别对待而具体实现的。与此相应,Jones等人则通过标记理论对这一交往互动过程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并指出了污名的六个维度:隐匿性(能被发现程度或几率);显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否凸显出来);冲突性(在社会交际中的不谐调程度);审视性(他人的态度和反应);归因性(个体有多大程度的责任);危害性(对他人的危险程度)。也就是说,互动标记视角更多关注了被发现被污名与个体的特征本身的密切相关:有些差异会(容易)被发现,有些不会(不易)被发现;有些被发现会导致污名,有些即使被发现也未必导致污名。

互动标记理论,既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角度指出了交往行动对污名形成的作用,又关注了差异本身的特性在污名形成中的重要意义,从而比较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无尽差异中,有些差异会导致污名,有些则不会;为什么污名在程度和影响上会因为情境、人际关系、社会状况、文化等原因而形色各异。然而,对于为什么差异会导致污名的原因本身,却没有给出相应的解释;对于污名为何又如何作用和影响也少有涉及(仅有一些不言而喻的案例呈现)。

3. 社会学习与发展模式

借鉴Bandura的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理论视角,[24]Burkholder在对艾滋污名的研究中指出:艾滋病污名认知的建构和形成涉及到对传播途径、感染风险、刻板印象、社会规范、风险意识等一系列知识的学习,并在交往中得到践行。[25]Pettigrew则在有关社会规范对偏见、歧视与污名的重要作用的研究中, 通过对南非白人反黑人和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信念的调查指出:对黑人持有的偏见受到文化规范和个体对这些规范的遵从程度的影响。[26]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并不存在真正个体意义上的施污名者,污名与污名化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通过学习和交往实践而形成的,并在相应的社会情境中得到阐释而发生作用;一个蒙受污名的对象更多地是被社会施加的污名,是社会创造、容纳并维持了个体习得并践行的态度和行为——个体的污名施加者只是遵照社会或群体的规范去行为和反应而已。但问题是:一、集合性的社会规范是如何超越个人而形成,并被民主地认同的呢?二、人们被动社会学习而形成的污名观为什么必然会走向主动地学以致用呢?

而基于对污名的功能和社会进化视角的关注(相关论述见后文),StangorCrandall则在社会学习理论基础上总结了一种污名的发展理论,认为社会污名的形成是社会建构与交往互动共同作用的过程——污名由于其功能被人们发现、学习、实践而得到不断强化,并形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认同)的文化。[27]StangorCrandall认为污名包括三个要素:功能、知觉和社会共享,并以此为核心建构了一种污名形成的发展模型:对具体或象征性威胁的最初察觉歪曲认知使得群体差异扩大化对威胁和知觉的认同、共享形成污名。

如其所言,这一理论模型能较好解释污名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的相似性及差异性——污名的相似性,是因为人们有相似的共同防御威胁目的,而差异性则是由于知觉或共享方式的不同所造成的。该理论还强调了污名的形成是个体的认知歪曲与社会的沟通共享合力作用的结果,并关注了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

当然,关注污名形成过程的研究还有不少,提出的观点和视角也纷繁各异,但如上述四种所见,尽管在具体的细节上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大体上都是相似的。这一类的理论不妨可以概括为:污名,是特定社会中人们基于相应背景,通过学习和实践所获得的对某些对象的片面、消极的认知(偏见),这种认知在社会交往中得到进一步共享和强化(凝结为刻板印象),并体现在日常态度、政策和行为中。也可以简单说成,污名,是一种负面的认知-认同-行动。至于是将其看作三位一体的,还是看作是一种互动发展的过程,对于理解污名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二)污名作用过程相关的理论(是什么-如何

1. 社会文化与规范的认同

在《污名》一书中戈夫曼曾指出:污名是虚拟身份与现实身份的不一致是由社会所建构的,并以一种语言关系来指称着特征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联[28]污名与社会规范密切相关,是被规范所界定的越轨(Normal deviant)。[29]

在此基础上,Jones等人以标记作为对社会所界定的越轨描述,指出污名化作为一种建构的过程——社会对某些差异作出界定(标记),并使得贬抑性评估在相应的情境中得到阐释和表达,从而导致个体在交往互动中形成心理认同而产生了对被污名对象以偏概全的认知。[30]对此,Crocker等人则进一步指出,虽然污名的本质是被贬抑的社会身份,但这种污名身份并非完全固着在被污名者身上,而是由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交往所定义和发现的,并且个体被污名的几率和对污名的反应都受到其具体处于怎样的权势地位的影响。[31]Yang等人则借用中国社会中的面子face)指出了污名的身体道德和精神道德的双重性,阐释了污名的核心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生活价值丧失的威胁和作用的过程。[32]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规范、道德的视角认为:第一,污名与导致贬抑的个体差异特征相关;第二,这种被贬抑的特征是由社会界定并在具体的交往关系中被建构起来的。而随着社会进化视角的引入,[3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对整体社会权力的关注,[34]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体之间的权势方面。这样,为什么某些特征、差异会被社会文化、规范界定为越轨的问题也就逐渐浮出了水面,这在标签理论的后期发展和应用中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体现。

2. 社会身份与标签视角

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最早也许可以追溯到涂尔干(Émile Durkeim)。其在《论自杀》一书中指出:被判定为罪犯不只是因为触犯了刑罚条文所对应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还因为给越轨者贴上标签既实现了惩罚的功能也满足了社会对控制此类行为的需求。[35]1951年出版的《社会病理学》一书中,莱默特(Edwin Lemert)初步发展了我们今天所言意义上的标签理论,提出了初级越轨Primary deviance)和次级越轨Secondary deviance)概念,认为很多人原本可能只是偶然或者无意的一次犯错(初级越轨),但由于被贴上了越轨者的标签而被迫不断地认同才走向次级越轨并最终成为了真正的越轨者。此外,受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itonism)的影响,[36]贝克尔则从犯罪心理学、犯罪行为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标签理论[37]对为什么贴标签和如何贴标签进行了细致系统的研究,强调了社会和他人对越轨行为、越轨者的责任,并指出了越轨是由社会的规范所界定、建构和制裁的结果。

戈夫曼在《污名》一书中对偏常行为和越轨行为Deviation and Deviance)的讨论则给标签理论带来了新的发展,标签理论也由此成为污名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后盾。所谓标签,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规范,一个是刻板印象。该理论在污名研究中的应用通常认为,[38]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根据一定的社会规范而划分出什么是正常的、社会所期望的行为,什么是违规的偏常行为(deviation),从而对偏离行为形成了某种固定的认识,这种认知反映在违规行为主体身上,就形成了对该主体的一种刻板印象,社会也就给该主体贴上了相应的标签(污名),并以标签来扩大化对主体的认识。这样,一个原本完整的主体由于一次不严重的或者偶然的偏常行为(初级越轨)而成为了被标签所以偏概全地标定的越轨者deviant),他所有的行为也由此被社会以警惕的有色眼镜作为越轨行为deviance)来监视、分析和惩罚;从而,偏常行为的主体(deviator)也就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被迫地逐渐认同了自己的标签身份并成为自己的主导身份Master status),最终导致了预言的自我证实Self-fulfilling prophecy),而走上越轨生涯[39]

如今,标签在污名研究中的应用已经突破了在越轨领域的局限,而发展为与刻板印象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学别称。 对此,MajorBrien在心理疾病污名研究中对污名的作用过程所作的阐释是一个很好的示例。[40]首先,污名通过歧视而限制心理疾病患者接近重要生活领域的机会,直接影响其社会地位,地位的低下相应又会导致进一步的歧视。其次,污名会导致自我实现预言,人们对心理疾病消极的刻板印象和预期会使其以特定方式对患者做出反应,直接影响患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患者的行为可能会证实他人原本错误的预期,甚至会导致其自我知觉发生与预期一致的改变。再次,主流文化对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被人广泛知晓,在没有歧视表现、甚至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境中,它们都会影响个体行为;刻板印象的激活会自动导致行为与刻板印象接近,这在受污名群体中尤其如此。[41]

3. 身份威胁

戈夫曼指出污名是一种令人丢脸的特征,从而使得被污名者从一个完整的常人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丧失部分价值的异常人,导致了虚拟社会身份实际社会身份的不一致。[42]在此基础上,MajorBrient通过对污名心理机制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污名通过刻板印象、歧视、预言的自我证实,直接影响被污名者,而通过社会身份的威胁间接影响被污名者(假定了人们在某些社会身份受贬抑上有相对一致的认同)。[43]

Steele等人则指出,被贬抑、被边缘化的社会文化或情境线索将引导被污名的自我认同与施污名者协作,从而导致社会身份威胁。[44]于此,MajorBrient进一步指出,人们对这些情形的评估还受集体意识、情境线索,以及个人特性等因素的影响:首先,被污名群体对被污名的身份和地位具有共同的理解,这些集体意识会影响其对污名的知觉和评估;其次,不同情境对身份的威胁取决于它会在多大程度上让人感觉自己将会因此而被贬抑、被刻板印象化或者被歧视;最后,一些个人特性也会影响人们对情境的知觉和评估,包括对污名的敏感性、群体认同度、社区认同度、个人的目标和动机。

简而言之,身份威胁视角强调了影响污名作用的社会和心理因素: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和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或者被污名者所理解和想象的);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被污名者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有怎样的期待、动机或防御性应对。

4. 社会过程

以歧视为导向的污名定义相应,社会过程理论(Social process),是刻板印象和标签理论之外近来在污名研究中炙手可热的另一个理论。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其只是将各种理论解释(社会学习、互动标记、刻板印象、标签、社会身份、社会文化等等)以情境和权力的名义揉杂到一起的一种投机取巧的不辞辛苦,以其集大成而引人注目,但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或者,也许可以将其看作是发展模式理论的放大版,更多强调了泛泛而谈的社会和社会权力的参与,更多关注了污名作为互动实践的歧视层面(Enacted stigma)。

对于权力参与污名作用的社会过程,LinkPhelan作了如下五个步骤的阐释:[45]首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被区分和标记;接着,占据主流的文化和观念将某些被标记的人与不受欢迎的特征(负面的刻板印象)相关联;再接着,被贴上标签的人会被划分成一种特别的类型而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我们他们的隔离;再接着,被标签的人将由此经历种种不平等的地位丧失和歧视;最后则完全可能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等任何原因的差异的识别刻板印象的建构被标签者作为特殊类型的隔离,以及各种不赞成、拒绝、排斥和歧视而导致污名化。此外,通过对艾滋病污名的研究,ParkerAggleton则进一步指出了污名是不断加剧现存社会不平等性的社会过程;[46]Deacon则认为污名是不断变化和对抗的社会过程。[47]

LinkPhelan认为,[48]对污名是一种社会过程的归纳,强调了社会文化对人类差异类别的建构和维持,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有些差异会凸显出来而有些则被漠视,以及怎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力导致了对人类差异的这种特别关注。也正是同样的原因,他们以标签label)来替代了所谓的特征attributes)、状况condition)、标记mark),认为只有标签(或者刻板印象)才是超越身体本身的。

5. 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理论是一种偏于心理学的视角。所谓精神压力(stressor),是指外在或内在要求超出了个体所能适应界限的一种状况。[49]将污名理解为一种精神压力,也即指出:第一,个体在某些方面或程度上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或期望;第二,个体会因此受到社会的羞辱、摒弃或惩罚;第三,个体会因此努力满足这种要求——精神压力之一;第四,如果努力无法实现,一则设法遮隐,二则忍受被羞辱、摒弃或惩罚——精神压力之二;第五,由于认同了社会的污名,导致污名内化而产生了一种自我羞辱、厌恶——精神压力之三;第六,污名文化使得每个人都有被污名的担忧和恐惧——精神压力之四。

Lazrus等人认为,将污名理解为一种精神压力的好处在于,可以像评估其他类型的精神压力一样引起更多对污名的关注。而Clark等人认为,将污名理解为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应对,便于解释不同污名对心理、社会乃至生物性的影响。[50]Miller等人则认为,将污名理解为一种精神压力,有助于唤起对被污名者应对层面上的更多关注和自觉。[51]

(三)污名功能相关的理论(为什么-如何

功能理论对于理解污名为什么能在社会和人际交往中长盛不衰,又是如何作用和得以维持,有很大帮助。然而,功能理论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扩张到了试图作为对污名起源的解释。事实上,这种功能主义视角只是解释了污名的价值和存在依据,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对污名起源的追寻——也就是说,颠倒了因果关系。好比鼻子有架眼镜的功能,但不能认为鼻子是为了眼镜而生的;刀可以用来杀人,为了杀人也可以生产刀,但不能说刀是为了杀人而产生的。

1. 社会控制(社会管理)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Ross E A)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首次从社会学意义上使用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他认为,在人的天性中存在一种自然秩序,包括同情心、互助性和正义感三个组成部分。人性的这些自然秩序成分,使人类社会能处于自然秩序的状态,人人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约束,自行调节个人的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的争夺、战争引起的社会混乱。但是,罗斯所设想的这种自然状态被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所否定。在现代的美国社会,初级群体和社区迅速解体,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交往的匿名度大为提高,人性中的自然秩序难以再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离轨、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出现。所以,罗斯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即社会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在他看来,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他还认为,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乃至社会评价等等,都是社会控制的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必要措施。[52]实质上,罗斯所提出的这种社会控制是一种非暴力的社会管理的理论。

社会控制(管理)理论在贝克尔的越轨研究和戈夫曼的污名研究中都得到过一定程度的关注。如前所述,戈夫曼就认为污名似乎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即谋求那些社会不支持的人以支持社会的功能……让一些有不良记录的人蒙受污名,在表面上能起到进行社会控制的作用[53]社会控制理论在污名研究中得到应用和大力推崇(尤其是将污名与歧视关联的研究,譬如GussowLinkPhelanParker等人的研究,以及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应用研究),与污名在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这种功能密不可分。

然而,正如贝克尔通过标签理论所揭示——越轨是由社会所界定,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诸如贴标签等社会控制所催化导致的。也许,我们只能这么说,污名申明了一种社会的规范和要求,并想当然地希望实现社会管理的目的。至于,事实上污名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管理功能,还是适得其反地增加了社会管理的成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恐怕是一个永远也分辩不清的问题。

但对于社会控制在现实中所演绎的另一种功能——社会剥削,则基本上是证据确凿的。这就是诸多污名研究者经常提出,却从来没有給予认真澄清的歧视。人们不惜将污名与歧视混为一谈,是为了论证污名的现实作用以图解释污名的原因,却又局限在了社会控制-管理的理论视野中,而漠视(或者说耻于承认)其实质上的剥削性质。

此处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污名的社会剥削和接下来论述的社会排斥功能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剥削,是通过污名实现对被污名者的利用;社会排斥,是通过污名实现对被污名者权利和资源的剥夺(因此,也可以称作社会剥夺)。但这两种理论上的功能,在现实中却面临着同样的功能悖论困境。 [54]

2. 社会排斥

20世纪60年代,法国一些政治家、活动家、官员、新闻记者和学者经常在意识形态上模糊地提到穷人是受排斥者”(the exclude)。后由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概念,并逐渐流行开来,成为探讨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55]

与社会控制(管理)不同,社会排斥则主要是从消极的角度分析污名的功能与原因。譬如在HIV问题上,[56]社会排斥理论认为对艾滋病的污名化,是试图据此以实现对HIV感染者的歧视与排斥,是资源竞争的非暴力策略,是多数人(或强者)对少数人(或弱者)在权势较量中的话语反映与实践。对此,也有人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排斥,认为通过排斥降低选择风险和选择压力(譬如戈夫曼)(这实际上又涉及到社会进化主义的理论,见后文)。社会排斥理论在污名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也是与对歧视的关注相对应的,如我们在前述文献中所指出,被认为是污名的社会功能,此处不再赘言。至于社会排斥的原因,则被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也因此,作为社会排斥功能的污名又往往被称为结构性污名。[57](非结构性污名则包括:个体层面的污名和自我污名)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社会控制(管理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在逻辑有这样两个特点:从目的来看,它强调同质性,否定个体多样性;从作用过程来看,它具有依赖性和互动性。社会管理代表了一种集体的利益和意志,从而可以凌驾于个人或少数人之上,施行相应的控制。但由于这种控制是非暴力的,因此又得依赖于集体来贯彻这种意志,这就又分成了两部分:集体中的大多数,和集体中的少数。对大多数的依赖,是依赖其监管、教化和群体压力;而对少数的依赖,是依赖其被教化或者被感化。因此,在社会管理理论中,大多数和少数是相互的,在理论假设上是同属于一个集体并有着共同意志共同福祉的,或者至少是以此为目标的。但社会排斥理论却有着鲜明的群体划分,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集体或者共同意志。在群体划分上,社会排斥与社会剥削恰恰是一致的。因此,理解污名作为社会管理、社会剥削、社会排斥功能三者的区别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群体的归属。

3. 谴责理论

谴责,是对污名化最直接、最通俗的解释;也可以说成是污名通向社会控制和社会排斥的桥梁。谴责理论(Blame theory)的基本假设是:污名,是责任归因的基本表现和结果。其实早在1988年,Foege,以及NelkinGilman在对瘟疫/传染疾病的研究中就提出过外群体归因的谴责理论,但直到1999Joffe《风险与他人》一书的出版,谴责理论才在污名的相关研究中被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污名形成的心理基础。

同时,谴责理论也被认为具有其相应的特殊功能。一方面可以起到告诫防范的作用。譬如,NelkinGilman指出,[58]将疾病与刻板印象相关联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谴责外群体,通过将疾病与外群体的遗传、行为特性等联系起来,从而降低与其接触而被传染的可能。”Joffe使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强调他人责任not me others are to blame)的现象解释了艾滋病领域类似的情形,认为主要是由于HIV感染被归咎为主体的越轨行为所导致,从而被标定为越轨者他人”“咎由自取的社会谴责。[59]另一方面也可以合理化社会的不平等或者为拒绝提供相应照料和资源辩护。譬如,Deacon指出:认为他人更易感染艾滋的外群体理论包含了各种形式的偏见、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等,使得这种对外群体的污名和歧视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合理化、合法化;[60]CastroFarmer也指出:在艾滋病领域对感染者的谴责,有助于推卸对感染者未能提供适当照应的责任和压力。[61]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谴责往往将疾病妖魔化和夸张化从而增加对其的控制力。既然要归咎责任,则首先需要区别彼此,因此/我们他人/他们就成了谴责理论的逻辑前提。[62]那么,一旦形成群体对峙,所谓责任归因也就超脱了责任本身,而成了话语和权势下的建构了。正因此,疾病才被建构所强化为一种他者”——是其他种族,其他阶级,其他群体的。也因此,无可避免地,谴责将与一些具体的意识形态、政治或社会目标紧密关联起来了。

概括而言,谴责理论在个体层面侧重强调了风险规避的需求(直接风险,和潜在风险——社会参与);在社会层面/群体层面则是从另一层面发展为社会排斥和社会控制理论。谴责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社会控制和排斥理论在微观层次上的不足,却又面临了另一种困境:对于非主体责任者的污名和歧视同样普遍存在——譬如,医源感染的HIV感染者、天生残疾、少数种族等等。

4. 系统正义

斯达纽斯(Jim Sidanius)和普拉图(Felicia Pratto)的社会支配论(Social dominance theory)假设,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不平等必须被合理化,这样才能最小化群体间冲突。[63]基于这样的理论假设,Crocker等人认为污名的另一功能是可以合理化社会中不平等——由于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群体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因此,处于优势的群体会通过污名化处于劣势的群体和个体, 以扩大对使他获益的社会体系是公平正义的认同,从而合理化他们具有的优势,维持和稳固已有的优势地位。[64]

Jost等人则进一步指出,污名可以缓冲知觉者的焦虑和威胁感,污名化他人可以提高知觉者的可控感和实际的可控程度,从而导致对他人的漠不关心,系统性的避免,隔离和边缘化,因为受污者往往对施污者的健康、资源和价值构成威胁,而污名进程则心理化与制度化地将某些群体排斥在资源之外。[65]

概括而言,系统正义视角认为,污名与污名化的起源和功能就是为了维持这种系统的正义。然而,何为系统正义呢?所谓系统正义,又何尝不是话语和权势的建构。系统这样的玄称,在现实中不过是大多数、政府、社会、强者的代名词。这一点上,色拉叙马霍斯可谓一语破的:我说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依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谁不遵守,他就有违法之罪,又有不正义之名。[66]

如果说,谴责,是手段和桥梁在心理上的诉求;那么,系统正义,则是通过冠冕堂皇的包装在社会意义上的诉求——目标所指仍然是社会控制与社会排斥。系统正义这一理论对于自我污名和污名的内化有较好的解释力。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群体间的冲突必须最小化,并以对弱势或少数群体的污名和压制为出口?

5. 社会进化

Neuberg等人在对污名的研究中强调了生物与文化的相互作用,认为被污名对象的属性存在跨文化的共性;人类对他者施加污名是为了满足一种基本的生物文化需要——确保人类群体能更有效地生活。[67]

相比之下,KurzbanLeary的论述更为明确和直接。他们认为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必须适应生存法则和基因遗传,因此有必要将群体内部的威胁减到最小,这就需要相应的机制来辨别出那些危害群体或妨碍群体发展的特征或个体,并贴上标签,从而引导其他群体成员对此保持警惕,必要时施以限制或将这些个体从群体中分离出去。[68]而污名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在进化论研究者的眼中,污名化是种族/群体生存和繁衍的策略,是由基因和生存法则所推动而导致的某种歧视、排斥需求。

(四)污名动因相关的理论(为什么-如何

1. 群体情绪

前面在各种理论解释中都反复提到过群体的划分,并被默认为是导致污名的重要原因,但导致这种划分的原因又是什么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群体情绪理论为此作出了一种解释尝试。

Smith在《社会身份与社会情绪:对于偏见的新认识》一文中指出,个体情绪的认同归属会形成某种群体情绪,从而产生偏见共识;这种情绪和共识的认同扩大,就会凝结为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刻板印象。[69]Devine等人则在情绪理论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社会化的群体对峙,综合了文化、利益等视角,指出了艾滋病污名是我们他们的社会问题。[70]而在PlantDevine合作的一篇论文中,这种群体的情绪被扩展到了对心理焦虑的具体关注。[71]

然而问题是,不论情绪还是焦虑都是天然产生并且独立的么,即使在认同扩大过程中也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么?这种将原因引导到心理层面的解释,有着某种想当然的误区——“心理,是本能、自发并独立的

2. 自我提升

CrockerLutsky认为,人们有着确认自我优秀和自我价值的需求,因此如同FestingerGruder等人曾指出会由此诉诸于各种通过与他人对比的方式或手段来实现;也因此当对自我价值不确信时会倾向于同被污名的群体相比较(或者通过污名化他人而满足相应的心理需求)。[72]

一般而言,自我提升理论(self-enhancement)认为,污名化可以通过下行比较(与不幸的他人比较)提高自尊,增加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下行比较既可以是相对被动的(寻找在某些方面不如自己的人) ,也可以是主动的(通过污名化创造出他人的劣势) ;而在污名化过程中也同时包含被动和主动的下行比较。此外,自我提升理论认为,在群体层面,污名化他者也可以提高群体自尊,对内群体优于外群体的强调可以增强集体自尊和凝聚力。

然而,自我提升理论至少面临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为什么被污名者往往会表现为对污名的认同甚至自我污名化?第二,为什么不同群体/个体会对某些特征或他者达成相同的贬抑共识?第三,为什么以对比而自我提升为目的贬抑他者最终会形成社会共识的污名?

此外,和群体情绪类似,自我提升的心理需求是原生性的么?如果不是,那么又是因何、如何产生的呢?

3. 社会忧虑、恐惧、陌生焦虑

忧虑的动因理论在实质上是对社会控制理论的心理层面解释,将社会控制的功能需求演绎成一种心理需求,似乎这样就可以回避功能主义过度解释的因果倒置困境。

且不论忧虑心理何以自发形成,此理论还面临着ColemanSchur所提出的质疑——“为此我们将不得不弄清楚污名与威胁预见之间的关系,以及污名何以能化解社会对某些越轨,甚至所有已知越轨/危险的恐忧’”——也就是说忧虑何以必须演变成对他者的贬抑、污名、排斥、压制?[73]

Coleman自己强调的恐惧,[74] 陌生焦虑以及其他人的一些归因于心理的理论视角,[75]其实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将越轨忧虑一词直接替换即可),不一一赘述。

三、问题的提出与进一步论述

概而言之,污名既有研究的通行认识可以大致总结为:污名,根源于人类普遍存在的本质性特质或差异,经由认知上的社会学习,以及政治、经济等权力结构所维持规范的引导而在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对于特质/差异-刻板印象的某种识别体系和心理效应,并随着人们在日常互动交往中的认同和运用而逐渐凝结成具备了诸多功能的一种贬抑性社会身份或指称。

而如前述所见,在对污名的研究中积极的论调往往关注污名对于促进社会管理无可替代的作用,消极的论调则往往关注污名对于的损害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或者可以说只是出于对社会负面影响的顾虑才不得已关注对被污名个体之的损害);但却很少有人对于污名的原因多一些追问和深思。理解污名,要说容易也很容易,随随便便一个理由都不无道理;要说困难又何其困难,不论怎样的理由都显得牵强含混、有失偏颇。而越是不断地层层追问为什么,这种力有不逮感就越是强烈。

譬如,如果说社会排斥是贫穷污名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会有社会排斥?如果说社会控制是罪犯污名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会有社会控制?如果说社会排斥、社会控制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和生活,那么何为更好,谁的标准,谁的更好?如果说是大多数人(强者)的标准、大多数人的更好,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的更好必须建立在少数人(弱者)的痛苦之上,而少数人又如何会成为大多数人牺牲的对象?又为什么,事实上所谓的强者也往往为污名所困,而大多数也往往成为被鱼肉的对象?

此外,除了前述文献中已经提到的一些问题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现有污名研究存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和发人深省的问题:

所有的定义、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将污名的根源最终归结到身体、性格、族群等方面的差异特征。那么如果有一种魔法能使所有以上相关的污名特征统统消失,每个人都成为如StafordScott所说的理想的人Ideal person),[76]是否污名也会由此而销声匿迹呢?从以上的种种理论来看,答案似乎应该是。但污名真的会由此而消失么?

所谓污名特质用社会学概念表达的话可以看作是一种相对的差异,意味着某种衡量和判别。那么到底怎样才算是导致污名的差异呢?而所污名化的到底是差异本身,还是拥有差异的人呢?譬如,一个欧洲纯种男性白人,有着各种博士学位,著作等身,作出过造福人类的伟大贡献,资产万亿,但是长相有点恐怖,还有点跛足,是个同性恋,嗜好吸毒,捐助过很多慈善事业,也因为诱奸儿童蹲过大狱……他会成为一个被污名者么?会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么?如果会,为什么瑕可掩瑜?如果不会,凭什么可以力挽狂澜?是不是因为当一个人有用时,所谓的污名特质就算不上差异而更像自己人了?但因此就意味着被去污名了么?还是仅仅抵制住或者说消解了歧视而已?

如果说社会规范情绪心理功能等等,都可以看作在实质上指的是某种需要,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必然会污名化差异来满足此需要,污名又为什么必然会成为一种需要?或者如Coleman所说,为什么必然是更需要拒斥而不是接受(或帮助)他人;更需要贬抑而不是褒扬他人? [77]是不是反过来想一下,人们为什么需要对别人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就可以豁然洞开?如果不那么简单,那么更深一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④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推波助澜,人们的视线已越来越多地转移到对自身和日常生活的日益关切,污名的重要性和深层影响也随之越发凸显出来,掀起了学术研究的一时雀起。然而,由于污名研究的重心过多地被女权、贫困、疾患等具象所牵制,往往流于描述性或者应用型的研究,而对于污名本身以及理论上的关注却极其有限。

⑤事实上,甚至可以说现行的很多此类污名研究和应用实践在实质上却往往也是一种污名性的——由于不断的关注、言说和行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其污名更深层地凝结在了集体的记忆与意识之中。如果说,福柯通过话语权力分析所指出的的压制促发了的生产论述了权力的生产性,是可借鉴的话;[78]那么反而观之,在对污名歧视的反抗斗争中(包括理论或应用研究),一方面由于固有话语权势和思辨逻辑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不当的举措,同样在一定程度上促发了污名和歧视的生产再生产

笔者认为既有污名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主要问题就在于将特质/差异作为污名的根源,并对其存在着本质主义认知误区(尽管考虑了一些社会因素);而对更重要的核心问题和实质性关系却未予以足够关注。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叙述了一个洞穴囚徒的故事:人类就好比洞穴里的囚徒,从出生起头颈和腿脚就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动,只能看到面前的洞壁上的影子(身体局限);由于终其一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影子就成了唯一真实的存在, 并基于对影子的认识而争名夺权(知识局限);如果有某个囚徒能够摆脱束缚,可以站起来转头看到事物本身,或者能够走出洞穴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就会意识到之前洞穴里的争斗是多么可笑(认知局限);如果他因此而萌生说服洞穴之内囚徒的念头,试图返回洞穴将他们从虚幻的影子世界中解放出来,那么结局可想而知,不会有任何人相信他,甚至会因为他的妖言惑众而将他视为疯子而愤而杀之(社会局限)。[79]

作为对人类社会与真知的一种隐喻,洞穴囚徒所展现的这四重局限和困境,也是我们认识污名、摆脱污名的局限和困境——人类受自然差异的局限(身体)、标准建构的局限(知识)、对标准和差异认知的局限(真知),以及自我维持和政治立场的局限(社会)。因此,必须首先认识到这四重局限,并对此尝试作出相应的解答,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污名,化解污名。遗憾的是,这一点在既有的污名研究中几乎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关注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SH006《政治与社会学交互视角下的污名理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840011《中国城市初级生活圈的变迁与重构》。

[]  E.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Sutton Valence: Touchstone Books, 1986. 事实上,在戈夫曼之前对于stigma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但正如戈夫曼在书中所指出和引用的,主要都是些心理层面的研究,以及一些诸如小说类、记述类的故事。关键是,此前一直没有形成对于stigma的概念性认识和系统论述。

[] B. G. Link and J. C. Phelan,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Sociology, vol.27, 2001, pp. 363-385. R. Parker and P. Aggleton, “HIV and AIDS-related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Implications for Ac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57, 2003, pp. 13-24.

[]可参见:杨玲、朱雅雯、李建升:《艾滋病污名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李现红、何国平、王红红:《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的概念及研究工具发展状况》,《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2期。

[]文献检索日期2012-01-12。参见,管健:《污名的概念发展与多维度模型建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景军:《艾滋病谣言的社会渊源:道德恐慌与信任危机》,《社会科学》2006年第8; 张有春:《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 《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 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1963), 宋立宏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

[] 同上,Goffman, 1986, pp. 1-19.

[]同上,Goffman, 1986, p. 3.

[]同上,Goffman, 1986, p. 4.

[]同上,Goffman, 1986, p. 3.

[11]同上,Goffman, 1986, p. 4.

[12]同上,Goffman, 1986, p. 5.

[13]同上,Goffman, 1986, pp. 137-8.

[14]同上,Goffman, 1986, p. 107.

[15]同上,Goffman, 1986, p. 124.

[16]同上,Goffman, 1986, pp. 146-7.

[17] 同上,Goffman,1986, p. 139.

[18] 相关论述可参见,姚星亮:《污名的统治——泛政治视角下的污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9]同上,Goffman,1986, p. 5.

[20] 参见P. G. Devine,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6(1), 1989, pp. 5-18. 以及,王沛:《社会认知方向下的刻板印象研究述略》,《社会心理科学》1999年第3期,3-9页。

[21] A. Jacoby, “Epilepsy and Social Identity: The Stigma of a Chronic Neurological Disorder”, The Lancet Neurology, 2005(3), pp. 171-178.

[22] E. Jones, et al., Social Stigma. U.S.: W. H. Freeman and Company, 1984, p. 9. “…define stigma as a “mark” (attribute) that links a person to undesirable characteristics (stereotypes).” 此句未能在Jones等人的原文中找到,转引自:Link, 2001, p.365Jones等人与此最相近的表述在第9页:The stigmatizing process thus link the mark to a central aspect of the marked person’s identity or dispositional makeup, and complex emotions are typically aroused.…the person cannot be dealt with except on terms that consider his deviant mark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is identity. Impression engulfment is thus the essence of stigma.

[23] 参考同上:Jones, 1984; Link, 2001; Jacoby, 2005; 以及,张宝山俞国良:《污名现象及其心理效应》,《心理科学进展》20076期,第993-1001页。

[24] 可参考:A.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84, 1977pp. 191-215.

[25] G. J. Burkholder, et al., “Social Stigma, HIV/AIDS Knowledge, and Sexual Risk”, Journal of Applied Biobehavioral Research, vol. 4(1), 1999, pp. 27-44.

[26] T. F. Pettigrew, “Generalized Intergroup Contact Effects on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23, 1997, pp.173–185. T. F. Pettigrew and L. R. Tropp,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 --Recent Meta-analytic Findings”, in S. Oskamp (ed.), Reducing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Mahwah, NJ: Erlbaum, 2000, pp. 93-114. T. F. Pettigrew, “Intergroup Prejudice: Its Causes and Cures”, Actualidades en Psicología, vol.22, 2008, pp. 115-124.

[27] C. Stangor, C. S. Crandall, “Threat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tigma”, in T. F. Heatherton and R. E. Kleck , M. R. Hebl, et a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p. 62-87.

[28] 同上,Goffman, 1986pp. 3-4.

[29] 同上,Goffman, 1986p. 130.

[30] 同上,Jones, 1984, p. 9.

[31] J. Crocker, B. Major, C. Steele, “Social Stigma”, in D. T. Gilbert, S. Fiske  and G. Lindzey(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NY: McGraw-Hill, 1998, pp. 504-533.

[32] L. Yang, A. Kleinman, B. Link, et al. Culture and stigma: Adding moral experience to stigma theor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64, 2007, pp.1524-1535.

[33] 有关社会进化视角可参考:R. Kurzban, M. R. Leary,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Stigmatization: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Exclus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27(2), 2001, pp. 187–208.

[34] 可参考:同上,Link, 2001; Park, 2003; Yang, 2007; B. Major, L. T. O’Brie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Annual Reviews of Psychology, vol. 56, 2005, pp. 393-421.

[35] 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Labeling_theory

[36] 戈夫曼在1959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极大地推动了符号互动论拟剧理论的发展,对于人际交往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该书英文版:E.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中文译本: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冯钢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37] H.S.  Becker, 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38] 可参考:同上,Link, 2001; Park, 2003; Major, 2005.

[39] 同上,Becker, 1963.

[40] 同上,Major, 2005.

[41] 转引自:李强、高文珺、许丹:《心理疾病污名形成理论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08年第4期,第582-589页。

[42] 同上,Goffman, 1986pp. 2-4.

[43] 同上,Major, 2005.

[44] C. M. Steele, S. J. Spencer and J. Aronson, “Contending With Group Image: The Psychology of Stereotype and Social Identity Threat”, in M. P.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San Diego, CA: Academic, vol.34, 2002, pp. 379-440.

[45] 同上,Link, 2001, p. 367.

[46] 同上,Parker, 2003.

[47] H. Deacon, Understanding HIV/AIDS stigma: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nalysis. Cape Town HSRC Press, 2005.

[48] 同上,Link2001.

[49] 参见R. S. Lazarus and S. Folkman,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1984. K. W. Allison, “Stress and Oppressed Category Membership”, in J. K. Swim and C. Strangor (eds.), Prejudice: The Target’s Perspective. San Diego, CA: Academic, 1998, pp. 147-170. R. Clark, N. B. Anderson, V. R. Clark, et al., “Racism As a Stressor for African Americans: A Biopsychosocial Model”, American Psychologist, vol.54, 1999, pp. 805-816. C. T. Miller, B. Major, “Coping With Stigma and Prejudice”, in T. F. Heatherton, R. E. Kleck, M. R. Hebl, et al.(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pp. 243-272.

[50] 同上,Clark, 1999.

[51] 同上,Miller, 2000.

[52] 参见:[2011-03-05]http://baike.baidu.com/view/183640.htm?fr=ala0_1_1.

[53] 同上,Goffman, 1986, p. 139.

[54] 污名的功能悖论问题比较复杂,限于篇幅,笔者将撰文另述。

[55] 参见:[2011-03-05]http://baike.baidu.com/view/1162233.html.

[56] 可参考:同上,Devine, 1999; Parker, 2003; Deacon, 2005.

[57] 可参考:同上,Link, 2001.

[58] W. H. Foege, “Plagues: Perceptions of Risk and Social Responses”,  Social Research, vol. 55(3),1988, pp. 331-42. D. Nelkin and G. Gilman, “Placing Blame for Devastating Disease”, Social Research, vol. 55(3), 1988, pp. 362-3.

[59] H. Joffe,  Risk and “The 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0] 同上,Deacon, 2005.

[61] A. Castro, P. Farmer, “Understanding and Addressing AIDS-Related Stigma: From Anthropological Theory to Clinical Practice in Haiti”,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95(1), 2005, pp. 53-59.

[62] 从研究谴责理论的文献题名,也能看到这一点,譬如:H. Joffe的书名是Risk and "the other"P. G. Devine等人合著的另一本书书名是The Problem of “US” Versus “them” and AIDS Stigma.

[63] 斯达纽斯、普拉图:《社会支配论》, 刘爽、罗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4] 同上,Crocker, 1998; J.Crocker, “Reaction to Stigma: The Moderating Role of Justification”, in M. P. Zanna and J. M. Olsen (eds.),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The Ontario Symposiu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4, pp. 289-314.

[65] J. T. Jost and D. Burgess, “Attitudinal Ambivalenc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roup and System Justification Motives in Low Status Groups”,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26,  2000, pp. 293-305.

[66]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38页。

[67] S. L. Neuberg, D. M. Smith and T. Asher, “Why People Stigmatize: Toward a Biocultural Framework”, in T. F. Heatherton, R. E. Kleck, M. R. Hebl, et al.(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stigma. NY: The Guilford Press, 2000, pp. 31-61.

[68] 同上,Kurzban, 2001, pp. 187-208.

[69] E. R. Smith, “Social Identity and Social Emotions: Toward New Conceptualizations of Prejudice”, in D. M. Mackie and D. L. Hamilton (eds.), Affect, 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Interactive Processes in Group Percep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3, pp. 297-315.

[70] 同上,Devine, 1999.

[71] E. A. Plant and P. G. Devine, “The Antecedents and Implications of Interracial Anxie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29, 2003, pp. 790–801.

[72] 转引自:C.Ainlay, G. Becker and L. M. Coleman (eds.), The Dilemma of Difference: A multidisciplinary View of Stigma. NY: Plen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6, pp. 95-121.

[73]同上,Ainlay, Becker and Coleman, 1986, p. 232. 以及E. M. Schur, The Politics of Deviance: Stigma Contests and the Uses of Power, NJ: Prentice Hall, 1980, p. 22.

[74] 同上,Ainlay, Becker and Coleman, 1986, p. 216, 225.

[75] 同上,Ainlay, Becker and Coleman, 1986, p. 217.

[76] M. C. Staford and R. Scott, “Stigma, Deviance, and Social Control: Some Conceptual Issues”, in C.Ainlay, G. Becker and L. M. Coleman (eds.), The Dilemma of Difference: A Multidisciplinary View of Stigma. NY: Plenum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6, pp. 77.

[77] 同上,Ainlay, Becker and Coleman,  1986, p. 232.

[78] M.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79] 同上,柏拉图,1986, pp.273-275.

Copyright © 2002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电话:(010)6251 4498    京ICP备12030030号
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给本网站投稿:tg@sex-study.org 管理员邮箱:admin@sex-stud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