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全文检索
性传播的社会研究
性产业与艾滋病--性社会学的视角
作者:潘绥铭  时间:2012年09月23日
来源:《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台湾 2006年12月
 

把健康与快乐对立起来

这是禁欲主义的老招数

但问题是

我们现在两个都缺!

――题记

第一节  艾滋病传播的“桥梁人群”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预防艾滋病必须主要针对“桥梁人群”,而不是单纯针对小姐。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通常我们都假设小姐是传染源,可是,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妹子们,她们的艾滋病又是谁传染的呢?泰国的研究发现,男客的性病比例远高于小姐。这个研究是把妓院里用过的安全套都收集起来,一个一个地化验出来的。所以,谁是罪魁祸首?

其次,在性服务小姐中,无论被感染了艾滋病的人有多少,哪怕达到100%,如果仅仅通过性生活来传播的话,她们也只能主要传染给男客(因为小姐中有丈夫或者男友的并不多)。如果这些男客都是仅仅与“小姐”发生性关系,再也不沾别的女人,那么艾滋病就只能永远在小姐与男客之间传来传去,绝对不会威胁到其他的普通人。

可是,如果其中一个男人有妻子,就可能出现第五个人染病。这个男人就成了桥梁人群。如果这个男人还有多个性伴侣,就可能把艾滋病传染给更多的人。

艾滋病传播的性的社会网络就是这样联系起来的,其中起最重要作用的不是小姐,而是这个桥梁人群。


性的社会网络示意图

圆圈代表女;三角代表男,黑三角代表“桥梁人”。

从全局来看,倘若艾滋病仅仅局限在吸毒者、同性恋者以及性产业参与者之间互相传播,那么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绝对不会有2005年估计的65万之多。因为上述群体的人数是有限的,即便真有百分之百的传染率(事实上远没有这么高),艾滋病患者也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数量,而且不会这么迅速地增长。艾滋病的加速传播,完全是由于“桥梁人群”把性产业参与者和普通民众这两个本不相干的人群给连接了起来。

笔者主持的2000年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恰恰是在这些找过小姐的男人里,80.5%的人除了“小姐”和老婆之外,还与其他女性有过性生活,而且他们每个人平均有过8.1个其他“性伴侣”。同时,在城市人口中,男客感染“性病”的可能性是没有找小姐者的1.8倍。

这样一来,性服务小姐里的艾滋病,就是通过这些男人,传播到其他女性中去的。如果这些女性也有其他的性伴侣,那么艾滋病就会再次传播到另外一些男人中间。如此一环连一环,艾滋病就可能威胁到广大的中国普通人。也就是说,那些既找过小姐又有其他性伴侣的男人是一种“桥梁”,就是他们把性服务小姐与普通人连接在一起,成为通过性生活传播艾滋病的罪魁祸首。

那么这些男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和老板。在他们中间,有26.7%的人曾经找过小姐,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找小姐的可能性是城市男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此外,他们的其他女性“性伴侣”也最多,是男工人的1.95-2.60倍,是男农民的2.87-3.37倍。

当然,即使是找小姐,如果坚持使用安全套(避孕套),被传播艾滋病的风险也会极大地减少。男客中有46.9%的人每次或者经常这样做,在被调查之前的3个月里,这样做的男客则达到65.7%。

笔者的结论是:

1.性服务小姐,无论她们自己有多少艾滋病,都不会必然地威胁普通人。给她们扣上“艾滋病传播者”的帽子毫无根据。相反,她们是第一批受害者。

2.真正的传播者,是既找小姐又有其他性伴侣的那些男人,其中最主要的是厂长、经理、老板。

3.最危险的传播者是这些男人里不使用安全套的人。

中国当前的整个艾滋病预防政策,基本上是盯着吸毒者、同性恋者以及性产业参与者,却从来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到过,应该对厂长、经理、老板等人进行百分之百安全套的教育。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是:凡是公司、企业注册登记,法人和高层管理者必须先接受预防艾滋病培训。

舆论总是在宣传:是性解放导致了艾滋病泛滥。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种桥梁人群。他们不但找小姐,而且具有多个性伴侣,还可以包二奶、养小蜜,甚至强奸女工。正是他们,更大范围地传播了艾滋病。

因此,如果真的是为了防止艾滋病的性传播,我们就应该直接针对这些男人进行宣传、教育乃至处罚,而不是把“小姐”们当作替罪羊。例如,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各种考核当中,专门给权贵们来一个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考试?为什么不能规定:找小姐不使用安全套的人,加倍处罚?

第二节  艾滋病风险更来自组织形式,

而不仅是个人行为

在我们所调查的13个红灯区中,性产业主要存在四种组织形式:奴隶制、人身依附制、自由雇佣制、自主经营制。

一.奴隶制

大家或许都在报刊电视上看到过“贞女跳楼”的报道:一个女孩子被骗至某地被逼卖淫,就跳楼,摔成重伤。一经媒体披露,政府、人大、妇联的领导们就纷纷去医院看望,结果她被套上“不贞洁,毋宁死”的光环,仇恨的矛头都指向了性产业。

可是媒体却从来没有深究过,深圳、海南的小姐那么多,她们为什么不跳楼?为什么单单在那个地方,接二连三地发生小姐跳楼事件?

我们曾亲自到该地调查过,见到了当事人,是个女老板。真正的原因是,那里的地下性产业实行奴隶制,对小姐强迫、拘禁,完全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工资,没有固定提成,“以赏代薪”。组织者以防盗网、防盗门的名义,构成了实际的监狱。如果小姐不想干了,她除了爬窗、爬房以外,还有什么逃跑的方法?她一个小女孩又没干过这种事,很容易就掉下来了。其实她不是不要做小姐,而是不要受这样的压迫。反之,在“日本人珠海找小姐事件”中,那些一个电话就能招来的小姐,她会跳楼吗?她有自由,可以挑选生意,觉得好就去,不好就不去,她怎么会跳楼呢?

所谓“贞女跳楼”,根本不是恪守贞操观念,不是不愿从事性产业,而是无法忍受奴隶制的组织形式。这样的事件,全部都发生在比较边远的县以下的行政单位。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地方的性产业经营者们,非要选择奴隶制的组织形式呢?原因在于,如果不把小姐们关起来,她们就全跑光了。为什么要跑?因为根本就没生意。

这些红灯区的建立都极其类似。当地政府要建经济开发区,一个镇建一个。一下子把两个大队(那个地方的人还习惯叫大队)的土地全部推平,然后修起了马路,还告诉当地农民,开发区一旦建成,商机就来了。于是农民、镇民大家都集资建房。等到房子建好,鬼都没来一个!我前面说的接二连三发生小姐跳楼事件的地方,离省城还有45分钟的车程,只有一条县级公路经过,该县全境之内上百人的企业只有一家造纸厂。这样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商人去投资呢?当地农民在自己集资建造的营业房里,干坐了两年,毫无收入,这才开始经营性产业,因为只有这个才可能赚钱。尤其是,他们已经没有土地了,除了经商,再无其他出路。因此,就连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说,这是我们欠了农民的债。

可是,性产业办起来以后,仍然解决不了最基本的客源问题。根本就没有生意,又非要办成红灯区,那就只好把小姐骗来。过去我在广东做调查时,从未见过被迫做性工作的小姐,这次在四川见到了,占到小姐总数的一半。她们基本上都是被老板以到工厂做工、做服务员等等名义,从大城市的劳务市场上骗来的。那么老板为什么要骗呢?因为有过从业经验的小姐到这里只要一看就清楚,这里根本没生意,那就只好把从没想过做小姐的女孩子骗来。

“开处”,就是处女首次“做生意”,在我过去的调查中都只是听说;在那里却非常之多。开处价格最低的是1600元,小姐只得600元,老板得1000元。可惜,在我们这样一个宪法规定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如此残忍的剥削,却并不犯法。反而是这个小姐却因为“卖淫”而犯法。

这就是盲目建立开发区导致的恶果。按当地老百姓的说法,开发区就是红灯区,只要开发了,就只能做红灯区。

更加恶性循环的是,处女在这里变成了小姐,却又没有生意,就逃往四面八方、全国各地。结果,当地居民自己说:“我们这里是小姐培训基地。”

二.人身依附制

这种组织形式,主要存在于大多数城市的发廊、按摩场所中。它的特征是小姐必须住在工作场所里,一般情况下还管饭。它不像奴隶制那样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小姐在非工作时间也可以自由外出。但是她们离不开这个特定的经营场所,只能依附于场所,忍受场所老板的相当高的剥削率,在许多地方甚至是老板拿走七成。这是因为,她如果站到大街上去,警察就会更容易抓到她。由此可见,在性产业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场所。没有场所,性交易就无法发生。或者说,这样的组织形式,是禁娼法律与“扫黄”政策给逼出来的。

三.自由雇佣制

它的特征是小姐不在经营场所内居住,只是到这里来上下班。它实行“饥饿纪律”,没有人直接强迫小姐来做生意,但你不来,就没有收入。城市里的各种中高档场所中的小姐,大多数这样的。

四.自主经营制

它的特征是自愿从业、自找场所、个体经营、收入归己,跟我们家喻户晓的“个体户”一模一样。以“陪聊”、“女网友”等各种身份出现的小姐,大多数就是自主经营的小姐。在2002年的深圳,甚至出现了几个自主经营的小姐合伙雇佣一个妈咪为自己服务的情况,双方的权势关系完全颠倒过来了。

形象地说,奴隶制是公元前的,人身依附制是200年前的,自由雇佣制是20年前的,自主经营制是两个月前的。哪一种方式对小姐最有利呢?我们只要想一想:为什么每个年轻人一有机会都想自己当小老板,不愿意再当白领了?就是因为没有剥削,却有人身自由。

中国当前的扫黄政策有个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客观上鼓励奴隶制。扫黄的力度越大,男客就越害怕,老板就得用各种方法吸引男客。

第一是“开处”,标榜这里全是处女,结果就容易发生强迫卖淫”;

第二就是安全、隐蔽、24小时营业,小姐也就不能离开,失去人身自由。

此外,“小姐”被抓被罚之后,只能求助于老板、鸡头、妈咪;结果从经济上和人身上都更加容易堕入奴隶制的深渊。

尤其是,按照“禁娼法”,即使是被迫”卖淫”也同样是犯法,那么还有几个被迫的“小姐”敢逃出虎口向警察求助?我们在四川调查发现:这是“奴隶主”们吓唬小姐时最有效的法宝。

这些,难道不是在客观上鼓励奴隶制吗?

五.生产组织与预防艾滋病

在这种奴隶制的组织形式下,我们社会学或医学工作者去向老板、小姐们宣传艾滋病预防,我真觉得是天方夜谭。对于他们来说,艾滋病实在只是一件极其次要的小事。

不同的组织形式,必然导致其成员不同的个人行为。大家都知道,男人不喜欢用安全套,往往只是在小姐的迫使之下他才会用。可是,陷于奴隶制或人身依附制之下的小姐,她们连自己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又怎么可能要求男客使用安全套?

现在的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的调查,总是询问小姐使用安全套的概率,为什么不问男客使用安全套的概率呢?这就是典型的社会性别问题。尽管参加这类调查的大多数是女同志,但她们却缺乏社会性别意识。你这样提问,言下之意就是,小姐如果不用安全套,就把艾滋病传染给了男客。你的前提假设是小姐是害人者。反之,你如果是通过小姐来询问男客使用安全套的概率,前提假设立即发生了转变,即男客如果不使用安全套,就会把艾滋病传染给小姐的。这才是性别平等意识。

现在小姐和男客之间有平等吗?男客都是有钱有势,根本没有一点道德顾虑。我亲眼看到,桑塔纳的挡风玻璃上,连县委宣传部的牌子都不摘,就敢开进红灯区来消费。可是,在奴隶制或人身依附制之下的小姐,大多刚从农村第一次出门进城,读过三年小学,什么法律意识、平等意识都不懂,他们之间有什么平等可言?艾滋病预防工作者开展了很多活动,教育小姐必须使用安全套,她也全听懂了,可是真的遇到男客不愿意使用的时候,她根本就连说这话的权力都没有!你向小姐宣传预防艾滋病有什么作用?

奴隶制下的性交易,小姐本来就是被逼被骗的,男客就更可能实施暴力强奸,结果在性行为中极容易出血,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就大大增加。所有的男客都知道奴隶制下的小姐没有任何权利,他们根本不会有一丁点的顾忌。这样的“卖淫”就不是商业行为,而是完全的被强奸。

这样的小姐,获得预防艾滋病的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更小,她们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半封闭状态,从哪里获得这些知识呢?至于她们患了性病的求医率、治疗率不必提了,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还怎么去看病?而患性病之后,将大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尤其是,她们更加漠视生命的价值,她们早就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精确计量的经济单位,对她们谈预防艾滋病,实在是离她们太遥远了。

艾滋病另一个重要传播途径是吸毒。实行奴隶制的红灯区,往往也是吸毒高发区。当这两种行为交叉时,艾滋病的感染几率就更大。实行奴隶制的老板,通常有当地黑白两道的庇护,可以对小姐吸毒视而不见。但是性产业其他三种组织形式,却有一些规矩可以为我们预防艾滋病提供帮助。

第一,绝不允许小姐吸毒,从妈咪到小姐互相之间,看得很严的;一旦发现,立即辞退。这是因为客人认为,吸毒的小姐会骗人、偷东西、甚至杀人越货。客人都是本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知道有小姐吸毒,非把这个店给砸了不可。可惜,我们艾滋病预防工作者却很少有人想到过利用这点来开展工作。

第二,一旦小姐得了性病,即使客人不知道,还能继续接客,但她在小姐、妈咪中就立即被人看不起,弄得不好,会被扫地出门;因为她太傻、太笨了。性病对于小姐而言,首先是件非常丢人的事,首先是在本群体中的地位的问题,其次才是健康的问题。我们艾滋病预防工作者,其实也可以利用这点来开展工作。

还有一点,小姐中间对艾滋病的恐慌,其实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现在再去向她们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早已经是画蛇添足。需要注意的反而是,她们中间的谬误知识太多了。例如,许多小姐认为,接吻会百分之百地传染艾滋病。那么这个谬误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她们的职业经验的总结。性交合,她们天天在做,她们就不觉得有危险,而接吻在性交易中极少出现,因为接吻是属于爱情的,不卖。根据我们的调查,将近90%的小姐在性交易中从来不和客人接吻;于是她们就会认为,很少出现的就是很危险的。这其实很容易理解。我们天天都喝水吧,却很少注意水的卫生。如果忽然给你个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你吃,你大概马上就要检查检查,这是什么东西?卫生吗?这是很常见的心理。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织方式

1.生产组织对于防病工作的意义:陷于奴隶制、人身依附制度之中的小姐,更加可能出现:

l   缺乏迫使男客使用安全套的能力;

l   男客更可能实施暴力,因而在性行为中出血;

l   求医率和治疗率更低;

l   获得防病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更小;

l   更加漠视生命的价值,更加缺乏防病的自觉性;

l   无法信任体面人,因此更不愿意参与防病工作;

l   认命的更多,而脱离的、转业的和上升的却更少;结果更不大可能参与防病工作;

l   依附于鸡头的小姐,更容易成为不同人群之间的传播桥梁

生产组织对于防病工作的意义

l   实行奴隶制的地方,往往也是吸毒高发地区,更可能出现交叉;

l   实行奴隶制的老板,往往有当地黑白两道的庇护,是独立王国,干预很难深入其中;

l   这样的老板更少对小姐进行保护,包括防病的保护。

第三节  我们如何帮助她们

一.到她们的生活中去

在中国,性产业的最主要组织方式是小姐依附于某个场所。场所把客人和小姐联系了起来,没有它,大多数性产业无法运转。

我们大多数从事预防艾滋病的医学工作者,都是到小姐的工作场所去进行预防工作。可是,这从逻辑上是极端荒谬的。中国是要“扫黄”的,你再保证你绝不会向公安部门举报,老板会相信你吗?你只要待在场所内,你就可能看见性交易,而“组织、容留、强迫他人卖淫”在中国的最高刑罚是死刑,已经枪毙了一大批老板、鸡头。你直接威胁到了他的生命,他怎么可能配合你的工作?

所以,预防工作必须到小姐的日常生活中去,而不仅仅是在场所中。例如,你如果在小姐逛街时和她交谈,老板就不可能来干涉。在人身依附制下,老板只管小姐上班的活动,小姐出去逛街、和谁聊天都与老板无关。

不论是处于何种组织形式下的小姐,不管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或医学工作者对她们多么平等,她们仍然把你视为上等社会的男人,是绝不可能彻底信任你的,总是存在隔膜的,包括对我也是这样。但是自由雇佣制和自主经营制下的小姐,这种隔膜就要小得多。她们比较自信,认为“我本来就和你们平等”,所以这些人还可能正常接触,愿意配合我们的预防艾滋病工作。

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性产业调查人员的性别问题。其实关键在于调查目的。如果仅仅是走马观花,或者是调查安全套使用率等等肤浅问题,男女调查员都一样,没有显著区别。因为这对小姐来说,根本不值得隐瞒。但是,如果涉及到个人生活与情感方面的问题,譬如她们有无自发的技巧来抵御客人的性侵犯等,她是绝不会告诉男性访谈员的,因为她不会相信任何一个男人。可是,你所希望获得的资料,恰恰就是在这样的小姐的心中。

但是我们研究所的女学生出去做调查时,我发现更大的问题在于:女性之间的阶级鸿沟,比男女之间的性别鸿沟还要大。好女人对坏女人的歧视,远比男人对女人的歧视要大得多。尤其是,即使你真的不歧视她们,可是由于她们不认为自己是坏女人,所以你倘若露出好女人的东西来,就很难建立平等关系。香港紫藤组织的负责人严月莲,是一位女性,她15岁就当女工,19岁开始就从事女工的社会工作,后来从事小姐的社会工作。她总结自己多年来的经验,说:知识女性如果想深入到小姐中间,让她们彻底信任你,不论是从事艾滋病预防还是做社会调查,惟一的办法就是“自甘堕落”。不是要你真的去从事性工作,而是要你把自己放在与她们一致的地位上。这一点,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曾经有一个中年女性调查员跟我去红灯区,到了小姐住处后,在屋里转了一圈,就站着和人家说话。我是男的我都感觉出来了,你嫌她的床脏,不想坐。那么你再和她说预防艾滋病还有什么意义呢?你以为她是从农村来的小女孩,没知识没文化,她就连这都看不出来?其实她们更加敏感!

此外还有一个性别加年龄的问题。我曾经应邀给一些艾滋病预防工作者讲课。有一个学员对我说:“潘老师,还没见过您的时候,我们都不相信您的调查。现在看见了您,我们就都信了!”大家听明白他的意思没有?他们说我长得就像个男客。我去红灯区做调查,和小姐访谈,是以她们的父亲甚至是爷爷的形象出现的。她们也把我当成一个老人来看待,不再当作一个男人,性别色彩淡了,对我的戒备心理就会小得多。

反过来,如果你才20多岁30来岁,长得又挺有魅力的,一个劲儿要我带你去调查红灯区,保证自己“坐怀不乱”;可是你没想过,小姐可不是坐怀不乱啊。要是小姐爱上你,你准备怎么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一旦你平等地对待她们,不用再多,小姐是很容易爱上你的。可是所有自告奋勇要跟着我去做性产业调查的男性都从来没有考虑过。如果小姐爱上你,你可能爱她吗?你可能娶她吗?你的调查难道不是在欺骗她的感情吗?你告诉我你准备怎么办?你从来没想过,我怎么可能带你去?这只能说明你还是没有把小姐当人看。

二.“干预”批判

我们从事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绝对不能有“我是医生,我来给你治病”的思想,我们只是帮助她们预防,而非强制性的灌输。根据社会学的交换理论,人际关系主要靠交换来维系,包括各种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情感的交换。此外还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交换必须是双方互相需求的,必须是双方平等和公平交易;另一个是,资源占有多的一方,如果过度地使用自己的“权势”(power),就会破坏双方的交换。我们想让她们配合艾滋病预防,那我们就必须想一想,我们拿什么来和她们交换?怎样才能更加平等、不依仗职权?

公共卫生学界喜欢用“干预”这样的术语,这本身就是违反人权的。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来“干预”她们?我们不外乎强调我们的干预是为了她们的健康,为了她们的利益,我们是来解救你们的。

这一套话语,我们的这个年龄的人听得太多了!我们老是被解放,还要去解放别人;30多年之后,才突然知道原来别人生活得比我们好得多。

这种“他人需要我来解救”的思想,不是建立在两个平等的人之间的。社会中的任何两个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在这一前提下,双方进行公平交换,这样才能够构成与维持人际关系。

所有的社会调查,在社会交换理论看来,都是不平等交换。你去调查对方的家庭人口、人均收入;可是你告诉对方你家的人口、你家的收入了吗?在日常生活中,谁能受得了这样的朋友?一来就问“你兜里有多少钱?”如果你反问:“那你有多少钱?”他说:“我不告诉你。”这朋友能交得下去吗?

所以,当你做调查时,你其实是在恳求对方的合作,就像走后门一样,而绝对不能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我在社会学系第一课就是讲这个:你做调查,其实是干什么去了?你是求人去了,是求爷爷告奶奶:你好歹跟我说点吧。一定得是这样的姿态,绝不能搞成“逼供信”。

如果你居高临下地调查,所有数据基本上都不真实。

西方人比较独立,注重隐私权,所以社会调查的结果中,往往有20%以上的拒答率,剩下70%多的受访者确实愿意回答,他们回答真实情况的可能性一下子就提高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普遍个性大不一样。中国人是“他化”的,而不是自我化的。我们不善于拒绝,却善于伪装和隐瞒。现在有许许多多社会调查,往往有近乎百分之百的回答率,这怎么能信呢?例如,我本来不愿意回答每月的收入状况,但你非要问,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只好随便说一个数字来应付你。

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不是生活在一个可以充分表达自我的社会里,而现在一切社会调查都是要调查个人的具体情况,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所以现在这样简单粗暴的社会调查方法,必然是在强迫他人,而且必然是“假数真算”。

尤其对于小姐这样的弱势群体,不管访谈人员是通过何种途径进入的,对方仍然认为你是来自于上流社会、是与她们不一样的人。她们即使愿意接受访谈,也经常会顺着你的思路说,你就很难鉴别她说的真实性。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反过来设计问卷,让受访者对某件事发表评论,效果就会好得多。

三.“干预”的结果

那么,我们的干预工作到底能对预防艾滋病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从来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我以前受“人定胜天”观念的毒害太大了!我小时候真的相信人能改造世界,不仅可以改造自然,而且可以改造社会。现在终于逐渐明白了:人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大。即使你去访谈了1000个小姐,按照项目要求完成了“干预”工作,但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人,就是那些自己已经有了需求的人。她已经怀疑自己染病了,或者已经听说过什么性病的故事。总而言之,她是比较有觉悟的人。反过来,那些由于你的干预受到直接利益损害的人,怎么可能接受你的宣传?譬如,你在娱乐场所门口放了一块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板,客人见了都不来了,老板怎么会不恨你?一个小姐,听了你的宣传,身上带了安全套,结果被警察抓住后,安全套成了她“卖淫”的证据;以后她还会接受你的干预吗?尤其是那些对自己生命都不在乎的人,她怎么会听你那套宣传?她会说;艾滋病不是好几年才死吗?我现在就活不下去了,你管吗?

请大家注意,那些自主经营的小姐,最反感的就是外来者的干预。她们的觉悟比我们高得多。她讲的道理能把你冲一个跟斗,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她们只是在中国没有办法组成工会,如果可以的话她们早就成立了。她们早就认为自己是正常工作者,她对性病的了解可能比你还多。你还来“干预”她们,能生效吗?

许多人都问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调查北京的高级小姐,都是调查外地那些处境悲惨的小姐?我觉得,那些自主经营的小姐,还需要我们去调查吗?她们在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站出来为自己说话。

四.帮助,才能“干预”

我看到的大多数干预方案,没有任何一点提到你究竟是针对哪一类小姐、又是如何针对她们进行干预工作。绝大多数的工作其实就是印发小册子。这个其实没用。1998年我第一次去红灯区做调查时,就特地带上这样的小册子,散发给小姐,却发现从来没有一个小姐看过一眼。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对于这些低文化的女性,又生活在性产业之中,根本就没有阅读的习惯,不像我们读书人,带字的东西都想扫上一眼。

最近,2003年了,有一位我很敬佩的、真心想为小姐做点事情的医生,专门编印了给小姐看的预防艾滋病的画册。可是我一见就傻眼了。这么大(16开的)的开本,再打开就是这么大(8开)。你们把这种书发给小姐,你让她往哪儿搁?她在卡拉OK里坐台,她上班时只带这么小一个坤包(32开);这么大的画册,你让她往哪儿放?一定是扔到厕所去啊。再说了,客人挑小姐的时候,离她不到一米远,她却打开这么一个东西在那儿看,那她还挣不挣钱了?这是怎么设计出来的?真挺不容易的。一下子印了几千本、几万本发下去,就是没有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

我们在做小姐的工作时,必须与她们进行交换,因此必须首先知道:她们的需求第一是收入;第二是安全,不被公安抓、不被老板打、不被客人强奸;第三是保密,不被与自己有关的任何人知道。往往最后的需求才是预防性病,因为她们往往视之为“必要的代价”或者已经知之甚多。

可惜,我们现在的艾滋病预防教育,根本不考虑这些,简直就是要求小姐做活雷锋,为人民预防艾滋病,为了不传染给别人才戴安全套;或者要求人家改邪归正。

这可行不通。小姐首要考虑的,当然是挣钱。在欧洲,艾滋病预防工作者首先就是教小姐如何多赚钱,有钱了,预防的积极性才会更高。当然这在中国不大可能,但是,连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没有吗?

我们见过很多小姐,不懂如何留住客人,不懂如何让客人多掏钱。这样的小姐,必定也不懂得如何迫使客人使用安全套。你要教那些涉世未深、文化低下的女孩如何保护自己,如何与男客周旋。你可以告诉她一些男性的心理特征,他们眼中看你们是什么样子的,女性应该如何应对等等。这样,她就能和男客讨价还价了,才可能让男客用安全套。这样做,我们并没有直接鼓励她用安全套,也没有教她什么具体的技巧,更没有支持她做生意,什么法律道德也不违反,但是实际效果却出来了。

不要把性产业想成很神秘的东西,它实际上非常普通。那些能够在北京混下来,在“天上人间”娱乐城一次能卖1600块的小姐,其实既不年轻也不漂亮,靠的只是会说话,懂得如何迎合男人。反过来,一个男人到北京的KTV包房里找个小姐,就是陪着他喝酒聊天,小姐的手都不能碰一下,就是200元小费。那男的为什么会甘心花这200元钱?根本不在于小姐是否漂亮,也不在于性技巧,性技巧是事后才知道的,事前就是靠会说话。这和售货员里的劳动模范是一样的。

我们教小姐如何应对男人,表面上与预防艾滋病无关,实际上是在提高她与男人对抗的能力,这样男人才可能使用安全套。在客观上,这等于帮小姐增加了收入,她们就能理解和支持预防工作。我在广东做调查时,就是坐在发廊的店堂里观察。很多男客的心理,就像大家都愿意到人多的饭馆里吃饭一样,如果一看这个店堂里冷清清的,就不愿意进来了。我往那一坐,有的人一看,哦,这么老的都来了,就进来了。我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违反任何道德,我只是坐在店堂里,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小姐。她们当然懂,当然也就愿意跟我说实情。

总而言之,我们首先必须帮助她们树立职业的自信心,才能保证她们的基本需求,包括积极地预防艾滋病。香港的紫藤组织在做小姐工作时,首先就会和对方探讨一个问题:你是否真的愿意从事性工作?如果对方尚有改行的意愿,他们就帮助她们进行职业培训、寻找另外的工作。如果对方觉得她就是适合从事性工作,对此没有任何心理障碍,他们就教她如何让客人多掏钱。

现在从事性工作的女孩子年纪还很小,对自己的人生之路尚处于懵懂状态,我们去问她是否真的愿意从事性工作,她自己往往也不清楚。那就应该告诉她各方面的利弊,让她有一个清醒认识;等她自己做出决定后,我们再根据她的决定帮助她,让她们获得收入、安全、保密等基本需求,最后才是预防艾滋病。

五.靠谁来“干预”?

全世界对性产业的研究都发现,小姐之间的阶级鸿沟也非常深。一旦上升到上一层之后,她就会鄙视她原属的阶层。以前,我们很多艾滋病预防工作者曾想利用较高层次的小姐来教育较低层的小姐,看来是行不通的。

在这种情况下,预防艾滋病只能依靠妈咪、鸡头和老板。妈咪和鸡头属于同一类人,直接管理小姐,妈咪通常是女性,鸡头则是男性,老板则男女都有。他们愿意配合我们艾滋病预防工作的前提是,不影响做生意、不探查内幕、不透露性病发生率、不问小姐年龄。我们刚到四川某镇调查的时候,第一天调查的所有的小姐一律都是18岁,这怎么可能呢?后来才知道,这是老板的规定,不管谁来问,一律必须回答18岁。原来老板怕的是雇用18岁以下的小姐属于雇用童工。不过,越有背景的老板越不怕,自己感染过性病的老板更容易配合。

中国当前的艾滋病预防工作,重点应该转向组织和发动老板、妈咪、鸡头的参与。他们才是性产业中的关键人物。小姐对他们又敬又畏又恨又爱,又没有办法脱离,所以他们往往是兄长父亲的角色,父权制那个意义上的,可以勒令小姐如何如何做。他们的一句话,比我们说一千句效果都好。这才是中国性产业的最重要的特征。我们在西方的研究文献中尚未检索到类似的特征,也许是因为西方性产业的发展与我们完全不同。早在1995年,中国的廖苏苏教授、吴尊友教授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但在国际上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因为西方人不可能明白这一主张的价值何在。

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男客。我在演讲一开始就强调了先有找小姐,后有“卖淫”,所以艾滋病最大的危险人群就是男客。可是现在设计的干预项目,极少有针对男客的内容。当然,这在客观上确实有困难,客人完事后就走了,我们又不能去跟踪,而小姐工作时间都在场所内待着。但是,如果不针对男客进行艾滋病教育,我们对小姐的一切教育,基本上都是前功尽弃。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应该借鉴。该红灯区内虽然没有抓小姐与男客的警察,但是有另外一种安全套警察(condom police)。如果男客不使用安全套,就可能被抓。

在中国,仍然可以对男客进行调查或干预。在较为公开的红灯区内,有相当一部分男客会待上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行调查或干预工作。我曾经带了六个女研究生去红灯区做调查。她们总共访谈了70多个男客,大约50%的拒答率,结果成功了38人。可是我本人调查男客的失败率近乎80%。看来对于男客的调查或干预,应该是女性更为合适。

男性调查男性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测谎呢?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吹牛呢?在不到20%愿意接受我的访谈的男客里,要么是一天能干多少次的,要么就是小姐不但不要他的钱反而倒贴钱的。他们都太英雄了,我怎么老见不到狗熊呢?怎么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跟我说说找小姐被抓、被骗、被敲诈、被小姐耻笑的故事呢?我在红灯区里可是亲眼见过的啊。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判断真伪。其实《聊斋志异》写的就是这种男性心目中的性神话,是典型的男性性别偏见。

第四节  中国性产业的前景

一.性产业并不是不该管,而是怎么管

性产业在中国遭受强大的舆论谴责,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太张扬了!中国的局部地方在局部时期,一个男人根本就不可能从红灯区的这个街口进去,从那个街口出来。前述我们做过调查的四川某开发区的红灯区,任何一辆小轿车根本就不可能从这个镇穿过,一定被小姐拦下来。这当然侵犯了那些不想嫖的男人的利益,也侵犯了那些不想卖的女人的利益,还侵犯了那些不想看见这种情景的人的利益。

可是难道就只有靠把小姐都抓起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在欧洲国家,政府承认小姐是社会工作者,一名妇女在房间里从事性工作,没有任何人会干涉,但是绝对不允许上街拉客,因为当街拉客就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你怎么知道你招徕的那个男人就一定想嫖你呢?反过来,男客也绝不允许看到一个女的花枝招展就问:“小姐,多少钱?”

性产业通过刊登广告的方法把小姐与客人联系起来。我在瑞士伯尔尼,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当然不会说是性产业,而是按摩,我就按图索骥。可是到了门口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寓楼,从外表看怎么也不像,什么特殊之处都没有。我不敢进去,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看见一个像亚洲民工样子的人进去,我也跟着进去,才发现,原来一打开单元门就别有洞天了。

这就是“我活,也让别人活”,前提是不能影响任何其他人,也就是中国的传统道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人权道德”,基于每个人的人权都是平等的。这比我们目前基于“维护风化”的道德要好得多。

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直在实行这种“一楼一凤”政策。我们其实并不比他们傻,我们可以搞成性产业的个体户政策。回想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最成功、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政策之一,不就是这个“个体户政策”吗?

二.“红灯区”批判

现在某些人提出应该在中国建立红灯区,认为既可以增加税收,又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我本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反对的出发点与官方的不同。

建立红灯区,只能造成性产业的奴隶制组织形式。假设政府规定某城市的某个街区为红灯区,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小姐都来这里营业呢?即使把她们都抓起来送到这儿,怎么才能保证她们不到区域外去招徕生意呢?因为如果这里成了红灯区,男人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小姐为了做生意,还是会自发地往红灯区外跑。要维持红灯区,就只能把全城的小姐都抓起来,加上铁丝网关在里面。结果,红灯区一定会变成集中营。红灯区政策实际上是个极其荒谬的政策。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红灯区也只有两三个而已,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是历史形成的。阿姆斯特丹长期是一个重要海港,水手云集,有卖淫业的传统,所以才能维持下来。而欧洲其他地区,普遍都采用自主经营政策,而不搞红灯区。

尤其是,“红灯区”相当于“官办国营”,岂不又是计划经济?“个体户的性产业”则是个人行为,国家仅仅是宽容,并不直接参与,而且是继承与发扬改革开放的光荣传统,在政治上风险很小。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可行性。


三.“工会”万岁

实际上,这样的尝试已经开始,而且效果奇佳。我们暂且隐去地点,因为这过于敏感,就是我前述的连续发生跳楼事件那个县。那位县委书记不是要学雷锋,也不想“施政为民”,只是意识到,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势必影响他的仕途升迁。但是他明白,依靠扫黄没有办法解决,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成立娱乐业工会。刚才我看见有同学笑了。别笑,在中国已经有了,而且是合法的正式工会。

工会首先吸收老板和妈咪参加,然后逐渐吸收普通雇员参加。娱乐业工会的主席有工资,并且符合国家的规定,是中共党员。他的工资来源于会员交纳的会费,这和正规工会相同。只有这样,他们的工作才可能坚持下去,现在已经坚持到了第三年。

娱乐业工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自我管理、相互监督。只要没有发生任何性产业以外的问题,不但可以正常经营,而且还可以投诉警方。在后来一次工会与警方的纠纷中,县里确实支持了工会一方。

工会的存在给当地的性产业带来了另一番景象。第一,那里没有一个被迫“卖淫”的小姐,完全是自由雇佣制度;第二,那里没有一个小姐在16岁以下,全都符合《劳动法》;第三,那里的男客的行为相当文明,安全套的使用率极高,在3家个体性病门诊部里,基本上是外来人在看病。

南方的另一个县级城市也把小姐组织起来,并没有成立正式的工会,也不是给她们搞艾滋病预防教育,而是统计小姐的流动情况。结果,那里的小姐都形成了共识,新来一位小姐,就会向“小组长”汇报;要离开了,临走前也会告诉小组长自己的去向。

这对于我们艾滋病预防工作实在太重要了!艾滋病传播的常识告诉我们,高危人群的流动性越小越利于阻止传播,但是小姐的流动频率却极高。在同一场所工作超过三个月的小姐非常非常少,她们绝大多数一个月挪一个地方,而且一挪往往就会是上千公里,会从黑龙江跑到海南,从海南跑到四川。不仅是住在大宾馆里的高级小姐这样,就连底层的发廊妹也是如此。这些底层小姐年纪很小,文化低,又缺乏人生阅历,生活环境中信息很闭塞了,因此听到一则半真半假的信息,就会一个人跑到数千公里之外去。她在那里有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认识人,她就敢去。不是她胆子大,是她没有别的信息,没有别的办法。这里生意如果不好,她能到哪儿去?她怎么知道哪儿是红灯区?她怎么知道哪儿生意好?完全是盲目瞎撞。有一个别的小姐打了个电话,甚至有的家里来个电话,偶然说了句什么,她一听,嗯,好像那儿生意好,她就到那里去。她们的生存状态是这样,她们没有别的选择。

一个小姐在同一场所内待了一个月,就基本上不会有客人了,因为客人都喜欢挑选新来的小姐。有些客人哪怕是第一次来,也能看得出来谁是新来的,谁是后来的。我们如果到她们的工作场所做一些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姐都会告诉你说,我今天刚来。小姐绝不敢说我在这里超过一个月,否则客人绝不会点她的。所以说,她们只能频繁地流动,而这对于艾滋病预防是非常不利的。我到红灯区调查,经常听到某个小姐提及以前这里的另一个小姐得过性病,而且吸毒,但问她那人何时离开的,离开后去了哪里,都不知道。南方那个县级城市把小姐组织起来成立“工会”,仅仅一年时间,组织越来越成形,调动了小姐们相互关心、团结的积极性。所以她们现在再开展预防教育的时候,根本不需要什么外人的干预,小姐们自己都会做。新来一个小姐,小组长就会劝告她几句:姐妹们大家都在一起,做生意小心点,有事了相互帮助点。如果遇到困难,小组长会自己主动找上门来:我们这儿一个新来的小姐,我跟她讲不明白,她不听我的,你们来帮我说说吧。

此外,现在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项目,就是给妈咪或小姐的工会小组长发工资,每月1000元。这只是北京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但是,要她们配合艾滋病预防工作,又不可能让性产业合法化,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

Copyright © 2002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电话:(010)6251 4498    京ICP备12030030号
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给本网站投稿:tg@sex-study.org 管理员邮箱:admin@sex-study.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