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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肩”:北京基层社会的婚外恋(1992发表)
作者:潘绥铭  时间:2016年07月06日
来源:《社会》1992年第8期

“傍肩”:北京基层社会的婚外恋

1992

小李是北京某集体企业的普通工人。当社会调查人员问起他对婚外恋的看法时,他笑了:“什么婚外恋,我们可没那么文绉绉。不就是‘傍肩儿’吗?多啦!”

于是,社会学家们这才知道,一个新名词,一种新现象,正在北京的基层社会中迅速地传播和扩散着。它向我们现有的理论和宣传教育提出了不大不小的挑战。

.“傍肩”的确切含义

民间口语这东西,既不是知识分子们发明创造的,也不是社会上层所能控制和消灭的,它往往是首先产生于社会的基层,然后不胫而走,逐渐在文化的表层上显现出来。北京人的口语中已有不少这样的词汇,其中有一些,全国各地的人都能听懂了,例如:“倒爷”、“侃大山”、“盖帽”等等。当它们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之后,各阶层的人都有可能对它们做出新的不同解释。并赋予它们或褒或贬的道德评价。例如,“第三者”一词传开后,有人就说,它不过是通奸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另外一些人则提出“究竟哪一方是第三者”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则回避这个词,用“婚外恋”来取而代之。

其实,任何一个新流行的口语词汇,只能找那些最先使用它的人,才能了解到它的确切含义。

“傍肩”这个词,在“儿音”极重的北京人口中,乍一听就像是“棒尖儿”,叫人莫名其妙。其实是把“肩”字加上了儿音,又连起来说,就成了“尖儿”的音。

也有人说,“傍肩”是“帮肩”或者“帮家”。但是北京话里的四声极准,不可能把第一声的“帮”错说成第四声的“傍”。有人说是“伴肩”或“伴家”,也不对。因为“伴”的音相差较多,即使加上儿音,也只能是“伴儿”,不会发出“傍”的音来。

还有人说,“傍肩”其实是“傍家”。这倒值得进一步研究。北京口语中,这家人那家人或一户人家这样的词里边,“家”常常说成“家儿”,听起来跟“尖儿”一模一样。不过,据十几位已经习惯地说“傍肩”的人解释,这个词是早就有的老词,指的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两家人的关系,因此不大可能是“傍家”。

据一位退休的“板儿爷”(蹬三轮车卖货的人)说,早在解放前,甚至更早,北京的体力劳动者中就流行“傍肩”这个词了。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肩并肩、肩靠肩,形容两个“哥们儿”之间的关系非常“铁”(牢固可靠)。不过到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流行了。

使它重新流行起来的,是北京近些年来出现的众多的“练摊儿的”。他们是个体青年,在街头巷尾摆摊儿做买卖或开饭馆。为了做生意,他们对上要“跑路子”,对下要雇人或请人帮工,横向里要拉关系,因此朋友众多,三教九流俱全。这些朋友中,经常联系并能对自己有所帮助的,就升格为哥们儿;关系再深些,就成为“老铁”;但是只有那些与自己合伙或合作、利益一致、息息相关的知心朋友,才被称作“傍肩”。这个词表达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一种敬重、感激、忠诚、依恋的情感。据那些习惯使用的人说,它高于“义气”,是高标准的志同道合;它深于“交情”,是深人心底的手足之情。因此,“傍肩”是很难得很可贵的。

大约从1991年夏天开始,也许更早,这个词被个体青年们转而用来专指婚外恋中的对方。它既可以指男人,也可以指女人,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男人指自己的非婚情人。还没有“对象”的未婚男青年,有时也用这个词称呼某个并不准备与之结婚的女朋友,但更常见的用法是一个已婚或已有结婚对象的男性,把自己的婚外恋女友叫做“傍肩”。

不过,“傍肩”有着特定的含义,与社会上层所通用的许多词汇有较大区别。根据习惯使用者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条件:

首先,“傍肩”特别强调志同道合,必须是共同从事某种事业或经营活动才能算。这就不同于简单地寻欢作乐或互相解闷的“泡妞”。因此,许多人的“傍肩”是他们的同事、助手又帮工、关系户,甚至是客户或老板。

其次,“傍肩”之间并非单纯的精神恋爱,常有共同生活和性关系,一般也有经济互助或金钱往来。不过,虽然也有人“倒贴”或“养活”对方,但他们都认为是某种“感情表达”,不是“生意经”,更不是卖淫或者嫖娼。

第三,“傍肩”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保持相当长的时间,有较大程度的依恋,并不是偶然的“外遇”或“寻花问柳”。

第四,“傍肩”并不是“第三者插足”。他(她)并不强求对方破坏现有婚姻而与自己结婚。有些人自称:他(她)的“傍肩”甚至还反对他(她)离婚,或者事先就声明,双方不准备或不可能结婚。更有人自称:“傍肩”与他(她)的配偶心照不宣,和平共处。

上述四个条件加起来,就是“傍肩”一词的确切含义。据十几位被调查一者反映,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条,那么他们就不会把对方称为“傍肩”,而是叫做别的什么了。例如:若是没有志同道合这一条,那么对方就只不过是个“妞几”,或是个“汉子”。如果没有最后一条,双方真是为了结婚,那就叫做“练对儿”(谈恋爱)。

由此可见,“傍肩”非常近似于上层人所说的“不以结婚为目标的较长期的情人”。

.“傍肩”是一种转变

即使在社会基层,各种各样的婚外恋或非婚性关系也早已存在,屡见不鲜。但是“傍肩”一词的出现和流行,却反映出基层婚外恋的某种变化。

最早的一些个体青年,就已经临时地或长期地雇佣一些女青年来帮工或帮助做买卖,有北京的,也有外地农村来的;有卖力气干活儿的,也有“看摊儿”(营业员)、“当托儿”(蒙骗顾客)、“跑外”(联络或购销)或“卖脸子”(招徕顾客)的。这些女青年有求于老板,因此其中有些人就被迫地或自愿地与男老板有了性关系,直到现在,也仍然时有男老板犯强奸罪被抓获法办的。但是,从男老板这个角度说,无论他与女雇员有没有这种事,都非常看不起这样的女青年,

把她们叫做“鸡”。这其实就是把她们跟社会上卖淫的“野鸡”联系在一起,充满鄙视之意。而且,据个体青年们现在回忆,那时候对“鸡”产生真情或结成较长期关系的老板,一则本身就很少,二则别的老板也会看不起他,认为他“丢份”(丢面子)。

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只是在当时遭人歧视的社会环境下,男个体青年用以维护自己的体面的一种自我心理保护。

数年过后,个体青年们收入增加,自信心也有了,觉得可以跟社会一般人平起平坐了,又到了婚恋年龄,于是也像一般人那样找对象成家了。他们的择偶标准跟别的人差不多,但是更强调老实可靠,善于理财持家。于是有些人开始把选择的目光投向一直被叫做“鸡”的女青年,发现她们除具有经营方面的优越之外,还有“正经人家”的女儿们所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精神。虽然由于婚姻是终身大事,很少有人真的娶她们,但新的称呼出现了。有一些“鸡”被改称为“妞儿”(有人性了),还有一些则被叫做“姐们儿”(有义气了),少数佼佼者令老板无法称呼,只好叫她“嘿!”(有情感色彩了)。

随后数年,个体青年们虽不都是财大气粗,但社会上已经经常用“大款”来称呼他们,实际上是略带嫉妒地形容他们的钱多和地位不高。不管是真是假,“大款”们也觉得,自己的情人不能再用“小姘”这样的贬义词来指称了。但他们又觉得文人墨客所用的情人一词,既酸溜溜又不能反映他们的实际情况。于是,他们把“傍肩”套用过来,一则表示他们的情人不同于上层人的第三者或婚外恋,二则也表示自己这个阶层已具有文化上的相对独立性了。说不定,这还是受到1991年夏天盛行于京城的“文化衫热”的启发呢!大概有些个体青年已经不满足于别人印什么,自己就穿什么了。既然《顽主》等电影、小说可以“塑造”我们,我们为什么不来点自己的“一绝”,让世人们惊讶一下呢?有一位个体青年就是这样解释“傍肩”一词的出现。

据被调查的个体青年说,虽然有一半左右的人确实已经有了“傍肩”,但这个词更多地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期望。有几位说,我们要找“鸡”并不难,“姐们儿”也有几个,但是我们既成了家又立了业,总觉得只有“傍肩”才是最理想的。因此尽管我自己并没有,但是真的挺羡慕别人有“傍肩”,也就跟着叫开了。问到从“鸡”到“傍肩”的变化说明什么时,其中一位笑了:“得了,‘老师’,别老小瞧我们!"

.“傍肩”的流传说明什么?

北京到底有多少人有“傍肩”?情况真像他们说的那么理想化、那么和谐吗?未必。但在开展大规模深入调查之前,也确实很难说得清。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词确实在北京迅速地、跨阶层地流行开来。至少在一般居民、普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和许多基层干部中,它已经不再陌生。就连大学校园里也时有所闻。尽管许多人还不明白是哪两个字,又从何而来,但它的含义却为人所知。

流传这个词的人不一定都相信它是真的,更不一定认为它是好的,但它的流传表明,人们承认它至少是可能存在的,承认它的含义与现有的词汇多少有些不同。因为人们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流行一个新词的。这就给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和婚姻家庭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我国的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通奸是犯罪,但无论党纪国法还是社会道德和舆论,都不容许任何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多年来,我们的宣传教育一直在批判这种行为,不能说不重视,不能说不尽力。据有限的调查,我国城市的成年人中,82%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婚外性行为。绝大多数人都反对或抵制它,尤其痛恨自己的配偶做这种事。这种人口比例上的优势也不能说不强大。那么,这样一个词及其所代表的含义,为什么还能迅速流行开呢了恐怕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宣传仍然有些脱离人们活生生的生活与心态,有些局限于知识阶层的空论。

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在强调爱情的专一、性的专一和婚姻的专一,从多方面论证了它的必然。这当然是巨大的业绩。但是普通人是根据生活实践来思考问题的。如果我们不能具体地解释某些特殊现象,说清它为什么会有,那么不管扣上多少帽子,人们对我们的理论还是会将信将疑。“傍肩”一词传开后,已经有同志说它是“通奸的借口”。情况很可能真是这样,但它毕竟存在,不指出它产生的特殊原因,恐怕会使人误以为它也有某些必然性呢!

“傍肩”一词来源于北京个体青年阶层特有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本来不应该传入其他阶层,就像“黑话”或“行话”不会有其他人使用一样。但它却真的传开了。这就不得不归因于现今社会上普遍潜在的“婚姻危机感”,以及上层主流文化的感召力正在下降的情况。

据北京市1990年的调查,85.1%的夫妻认为自己目前的婚姻状况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这似乎是一个令人乐观的数字。但分开来一看,其中认为很满意(因此不大会有危机感)的人只占34.9%,比较满意的则占50.2%。潜在的危机感就存在于这种占人口一半的夫妻当中。他们实际上是出于潜在的恐惧或对抗心理,才流传“傍肩”一词的。他们所急需的,并不仅仅是在道德或理论上批臭“傍肩现象”,更急需切实地指点,以便使夫妻感情更上一层楼,以便使婚外恋防患于未然。

据全国的不完全统计,1990年以来,理论的或学术的书籍销量急剧下降,而通俗的、贴近日常生活的书刊却始终在增长。“《渴望》热”更说明市民文化正在向更基层化发展。人们在寻求物质生活高雅的同时,越来越希望有现实可行的精神生活指导。“傍肩”是基层生活的产物,但很可能恰恰是因为它来自基层,才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传播它。这跟流行歌曲都比较“俗”恐怕是同一个道理。这种“反哺”提示我们的婚姻家庭研究多注意多解释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动向,不能再唯美主义了。

据目前所知,北京的“傍肩”现象确实有所增多,这个词的流传还会更为广泛。但它毕竟不可能成为婚姻的主流。每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听听无妨,大可不必挂在心上。提高自己的婚姻质量才是最根本的“感情投资”和“人生保险”。

《社会》1992年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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