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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
“柜子”的政治学--以珠三角同性恋为例
作者:陈冕  时间:2014年09月05日
来源:本研究所2013年资助项目论文

“柜子”的政治学

以珠三角同性恋为例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

陈冕

 


摘要

 

 

本研究旨在剖析中国同性恋社群中常用的隐喻“柜子”,分析其是如何建构的,而“柜子”一旦形成同志又是如何反思性地自我经营的。通过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本文认为“柜子”这一隐体现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时,它是多重的,被建构为内外有别的空间秩序,而破坏这一秩序常常需要付出代价。要维持这一秩序及应付秩序失衡所带来的后果,则可以通过建造前/后台、利用借口打掩护、建造空间、控制信息和降低风险后果等方式。本文的最后部分则讨论“出柜”与“(非)政治化”发生勾连的不同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缠绕着同志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命历史,并影响着既有“柜子”秩序的建构与消解。


 

“柜子”的政治学

——以珠三角同性恋[1]为例

 

陈冕

 

    近年来,同性恋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以及舆论之中,与此同时“出柜”也逐渐进入公众话语之中[2]。“出柜” come out)可以理解为“向他人公开性取向”[3],而“在柜中”(in the closet)则可以被理解为“向他人隐瞒性取向”。“柜子”已经成为一种“赖以生存的隐喻”(雷可夫&詹森,2006),被同志用于组织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出柜”的故事成为关于性的讲述中最重要的一种(Plummer, 2002)。对同性恋来说,“出柜”与否是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Plummer,2002; Sedgwick,1990)。

对目前中国同性恋来说,是否“出柜”或“现身”,也同样是一个重要且困惑重重的问题(Chou,2000; Ho, 2009; Kong, 2011; Rofel, 2007; 富晓星,2012;魏伟,2012)。改革开放以来,一度掌控“性”之监管的许多制度如单位制度逐渐退场,让位于更为精密的微观权力机制如家庭制度(Kam,2012),但传统的亲属关系和家庭关系又在市场经济下受到冲击(魏伟,2012);对“同性恋”仍有持变态、不正常或有病的观念(艾华,2008),但新的性道德也在形成,使得性表达更为自由(Rofel,2007; 魏伟,2012);尽管主流媒体总体仍在维持常规的“性”(Kam,2012;林芳玫,1996;赵彦宁,2001),但另类媒介(曹晋,2007)、网络媒体与移动媒体的运用(Kam,2012)又进一步为同志赋权,而网络空间的形成还使得大规模的“酷儿阅读”成为可能(沈清,2013),使同志话语进一步传播。

多重张力撕扯于公与私的领域中,造就公众对作为整体的同志似乎变得宽容、但个体同志并不能享受到充分福利之困境(Kam,2012)。在这种新困境之中,“出柜与否”也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同性恋能更好地自我认同,但是否要勇敢地表露、向什么人表露、表露到什么程度、要承担什么后果,成为了一个更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甚至会带来“出柜的焦虑”[4],在很多人看来“躲在柜中”已经不值得同情[5]。与90年代相比,“出柜”问题的社会背景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们有必要对“出柜”进行更好地研究,以了解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同性恋如何进行自我规划,如何建构“柜子”并在“柜子”内外穿越,并反思性地建构自我的人生规划。

但目前国内学界对这一议题的关注还十分有限。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仅有零星的研究。除王晴锋从理论综述(2011)、实证研究(2013a)、隐喻分析(2013b)的不同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相关的论述还零散散落在Chou2000)、Ho2009)、Kam2012)、Kong2011)、Rofel(2007)、富晓星(2012)、魏伟(2012)等人的著作中,数量仍十分有限,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国外有不少对于“出柜”的实证研究[6],但这些研究对我们来说更多只能起到借鉴的作用。一方面,“出柜”这一概念,与美国同性恋运动紧密相连。它与特定的历史时刻相勾连(Seidman, Meeks & Traschen1999),随着社会与学界的发展,形成繁复而尚未彻底厘清的定义(Orne, 2011);另一方面,正如Lisa Rofel2007)、赵彦宁(2001)对AltmanWeeks的批评所言,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同性恋”模式。中国大陆的“出柜”问题有着自身的脉络,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Chou,2000),而大陆新的同性恋欲望主体又在跨国的框架下重新形成(Rofel,2007)。自然对“出柜”的研究也不能去脉络化,将西方研究的结论不经反思、去历史性、去情境化地照搬。

有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并结合参与式观察,试图贴近处境不同的同志的性故事(sexual stories),以个案逻辑逐步理解不同个体的不同情况(Small, 2009),并将这些故事放在更为宏大的结构性背景下加以理解(Plummer, 2002)。“出柜”并不是一个线性的、逐步发展的过程,而是行动者在变动的社会情境中对自身定位的过程(Rust, 1993),对社会情境与行动者的知识进行双重考察,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柜子”是如何被建构、如何影响行动者的。

一.柜外有柜:“柜子”的差序格局

“出柜”是向他人说出性取向,这个定义中隐含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人”是谁?如果我们借助费孝通先生(1998)的“差序格局”,行动者的亲疏关系以自我为中心像涟漪一样向外扩展,那么出柜又要如何处理“涟漪”的不同部分?借助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出柜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同志而言,第一次出柜往往是最刻骨铭心的,也是出柜的突破点所在。正如Plummer2002, p84-85)所言,第一次出柜的时候,冲击往往堪比初次分娩,“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通常必须独自面对,缺乏他人的帮助,文化灌输的全部重量必需被破坏”。 而“重大的决策一旦做出,那么就会通过所跟随的生活方式的后果来重塑自我认同的反思性投射”(吉登斯,1998, p165)。第一次出柜之后,行动者又往往会依照这样的经验来进一步反思性地权宜下一步乃至再下一步的行动,正如戈夫曼所分析(2009, p54):“生命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因而会对道德生涯产生双重意义:先是作为实际转折点的直接、客观的理由,然后(也更容易证明)作为一种手段来解释如今采取的立场。”

在我的研究中,行动者出柜的突破点往往是“涟漪”的中间部分,而不是最为亲密的血亲。这可能是因为,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在朋友身上或许还能得到部分支持;而且同龄人的观念相对契合,也更容易接受同性恋身份。于是,身边的亲密朋友或同学往往成为同志最先出柜的对象。而这一行动也会对持续的出柜行为造成影响。

I4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非同志出柜便是大四时向高中同桌出柜;I7大学的时候陆续向高中同学出柜,反应并不激烈,后来大学同学也都陆续知道;而I9在大学院落长大,大学附小、附中的风气都“淳朴但又开放”,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当时很多人都看黄网“以证明自己是男人”,他看了之后却发现自己见到两个男人之间的场景会有生理反应,很早便接纳了自己,初中的时候他向同学出柜,他们一开始有些惊讶,后来发现“他还是我认识的那个人”,逐渐接纳他,他到了高中更是决定大胆做一个实验:“之前的人都是先认识我再知道我的身份,现在可不可以让他们先知道我的身份再知道我呢?”于是开学不久他就向同学出柜了,到了大学他也遵循类似的做法;I8向高中和大学里的几个同学出柜了,男生一开始比较震惊但后来也接受了,态度还算正面:“只要你不搞我就行了”,而大学里玩得比较好的几个女生知道了还有的表示“早就知道你是”。

但这一过程并不一定总能顺利,这些不顺利的过程往往会影响行动者的后续行动。I1第一次“出柜”是向一个高中、大学都在同一所学校的同学,对方当时的反应是“我接受不了,但可以理解”,此后虽然对方还是最好的朋友之一,但是经常会在别人面前开诸如“你找到男朋友了没?”之类的玩笑。这让I1觉得自己当初出柜就是当时一时脑热。加上舍友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也如这位朋友一样,总是开“要不要找男朋友?”“你是不是同志?”之类的玩笑,他自认为自己更不愿意“出柜”了。

如果说“涟漪”的中围是“出柜”的突破点所在,那么“涟漪”的内围就是“出柜”的难点所在,正如I9认为,“出柜将身边最亲近的人搞定就可以了,三姑六婆不重要”。搞定家里人的确重要,但是也最困难。Kam2012)认为,家庭机构[7]成了一个“异性恋的私人空间”,其中常常存在压迫[8]。这个私人空间中的压迫,一方面在于“家”成为一个特权机构,另一方面在于“家”隐含了许多可能对同志具有压迫性的话语。家庭的话语论述能建构个体的社会主体性,通过生育证明作为正常男性的能力,并且家庭能为个体提供道德优势和更好的社会权力(Rofel,2007, p100),许多社会福利只有家庭能享受[9]。如果我们将家庭看做一个中介空间,那么它一方面能作为个体进入社会的特权空间,一方面又是众多社会道德话语进入个体的空间。比如“孝道”,“孝”的含义不仅体现在儿子尊重、侍奉和服从父母的行动上,更体现在延续“香火” (富晓星,2012)。与此同时,在家庭与宗族的社会网络中,父母对外注重亲属网络和社会网络的经营。个体家庭十分重视社会声望,关注别人是怎样谈论他们的(ibid)。不少同志不向家人出柜,就是怕丢了家人的面子(Rofel, 2007,p102),如已结婚的I5最终向父母暗示自己的同志身份后,本来打算离婚,但是看到父母痛苦他又犹豫了。他认为对于家人来说,结婚是一种重要的“对外宣告”,是一种面子功夫。I6的一位朋友已经向家人出柜,但是还是必须进行形式婚姻,“摆一场酒”给别人看。另外,追求文化的普遍化、婚恋关系的浪漫化也加剧了当代中国同志的痛苦(Chou,2000,p103),这两种话语在家庭的空间之中又往往会形成共鸣,进一步造成压力。家成为一个强势的话语空间之后,还具有“抹杀(同性恋)这一主题的能力”(ibid, p259)。在许多家庭中,几乎没法提起这一话题。

以往研究还常常忽略了在“家庭”出柜困难的另一个方面:“孩子”。过往研究一般将“孩子”作为压迫机制的一部分,以“延续香火”的名义,使“同志”承受很大的压力(富晓星,2012)。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如I7出柜后妈妈一直不肯承认他是同志,但他觉得父母只是想抱孙子而已。I8曾明确和妈妈说过不想要小孩,结果妈妈反映十分过激:“想死啊?”但是在我的研究中,却发现很难将“孩子”单纯看做一个简单的被动压迫的机制。I2早在中学时就被家人发现了同志身份,他却描述自己现在“出了柜子又进了柜子”。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想结婚,而原因最重要则在于“想要孩子”。他描述其生命历程:20岁时小表弟出生了,25岁时小表妹出生了。虽然自己也有兄弟姐妹,但是自己却明显和小自己二十余岁的表弟妹们关系更好。每次回到家虽然已经很累,见到他们还是觉得充满了动力,会和他们一起玩。在我研究的过程中,也有同志讲述了自己对孩子的渴望,表示自己选择结婚更多是为了要孩子,每次回老家看到孩子,都会觉得很开心。早已结婚现在濒临离婚的的I5也表示,“想要孩子”也是自己当初结婚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更是认为,“孩子”已经成为现在同志面临的第四座“大山”[10]。比方说,代孕的价格太高,他有些结成“形式婚姻”的朋友采用注射器的方式进行怀孕[11]

于是,“家”既是温情的空间,也有可能造成压迫。在受压迫的空间内,“出柜”变得举步维艰,许多受访者都表示目前绝对不会对家里人出柜。即使向家人出柜了,也常常存在许多问题。I7的性取向被家人知道后,其他亲戚都接纳了,反而妈妈处于一个自欺欺人的状态,并不承认这个事实,反而要其他亲戚劝说她接受。此类事情根本没法说服,他现在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尽可能不回家。即使是初中时就像同学出柜的I9,在初三向家人出柜后也遭遇了一定的困难。父亲现在更为接纳,只是担心他会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到后来甚至会开“你这样胖下去连女生都不要你”这样的玩笑,但母亲的接受程度却较低,甚至在出柜三年的时候,还会偷看儿子的聊天记录,因为儿子在QQ上和男友交谈而删掉儿子男友的QQ,并因此引发了一场争执。这些“向家人出柜以后遭遇问题”的故事,又常常通过各种渠道流传,进一步影响同志对出柜与否的权宜。

而涟漪的外围也同样是“出柜”困难之处。公众已经不如周华山(1999; see also Chou,2000)研究中所揭示的那样,由于历史性的原因对同性恋抱有相对西方世界更高的宽容,毕竟新型欲望主体不断在跨国语境下形成(Rofel, 2007),离散(diasporic)语境又为新的欲望言说提供了可能(Kong,2011),人们看待同性亲近的方式早已不像以前[12]。同性恋在社会中的可见度提高了,但恐同情绪如影随形,和生殖与亲属无关的性空间往往遭到恐同情绪的抵制,有时甚至受到国家权力的介入(赵彦宁,2001)。比如I9在高中出柜后,有一次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更换寝室,但是没有一个寝室能收容他——毕竟只要有一个家长反对,他就没法入住,最后他只能一个人住在最尾端的小房间里。在恐同的异性恋主流氛围下,许多人最后就选择了不向更多人出柜,而只让得知自己性取向的人局限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

这种社会性的恐同情绪在密切涉及同志自身经济利益的工作领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在Richard Dyer(2002, p67)看来,工作是传统男性气质建构的场所。即使在西方,许多人为了不受歧视而选择保持沉默(Day & Schoenrade, 1997),许多同志甚至因为相信自己的性取向可能影响自己在其他地方的工作机会,而对现有的工作持有更高的长期忠诚度ibid; Peña-Talamantes & Roach, 2013) 。而在中国的语境中,工作上对同性恋的歧视往往还是通过找其他借口(如工作不称职)来完成的(周华山,1997,转引自刘人鹏,白瑞梅&丁乃非,2007)。许多没出柜的同志十分不愿意让公司的人捕捉到任何可能暗示自己性取向的蛛丝马迹。已经出柜的同志,即使公司接受程度较好,但考虑到公众的接受程度,仍然要有所考虑。比如I9向主管出柜后,主管能够接受,但考虑到从事教育行业,还是希望他不要在公司里出柜。

于是,一个同志出柜的“差序格局”建立了:在以同志主体为中心的同心圆中,中间的一层被建造为“柜中”空间,同志可以更为容易地出柜,而内围和外围反而成为了难以突破的地方。

这几个层级还可能发生勾连,相互影响。涟漪的内围和外围,在复杂的因素下变成“出柜”难以突破的地方,吊诡之处在于,有些同志之所以不向涟漪外围的人出柜,是因为担心后者与自己亲密的人发生关系,担心“外围”与“内围”产生联系。如I8在外地上学时,向身边好几个女生出柜了,但是他绝对不会对同乡讲这方面的事情,因为害怕被家里人知道。而“涟漪外围”的陌生人们有时候又会向中间靠拢,变得如同“朋友”一般相对容易“出柜”。I4认为,和其他同志说出自己是同志没关系,反而还能更好拉近距离。对于有一些已经公开的同志,向他们说他们也不会说出去,因为反而有互相抓住把柄的感觉。对I1来说,和在网络上认识的外地同志相处反而更为融洽,有话可说也不必尴尬,更为自得,而不必像面对周围的同学那样拘谨。对于许多同志而言,“向同志出柜”基本不算太大问题,在我访谈中,如不提醒,许多受访者往往会跳过“第一次向同志说出性取向”的经历,而将这一过程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乃至“不算出柜”。 人际关系的外围,与同志情欲有关的部分被重构进入“中围”,在其中同志身份可以被共享、交换,而受制于异性恋机制的部分,则往往很难突破,甚至因为担心有可能与同为“异性恋私人空间”(Kam,2012)的家庭发生勾连,而让同志更加谨慎地坚持现有的出柜格局。

.建造柜子:前台表演与风险管理

这个内外有别、相互影响的“柜子”已经建立后,向谁公开、向谁有可能公开、向谁不公开性取向的序列也在同志心中建立,同志常常在这个序列中穿行,犹如“化身博士”过着双重生活穿行于不同的生活(戈夫曼,2009, p86, p104)。那么如何维持这个秩序?

第一种方式是“前台表演”。毕竟,“如果与个体素昧平生,观察者也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与外表中搜集某些线索,因为这些举止与外表允许观察者挪用以往与类似的人的交往经验,或者,更重要的是,允许他们在他身上验证那些未经证实的原有假定。”(戈夫曼,2008, p1)在尚不能选择向更多的人出柜时,同志为了更好地维持现有的生活,最常用的策略,就是建造一个严密的前后台界限。

这种界限体现在同志的身体之上。比如在许多人看来,同志常常是娘娘腔的(Chou, 2000, p114)。“娘娘腔”就成为了一种标志,常被用来猜测“一个人是否是同性恋”。除了外貌和言行举止上的“娘娘腔”,还有更隐晦的标志也会被用来猜测。比如服装,许多同志会选择通过外显性的“服装”来彰显自己的审美,并以此自夸 (Dyer, 2002),许多人也会通过对服装等生活风格方面的表征进行猜测。此时,“表现得像个异性恋”(straight-acting,或者可以更简洁地翻译为“装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手段 (Kam,2012)。这个时候身体被征用作为掩饰的手段。I4就表示,周围的人肯定不觉得自己是同志,因为他看起来相当“异性恋”。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法国,同性恋为了反击女性化——因而缺乏爱国心——的指控可能还会采用一种对男性气质的夸张表征(Tumblety, 2012, p55)。

“装直”的极端,就是“形式婚姻”乃至“骗婚”[13]。因为除了偏离常规的举止、外表,偏离常规的长期行动,更会引起他人的怀疑,被他人用来验证自己的假设。比如I8就感觉哥哥知道自己是同志,因为他哥哥曾说过“有什么理由在外国语学院5年都没有女朋友?是不是想带男朋友回来?”“有无女朋友”成为了一种前反思的知识,甚至I8也会用这个标准去试探周围的人是否会是同志。自己的堂哥已经34岁,仍然没结婚,逼得他妈妈有抑郁症才结婚,因而I8觉得他可能也是同志。相反,I4认为,自己曾谈过女朋友,就会有很多人不会想到自己会是同性恋。在何式凝(2012,p200)看来,这是种“超越型的政治学”——“通过利用关于男性气概、性与公民身份的世俗阶序,获得一种魅力、一种完美状态,从而隐藏自己逾越界限、不守规矩的行为”。

第二种方式便是挪用主流话语系统与异性恋机制进行讨价还价。第一种方式,“就是把自己蒙受污名的缺点的标记呈现为另一种特征的标记,而这种特征的污名程度更低一些”(戈夫曼, 2009,p 129),挪用其他污名话语来保护自己。比如I1现在还在一无所有的阶段,但是“一无所用”却成了一个权宜性的借口,现在什么都没有父母也不好要求什么,甚至会说“你现在就专心找工作”,大学四年没有女朋友的情况也可以暂时应付过去;而I4的专业特点可以允许他到国外工作几年,他表示自己就可以以“到国外去接受了新的思想”为理由拖着不结婚,利用(可以被解释的)离经叛道来掩盖掉自己的同志身份。第二种方式,便是挪用“恐同”话语,利用他人的“恐同”来保护自己。I4的故事颇为发人深省:他曾向异性恋男子(“直男”)表白,但是他觉得这并不值得担心,因为“对方不会说出去,被同性恋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对于这种“导致沉默的恐同”,赵彦宁(2001p13-14)有更为精彩的分析:“对交换的恐惧,其实也在于‘认同’:恐同者如果将非生殖/非亲属规范的性主体视为具有‘人性’的人(即肯定对方于‘正常’交换体系中具有自我等同的价值),也就承认了对方拥有可与自我交换欲望并生产社会意义的地位及合法性,因此便构创了自我成为这个异己的可能性。”

第三种方式便是积极地利用空间进行塑造,使得空间变成一个施展能动性的重要媒介(蓝佩嘉,2011)。总而言之,“前/后台界线是可渗透的,空间的意义是权宜性的,可以重新界定,也可以抵抗改造。”(蓝佩嘉, 2011,p249)将前/后台的表演与空间实践结合起来,可以让行动者更好地“管理信息”以改善“会丢脸者的处境”(戈夫曼,2009,p 139),使第一节所述柜/子内外格局能被较好维持。

其一便是物理性的空间,正如蓝佩嘉(2011)在研究菲佣时指出的那样,行动者可以实现“空间整合”,重构前后台。有必要指出,这样的空间也是不断转变的。在过去“公园”、“浴室”常成为同志聚集地,在一些城市现在还是如此(富晓星,2012),但是在不同的城市,新型的聚集地也在兴起,如魏伟(2012)对于成都同志的研究就细致地分析了同志空间是如何在地化的。在许多大城市,Chou2000)描述的上世纪的香港同志空间也出现了,如Kam2012)、Kong2011)的研究就描述了国内大城市中的诸如gay bar这样的新型同志空间。在广州,也有这样的空间,零散分布在许多个区,不仅为同性情欲提供释放空间,还会举行表演,举办许多活动[14]。除了酒吧,广州还有不少同志活动中心,天河区、越秀区乃至广州大学城都有类似的空间,提供活动、咨询、艾滋检验等服务,创造了一个新的同志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同志可以更好地释放自己,而不必担心“会不会出柜”的问题[15]。有了更多的场所,原先的公园虽然仍然是同志聚集的场所,但少了许多年轻人。除了这些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还有一种即兴的物理空间也会被利用。比如I7和朋友们常常会在周末聚会,但是此类聚会通常会在隔音较好的饭店举行,在这样的空间里,他和朋友们可以互称昵称,谈论彼此的感情生活,还有如何应付婚姻的压力。这样的空间更具流动性,也更临时,但是对于同志群体同样重要——它们是一个可供分享意义与情感的柜中空间,远离公众和家庭。

虚拟空间也会被利用来打造“柜中的空间”。当下,网络成为弱势群体重要的赋权工具(杨国斌,2013),同志网络空间亦如此。同志网站的兴起为社群形成提供可能(Berry& Fran, 2003; Kam2012;魏伟,2012)。这些公开或半公开的网络空间,相比Kam2012)所论及的作为“异性恋公开空间”的大众媒体更具有建构多元性别话语空间的潜能,为承认自己的欲望提供了更多的自由。而即使是异性恋论述占主流的大众网络空间,也有许多缝隙,足以再造同志空间。新浪微博可以在个人资料里面选择性取向,有许多专门针对同性恋的账号,能迅速形成对某一事件的讨论,这个空间里面,同志还可以进一步利用“小号”等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这正如梅罗维茨(2002)所说,社会行动者前后台的界线往往被新媒介的出现所重构,有时会出现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中台”。

而手机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手机除了可以将网络空间移动化,还可以做到很多电脑无法完成的事情。比如微信上有“淡蓝”等专门针对同性恋群体的公共账号,还可以提供另类的赋权——比如同志运动家I10就提到,一年里通过向他咨询“出柜”等问题的同志有五六百人,而这些咨询很多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除此之外,手机上的同志交友软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同志虚拟空间,营造一个“抵制异性恋霸权的性别理想国”(邱伟淳, 2012[16]

但即使通过这三种方式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秩序,“柜子”的象征/物理边界也并不是全然稳定的。一方面,再严密的柜子也会有缝,“柜子”的内/外秩序中其实充满了风险,既有的秩序完全可能被突如其来的事故破坏。比如I1,向身边朋友出柜反应并不如人意,他的潮汕同乡又多不能接受同性恋,家人更是不能接受,他在学校生活中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但是他大一大二的时候使用新浪微博的时候,并没有“小号”[17],同学可能就发现了在他微博里的同志,大家似乎都想让他承认这一点,比如有一次,他和几个高中同学和高中师姐一起喝酒,有一个师姐就不停追问他是不是同志,让他不胜其烦。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只能保持沉默;I2,高中的时候住在亲戚家,在笔记本中记下了喜欢某个男生的情况,却在下午放学回来之后发现本子被打开了,当晚他躺在床上,听着亲戚给大洋彼岸的另一个亲戚打电话;而I7的情况也类似,他的表哥也同为同志,在向家人出柜的时候不小心将I7供了出来,I7也不得已面对“被向家人出柜”的事实;I8的一个室友在大一的时候偷看过自己的手机、MP4,他觉得对方可能因此知道了……甚至大众媒体也有可能造成风险,在笔者进行研究期间,广州某电视台就进行了一档节目,将同志交友软件上某位同志的个人信息几乎无处理地泄露出来。同志利用身体、行动、空间创造出来的隔绝界线总会面临着风险的威胁。而“风险评估,或者说是风险与机遇的平衡,变成了个体对未来领域进行开拓的核心要素。”(吉登斯,1998, p149)要维持本体性安全,如何更好地掌控风险,就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这个时候,同志要么将风险看做一种极小概率的事件而不去考虑,要么只能尽可能降低风险爆发的可能,一方面更好地控制信息,比如I3主要通过网络认识同志,几乎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几乎不会和网友见面;I4只向一个非同志说过自己是同志;又比如I8,在外地读书时坚决不会向同乡出柜,以避免信息向家人处回流。同时“一个人会丢脸的事实就构成当前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他不光要地方能够被转播的信息,还必须提防被当场抓住。”(戈夫曼, 2009p104)因而行动者还必须考虑到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并尽力降低其后果。如I3表示,自己在网上“一直只是和人聊聊天”,他觉得只局限在聊天,可以尽量不会被家人发现,但被发现了也不会怎样,“反正也不是太出格”。

而“柜子”边界不稳定的另一方面,在于处于“柜中”的主体有时会有突破“柜子”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戈夫曼(2009,p136)所说的“最后一种可能性:即此人抢在其他所有人之前先发制人。他会主动披露自己,以此彻底扭转他的处境:从一个需要管理信息的人转为一个需要管理尴尬社会情境的人……自然让他有可能从事任何适应性行动”。比如I8表示,结婚是下下策,反而“出柜其实是件好事”,是一种责任,不会为了父母而牺牲另一个人,同时也不给妈妈任何幻想。但是现在由于经济条件还不敢出柜,最好的方式便是先提高自己的经济能力,使自己有更多讨价还价的空间;同时他还觉得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补偿妈妈了,比如可以带她出去玩,多看看这个世界。对于他而言,更全面地“出柜”是在将来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本文下一节将讨论“可能继续出柜与否”可能呈现怎样的不同面向。

.如何出柜:出柜的政治学

本文前两节论述“柜子”的形态何如,又是如何被打造的。在过去,“建造并维持柜子”似乎是相当正常的事情,至少也是可以理解乃至同情的(Kam, 2012),但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言,现在的社会情境却使得“在柜中”常常成为同志社群中一个颇具争议的做法,在许多人看来,持续保持“柜中”是一种错误的做法,是不承认自己的身份认同[18]。不同的思潮风起云涌,并“落实”(embody)在个体的实践之中,几种思潮往往难以相互调和。本节将论述笔者在研究中所涉及的四种重要的思潮:性保守主义;“面具现身”主义;性的“新保守主义”以及性激进主义。四种思潮在“出柜”的议题上,在许多方面都相互冲突,不仅体现在个人的抉择上,也体现在有关社群的行动当中。

“性保守主义”是最为保守的一种思潮,其行动也最为保守,通常只考虑如何维持柜子,有的行动者随着年岁渐长甚至将“柜子”建构得更为深严,和以前的很多同志朋友断交。持这种思潮的行动者通常不会过于考虑同志社群的利益,只要自己的生活过好就可以了。这种思潮常常受到其他思潮的行动者的抨击,在许多场合,这种行为都会被认为“自私”。比如在一次饭局中,I6就受到朋友的责备,认为他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同志社群的利益。而为了在同志社群中更好保护自己,“‘性’只是我的一部分”成为可以被利用的话语。这种声音早已存在,“为什么总是在问我的‘性经验’(sexuality)?……我享受我的生活!”在Chou2000,p116)的著作中,他就记下了被访者的质问。“‘性’只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以使“性”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脆弱,进而成为一种将“性”去政治化的重要话语。这一话语在下文中会再次出现,但其使用方式却又稍有差异。

比性保守主义稍为激进的是“面具现身”主义的行动者。我借用了赵彦宁(2001)对上世纪90年代台湾同志运动“面具现身”的分析——现身是戴着面具的现身,到最后甚至可能分不清何者为面具,何者为真实。这一“面具”机制,一方面属于“认同”的机制,是私领域“性/别”活动的建构成果,而另一方面又属于“辨认”的机制,是公领域“异性恋霸权权力遂行之对象”(ibid, p30)。这种思潮下,行动者一方面希望能站出来,表达“性/别”论述,站在“性主体”的立场上发声,以破除压抑机制,另一方面又仍然受制于霸权,只能站在某一个“柜子”之后,以“戴面具”的方式发声。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焦虑”的情绪常常伴随而生。这种焦虑,“在这个脉络中成为自我身份认同,与对别人反认同的重要情感基础,同时又是反/认同的外显形式。”(ibid,p 33)这种焦虑盘踞在行动者心中,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但是又受到诸种限制。这时,以“戴面具”的方式支持同性婚姻等议题便成了最好的方式[19]。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在很多方面仍然“躲在柜子中”,但是却在一个“幻想性的公领域,近似于一个舞台”(ibid, p34)中带着面具站出来。在这认同的年代,“做了点什么”常常可以转化为一种符号资本,使其可以斥责保守者(无论新/旧)无所作为,没能正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在观念上更接近于性激进派,但是在行动上则更为接近性(新)保守主义者。

而性新保守主义者,所秉持的态度则更是去政治化。他们挪用了后现代政治,一方面将“去性化”主张改造成“不要老是把同性恋和性连在一起”,即“homosexualhomosexual sexuality”,同时也反对“差异政治”,不认为“性差异”需要“政治化”,只要独善其身就好(宁应斌,2007,p157)。宁应斌(2007,p161)描述了一个典型的新保守主义者形象:“他平时跟你相处,他会让你觉得他很有专业才能,让你觉得他人很好,他跟你熟了以后,有天他会不经意地指着一个同性的人,并告诉你:‘那是我情人’。讲了这句话后,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告诉你‘那是我同事’那么轻松自然,然后继续跟你闲话家常,你也好像没事一样,你就继续跟他谈公事、谈人生。”其不那么犬儒、更具道德力量的变种则是“好公民”的模式(Kam, 2012,要求同志“走到阳光下”,举止得当以免丧失主流社会对同志的宽容。对于性保守主义者而言,“出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它必然只是个人的事情,只是个体的一个普通决定,和其他决定没有什么两样。丁乃非和刘人鹏(2007)批评这种 “默言宽容”,并严厉批评这种方式将进一步打造令人窒息的垄断性空间,并对同志造成更大的伤害。笔者无意进行价值上的批评,而是想指出:在我的研究期间,我发现这种思潮颇具市场,常常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在当下的环境中,“认同”对于很多同志而言已经不是问题,而问题则在于更指端末节的生活方面,即如何能在这世界中过正常的生活。

于此相对,更为政治化的便是性激进派。他们秉持的观点,在吉登斯(1998,p 247)所谓的“解放政治”之列,即“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就比如I10就这样表达目前自己努力的方向: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看见同志。偏见来自于很多人不理解同志,更多的人站出来,偏见慢慢就会变少。目前他要做的就是“把同性恋变成问题”。在他看来,许多人出柜了之后没有解决好家庭的问题,比如父母感到十分痛苦因而已出柜的孩子考虑选择形婚这样的情况,则是“自己没有处理好”。他也反对形式婚姻,认为这是对既有偏见和压迫的重复。在这里,“性”(sexuality)成为政治化的源泉,“性”本身就是政治化的,尚不存在非政治化的可能。比如,我向他询问对于性新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他则向我举了一个例子:我们会说“同性恋歌手”,但会说“异性恋歌手”吗?他认为,在当下,性倾向的问题会被放大。“好公民”的模式大概未来才能做到。如果说性新保守主义者的象征是“走在阳光下”,那么激进派的象征便是“Gay Pride”——在I10的办公室中,贴了不少他所在的同志组织参与香港同志游行的照片。对于他们来说,“把社会生活从传统和习俗的僵化生活中解脱出来,减轻或消灭剥削、不平等或压迫”(吉登斯, 1998, p252)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最有效的工具便是“性”。“性”在私人领域,必须与异性恋霸权的家庭制度反抗,而在公共领域,则必须将“性”问题化,不断挑战既有的秩序。而这种路数,更为后现代主义的版本便是丁乃非、刘人鹏(2007)所倡导的“罔兩問景”,这个来自庄子中的隐喻启发我们要让比边缘更边缘的群落提问、并且是向同为边缘的群体发问,不断扰乱既有的性/别秩序,以重构性边缘群体的主体性。

以“倾向(继续)出柜与否”与“政治化与否”,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如下表所示的理想类型:

(继续)出柜倾向

政治性

出柜

不出柜

政治化

性激进派

“面具现身”

去政治化

新保守主义

保守者

这四种类型,不仅可能代表着同志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对于“性保守主义者”来说,未来最重要的便是维持好现有的秩序,必要的时候甚至建造新的柜子,“形式婚姻”乃至“骗婚”都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之内;对于“面具现身”派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是会选择维持柜子,但是“骗婚”是他们更少考虑的事情,毕竟这是违反认同政治的做法;对于“新保守主义”者而言,本就无所谓“柜子”,只要正常过日子就好了,其他人出不出柜也与我无关;而对于激进派来说,自己必然选择出柜,而且最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柜,选择站出来。

但这四种类型也可能代表着某一同志的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我们不妨假想这么一种可能性:一个同志在刚发现自己是同志的时候可能是十分保守的,但随着年岁渐长他变得关心同志议题,但也主要是在网络上呐喊同志婚姻的合法化,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极少数朋友知道他是同志。但上了大学之后,他接触到了新的思想、认识到了新的人,决定勇敢地向所有人出柜,并投身同志运动当中,在公共场合站出来为同志运动呐喊。大学毕业后,随着地位渐长,他慢慢开始觉得年轻时的“运动”纯属年轻人的血气方刚,根本无法撼动结构,而是打算积极地打造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虽然从事实上看他已“出柜”,但这对于他来说再也不是什么问题,只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他还存在许多别的部分;也有可能他毕业后所在的新环境十分排斥同志,他也开始向往家庭生活,他便重返“柜中”,重新建构起不同层级的柜子,并且用本文第二节所提及的种种方式维持“柜子”。实践的逻辑如何转变,还有待更为细致的生命史考察。

.结论

本文讨论了“柜子”政治学的不同方面:当“柜子”体现在同志的日常生活中时,它呈现为内/外有别的格局:亲密的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都常常被建构为柜外的空间,而柜内的空间通常留给同志和同学、朋友。要维持这一秩序及应付秩序失衡所带来的后果,则可以通过建造前/后台、利用借口打掩护、建造空间、严密控制信息和降低风险后果等方式。本文的最后部分则讨论“出柜”与“(非)政治化”发生勾连的不同可能性,这些可能性缠绕着同志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命历史,并影响着既有“柜子”秩序的建构与消解。

笔者对于“柜子政治学”的讨论,主要着眼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对于其与阶级秩序(Chou, 2000; Ho, 2009; Rofel, 2007)、国家话语(Rofel, 2007; 赵彦宁,2001)的联系、与“性光环”(Rubin, 1992)更为外缘的人群之间的种种勾连,限于篇幅也只能蜻蜓点水般掠过——有时还只能在脚注里提及,而这绝非不重要。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同样是中国同志,其处境不仅因时而异——我所看到的、听到的,与李银河(1992)、Chou2000)乃至更晚近的研究都有不同之处,同时也因地而异,姑且不论Chou2000)、Kong2012)的多点民族志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即使是十分晚近的富晓星(2012)、魏伟(2012)的研究也有不同的地方。因而,对于“出柜”继续进行不同视角的研究、不同时段、不同地点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

 

 


 

附录:

本文所涉被访者基本信息

I1 23 学生,即将毕业,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2 30 博士,已向家人出柜,未公开出柜

I3 60 工作中,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4 24 学生,研一,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5 29 工作中,曾向家人暗示性取向,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6 32 工作中,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7 22 学生,几乎公开出柜

I8 24 学生,即将毕业,准备工作,仅向少数朋友出柜

I9 22 学生,即将毕业,几乎公开出柜

I10 同志运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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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ou2000)、Rofel(2007)、何式凝与曾家达(2012)等人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同性恋”、“同志”、“gay”、“基”、“基佬”等不同表述作为一种意指实践如何与阶级、种族、(跨)地域发生勾连。但笔者的研究发现,这些称谓已无太大的区别,在后文中笔者并未刻意凸显某个表述的涵义,为行文简练会更常使用“同志”。

[2] 笔者以“出柜”为关键词在慧科搜索中进行查询,在2003年只有1篇与同志“出柜”有关的报道,到了2013年便有2387篇。

[3] 但“公开”又与“认同”密不可分。假若不强调“认同”的成分,“公开性取向”的定义仍存在偏差的情况,如有文献提到存在并不是同性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会说“我是同性恋”(Kus& Saunders, 1985)。

[4] Hegna2007)指出,对于同志身份认同持本质主义论点的话语,可能会带来“出柜的压力”。也可见注5

[5] Kong2011,p173)指出:“对于同志,留在柜子中成为一种新的‘丢脸’的行为,因为这种非本真性的自我与同志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新定义相悖,而这种本真性强调个体性、表达和骄傲。”这也与我的研究发现相符。对于这种“新的丢脸”的进一步阐释,见第三节。

[6] 本文无意仔细梳理西方学界对于“出柜”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取向的研究,国内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可见王晴锋(2013a)。本文旨在剖析“柜子”是如何建构、而“柜子”一旦形成同志又是如何反思性地自我经营的。

[7] 这里所指并不只是核心家庭。

[8] 必须指出,家庭并不是全然压迫性的。仍有家庭以孩子的幸福为中心,家长也会去主动探寻,甚至会去主动谋求同志福利,比如广州的吴幼坚女士。但这样的案例毕竟仍是少数。

[9]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Rofel2007)所论述的家庭的许多优势(如单位的福利分配)正在消失。但家庭仍有许多优势是无法否认的。这些优势可以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积极权利比如上述的单位制度,而在如今更多体现为实际的民事权利。就比如I5在描述自己对同志婚姻的憧憬时指出,在现有的制度下,财产如何处理?去世后的遗产分割如何处理?I9直接问:“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怎么办?该找谁?”而消极权利,正如许多受访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打消“三姑六婆”等的喋喋不休的疑问。有必要指出,作为一个情感空间的“家庭”对于许多同志而言本身就是一种特权,I2I5都曾指出自己渴望家庭的温暖,I5因此不太喜欢形式婚姻,因为这更像交易,而I2则指自己可能会因此选择结婚,Kong2011,167)也碰到了因为渴求家庭温暖离了婚又再婚的案例。

[10] 但他也说不出前三座大山是什么。

[11] 有必要指出,诚然,“想要孩子”之所以成为“出柜与否”的权衡条件,反映了异性恋霸权在私人领域的垄断——毕竟没有更为合法的方式以满足这一欲望,而要满足这一欲望又必须至少在许多方面保持“在柜中”的状态,才能以合法的方式满足。但是,我们能仅凭此就判定这一欲望是虚假的意识形态吗?对于“孩子”的欲望渗透在个体的生命史当中,同性情欲比对孩子的欲望更合法、更雄辩吗?让我们想想Lisa Rofel2007)的提醒:中国同志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在与律法的不断互动中进一步区分何种欲望是合法的。恐怕问题不在于这种欲望是否是既有律法在个体身上的内化,而在于这种欲望受制于既有的社会秩序,无法以更为合理、合法的方式得以满足,而只能选择主动建构一个具有异性婚姻色彩的“柜子”。而建造这个柜子,牺牲的常常是女性,或者是“形式婚姻”中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

[12] 关于九十年代前后中国大陆公众是如何看待同性亲密行为,可见周华山(1999; Chou, 2000,p 24)。而在我的研究中,I3生命史述说或许能更好地印证:他年轻的时候在农村会和同龄人有性行为,但是大家都没有“同性恋”的概念。高考恢复后,他有碰到“有一些恋的感觉”的男性,但是直到这时,他都没有“同性恋”的概念。但他回忆起来的时候,觉得那时的行为,想想真是令人害怕!对方会趴在自己身上,让他背或者要背他,甚至会想要与他手牵手。当时在广场上看露天电影,在灯光下,甚至会抱、搂……当时反倒没有人觉得奇怪。到了更迟的时候才会有人说“同性恋”,但到了现在他觉得这种行为很可能有问题。

[13] 必须指出,同志可能为了维持“柜内/外”的秩序而选择“形婚”乃至“骗婚”,但“形婚”乃至“骗婚”却不一定只是为了维持“柜内/外”的秩序,而可能存在许多情感性的因素,如I2I5均表示自己渴望婚姻所带来的感情空间,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家庭。这在Travis Kong2011)的研究中也有提及。而I7在访谈中提到,他有女性朋友还表示“如果嫁不出去就和你结婚,找个不爱我的不如找个对我好的。”这提示我们,不能单纯将“同志结婚”看做一个全然欺骗或全然表演的行为。

[14] 如在笔者研究期间,海珠区某酒吧就举行过一系列活动,包括“年度交友派对”等。

[15] 在同志中心里不必伪装自己甚至会写进一些同志活动中心的宣传语里面。

[16] 但是邱伟淳也指出这个“理想国”同时也会复制线下不平等的性感秩序,在此不赘。

[17] 和与现实生活中关系较为紧密的人(如同学、朋友、同事)使用一个网络账号“大号”,和已出柜的人使用“小号”,是一种常见的信息控制行为。

[18] 在我研究过程中,“身份认同”成为不少同志的口头禅,当中许多人没受到过社会科学或文化研究的训练。

[19] 笔者曾被受访者询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能促成同志婚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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