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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 想象 “性”趣
性的语汇建构与行为训练
作者:潘绥铭  时间:2012年09月23日
来源:《中国性革命纵论》,高雄‧万有出版社‧台湾 2006年12月
 

如果乌鸦也会唱最时髦的歌

它的爱情故事

怎么会比人类的还差?

--题记

第一节 语汇,建构着我们的“性”

一.性语汇

1.什么叫做性语汇

它是一个名词,指那些使用于性方面的语言和词汇。如果真的去使用性语汇,那么就出现了一个动词:“性的言说”。从实践逻辑上来看,性语汇存在于性言说之前,是性言说的基础;因此我在这里首先讨论性语汇的问题。

性语汇主要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创造出来并且经常使用的口头流传的口语。文字化的各种书面文本,一般被归属于性的“书文”,并不属于性语汇。

性语汇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传播。生活在这个时空内的人都能听懂。一般来说,这个时空范围是由社会划定的,而且与社会的群体、社区和社会阶层的划定有着许许多多的沟通之处。因此,属于某个群体、社区或者阶层的人,往往很难听懂另一个阶层的人所使用的性语汇。

2.性语汇的社会等级

在社会里,下层人民所使用的性语汇,往往被上层人士认为是“粗话”、“脏话”或者“黑话”。反过来,下层人民听到上层人士谈论性方面的事物时,往往也不知所云。例如,中国的传统文人把夫妻性交叫做“敦伦”;当今的一些文化层次较高的人把它称为“做爱”;另一些人叫做“性交”;普通老百姓叫做“睡觉”或者“上床”;一些生活在基层社会里的人则使用一些更加直露的语汇。对于性器官的称呼也是如此。

使用什么样的性语汇,往往被看作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志。为了防止自己因为使用了不恰当的性语汇而被同阶层的人所轻视,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制订了并且一直在传播着各种关于性语汇的禁忌。这些禁忌的主要内容就是不许使用其他社会阶层的性语汇。否则使用者就会因此而“丢脸”或者被认为是“有失身分”。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样的性语汇禁忌,当一个人使用别的阶层的性语汇来指称一个同阶层的人时,就会被认为是在骂对方或者侮辱对方。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其他阶层的性语汇,也可以对使用者自己或者对方形成某种性的语言刺激,甚至使自己或者对方产生一定的性兴奋或者性反应。

反之,认同与使用某种性语汇系统,就可以造就与强化某个相应社会群体的成员。

3.性语汇对于“性”的建构

性语汇,一般都与其他方面的各式各样的语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特定的时空中被社会编织成为一个系统,全面而持久地培训与构建出人们的“性”。

例如“脏话”往往是被与“粗话”和“下流话”连接在一起的,有时候还会延伸到“俗话”。生活于这套性语汇系统之中的人,不但会被造就为“粗人”,而且会不自觉地实践某种被上流社会认为是“俗不可耐”的性的模式。

反之,“打官腔”、“文诌诌”和“谈吐高雅”等等也往往是与“正经话”连接在一起的。如果学不会这一套,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体面人”,也做不出“风花雪夜”或者“巫山云雨”这样的“性”来。

总之,在“性”的形成方面,与其说“人们怎么做才会怎么说”,不如说“人们怎么说,才会怎么做”。

4.为什么说“语汇”而不说“话语”?

现在有些中国学者,一头扎进西方的“话语理论”中不可自拔,却忘记了一个基本常识:在西方文化中,语言与文字基本上是一回事,因此“话语”一词可以同时涵盖两者;可是在中国,语言与文字却是相对分离的,存在着“书文”与“语汇”这样两个相对分离的范畴。因此所谓的“话语”,如果不分解开来仔细考察,那么在中国就是一个伪命题与伪问题。

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绝大多数承载于文字,而且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可是绝大多数人却不识字,无法直接被这些文字所规训。因此对于中国的上层社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自己写出了什么,而是如何把自己写出来的“书文”转化为人们的“语汇”的问题。舍此,哪怕“四书五经”光辉灿烂、永恒不变,也不过是一堆死文字,根本就不可能是在现实社会中发挥实际作用的“话语”。因此,上层社会需要做的第一步,不仅仅是“笔耕不辍”,更是赶快去“纯洁语言”,去消灭“脏话”。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经典中,写成文字的“性教导”少之又少,但是在“性语汇”方面的“移风易俗”却多而又多,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大力提倡“语言美”(就是不许说脏话)。这雄辩地说明,“书文”与“语汇”的区别,对于中国社会是何等地重要,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反之,最近20年来的中国性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促使我们把医学上的性的“书文”,迅速地转化成我们的日常“语汇”。只有这样,我们的夫妻才有可能讨论自己的性生活,我们的老师才有可能进行性教育,甚至,“荤段子”才有可能流行起来。

所以在中国,“话语”是伪问题,“言说”某种“语汇”才是真问题。

                                                                                                                  

二.乱伦禁忌靠“骂娘话”来承袭

1988年,笔者写完了《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一书。在那本书里,我论述了“乱伦禁忌”并不是人类生来就有的本能,而是当时的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一种社会制度,因此不管社会如何严惩,乱伦行为总会时有发生的。

但是在搁笔之际,我就在想,那么“乱伦禁忌”又是怎样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呢?至少在我本人小时候,父母或者任何别人都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方面的任何话,而我像其他人一样,也做过乱伦梦,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呢?

当时想不出来,就放下了。后来读书多了,就开始信奉和宣讲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性心理发育理论,大概的意思是说,父母总是用具体的行动而不是明显的话语,来暗示儿童,不应该在性意义上亲近父母或者兄弟姐妹,而不是直接地发禁令。

这些当然是有根有据的,但是我觉得,一般中国人的性道德主要是靠社会的外力约束,往往不是靠西方人里常见的那种内在的、类似宗教的自我制约。外力当然可以内化为个人的道德良心,但这个外力本身又是什么呢?在“中媾之言,不可道也”的中国传统社会里,这个外力又是如何具体操作的呢?

感谢我的一位成人学员的提醒,我终于想到了“骂娘话”。是它在我们心灵以外约束着我们。它就是那个社会外力的主要体现之一。

人人都知道我们的国骂“他妈的”,其实它是一句完整的语句,只不过在大庭广众里说的时候,前边省略了一个动词,后边省略了一个名词,而且主语“我”也是不言自明的。它实际上是:“我操他妈的屄”。连“他”字也是转化过来的,本应是“你妈的”,是直接用来骂对方的。但是为了作为国骂而流芳百世,人们只好把含义明确的“你”变成无所指的“他”,而且谁也不会去追问“他”是谁。

国骂“他妈的”还有许多转化形式,例如“我肏”是省略了后半段;仅仅说“妈的”或者“肏”则是最简略的形式;用“娘”来代替“妈”则是方言问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形式都是指向对方的母亲,都是用性交合或者强奸这个手段。它们所包含的意思是:别人跟自己的母亲性交合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为什么是侮辱?因为除了父亲,任何人跟母亲的性交合都是最大的罪恶。如果一个人跟自己的母亲性交合,就等于应了别人的骂娘话,等于自己给自己最大的侮辱。

骂娘话还有另一层意思:别人跟自己的母亲性交合,就等于变成了自己的父亲。这在“君臣父子”等级森严的时候里也是对一个人的极大侮辱。如果自己和自己的母亲性交合,也就变成“父不父,子不子”的禽兽了。总之,骂娘话就是在不断地向每一个人灌输着:不可以跟母亲有任何性关系,别人不可以,自己当然就更不可以。

民间还有许多骂人话是暗指与姐妹的性关系。例如,“小舅子”本来只是一个亲属称谓,但是也有这样的话:“我要是不敢,我就是你的小舅子”,或者干脆把对方叫做“小舅子”来贬低对方。这是因为,除了正式的联姻以外,任何跟自己姐妹的性交合也被看作是很下贱、很恶劣的。如果自己这样做,自己也就很下贱了。还有一些骂人话则是直接骂“我操你姐姐(或者妹妹)”。这跟骂娘话所起的作用就完全一样了。

当然,无论骂人的人还是挨骂的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去细想骂人话所包含的这些深层意思。但是人类的一切骂人话之所以能够侮辱到对方,都是因为骂人者在明说或者暗示,挨骂者违法了某种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或者行为禁忌。例如“家贼”、“工贼”、“卖国贼”等等,都是因为“偷东西是罪恶”这样一条基本准则早已深入人心。人们不断地用贼来骂人,就是在不断地互相告诫:万万不可做贼啊!

骂娘话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妈的”这三个字之所以能用来骂人,就是因为乱伦禁忌被人们公认为最最根本的性道德准则,而且这三个字又在不断地向别人和下一代传播着乱伦禁忌。

三.“性骂”在维系着婚姻制度

自从农业社会产生了财产式婚姻以后,各民族对于非婚性关系就一直严加禁忌,其严厉程度仅次于乱伦禁忌。为了世代传播这种禁忌,社会也需要用骂人话来作为控制个人行为的直接手段。

在中国,最常用的骂人话是贬低对方的出身。例如,“丫挺的”是北京人常用的一句骂人话,有时还可以简称为“丫”,说成“你丫”如何如何。它的意思是说:对方是丫头生养的。丫头不但出身卑贱,而且往往是被老爷少爷们“偷”了或者“收(房)”了,才能生育。这样的丫头的地位连一般小老婆都不如,因为小老婆毕竟还是明媒正娶的。

再如,“杂种”、“野种”、“野娘养的”等等,也是很厉害的骂人话。它是说对方的母亲杂交、乱交、滥交,对方自己也就是私生子女无疑。如果再在前边加上一个“狗”字,那就是说对方之母有过兽交了。不过“狗”也可能是指“狗东西”,那么“狗杂种”指的就不是兽交,而仍然是非婚性关系。在北方,同样的骂人话还有“狗日的”、“狗养的”等等。

上等人为了不失身份,常常骂一些表面文雅但内容同样的话。例如“王八蛋”被改缩成“忘八”,还有人把它解释成“忘记八祖八典”的意思。其实王八蛋就是私生子女的称谓。

再如,“混帐”也是上等人常用的骂人话,但是也往往被小心翼翼地修订为“混账”,似乎是骂人家账目不清或者欠账不还。

其实,这里的“混”是动词(第四声),“帐”是指床帷,全句是指:把两个人或者更多人的床帷混淆或者混杂起来,隐喻对方的性关系非常混乱。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许多人都把“混帐”和“王八蛋”连起来,当作一个完整的短语来用,因为先有“混帐”,然后才能生出“王八蛋”来。

       

四.“性骂”就是在培训“男子汉”

中国的“性骂”有一个大致的分类。第一类是指向性关系的,几乎都是指向女性或者以女性为载体。第二类是指向性能力与性行为的,几乎都是在骂男人。它们又可以分成几类。

1.通过骂对方不能生育来迂回地指向性能力

例如“断子绝孙”、“生个孩子没屁眼儿”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当然,不生育本身就已经是骂人了,但是为什么不生育呢?中国人一般认为还是性能力问题。因此才会有“孬种”这类骂人话。反过来,“有种”也就成了一种赞誉。

2.直接指出对方有各种性功能障碍

在中国男性里,阳痿被看作最丢脸的,因此许多针对男人的骂人话总是直捣要害。例如“吊儿郎当”这个词,其实原意是“屌(男生殖器,尤指阴茎)总是晃荡着”,说的是一个男人明明有“屌”,却不能勃起,也不能干正事,而是无所事事地让它郎当着。

这本来是一句很厉害的骂人话,只是由于近几十年来的上层社会也在用,就抹去了其中极其形象的性含义,改成“吊”字,来形容一个人游手好闲、自由散漫或者稀里马虎了。还有一个词“半吊子”,其中的“吊”字也很可能是“屌”, 本来用于形容一个男人阳痿或者勃起不充分,后来也被上层社会改成了不那么刺眼的“吊”。

与此类似的是东北一带的一个成语“水裆尿裤”,骂的是一个男人的鸡巴只会撒尿,不会干别的了,而且还是尿在裤裆里。

与此相对应的赞誉词是“硬梆梆”、“响当当”,原来是指阴茎硬梆梆、两个睾丸碰得响当当,都是夸奖一个男人的“家伙”出类拔萃,喻指他的性能力非常强盛。但是在一切都荒谬绝伦的文革期间,这成了许多人自夸时用的革命口号,最典型的话语就是“我们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而且就连“铁姑娘”也照喊不误。也许,一些人为了强调自己是社会底层“杀出来”的,所以故意这样用词,就像许多革命口号里都有“他妈的”一样。

山西内蒙一带还有一个贬低人的短语:“尸+求(qiu)也脔不成”,意思是一个男人连自己的生殖器(尤指阴茎)都不会用,表明此人实在是废物一个。

北方人常说:“瞧你那肏性”;意思是说:你连性交合的能力都不行,还瞎咋呼什么?

到了最近这些年,这类骂人话发展为非常精妙的民间“顺口溜”,例如“富人白天瞎鸡巴忙,晚上鸡巴瞎忙;穷人白天没鸡巴事,晚上鸡巴没事。”这也是把性能力与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

3.指向遗精

北方还有一个骂人词:“尸+从”(song,二声)。它原来指精液,后来被引申为并非射精的流失精液,如“跑马”(梦遗)等等。用到骂人时,它则是指早泄,或者指由于惊吓而不由自主地流失精液,与“吓得屁滚尿流”是一个意思。这也是中国男人的一大丢脸事,因此这个字既可以单独用,或者说成“真song”,也可以组合成“song包”、“song人”、“song样儿”等等。总之它是用一个男人的早泄来形容对方一无是处、什么都干不成,尤其是指对方没胆量、怕事等等。这个词也可以扩张成“狗song”、“奶奶个song”等等。有的论者错把“song”当成了“熊”,还据此论起“生殖崇拜”来,显然是不合适的。

4.说对方做过一些“为人所不齿”的性行为

这样一说,对方这个人也就成了“猪狗不如”了。例如“溜沟子”与“舔屁眼”本来指的是针对肛门的口交活动,尤其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口交。后来被引申为“溜须拍马”的意思了。再例如“磨屄蹭屌”这个成语,原来指的是在性生活中男人的阴茎并不插入阴道,却在外面蹭来蹭去;后来变成办事拖拖拉拉、三心二意的意思了。

虽然笔者暂时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但是可以提请词源学家们考证下列的骂人话:

窝囊(什么东西,窝在什么囊里?恐怕是“蛋”或者“卵”窝在了阴囊里,形容没有性能力,或者不符合男人的阳刚标准。)

肏蛋(男人用蛋来肏,还是男人的蛋被肏了?无论是哪一种,都是社会所认为的“变态”性行为。)

扯蛋(现在常常被写成“扯淡”,其实原本是“扯鸡巴蛋”。那么是谁扯了男人的“蛋”呢?无论是他自己扯,还是被女人扯了,都不符合社会的“惟插入主义”。)

扯皮(扯什么部位的皮呢?恐怕说的是阴囊的皮。)

“刮屄溜嘴”(山西、内蒙一带的方言,指的是男对女的口交。后来被引申为“耍贫嘴”。)

这些词汇,最初是不是指某些特殊性行为,然后才被扩大到其他事情上,最终成为骂人话的?

5.总而言之

传统的男权社会把性能力看作是一个男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贬低男人的性能力就等于说,他连做个最普通的人的资格都没有了。这被看作是对人的最大侮辱,所以也就成了最厉害的骂人话。这种骂人话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人传人地扩散开来,就反过来加固、加强和加剧了传统社会对男人性能力的种种神话、崇拜和迷信。两者相辅相成、循环往复,共同造就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男人在性交合频率、连续性交合能力、性交合持续时间、获得多次性高潮的能力等等最基本的方面,明明不如女人而且永远没有希望赶上女人,但是传统社会却为了论证“男尊女卑”而不断地鼓吹性能力方面也是男强女弱。

结果阳痿和早泄成了男人头上两块驱不散的阴云,做一个“刚强铁汉”则成了传统社会驾驭男人的最好的马嚼子。所以众多性能力稍差的男人对“太监”、“骡子”、“阉割”、“疲软”等词汇高度敏感,又绝不敢露出蛛丝马迹。更多的男人总是出于恐惧而不断地偷偷自我衡量,甚至疑心生暗鬼,给自己上纲上线。

反之,如果你顺利地通过了“性骂”这一关,那么一个男子汉就诞生了。

五.“性骂”也建构了社会性别

我们很容易就发现:在所有指向性能力与性行为的骂人话里,直接骂女人的非常少。最主要的是骂女人没有生殖能力,例如“不下蛋的鸡”、“漏屄”(形容留不住男人的“种子”)等等。还有一类是骂女人连男人都吸引不了,最厉害的是“你光屁股坐在我腿上,我鸡巴都不硬”之类的直接描述话。还有的是指向女人的生理缺陷,例如“有缝没眼儿”(石女)等等。

可是,这些骂女人的话,精炼与抽象的程度都非常差,几乎没有一个上升到成语与口头语的高度。总的来说,骂女人的话主要还是指向性关系方面和性表现方面。

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一个女人即使真的没有生殖能力和性功能,只要她在性关系方面和性表现方面没有问题,她仍然会有相当大的自信,也会被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所接受和认可。所以仅仅骂女人的生殖能力和性能力,并不能完全摧垮她,人们也就不常用这方面的骂人话,尤其是并没有总结出多少成语和流行说法。

更重要的是,“女人”是被作为“男子汉”的“性对象”来培养造就的,本来就应该是“无欲之人”,因此只有那些夸奖男人性欲旺盛与性能力强大的话,才能够成为骂女人的语汇,最典型的就是“骚”与“贱”。如果你拿这两个语汇来骂男人,最初人们会听不懂,然后会认为你用词不当,最后会嘲笑你文不对题:不骚不贱,那还是男人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语汇不仅在建构我们的性,也在建构我们的社会性别,而且是在“性-性别系统”的意义上进行建构。

六.用性来骂人为什么总能伤害到对方?

中国有许多骂人话非常莫名其妙,因为那些话往往说的只是一种人人都有的生理事实,但是却可以用来骂人而且骂得不轻。例如北方有一种“骂人定语”,说对方是“你这个屄养的”。对方一定回骂:“你才是屄养的”。可是天下人哪个不是母亲的屄养出来的呢?

再如,笔者曾听到过男骂女:“你不就长了个洞吗?有什么了不起!”也听到过女骂男:“你不就多一块肉吗?”这其实都是事实,但都被当成了骂人话。

细分析起来,这种骂人方式里隐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意义。

第一,这类话之所以能骂人,可能是因为前边或者后边省略了某个或者某些别的词。例如“屄养的”就可能在前边省略了一个“野”字。

第二,在精神禁欲主义的性文化中,虽然人人都有生殖器,但是却没有人会在大庭广众里说到它。

结果一切指称生殖器的词汇也就都成了“脏字”,也就都可以用来骂人了。例如在《金瓶梅》等明清之际的小说里,“屄”字本来只是民间的一个普通词,跟文人们说的“阴”并没有褒贬上的差别。但是自从满清推行精神禁欲以来,“屄”字不论用在何处都成了骂人之意。再如,现在人们还常说:说话可别带脏字啊!而且经常用带没带脏字来衡量一个人骂没骂人。“屄”显然一定属于脏字之列。

第三,由于脏字被公认为是伤人之箭,所以挨骂的不可能无动于衷,只要听懂了,感情必然已经受到伤害,骂者就已经先得一分。所以不仅脏字必然是骂人,而且骂人必然带脏字了。

第四,由于社会认为性是不可言传的,性的事实一定是肮脏可耻的,所以挨骂的怎么也不可能承认自己确有其物或者确有其事,除了反骂回去,绝对无言以答。所以先开骂的人总会先占便宜,用性来骂人也就野火烧不尽了。

可是如此骂人,一旦遇上个不遵守社会一般规范的主儿,胜负就可能颠倒了。且不说西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精彩对答[1],笔者愿列“国粹”于此(粗俗也罢)。

某男骂:“我肏你大流血!”女的回骂:“你还流浓呢,看谁死得快!”

此女实在聪明,她第一不羞于承认流血,反而暗示女人有经血乃健康之标志;第二充分利用了另一个社会普遍迷信--男人对“失精伤身”的恐惧。结果,旁观者哄堂大笑。

那个男的气急败坏,虽然他最后大打出手,但是在“骂战”里已经有目共睹地输掉了。

那些当初制造性的精神禁欲主义的老祖宗们,恐怕不可能想到如此的结果吧?

七.“性骂”的效应规律

 “性骂”的第一个规律是:骂得越细,就越暗示对方做过,对方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所以有的人能够滔滔不绝地骂上半天一天,描绘出人类可能出现的一切性行为和性关系,具体例子就不举了。

 “性骂”的第二个规律是:生气是因为能听懂而且认同之。

第三个规律是:“性骂”既是抑制又是刺激。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它客观上也是某种性教育。有多少中国人敢说,自己的性知识没有一星半点是首先从“性骂”里听来的?

总而言之,人人都知道,如果你是真实地生长于某个社会里,一定早早就能听懂用性来骂人的话了。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你所学会的第一批道德准则里,性方面的规矩一定占着极高的比例。这就是你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个人性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就是社会的性道德为什么能传播开、传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八.“无词可用”才是最有效的“不可言传”

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性的控制,主要地并不是像基督教那样通过话语灌输,而是靠着“不可言传”来抹煞性的文化存在,从而抑制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异。

可是,“不可言传”的“圣人之言”也并不是靠着权力运作体系来实现的,而是靠着上流社会把几乎所有的性语汇统统贬低为“脏话”,从而使得人们基本上“无词可用”来实现的。其中,对于女性的禁忌尤其严厉,因此中国南北方的女人,都把自己清洗阴部叫做“洗屁股”,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能说得出口的词汇来指称自己的阴部。

这种“无词可用”的局面,之所以在1949年之后更加严重,则是因为当年的革命者在掌权之后很快就意识到,只有使自己成为上流社会,才能够维系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他们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原来的上流社会的传统,就像把“屌儿郎当”改成了“吊儿郎当”那样,在全社会基本上消灭了一切“脏话”,从而实现了将近40年的“不可言传”的“无性文化”。

在我们2006年所进行的全国18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中,夫妻之间能够经常谈论性生活话题的人,仅仅占8%。反之,从不谈论而是通过表情或者动作来交流的夫妻,以及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交流的夫妻,却占到34%之多。难道真的没什么需要谈的?恐怕还是因为“无词可用”。尤其是我们的调查发现,越是文化水平低的夫妻,就越少谈论,因为他们所能够掌握的性语汇,基本上是“脏话”,甚至是骂人话,他们怎么可能在夫妻之间使用这样的语汇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会性交,不会做爱”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缺乏性技巧,更是因为当事人所拥有的性语汇缺乏社会所认可的正当性。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性语汇不仅建构了我们在性关系方面的意识与观念,也直接建构了我们的性动作。

第二节 行为训练构建了我们的“性”

这里的行为训练,说的不仅仅是对于性行为的训练,而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如果社会对我们的所有其他行为都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训练,那么即使性是不可言传的,我们也还是会做出大体上符合社会期望的性活动,哪怕有些临场发挥,也仍然会是万变不离其宗。

这方面的例证简直太多了。在中国性革命之前,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不怒而威的“真君子”,我们能够期望他在性生活里龙腾虎跃、如颠似狂吗?反之,在性革命之后,我们还能够指望一个活力四射、尽情尽兴的“阳光女孩”,在性生活中去“恪守妇道”吗?

性既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也不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它与整个人格密不可分。这正是性革命的社会意义:如果我们在性这个最隐秘的领域中能够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那么我们的人格就会更加丰富,整个社会也就会更加美好。

下面,我不准备展开了,只说几个体验较深的方面而已。

一.中国传统的“无性”服装:灵与肉的樊笼

东汉的班固是传统礼教的重要集大成者之一。他在《白虎通义》中把人的服装解释为:“衣者,隐也;裳者,彰也;所以,隐形自彰闭也。”这就是说,上边的衣和下边的裳,都是为了把人体的曲线、性感和美一股脑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万万不可“形骸外露”。统治阶层的服装更有数不清的繁文缛节,一切都要符合礼法规范,要表达某种代表社会地位的“气韵”。

在这种示范之下,中国历朝历代的上等人,男的从来是长袍博带、穿靴戴帽;女的则一直是长衣垂纹、裙带裹身。如果是“短打扮”,必是下等人无疑。无论男女,倘若胆敢奇装异服或者袒露哪怕一点点肌肤,也会被骂作“招摇过市”、“招蜂引蝶”,就连“花枝招展”也一直是个贬义词。由此可见,社会恨的是“招”,怕的也是“招”,因为“招”就等于企图主动地去破坏社会在性方面的礼法规范,恐怕比“淫”还要坏。

被这种服装包裹了两千年,中国人当然对人体的任何裸露都极端神经过敏。早在30年代鲁迅就嘲笑过:有些人一看见女人的手,就会联想到人家的胳膊、身躯,乃至下边那个地方。到了1950年代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芭蕾舞团来访问演出,中国的观众却认为他们“太过分了,连衣服都不穿”(其实只是裸露了一些)。可是在“大革文化命”时期,知青们对电影《列宁在十月》却百看不厌,就因为其中有那么一段芭蕾舞,而且居然长达一分钟以上。(也许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才没有被横扫?)

直到1970年代,在北方某省会,大姑娘洗脚时若有男人进来,也会羞得踢翻水盆,落荒而逃。因为她虽无“三寸金莲”,但那脚丫子是断断不可被男人看见的。在另一北方省会,有些农民(不光年轻的)跑百十里地进城,一整天一整天地蹲在公共游泳池外边,就为看看泳装女人,然后回去暴吹不知多少天。

到了1980年代中期,沿海某城市开始有女性穿“三点式”泳装,不仅骇世惊俗(也许正中下怀?),而且震动朝野。于是在北京最大的那个公共游泳池里,一幅“严禁”的布告便横空出世了。

但是,就是在这个游泳池中,我问一位穿“三点式”的女性,她为什么就敢穿?她的回答才是石破天惊:“这不是我敢穿不敢穿的问题,而是你敢看不敢看的问题!”

可惜,对人体的脱敏是无法一蹴而就的。于是在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里,不但三点式的图片,就连“微露春光”的时装模特的图片,也被人偷剪一空。这可不关青少年和下里巴人的事,因为那个图书馆只有大学以上的人才能凭证件进去。

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早已名扬海外。在香港的几个色情表演场所外面,霓虹灯广告说:“欢迎使用人民币”。在波士顿的脱衣舞厅外,也是霓虹灯打着广告:“欢迎中国同胞来参观”。在迈阿密,导游一听“客从中国来”,马上驱车直奔红灯区(只有表演),而且得意地说:“我知道你们喜欢这个!”一些法国人更懂“中国国情”,导游之前特意安慰道:“没关系,这儿只有你一个中国人!”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服装又是“崇老抑少”的。我们很难在历史上找出哪怕一种专门给青年男女穿的服装。所谓“相公打扮”和“小姐装束”,其实完全是对中老年服装的模仿,至多在色彩上略有不同,那式样、那类型、那欲表达的“气韵”,无一不是刻意追求“少年老成”。否则,仅看服装,年轻人就可能被骂作“轻浮”、“轻薄”、“轻狂”,反正是“轻如鸿毛”的意思,怎么也比不上“老成持重”。这是对青春的贬斥,是对生命活力的否定。对“性”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重于泰山”的压抑。

传统服装毕竟是男女有别的。到了“大革文化命”可好,男女服装全一样了,色彩也集中统一了,被海外来客称为“蓝蚂蚁”。(不是“可爱的蓝精灵”!)所以,女知青们只好把白衬衣的领子翻出来,以便“偶尔露峥嵘”。男知青们“黔驴技穷”,就故意用草绳扎腰,透点儿阳刚之气。那时,男女上衣的区别只在于衣兜是平开口还是斜开口,裤子则要看是前开门还是旁开门。(大概那时没有什么“易装癖”,或者全民都是了。)于是知青们又“活学活用”地解释道:男的抽烟,衣兜斜开会把烟漏出去,所以才需要平开口;女裤旁开门嘛,哈哈,是为了伸进去方便!(那时至少还有些人不那么规矩,敢“快活快活嘴”。)

套在这样一种男女不分、起伏不明、色彩不变、年龄不清的服装里,那躯体还敢有性的表示吗?

那心灵又怎么会有性的非分之想?于是“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整整几代无性般的好男好女们,就是这样一直“茁壮成长”到男婚女嫁、生儿育女、韶华逝去,而且直到现在还一直有人叫他们“青春无悔”。

更可悲的是,套在这样的服装里,我们民族到现在也没有学会以坦然的爱美之心来欣赏人体美,总是在以露为耻和以露煽情这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30年代曾有一些年轻人发起过“天体运动”,但是不久就销声匿迹。为什么?没有查到当局的严禁与镇压,恐怕是运动的成员们自己坚持不下去。

邹韬奋当时就讲过其中的道理:他在苏联黑海之滨的裸体浴场问人家:你们这样赤条条的在一起,恐怕不太道德吧?人家回答说:我们裸身相处,却并无任何越轨之举。有些人衣冠楚楚,但实际上男盗女娼。谁更有道德呢?

可是在中国,由于长期奉行“非礼勿视”,使一些人连夫妻间的、性生活前后的裸体都严加禁忌。民间有笑话说:某女初嫁,全身严裹。但为生儿计,遂于阴部剪开一洞,只可插入,不许观看,更不许触摸。可见从根本上说,裸体禁忌还是一个基本性观念的问题。

二.女人,穿裤子还是穿裙子?

随着性革命与西化的双重进展,最近20年来,中国城市女性穿牛仔裤的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却很少知道,美国女性穿牛仔裤,这曾经是历史上的重大变革,是妇女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传统的美国社会认为,牛仔裤只能是男人穿,因为男人需要出去劳动,需要这样的服装。女人不需要出去劳动,因此也就不应该穿这样的服装。1970年代美国的妇女运动兴起之后,认为这是对妇女的歧视,所以刻意地去冲击它,而且最终打破了它。

这段历史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其实意思不大,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但是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性意义,却很有必要细细道来。

人体上最需要遮挡的部位是哪里?文明史以来各个时空里的人都认为是阴部,尤其是女人的阴部。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遮挡女人的阴部呢?大致有两条路线:一个是穿裤子,一个是穿裙子。

那么谁来选择呢?一般来说不是女人自己,而是男人。那么男人又根据什么来选择呢?最主要的考虑就是:会对男人造成多大程度的性吸引或者性诱惑。

从这里开始,男人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裙子派。美国1970年之前的大多数男人与中国古代的大多数男人都属于这一派。他们认为,裙子基本上是把女人的整个下半部都遮挡起来了,甚至是包裹起来了,是最完全彻底的办法。他们反对女人穿裤子,其实并不是因为女人不需要外出劳动,而是因为裤子在裆部的分叉,会把女人的阴部直接展现出来,虽然隔着布,但是诱惑还是太强烈了。尤其是原来男人穿的牛仔裤,裆部那条拉链,笔直地指向外阴,简直就是一个“阴部指向标”;而且一拉就开,太容易使男人想入非非。

另外一派是裤子派。他们反对女人穿裙子,因为裙子里面是空的,很容易诱惑男人把手伸进去。这还不如穿裤子,还有一层布在严严实实地挡着。但是这个裤子派所主张的裤子,可不是现在的牛仔裤,而是一种奇特的女裤。它的开口是在裤子的侧面,而不是在前面,这样,既满足了脱裤子的必需,又不会在裤子正面增加“暗示标记”。

从世界历史上来看,直到女权主义兴起之前,裙子派一直占统治地位,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发生在中国,发生在1957年到1980年之间。

在那段时间里,女人的裙子一年少于一年,裤子却风起云涌。到了文革开始,全中国已经看不到一件裙子了,包括舞台上的文艺表演,也没有裙子了。

两三代的中国人都相信裤子派的理论,都认为穿裙子是“很暴露的”,都无法理解“穿裤子是凸现了阴部”的说法。尤其是,那段时间里的女人也如此认为,而且信仰比男人还坚定。

坚定到什么地步呢?1975年前后,江青曾经自己设计了一种几乎拖到脚面的连衣裙,而且利用职权,在全中国大力推广。按理说,这么长的裙子,无论如何也谈不到“暴露”了;而且以江青当时的权力与威望而言,推广起来完全可以说是“政治任务”,谁敢不从?可是,中国人邪门了,直到江青被打倒,也没有几个女人穿这种裙子,而且是没有人穿任何形式的裙子。甚至到了1980年代初期,当一些年轻女性再次开始穿裙子的时候,年纪稍大的女人们还很难接受,怪话连篇。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性与政治,不是西方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而是中国的传统政治。

有人说,这是江青为了“登基”搞的“大礼服”,我觉得有些牵强。这其实是贯彻毛泽东思想:不计小节,要抓大节;就是号召群众不要再纠缠在生活小事上,而是要“关心国家大事”,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可是,本书的前面讲过,为人们一旦创造出“无性文化”,那么他们自己也就身不由己了。

自从1957年之后,新中国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在当时那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从阶级斗争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看,几乎一切与个人、感官、快乐有关的事情都是异己力量。因此他们非常顺理成章地把这些东西归属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通过十几年的灌输教育,成功地把自己的理念转化为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道德良心。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女人穿裙子还是穿裤子,其实已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了。虽然我们找不到任何领导人的任何言论可以表明他们谈过这个问题,但是“革命群众”已经学会了“领会领导意图”,所以裤子派才会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这惊人的昙花一现。尤其是,当“领导意图”改变的时候,也会由于群众的“路径依赖”而受到抵制,哪怕是江青出面也枉然。

形象地说,这就像中国民间艺人耍猴一样,只要主人制造出相应的场景与锣鼓声,那么不需要他说一句话,猴子就会欢呼雀跃地表演起来,而且往往比主人所预期的还要精彩。可是,如果主人突发奇想,敲打出另外一套锣鼓,那猴子恐怕也只能固执地继续表演老一套把戏。

三.迪斯科与气功:两种行为训练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摇滚乐是60年代的集体宗教--不仅是音乐和语言,而且也是舞蹈、性、毒品的枢纽。所有这一切集合成一个独立的、自我表现的、精神漫游的仪式。”美国《时代》杂志在回顾最近60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时,干脆把摇滚乐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摇滚乐是青年(主要是城市青年)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社会里,青春期开始得越来越早,而一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却越来越长,社会接纳他们(就业和立业)也越来越晚。这就使青年在长达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与社会处于一种蓄意对峙的状况。他们必然要产生和宣泄最近的孤独感、失落感和过激的愤懑。摇滚乐既是他们的表达工具,也是他们寻求的理想状态。因此它对青年的审美效应自然也就是最激烈的。

多数摇滚乐并不直接唱到“性”, 在当前中国更是如此,但是摇滚乐(Rock and Roll)这个词的原始意思是指黑人土著的“做爱”,而且它所造成的情绪氛围和心理激荡,实在是一种不自觉的但又不可替代的性心理宣泄。在摇滚乐中,至少在几个方面与理想化的性生活是息息相通的:

首先,摇滚乐是以身体为中心(青年只拥有这个天然的审美载体),来表达的一种最为强烈而且富于震撼力的综合审美。它坦率地强调那种发自肉体之内的、用感官来表达和领悟的激情,一点也没有许多其他歌曲中常见的那些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或者“奉旨而行”的味道。摇滚乐从根子上说是反对假道学的,而这恰恰也正是性所需要和寻求的。

其次,摇滚乐并不叙事,也不表达过程,更没有什么“寓教于乐”的外在目的。它突出的是一种瞬间的、不可名状的玄秘感受,而且强调的是:只有参与进来,你才会有感受。这很像是性高潮的体验。

第三,摇滚乐那震耳欲聋的音响、如同直接敲打在听众心脏上一般的节拍、表演者癫狂般的动作,都令年轻人热血沸腾、不能自已。西方学者一言以蔽之:“它使你想动”。不言而喻,动的强烈欲望也正是性的灵魂。

第四,摇滚乐是“丑形美学”的典型代表。它一反传统,偏要用沙哑的嗓音、几乎没有轻重之分的节奏、幻觉般的音响与灯光、表演者的奇装异服等等来调动听众的情绪。性历来也被视为丑的,但是在摇滚乐中,丑的美却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而且不需要像某些矫情的小曲那样,自己给自己打气说:“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第五,摇滚乐是现代青年的一种“成丁礼”(成人仪式)。它给青年的主要是自信和独立意识。这当然也是性成熟所必不可少的。

第六,摇滚乐是平民百姓的产品,反对的就是贵族文化。英国学者说:“几十年间,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一直想把他们的思想,以一种莎士比亚和莫扎特那个层次的文化形式,传播给平民百姓。但是没想到,现在老百姓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明亮的、欢愉的、自由自在的、富于创意的,但也是愤怒的、短暂的和支离破碎的。”在中国,崔健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位旗手。年轻人称他是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领袖”,说他的歌词中充满了“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2]再往后,“红色摇滚”干脆拿过去的神圣“开涮”,叫一些权势的成年人急不得、恼不得。[3]

在一切被人低看的事物中,性大概是最俗不可耐的了。但是现在摇滚乐为它正了名。每一位投入过摇滚乐的人,都可以从里面总结出更多的与性相通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西方许多学者在讨论1960年代的性革命时,都不约而同地说:注意摇滚乐!在很大程度上,那就是性革命。

中国现在大概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自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起,更加性化的摇滚乐已经对我们的性文化产生了一种人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的巨大作用。

可是,恰恰是在摇滚乐兴起之际,气功也在中国广泛流传了。虽然由于年龄段的自然分割,双方并没有出现直接的对抗,但是两者的基本理念的冲突,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建构与强化了最近20年来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现实的“代沟”。

无论是哪一种气功,无论有没有古代的渊源,强调的都是“生命在于静止”,直接挑战1980年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生命在于运动”。如果说这是性方面最初的本土化运动,也许并不为过。我甚至认为,2006年发生的“性道德大争论”,其实在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伏笔了。

在性方面,气功的一切含义都可以归结为:把性活动作为“延年益寿”的手段。我这里无意评价气功的价值,但是不得不指出:这种需求,一般来说只能出现在中年或者更老的人口之中,而且一般只能出现在男性人口之中。这就使得它在社会层次上不可避免地具有“非青年”与“非社会性别”的色彩。

唯一不同的是,古代的房中术在这个气功运动中缺失了。“性是阴阳和合的手段”这样的哲学思想更是不见踪影。直到21世纪之初,甚至直到2005年,我们才可以从一些通俗读物中探查到以“性爱按摩”为旗号的对于房中术的技巧层次上的拙劣模仿。

四.没有结束的结尾

本章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似乎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因此我在这里仅仅是拿出题目而已。

我知道,关于语汇与行为训练,西方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所能做的其实只不过是提倡这样一种理念:

不要仅仅套用西方理论中已有的东西来解释西方所没有的中国现实,而是应该从中国现实中挖掘出西方理论中没有的东西。

同样,不应该仅仅套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来解释那些学科所不关心的“性”,而是应该从“性”研究中做出足以弥补甚至是质疑其他学科理论的原创成果。



[1] 男人骂“Fuck you!”女人说“Thank you!”女人的意思是:你为我免费服务了。结果男人反而没话说了。

[2] 《八面来风》1995年第4期第2627页。

[3] 此处参照了潘知常:《邂逅摇滚》,《东方》1995年第1期第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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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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