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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问题的艾滋病
仰望星空 回守方圆
作者:高燕宁  时间:2016年03月04日
来源:作者投稿
 

仰 望 星 空,回 守 方 圆

"中国出了个高耀洁",朱学勤说。或许,高耀洁不是红太阳,不是北斗星,而是一颗启明星,却又埋没在浩瀚的夜空中,让凡人如今凭肉眼凡胎很难找寻。

她生于1927年,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原河南中医学院妇产科教授。她是徐继儒(字幼之)的外孙女(徐的长女是她的养母)。徐幼之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清末翰林院编修,官至山西巡抚。她饱读诗书,悲天悯人,与这位外祖父的徒弟张成皇为其私熟老师,及其教养有很大关系。也因此,退休后她到了河南省文史馆。那是前朝遗老遗少的集散地。

我所遇见的高耀洁

2002年“五四”,我登门拜访高耀洁。事出有因:一是我在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开出《艾滋病健康社会科学》研究生课,想请她来讲采供血传播;二是一个名为“未来十年中国艾滋病社会支持体系对策研究”的复旦融合基金课题也申请到了,想跟她进艾滋村做调研。

第一个目的达到了,这门课就是由她开讲的。我一共四次请她到复旦讲艾滋村,从2002年至2005年一年一次,除2003年那一次是给本科生做讲座外,其余三次均为研究生课程,但最后一次因故没让讲(她人已到沪)。除了在复旦的课,我还协助她在沪上联系了三个讲座,分别由上海市社会科学院HIV/AIDS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夏国美)、上海市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陈天仁)和上海交通大学亲青关爱协会(戴韵婷)主办。后来,有文件对她在复旦讲课的主题加以“限定”,2008年、2009年两度请她到沪讲课相继失之交臂。

第二个目的没达到,因不巧那段时间她“树大招风”,又腿脚不便,一时下村较少,我怕等不及,只好另找路子进村,前后跑过近廿次,其中2/3都在中原某县,持续数年追踪“点”上的情况,先自己和团队两度调研,后同一天将程华和杜聪带进该县,前者完成了国内第一个艾滋村的流病普查,后者在那助学至今;另1/3陪高耀洁和杜聪跑“面”上的情况,蜻蜓点水,其中跟高耀洁跑过柘城、开封、郑州、山东曹县。跟她下村很累,常常早六点驱车出门,晚八点才回到郑州,一整天在外颠簸持续12个小时以上。我们这些晚辈都觉得腰酸腿麻,更不要说当时年逾七旬的老妪了。的士司机是高教授的“关系户”,杜聪出食宿交通费。

往返途中,又多次到过她家。遇上吃饭时,由她老伴郭老师掌勺,粗茶淡饭,外加待客的韭菜炒蛋,入乡随俗。跟高教授进村,有过“打黑洞”、下双庙、探黑洞等经历,而她早期进村的情况,开始在她家里,后来多在车上,听她陆续道来。说到村里,那到过的村落,见过的村民,对着照片,时间、地点、姓字名谁一个不拉,讲得清清楚楚,其记忆力惊人之好,让我自叹不如。实际上,年近八旬的她,仍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四书》《五经》。难怪她二伯常说:“这孩子的记忆太好了,可惜是个女孩,将来做不了大事。她若是个男孩,高家至少出个人才。”

那次在双庙村被围堵的情况,她已经写在书里了。我只想补充,那天车到村头,不知如何开到朱进中家,遇一位村民才问出了路。转眼间,大家却在车里嘀咕:“这人是不是村头的‘探哨’啊?”结果到家后没遇上朱进中,才等了一会儿,便有陌生人探头张望,众人一看苗头不对,随即驱车离村,不料刚驶出村头小学不远,就被等候在那的一大队人马拦住去路,为首的便是所在乡镇的领导。他察看了车里的人,认出了高耀洁,还算客气就放了行。之所以没为难我们,估计是托了高耀洁在场的福。可如果你告诉我,当地“正在全力以赴抗艾救灾”,在这种场景中,打死我也不信。

我所触及的高耀洁

记得第一次拜访高耀洁,跟郭老师说话时,我开口说到自己认为“高耀洁是民族英雄”,不料,却发现老家听罢竟然眼圈发红,没有言语,不再微笑,更无客套可言。回想自己在登门之前读过高耀洁的报导,真的没想到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世上竟有人动用自己的养老金来抗击艾滋,更没想到两老会受如此牵连。这就是高耀洁对我的感召。或许,这也是伟人与常人的区别吧。

后来,李菁的那篇“人道主义者高耀洁”,见解远在我之上。再后来,马云龙看出高耀洁的仁者之心和天使之情,探索一隅灵魂之高洁,却以“壮哉,仁者之怒,天使之怒!”撂笔而去,让人长叹不已。至此,我只能补充一些可能别人还没怎么遇见的高耀洁。

有一次,在走访艾滋村的途中,我忽然问她:“高教授,如果早知道八年防艾有那么多磨难和艰辛,你当初还会站出来吗?”“不会!”她不假思索,回答得干净利落。可是,有时你却能听到她似乎在自言自语:“我受过很多苦,所以特别同情受苦之人。”

有一次,谈到她以前治愈了的一对“不孕症”夫妇在助其防艾,不料触景生情,勾起往事上心头:“以前,我给人家治不孕症,治好了,生一个胖娃娃,大家欢天喜地,开开心心,多好啊!现在,我整天面对的都是死亡、苦难和绝望,心里真难受——太痛苦了……”这么大的人生反差,决非一位退休大夫所能预见,所愿面对。

200412月,去了文楼村的吴仪在郑州见了高耀洁。吴仪说:“你很有远见。”高耀洁说:“我是医生,一看见病人,我的脚就挪不动。”

20052月,在郑州的李克强也见了高耀洁。在说及李德敏状告高耀洁“诽谤罪”那场官司时,有这么一段对白:“你有什么要求?”“你们不要再整我了。”“不知道是手下哪个没水平的官员干的。”

冥冥之中,惯性使然,似乎这一切,都没随其中任何一位当事人当初的本意而转移。是当地执意要这打造一位享誉全球的Jonathan Mann奖(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吗?恰恰相反,如果当地一贯支持她防艾抗艾,那么获奖者就一定不是她。是所有政府官员都要整高耀洁吗?也不是,虽然一直有人故意在整她,甚至最后不惜往死里整。莫将阿胶往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我不相信,有谁故意制造了这场灾难,但谁都不难看出,的确有人在故意隐瞒这场灾难,从而导致当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见死不救”,十分尴尬地犯了众怒。这么些最最起码的人道救助,难道你随口就能说出的哪一个部门都不比这位七旬老妪更有理由来承担,难道还要用她那双小时候没被裹好的小脚,走一个又一个加起来竟有数百个的村落,去探访、去救济、去分担吗?记得有人这么说过:“这些事,本不该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做的。”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竟然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当地的艾滋村民,当子女交不起学费时,当吃了上顿没下顿时,当缺医少药时,当身体生病时,甚至临终前,竟然首先想到不是某个职能部门,而是一位当时77岁的老人,其中许多还走得动的人甚至不惜从乡下直接跑到郑州,去见高耀洁一面?我不知道,我们有哪一个部门收到艾滋求助(或疫情)信能比高耀洁的那10000万封还多?我不知道,中国有哪一家疾控中心公费印刷的防艾资料能比高耀洁自费印的那100万份还多?

高耀洁一直说她不是“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诚然,不是她第一个向中国社会发出血殇的呐喊之声。 1988年,孙永德上书卫生部,就单采血浆之艾滋风险仗义直谏,据悉陈敏章临终前曾有“当初没听孙老先生的话,看来我们错了”之言。1995年腊月,王淑平带404份血样进京验证,曾毅将报告荐呈卫生部(62份血样HIV阳性,阳性率为15.3%)。1997年,苏惠存报告“我省献血浆人群中存在严重的HIV感染”,说的是在对省厅验收合格的34县共7个单采浆站1993年~19953月所采的“健康原浆”复检时,发现588人份血样HIV阳性(阳性率为1.1%,其中,93542例,949例,951-337例),而该省对外公布的首例HIV感染者的报告时间竟然是199538日(一郭姓感染者在昆明卖血时查出HIV阳性而“划归”原籍,感染途径对外“定性”为性传播,对内传达其曾在(周口)太康卖过血)。1999年,桂希思两下文楼后上书直谏李岚清(第一次采11份血,10人阳性,第二次阳性率61.9%96/155))。如果说,孙永德拉响了血殇的警报,苏惠存小心插柳,那么,是王淑平撬开缺口,桂希恩揭开盖子,高耀洁公诸于众;与之相随的,还有数十位前赴后继的媒体人。最近,在谈及中国防艾领域之民间话语时,我曾跟张北川表述过自己的观点:“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持续发出自己的最强音者,非高耀洁莫属。”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她当之无愧。即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在仰仗这位年愈八旬的老太太的最强音,难道不是吗?

如果当地一开始就支持她的防艾,高耀洁肯定不会得“世界健康人权奖”;如果当年在央视“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时当地不曾用别人来“顶替”高耀洁,如果当年在清华SARS-AIDS国际论坛上当地不曾派人到会场门口阻挡高耀洁入场,那估计她以后也不会得那么多奖。

如果当地不在2000年伊始这给她来个“下马威”——没收了她第一次进村拍的胶卷(至今未还),还矢口否认血殇疫情,也不至于逼着她后来一次又一次地进村,向世人公示出一卷又一卷艾滋村的照片,以证明她的镜头“不会撒谎”。只是,朱学勤命名的那个“下来,下来”的案例并未立照,因为不幸撞上如此惨不忍睹场面的高耀洁当时惊呆了,泪眼模糊而不知所措,竟无法想到自己还带着的“镜头”。

从高耀洁一直不让人写传记,到后来被倒逼着写自传,其中原委,耐人寻味。她当初那种决不写传记的意愿之坚决,她不想给这个自己并不留恋的世界再留下什么,因此,她婉拒了穆青、闰连科、马云龙诸位作家,还婉拒了其他不少人士。后来她出了防艾博客,可有人却偏偏她的博客上污辱她“出身青楼,当过妓女”,这恰恰又触痛了一根她最不能容忍的神经,那本申明身世清白以正视听的自传《高洁的灵魂》,却无故给世上平添一部“禁书”——一部在香港获奖、译成了外文的书。

如果不是当地煸动李德敏状告高耀洁“诽谤罪”,这世上也就少了一个自费为她打赢官司的“人权律师”杨绍刚,人们也少了一个机会知晓要提高执政水平竟然那么难。

谁都知道,高耀洁收到了很多信。但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一封信被她永远丢失了。那信中的病人临终前想见她一面,执信来到村口,她问某某在哪,有村民说:“哪——出来了!”说罢民乐响起,高耀洁循声望去,巷口走出的竟是出殡的队伍。这一回,凄厉的场面没把老人家完全击倒,她拍下了那张出殡的照片,却在慌乱中把那封信搞丢了。所以说,她在国内出的那本《一万封信》已经永远不可挽回地缺了这一封,如果再删掉她最心疼的一段段文字和图片,那她无论如何以后都会找机会给世人补上的。

如果不是后来当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她出国说出真相,一层又一层地施压不断整她,甚至不惜要挟她儿子以至几乎击溃这位母亲,想来她一定不会在人生八十高龄时豁出自己一条老命,漂洋过海,远走她乡,要在国外出三本书,把她心中最后的证词留给世人。否则,她死不瞑目!

我心目中的高耀洁

我曾跟学生说:“我进村之前看过的材料,不是论篇算的,而是论斤计的。”但从不解释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想说的是,除《黄河边的中国》外,我还读过当第一次见高耀洁时,她就亲手交付让我保存的几大册沉甸甸的艾滋村的照片。这些照片,现已编排在她刚刚出版的第四本新书《镜头下的真相》里——330多幅照片,全部配有中文、英文解释,我心中的一块石头也因此落了地。

如今,她出国后的第五本书就要出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的最后一本书,虽然她已经远远“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我看得出,她出的书整合性在加强,跨度在增大,视野纵横在加深。我知道,当高耀洁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时,她一定会回归故里;我明白,她之所以在哥伦比亚大学保持访问学者的身份,以及她出国后的一言一行,都一直以自己今后回国为最终导向,但我却不知道,她将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回归自己的祖国,落叶归根。我甚至不知道,当她又一次回国时,我还能不能用上次与她作别的那首诗,为她洗尘:“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自然也不知道,她下一次回国时,还会不会取道上海。

她上次回国之所以取道上海,就是为了让杨律师立一份她身后不让任何人(包括家人)以自己的名义成立基金会的遗嘱,并在当地登报公示,因为她已经察觉当地官员有心于此,她不给对方以任何可乘之机。她一生对“财色”二字高度警觉,不仅自己不会出面,也决不会让人出面成立任何基金会,然而她竟将此遗嘱延伸立到身后,正可谓用心良苦,一片冰心在玉壶。一滴露珠反映阳光。有一次,在课堂上在发放她再版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时,忽然发现上面捐款名单上赫然写着:“上海市 高燕宁教授 人民币2500元”,不无惊讶。其实,那不是我的捐款,那是她自己为《艾滋病的“社会免疫”》这本书担任名誉主编、作序及第一篇演讲稿“关注艾滋病村与艾滋孤儿”的稿酬。我知道她有把出书稿酬全都买书的习惯,所以在该书出版后寄稿费的给她同时,我又捎去了等额的书,心想,这回她该没理由再拿那点钱来买书了吧?结果引出意外的“捐款”。这就是高耀洁对待钱的态度和风格:善款尽量不收,实在没法退回时,一定会在刊印时公开透明。

她那次来沪,住在老乡家,我跟她约好,准备就近找家小餐馆跟她吃个饭。夏国美得知后不让我请,由她宴请高耀洁。那天吃完后,我亲眼看到她在上海的大餐厅里,将自己和他人用完的消毒面巾一一收罗起来,说“这里的面巾质量好”,一一叠好,回去洗净带回郑州备用,而在郑州就餐时,我亲眼看见她将吃剩的米饭馒头小心翼翼用塑料袋装好带回家。我在她家不止一次吃过的粗茶淡饭,早已写在记者的报导中。所以我明白,在小餐厅里请她吃饭,或许她会吃得更安心些。跟她一起外出,无论在郑州饭店的大堂里,还是远在故苏城外转车时,她都被许多人认出来,她似乎也习惯了这种被人认出的情形。可就是这么一位感动世界、家喻户晓的华夏老人,一位自费印刷了超过一百万份防艾小报,动用了包括自己的养老金和各种国内外奖金在内,花费了百万人民币来印书、赈灾和行善的退休大夫,有谁能想象,其生活竟简朴到如此地步。

老伴去世后,她的处境愈发艰难。有一次,她来信说自己“生不如死”,求一死了之。读罢她如此直逼人性人心的信,我久久无语,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回她才是。她的信常常很难回,这回最难回。足足过了半小时,才提笔写出一句话:“你是一面旗帜,我们都是在你的感召下投入防艾的。”别的,就再也说不出来了。当年采访她的李清川是这样说的:“77岁的高耀洁所讲的一些话我们不以为然,但这并没能阻止我们视她为一面镜子。”是啊,知廉耻,守良知,说人话,养人性,修文明,谈何容易?“以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当如今又直面这扇映照世态炎凉之镜象时,我想说:或许,是上天派您来到人世间,访疾问苦,悬壶济世,救治人间良心上的“不孕症”吧。

我认为,高耀洁撑起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我看来,她缠过足的身上正好交替着新旧两个时代的不同印记,而她所秉承的传统文化力量,仍足以让当下汗颜。或许,那差不多流失殆尽的传统是如此的潆弱,就像你跟着她下村,当看着她行走不便时,总忍不住要搀扶她一把,而她也会让你默默扶助一程。即使如此,看似弱不禁风的她不小心跺跺小脚,当地仍会“闹地震”,其力量当唤醒我们这一代人对几近荒芜的传统操守与现代人性的心怀敬重与有意识。此情此景,似乎也浮现在当年央视《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中——当主持人白岩松走上前去扶她登台领奖时,对着镜头,她不用人搀,而是独自一步一息,一台阶一驻足,哪怕双手抚腿,总要拾级而上;虽然她力不从心,却总有一种精神顶天立地,在随她缓缓上前行……

夜空中有一颗星星,就用她的名字来命名。或许,你不知道哪一颗是“高耀洁星”,因为在遥远的天际,那是凡人凭肉眼看不出的一颗星星。于是,她离我们很远,只能隔空相对。但是,2006年在澳洲做访问学者时,我的房东却对我说:“中国现在可能有五千个高耀洁,但中国需要五千万个高耀洁。”果真如此,那她离我们又那么的近,若天涯比邻。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高耀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位久远的使者,与伟大的母亲。

高燕宁

20131122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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