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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与婚前
农村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的“多元”婚姻策略
作者:韦艳、段婷婷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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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艳(西安财经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段婷婷(西安财经学院统计学院)

研究背景

传统上,中国社会奉行父系家族制度。父系体制、从夫居婚姻和父权制度赋予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和家庭权力等方面比女性更为优越的地位[[2]][[3]][[4]]。按照人口转变理论(Demographic Transition),在特定的人口发展历程中(特别是高死亡率阶段),父系家族制度依赖普婚、早婚和早育来维持[[5]][[6]]。即使在这种“父系和普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中国历史上持续存在着相当数量陷入婚姻困境的男性[[7]][[8]]。这些男性陷于婚姻市场中的边缘地位,即使过了传统意义的适婚年龄还被迫单身[[9]];即使在婚姻市场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也千方百计摆脱单身;其中的大多数即使倾尽极为有限资源、穷尽所有可能运用的手段、经过长期努力后也未能终结单身;部分人即使勉强成婚后其婚姻关系难以持续,不久即被迫重返单身行列。城乡结构上,中国大龄被动失婚男性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地区[[10]],其比例随时间变化的波动不大,反映出这个群体的常态存在。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的婚姻困境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课题。不少研究倾向认为男性比例偏高为特征的人口性别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是造成这一群体不能成婚的主因[[11]][[12]][[13]][[14]][[15]][[16]][[17]]。但这种粗线条对比婚姻市场中男女供需绝对数量失衡的逻辑疏忽了婚姻现实功能和择偶标准对婚姻市场供求关系的直接调节,未能充分解释在出生性别比正常的年代也存在非被动未婚人口的现象。也有研究指出大量的农村女性人口向城市的婚姻迁移是导致农村地区女性缺失的原因[[18]][[19]]。有的研究从贫困的角度探讨这个群体失婚的根源[[20]][[21]][[22]][[23]]。这一理论视角比“性别失衡成因”论得到较多的实证支撑。大量的田野研究指出,长期极度贫穷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的共性[[24]]。但“贫困成因”论强调择偶者个人因素的决定性影响,缺乏对婚姻市场结构性失衡(即男女条件的不匹配)的细化考察和忽视婚姻市场中两性资源交换模式对男性婚姻的作用,因而不能深入解释这个群体为何不能在“同类婚姻”中找到同样贫困的女性或像贫穷女性那样得益于“择偶梯度”的上向效应而进入婚姻关系。相对于女性,男性“上迁婚姻”的普遍性小且难度大,客观上加大了底层社会男性人口的婚姻压力[[25]]

本文其后部分的基本结构如下:首先是研究方法和数据的介绍,其后是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实证分析,最后部分是对主要发现的总结性讨论。

方法和数据

本文后半部分在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展开探讨他们婚姻困境中的四个要点:为什么这些人口被排斥在婚姻市场之外难以摆脱单身?在被婚姻市场边缘化下,他们如何摆脱单身?他们为什么非要终结单身?他们的努力导致了哪些结果?这些问题在现有研究中虽有涉猎,但仍然存在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对以上问题分析的数据来自各有侧重、但相互补充的两个渠道:主流媒体报道和作者的实地调查。媒体报道和实地访谈资料能够细致地考察个人和家庭微观层面的婚姻决策和实施过程。这些数据相互补充,能够更全方位地分析农村大龄男性人口的婚姻困境。

利用微观层面的访谈数据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作质性分析。现有的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能分离出未婚群体特征的相关信息。由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主要散布在交通极其不便的贫困地区,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收集这个群体的相关资料在操作层面上无论是组织和经费都受到很大限制。[[26]]但大量的研究显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内部的社会经济特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群体的同质性一方面令到定量的分析不一定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另一方面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样本数量的多少并非是影响研究发现的关键因素。基于这些考虑,本文在探讨农村大龄男性人口的婚姻困境时,将以质性分析为主。我们通过两种手段建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的群体特征,一是主流媒体关于这个群体的报道,二是作者的实地访谈。通过热门搜索引擎谷歌(Google.com)和百度(Baidu.com),利用关键词“光棍”、“大龄未婚男性”搜索和整理了近十年来主流媒体(包括报纸和杂志)的相关新闻报道。剔除了那些被不同媒体重复报道的案例后,通过媒体渠道共汇集了2071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案例,覆盖了陕西、云南、贵州、广西、河北、广东、海南、湖南、四川、湖北、重庆市等11个省(市)的27条村。媒体的报道显示陕西、云南、贵州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现象发生频率较多的地区(图1)。媒体报道的案例有较广的地区覆盖面和一定的代表性,为在较大地理范围内总结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人口的主要特征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媒体报道的案例也存在概念界定标准不尽一致、内容详细程度不一、不同案例时点跨度大、缺乏深度分析、报道内容不能完全满足本研究分析需求等特点。为了克服这些特征对本文分析的影响,我们选取了媒体报道中一些农村大龄男性被动未婚现象的“重灾区”--位于中国西部省份陕西省东南部靠近湖北和河南的几个乡镇进行实地考察。通过现场深度访谈,对根据媒体报道获取的资料进行补充。实地调查分别与20108月和11月进行,涉及大龄未婚男性比较集中的3个村庄。这些村子均位于山区,交通不便而且极度贫困。共有10户的十多个大龄未婚男性接受了访谈。访谈对象中有的已被媒体报道过,有的是通过当地村干部的推荐。访谈对象全部分散居住在远离村部、除了步行外没有任何交通工具通达的山上。由于并非所有大龄未婚男性都愿意接受访谈,因此访谈的样本数量不能严格按照当地大龄未婚男性人口构成进行抽样,而只是反映了自愿参与调查的受访者数目。访谈采用半结构化的问卷方式,内容主要围绕农村大龄男性人口在婚姻市场上的比较劣势、择偶动机和方式、以及他们单身时或婚后的生活状况。

农村大龄男性人口婚姻困境的分析

(一)单身成因

农村大龄男性之所以难以进入婚姻关系,在于他们的条件很难匹配上述农村女性择偶的标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有关资料并没有纳入现有的统计体系,对这个群体的认识大多基于个案的综合。下面来自陕西秦岭山脉3条贫困乡村的访谈案例提供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特征的具体注脚。这些非随机调查样本虽然仅仅基于1个省的3条乡村,地理覆盖范围有限。但如果把我们样本与根据媒体报道的2071个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案例整理出来的特征加以比对(如表1所示),可以交叉印证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单个大龄未婚男性及家庭固然有其特殊性,但这些个体的合集作为一“类”群体,无论是个人、家庭或社区特征,还是择偶的过程和结果,我们的访谈案例和媒体的报道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有理由相信,我们访谈样本不应被理解为孤立的个案,这些个体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其反映的普遍意义强于典型意义。

1媒体报道关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特征总结

特征

个人、

家庭、

乡村条件

个人

l 年龄分布:20多岁至78岁之间;以30—40多岁的居多

l 文化程度:大多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也有少数初中毕业

l 经济收入来源:固守土地、以务农为主,或短期外出打工

l 谋生技能:无特别技能。主要凭力气谋生

l 个性:大多数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做事踏实本分;但也有少数好吃懒做、好逸恶劳

l 居住安排:长期随父母生活;有的孤身一人,独自生活

家庭

l 住房条件:木屋、茅草屋,或是年代久远的泥土坯房子

l 家中布置和财产:有的很简陋,有的一无所有

l 家庭负担:家中多有年事已高或残疾丧失劳动力的成员需要长期照顾

l 家庭结构:以当代直系家庭为多,一般家庭里都有3-5个兄弟。有的家倾尽所有只能保证其中一个成婚,其他再无财力解决。

乡村

l 地形:海拔1150--2050米的高山上,或是高丘深沟地貌,耕地面积少

l 农作物:种植模式单一,依赖附加值低的传统作物

l 水源:喀斯特地形为主,水源匮乏

l 与外界联系:大部分村庄交通非常不便,只有土路通行;有的村庄与世隔绝

l 人均收入:年人均收入在200元至2000元之间

l 分布: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的贫困地区

择偶手段

l 通过社会网络:亲戚、朋友、熟人或媒人介绍

l 选择非主流婚姻模式:例如“年龄倒挂”(即男方的年龄远低于女方);入赘

l 买婚:从更穷的地方买婚,花费6000元到2.73万元不等

择偶结果

l 多次尝试,均不成功

l 遭遇骗婚,人财两空

l 成婚后一些媳妇因为受不了穷而离开,婚姻关系维系时间短

l 婚后经济压力加重:买婚者婚后长时间背上偿还结婚花费的重负;入赘寡妇家者需要承担女方家庭债务、养老等责任。

B[[27]]的一户人家,住在当地海拔1900米的山顶上,据村本部需步行至少4个小时的土路。5兄弟中老大早年成婚,娶当地女子。老四在43岁时通过入赘寡妇家解决婚姻,但女方已结扎无可能生育。其余3个兄弟超过40岁均未能成婚。兄弟们共居于几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土坯房。生活来源主要依赖农业种植和打散工村里的红白喜事、人情往来这几个未婚的兄弟一般都不参加。因为这种人情往来都有送礼,大家知道他们没钱,一般也不会叫他们参加(访谈案例B1

B村另一户,4个儿子,老三过继给本村无子家庭。只有老四37岁时仍单身。老四小学文化程度,身体健康,在外地煤窑打工。回家时候一般一个人呆在屋里看电视,不和村里人交往。曾谈过多个对象,都没有成功。也与一个年龄比自己稍大、身体有残疾和精神有问题的女子相处过一段,考虑到婚后沉重的长期负担而最终放弃。(访谈案例B2

Y[[28]]某未婚男性,家住在1600米的山上,年近30,小学文化程度。与父母同住于一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父亲65岁,且患慢性疾病,干不了重体力活。母亲残疾。家庭收入来源一是靠耕地,但收成的农产品只够维持家庭消费。二是靠本人外出打工,目前当钻工,为修建中的高速公路打隧道,每月收入约3000元。收入尚可,但父母身体不好,家中耕地需要请人代耕,家庭开支负担重,无能力建新房(当地盖房开支约3万元)。有过两次相亲经历,均因女方不满意其居住山区和家庭条件而失败。由于要照顾父母,不考虑入赘。(访谈案例Y1

Y村另一未婚男性,43岁,小学文化程度。与80岁老父和从小患痴呆症的三哥同住。家中还有2个哥哥和1个姐姐,大哥耳聋兼傻,早年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二哥有智力障碍,常年在外打工,雇主管吃住,前几年每年挣600元左右,近几年收入有所提高,去年拿了四千多块钱回家。姐姐也有点傻,已嫁到外村。收入来源为所养2头耕牛农忙时出租给别人耕地,出租1天收入大概100元。家中几乎无家具,唯一值钱的物品是1台压面机,做面条用,市值200元。生活所需主要靠自给自足。由于家中多人残障,每月可以获得政府100元低保。家中多位成员因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被拴住了出外打工的脚步。年轻时别人曾介绍过对象,女方了解其家境后就断然拒绝。知道村中有人买婚,因为筹不到钱从没有考虑过尝试。(访谈案例Y2

L[[29]]某未婚男性,36岁,无兄弟姐妹,与60多岁的父母同住一间年久失修的土坯房,外墙上人民公社时代刷下的“举旗抓纲学大寨”的标语仍依稀可见。家境贫穷兼生性好吃懒做,外出打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入不敷支。谈过多位女性,从未成功。(访谈案例L1

Y村某未婚男性,40多岁,父母双亡。年轻时谈过对象,但因家庭条件差而失败。主要在家务农,不愿意外出打工,认为不但累也挣不了多少钱。村干部和邻居曾向其介绍邻村的寡妇,劝其入赘。但是他不愿意,觉得如果入赘了,不仅要替女方抚养孩子,还得照顾女方的公婆,压力太大,还是一个人过少拖累,期待60岁以后政府有低保养着自己就行了。(访谈案例Y5

上述案例分别从“失婚”和“成婚”两个侧面反映了贫困环境下乡村内部的相对贫富差距成为制约最贫困男性进入婚姻市场的最大障碍。统计资料显示,2008年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4761元,仅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的30%[[30]]2005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显示,巨大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导致人均收入低于2000元的乡村数目和农村人口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例,分别为乡村调查样本数(390)的65%和农村人口样本量(3852)的46%。按照2008年国家贫困标准(年收入低于1196元)划分的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5%[[31]]。除了城乡贫富差距之外,全国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内部的贫富差距也相当明显。[[32]][[33]]李实和罗楚亮发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上升到2005年的0.38[[34]]

从社区层面看,上述案例涉及的B村、Y村和L村,汇集了中国贫困乡村的普遍特点:位于交通不便山区、自然条件差、人均耕地少、医疗教育设施等社会公共资源几乎空白是这些村庄的现实。在国家扶持下,农民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但高山耕地资源有限,农业产出只能满足自身消费,难有剩余用于商品经营。自然资本匮乏和单一经济模式限制了农民增收,人均收入分别只有3000元、1600元和1400元,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务输出成为村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35]]从家庭和个人层面看,无论是收入或是消费,这些大龄男性和他们的家庭又远低于本村的平均水平,是一群居住于贫困村庄中的远低于国家贫困标准的深度贫困人口,物质资本几乎已低至极限。虽然大龄未婚男性大多数存在于多子家庭中,但同一乡村中也不乏纯女户,就乡村整体而言人口性别结构并不失衡。当地女子嫁往外乡的不少,但也有嫁在本村或招外地男性入赘。家境在本地属于中等水平的男性成婚并不见得特别困难。难以进入婚姻关系者都是当地的绝对最低层,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约占当地适婚男性人口的5%左右。受限于自身和家庭的环境,他们或因受教育程度低而缺乏脱贫的能力或无法利用外出打工增加收入的机会而陷于贫困之中难以自拔。极度、持续贫穷使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拉大了与当地平均水平的差距,成为他们被婚姻市场淘汰的最凸显的关键因素。

以上案例还反映了农村大龄男性纠结于婚与不婚的两难。他们一直处于婚姻的矛盾之中,一边是渴望成婚,一边是各种现实所迫让他们在取舍中左支右绌,不得不放弃婚姻。例如,有的大龄未婚男性为家中独子,不入赘难以成婚,但入赘相当于导致家中空巢又难以接受(案例Y1)。有的是不能接受女方残疾,害怕背上一辈子的包袱(案例B2)。有的是因为女方家庭赤贫且负担超重,担心成婚后可能面对比目前更大的生活压力而放弃(案例Y5)。

(二)择偶方式

即使不得不面对难以逾越的婚姻门槛,即使没有能力为“男婚女嫁”的婚姻模式积累足够的资本,很少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放弃终结单身的努力。以下案例是一些具体方式和结果的描述。

1)买婚

L村过去5年共有在当地家境属中下游的8户人家为大龄未婚儿子先后从云南买入媳妇。当地青壮劳动力有不少到云南或贵州打工,主要从事挖煤或修建高速公路。打工期间获得买婚的相关信息,回乡后通过人贩中介操作,费用约为2万元买1个媳妇。买来的媳妇中,先后跑了5个,只有3个留下。跑走的媳妇有的是嫌弃男方条件差,有的是有预谋的行骗。留下的媳妇都是在当地生下了孩子,出于情感或其它原因不方便逃离。该村买婚的案例,媒体也有报道,但有关买婚的具体数目,媒体的报道与我们实地了解的情况稍有出入。(访谈案例L2

L村某男性,44岁,接受过3年小学教育,有11妹。弟弟与本村女子结婚,妹妹嫁在本村。自己所住房子是父亲10年前帮盖。常年在家务农,此外也喂养5头耕牛。农忙时出租耕牛,每天可以有100元租金收入。自己农耕加上父亲打工的一些收入,年收入约1万元。受村里同乡买婚的影响,39岁时从云南买了1个媳妇。先从同村已买婚的老乡处获得信息,连同本村另外2位大龄男性远赴云南,通过人贩中介挑选老婆。同去3人均成交,价钱从2万多到3万不等,取决于女方的长相和年龄。买回家后为防止其逃跑,家人轮番看守,但是时间一长放松警惕,买回后快一个月,女方同一起被买来的2个老婆跑了。见同村其他人买来的老婆大多数也陆续跑掉了,自此之后没敢再买婚,怕再上当人财两空。(访谈案例L3

Y村某已婚男性,33岁,小学文化,常在外当钻工,为修建高速公路打隧道。三年前在广西修高速路时,买了一个云南的媳妇回家。女方当时24岁,文盲,家住不通水电的贫困山区。现有一个3岁女儿。(访谈案例Y4

2)招赘婚

B村某已婚男性,小学文化程度,从十几公里外的邻县入赘B村,入赘时已经年过30。入赘原因是男方家庭兄弟多(共5个)且贫穷,而女方家庭则有2女儿待嫁。婚后与女方一家共同生活,育有11子,女儿随母亲姓,儿子随父亲姓。婚后买了一辆30座的客车经营从村到县城的客运生意,是乡亲们眼中的能人。另岳父办了一间面粉加工的小企业,家境在当地属富裕水平。(访谈案例B4

Y村某已婚男性,与表妹近亲结婚。2008年其表妹的丈夫在外地打工时因矿难死亡,遗下老婆和112个幼孩。丈夫死后1年,女方招该男入赘。女方的父亲与该入赘男的奶奶是姐弟,入赘男与寡妇的前夫是亲表关系,也是近亲婚姻。婚后两人还没有生育。入赘男属于大龄未婚,数年前曾花3万元从广西买婚。该广西女子是婚骗,买回1星期后逃去无踪。此后该男在与寡妇成家之前一直没有找到老婆。同村还有4户也是寡妇招夫的形式,男方均为大龄未婚男性。(访谈案例Y3

3)收继婚

B村某男,39小学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有3个哥哥2个姐姐,均已婚。本人因无钱买宅基地盖房导致找对象困难,后在父母沟通和撮合下通过“转房”解决婚姻,娶其三哥的老婆(即三嫂)为妻。三哥在煤矿打工,因矿难死亡,遗下2个女儿。娶原三嫂后,再添1女。父母之所以要求转房,一是考虑贫困家庭需要面对高额婚姻费用,二是考虑儿媳改嫁部分家产流失的风险。“转房”可以节省结婚费用并使得家庭财产不外流。这种“转房”家庭在本村共有5户,村民都觉得这种婚姻形式对于这些家庭很好也很正常(访谈案例B5

以上案例反映了,在追求婚姻关系上,由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在婚姻市场上“支付”女性“要价”的能力很弱,他们不惜采取一些游离于法规和习俗之外、但能够以较低择偶成本换取较高实质成婚机会的方式[[36]],这反映出他们并不自甘于大龄未婚的强烈愿望,也反映出在择偶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不断降低自己的预期。

招赘婚姻是大龄男性比较常用的成婚手段。在传统的父系家族体系下,嫁娶婚姻在农村仍占绝对的主导地位[[37]],招赘婚姻的比例仅占婚姻总数的5%-10%[[38]]。对男方家庭而言,招赘婚姻通常发生在兄弟较多的贫困家庭,因为父母没有能力为所有儿子的成家积累足够的彩礼和居住条件(案例B4)。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婚姻模式,招赘婚姻给上门女婿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入赘往往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选择[[39]]。因条件更差而未能入赘初婚女性家的大龄男性,会选择入赘到寡妇家。虽然婚后要承担很重的照顾女方公婆和子女的经济压力,但是为了能够成婚,不少大龄男性还是不介意这种婚姻形式。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入赘寡妇家的男性年龄一般偏大,能有这样的婚姻,足以令其他大龄未婚男性羡慕。

在中国农村,父系家族势力和对亲属网络的需求,导致通婚圈局限在较小的地理区域[[40]][[41]]。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男性由于在本地的婚姻市场上被边缘化,不得不通过扩大通婚的地域范围寻找多一些机会。然而远距离的通婚在很大程度上由带有牟利色彩的“媒人”撮合,婚姻的买卖性质突出[[42]]。不少大龄男性选择买婚来获取婚姻机会,有的甚至贷款买婚。虽然买卖婚姻不被法律允许,却被村民普遍接受。在访谈的村庄中,村民对买婚者均表示出理解和同情。虽然买卖婚姻存在着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买来的媳妇会跑掉、婚姻质量难以保障等等),但是大龄未婚男性还是趋之若鹜,分期分批远赴外地买婚。买回家后立即成婚,在婚礼上会受到当地村干部和村民的祝福和赞扬。

也有大龄未婚男性采取“收继婚”(也叫“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收继婚”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法律一再禁止,但并不能令这种婚姻形式消失。在非汉族的人口中,在汉族的穷苦农民中,“收继婚”时有发生[[43]]。“收继婚”有多种形态,主要都是同辈和异辈两种形式的变体,而最为常见的则是同辈之间的收继,例如“弟收兄妻”[[44]]。案例B5即是“弟收兄妻”例子。“收继婚”是家庭资源的内部重新整合,为的是家庭劳动力和财产均不外流。在访谈的村庄中,青壮年外出打工主要从事重体力和高危行业,不少已婚男性在煤矿和开挖隧道的事故中死亡。死者如果还有未婚兄弟的话,“收继婚”是为了对死者的金钱赔偿不会随死者配偶改嫁而流失,也为了不用支出未婚兄弟的婚姻费用。这样的婚姻形式看似是不合情理的“灰暗”,但对于这些家庭却是“平常”。

(三)择偶动机

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家族的延续与祖先的祭祀紧密相联。保障家族的永久延续成为对家族和祖先的神圣义务,独身和无嗣被认为是愧对祖先的不孝行为[[45]]。传统社会的婚姻必须首先满足家庭和家族的需要,虽然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变迁使得农村婚姻已经逐渐从“家族婚”向“自主婚”转变,然而在农村地区婚姻的缔结仍未脱离父系父权家族制度的窠臼[[46]]。但是在婚姻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婚姻的传宗接代功能对于农村大龄男性来说几乎是不可实现的。

农村社区对大龄单身缺乏普遍认同是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急于进入婚姻关系的主要动机。访谈的农村社区中,绝大多数的村民都很难接受大龄未婚,这种文化价值植根于农民生活在其中的狭小社区的社会经济因素。文化规范的压力使得大龄未婚男性在村里自觉矮人一等。农民生活的逻辑是十分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因而也十分看重面子,这是社区主流文化重要影响的产物[[47]]访谈中发现,由于家中有大龄未婚的男性,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心理压力加重,而大龄未婚男性本人也会有自卑和沮丧的心理,不愿参加村里的人情往来,社交网络非常狭窄(如案例B2、案例Y2)。为了融入社区的主流文化,获得周围人的社会认同,大龄未婚男性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寻找配偶,他们甘愿动用一切家庭和社会网络资源、穷尽其财富来换取婚姻机会,而没有过多地去考虑婚姻的后果。这种强烈的成婚动机并不一定来自婚姻传统的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目的,这对于农村大龄男性来说可谓奢求。只要能够结束单身,他们并不拒绝一些已经没有可能生育、不能保证父系家族完整和延续的婚姻机会。访谈中发现一些入赘婚姻,男方已经不可能再生育自己的子女或让子女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为了获得与已婚村民一样的“正常”生活,他们还是选择进入婚姻关系(如案例B1、案例L3)。

(四)择偶结果

我们的案例显示试图进入婚姻关系的尝试不一定导致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期待出现的结果,他们能否进入婚姻关系、进入后能否维持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长期努力、穷尽了有限的资源之后,有的一直未能成婚,有的只能经历短暂的婚姻,而有的尽管成婚也是陷入繁重的生活负担。

在不平等的背景下,对于农村大龄贫困男性而言,婚姻结局被动地取决于婚居模式。如果通过“买婚”手段实现男婚女嫁的主流婚居模式时,他们进入婚姻关系的机会虽然有所提高,但勉强进入后不容易存续。买婚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失婚风险,逃婚是买婚家庭最易发生的悲剧。主要是大部份买婚没有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其次是婚前对女方下嫁意图缺乏了解,此外,有的买婚涉及骗婚成分,有的买婚案例中男方的家境令女方难以接受,导致的结果是很多买来的媳妇陆续离家出走,剩下一些重返单身的大龄男性或不完整的单亲家庭。为了防止买来的媳妇跑掉而导致人财两失,动员一切可能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全天候监管成为买婚家庭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从经济上和行动上限制买来的媳妇与外界、特别是原居地的交往也是防范的重要手段。监管的结果不能增加买来媳妇的落户感,却会加深买婚男性的生活不安全感,也有加大买婚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的情况。

如果农村大龄男性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入赘”(即婚后离开本家到女方的家庭生活)这种非主流婚居模式时,招夫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归宿。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多种招赘婚姻形式[[48]]。按照招夫的主体和目的可以分为:闺女招夫,即未嫁女子招夫,是最常见的招赘婚姻形式;妇人招夫,即有妇之夫招新夫以养旧夫;寡妇招夫,即丧偶妇人招夫以养老迈翁姑和幼子;养媳招夫,目的与寡妇招夫类似。我们的案例涉及“闺女招夫”和“寡妇招夫”两种招赘婚姻形式。同样是招赘婚姻,婚后的结果却大相径庭。“闺女招夫”(即未嫁女子招夫)型通常植根于男女双方的家境存在着一些“女优男劣”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大龄男性摆脱贫困以及与贫困相关的婚姻困境的改善有可能慢慢隐现(案例B4)。相反,“寡妇招夫”型多数发生在一些前夫家中虽有些遗产、但通常上有老下有小照顾担子较重的家庭,招赘婚姻给农村大龄男性带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在我们的案例中则不明朗。往往这些入赘后的大龄男性既要照顾女方的公婆,还要承担照顾前夫孩子的教育及婚嫁费用,经济压力增大(如案例B1和案例Y3)。

结论

本文结合宏观数据和微观深度访谈资料展开分析,本文形成了有助于加深认识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判断。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市场上感性、世俗的交换功能。一般意义上的贫困并不一定导致农村男性丧失婚姻的机会。换句话说,男性个人资本的吸引力是别人决定的,他们被迫单身的主因是其本身在婚姻市场的交换能力与女性的期望存在太大错位。这带出了婚姻模式的出现和演变,离不开不平等背景约束下“保存和继承财产”的主题,本身就是诸多不平等的结果。婚姻关系的进入和持续表面上是男女双方选择的结果,但实质上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吸纳与拒绝的双向过程。在财富、能力等眼前利益决定着婚姻机会的社会,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不能获得基本的婚姻保障,并非仅仅是与个体自我密切相关的因素,而是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经济社会结构性的成因,不平等对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由此引申的政策意涵是,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努力将是解决他们婚姻困境的更有针对性、更为有效的一个途径。

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还意味着这个群体进入婚姻关系的年龄、生育、家庭形态和结构、家族延续、家庭养老、婚后社会经济地位的后续变化等一系列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的时序安排都带有难以预见的变数。对于这个群体而言,择偶面对非常不利的机会结构,本质上说是一个很不确定的选择过程。择偶的不确定导致围绕婚姻关系的后续活动(例如生育、抚养、赡养等)的人生轨迹也变得不确定。这些不确定性昭示,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不但长期处于婚姻市场的边缘地位,而且这种持续性的边缘地位令他们的未来可能缺失由婚姻、家庭形成而派生的一些社会保障。这个群体面对这些不确定性和缺失采取何种选择,是安于天命地逆来顺受或流于沉沦导致社会风险,由此带来什么政策启示,现有研究无论是理论层面或实证范畴提供的认知还非常有限,这个空白为本文后续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空间。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号:13BRK025.陕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英才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2]] Andors, Phylli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M].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Jaschok M, Miers S. Women and Chinese patriarchy: submission, servitude and escape[M].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4.

[[4]] Thornton A, Lin H.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 Skinner G W. Family and Reproduction in East Asia: China. Korea. and Japan Compared[Z]The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lec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2002

[[6]] 普婚型社会,泛指超过49岁尚未成婚的女性人口占成年女性的比例少于5%的社会[5]。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在中国,这一比例低于1%

[[7]] Lee J, Wang FMalthusian models and Chinese realities: 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1700-2000[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9,( 1):33-65

[[8]] Das Gupta, Monica, Ebenstein A, et al. China’s marriage market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for elderly men[R].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WPS5351,2010.

[[9]] 适婚年龄是一个由文化习俗界定,因地而异的概念,作为一般性趋势,这一年龄在经济落后地区要较经济发达地区为低。参见:Billari F C, Alexia P, Fürnkranz J.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age-at-marriage norms[R].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Demograph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 2002-018), 2002;赵智伟:影响我国女性初婚年龄变动的因素[J].人口与经济,2008,(1):32-34.

[[10]] 叶文振,林擎国:1998.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1998,(4):16-22.

[[11]] Skinner G W. Family and Reproduction in East Asia: China. Korea. and Japan Compared[Z]The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lec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2002

[[12]] Tuljapurkar, Shripad, et al. High sex ratios in China’s Future[J].Science , 1995, 5199:874-876

[[13]] Klasen, Stephan, Claudia W. Missing women”:Rexisiting the Debate[J].Feminist Economics,2003, 9(2 -3):263-299

[[14]] Poston D L, Glover K S. Too Many Males: Marriage Market Implications of Gender Imbalances in China[J].Genus LXI , 2005,(2): 119 -140

[[15]] 李树茁,姜全保等:性别歧视与人口发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2.

[[16]] 杨菊华,宋月萍,翟振武,陈卫等: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17]] Das Gupta, Monica .Fertility decline in Punjab, India: parallels with historical Europe[J].Population Studies, 1995,49(3) :481-500.

[[18]] Fan C ,Huang Y.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8, 88(2):227-251.

[[19]] Fan C, Li L.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 a field study of Gaozhou, western Guangdong[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 619 -638.

[[20]] Li L, Lavely W. Rural Economy and Male Marriage in China: Jurong, Jiangsu 1933[J].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995, 20(3):289-306.

[[21]] Lee J, Campbell C. Fate and Fortune in Rural China: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Behavior in Liaoning 1774-1873[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58-70.

[[22]] Peng Yuanchun. Analysis of Older Single Youth's Having Difficulty in Getting Married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J].Youth Studies, 2004,( 6): 18-20.

[[23]] 莫丽霞: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后果研究[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05.

[[24]] 杨华:农村婚姻市场中的结构性因素基于湖南水村光棍汉的调查[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3):7-9.

[[25]] Oppenheimer V K.A Theory of Marriage Timing[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3): 563-591

[[26]]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展开的百村调查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有关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大规模调查.有关调查的详情和主要发现.参见:靳小怡,郭秋菊,刘利鸽,李树茁:中国的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百村调查及主要发现[J].青年研究,2010,(5):21-30.

[[27]] B村距乡镇5公里,方圆17平方公里,耕地仅占全村总面积的6.4%,有6个村民小组,共2591008人,分散住在海拔500—1900米的山上。上山只有土路,不通车。全村积存的身体健康、40岁左右的大龄未婚男性19个。

[[28]] Y村距离乡镇6公里,耕地只占全村面积10%,共2981137人,5个村民小组。村民主要分布居住在海拔1500米的山上,可通车的土路只连接到半山,村民主要靠步行下山.3-4个小时。全村积存的30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17个。

[[29]] L村距乡镇8公里,耕地面积占全村面积6.6%,共有6个村民小组,229987人,分布在海拔1500-1900米的高山上。2009年新修的土路可以通车到半山。男的一般22.23岁,女的20岁左右结婚。全村目前大龄未婚男性10来个,2005年时曾因多起买婚事件引起中央媒体关注。

[[30]]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1]]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与信息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9.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

[[32]] 万广华,张藕香,伏润民:1985-2002年中国农村地区收入不平等:趋势.起因和政策含义[J].中国农村经济,2008,(3):4-15.

[[33]] 陈光金(2010)的研究指出,城镇和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对中国总体不平等的贡献远大于城乡间不平等的贡献,而其中农村内部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一半。参见:陈光金: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0,(6):86-115.

[[34]] 李实,罗楚亮: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R].中国改革研究院(海南)2007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2007.

[[35]] 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贫穷的村子,外出打工,一个很底层的人突然就能脱贫,能否外出打工成为减贫的重要制约。从村民房子的外表和质量就可以看出贫富的差距。

[[36]] 相对于正常的婚姻形式,农村大龄男性采取的婚姻形式省却了许多诸如过门、订婚、过礼、回门等结婚习俗程序而减少了不少必要的结婚花费。

[[37]] Lavely W, Ren X. Patrilocality and Early Marital co -residence in Rural China.1955 -85China Quarterly,1992, 130: 378 -391

[[38]]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39]] Chuang Y C ,Wolf A P. Marriage in Taiwan,1881-1905: An Example of Regional Diversity[J].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1995,( 3): 781-795

[[40]] Fan C ,Huang Y.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8, 88(2):227-251.

[1]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1):57-60.

[2] 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20世纪30-90年代的冀南农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 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 李卉:中国古代的收继婚[J].大陆杂志,1943,9(4).

[5]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 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8]] 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M].番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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