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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万象
性的进化心理学
作者:Elizabeth Rice Allgeier & Mich  时间:2012年08月03日
来源:2003 10 01 载于未能出版的《性是本能吗?》

我个人认为,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进行研究和写作,最大的意义在于:在普及进化论重要价值的同时,将进化的观念全面渗透到对人类各种行为规范的理解之中。在充分体现其价值之处,进化论的原则被恰如其分地采用;而在另一些不适用的场合,则可以予以忽视或彻底摒弃。――Richard D. Alexander (1988, P. 339)

最近,在一个广播谈话节目的讨论过程中,人们又一次表现出对利用进化论观点解释性别差异的误解。该节目的男主持人引用了先前阅读过的一篇通俗新闻报导。该报导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了人类在性行为、择偶、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该名主持人强调,这类进化论解释确凿地支持了客观事实:男女天性有别,禀赋性情各不相同。因此,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女人们坚持要求同工同酬。他还进一步引用进化论的观点支持如下的看法:女人永远不会像男人那样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事业,因为她们天性关注家庭多于职业生涯。因此,他认为女人要求同工同酬是不现实的。女人们无法改变自身天性中远远多于男性的母性,这决定了她们为子女付出的更多。该节目中的女性嘉宾力图反驳这种观点,她的看法是:虽然男女天性有别,但是女性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这种生理的局限。在这次讨论中,男主持人和女嘉宾显然都没有正确理解当代进化论思想的目的和立场。

他们之间的谈话使人们回想起约瑟夫·洛皮科洛(Joseph Lopicclo)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探讨了科学和政治之间奇怪的“联姻”。他指出,虽然自己不能肯定这种相互关联会对政治产生怎样的影响,但其对科学的负面效应却是确凿无疑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建立在理解人类差异和行为的动机之上,而并非是对存在于不同人群(类似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女人的区分)之中不平等现象的合理化解释。不幸的是,有很多学者也和上述访谈节目的主持人和嘉宾一样,在理解时出现了混淆。

这样的误解源于一种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其中包含“天性和教养的区别”,或者被称为“先天赋予和后天习得的区分”(e.g., Gould,1977; Granberg, 1958; Hoffman, 1980; Lamb,1980)。其他一些针对进化论的批评指出,利用进化论对人类行为的解释带有明显地基因决定论色彩。如果不是被明确表现出来的话,至少也暗示了这种倾向。尤其将其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联系起来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

另有一些学者错误的将进化论的观点建立在如下假设之上:人类的行为由先天的本能决定。在本能支配之下,人类的行为类似于机械反应。这种将进化论观点和行为决定论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行为生物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们的早期研究中。这些早期研究者们以动物的模式为参照,宣称人类行为受“遗传基因控制”。许多社会科学家反对早期的研究定论,他们不认为人类行为被基因“锁定”,反对个体行为差异由基因决定的观点。然而最近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涌现了一批新的进化论观点(Buss,1991,1994;Cosmides & Tooby, 1987; Symons, 1992; Tooby & Cosmides, 1989, 1992)。进化心理学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和社会生物学和遗传行为学相比,在这些将进化论观点运用于人类行为研究的最新实践中,包含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进化心理学强调个体认知结构和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要性,这种互动是人类行为赖以产生的基础(Crawford & Anderson, 1989; Oyama, 1985. 1991; Tooby & Cosmides, 1992; Wiederman & Allgeier, 1994)。正是环境对心理和认知环境的可能影响,造成了人类行为显见的差异性。这种互动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跨文化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人类天生具有性兴奋(sexual arousal)的能力。然而,性兴奋能力的高低却受行为对象个人魅力和相互吸引程度的影响,表现出文化和个体的差异。

写作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概述进化心理学在人类性行为研究中卓有成效地应用。这种应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存在于人类性行为各方面中的性别差异,具体包括择偶偏好、交往策略(mating strategies)以及性妒忌(sexual jealousy)。我们希望读者在阅读本文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理解进化心理学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关于性态度和性行为的研究。从而深入的思考和恰当的回答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

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假设

适应(adaptation

进化心理学的中心思想,集中体现在“适应”这一概念上。要理解进化论的理论模式,必须充分认识适应的一般机制和心理机制。简单的说,适应是“有机体拥有的一种可靠的发展性构造,因为这种构造与日新月异的社会结构高度契合,因而为适应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行之道”(更详细的解释参见Tobby & Cosmides, 1992, P. 104 and PP. 61-62

适应性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种关乎个体的生存,一种则涉及生殖繁衍(Buss, 1991; Dawkins, 1986; Tooby & Cosmides, 1992)。所有存活至今的生物体的祖先,必然都曾成功地解决了这两大问题。虽然大量的个人行为、社会策略以及生理构造,都对生存和生殖有益。然而,只有那种具备复杂功能的适应性行为可以被称为进化性适应(Symons, 1990; Tooby & Cosmides, 1992; Williams, 1966)。想一想人类复杂的生理构造,会有利于我们理解“适应”的涵义。例如,男性生殖器官的构造为精子进入女性阴道提供了便利。男性生殖系统复杂的生理和神经构造,以及勃起和射精的巧妙方式,都体现出男性生殖器官的适应性。然而,男性生殖器官的另外一些特质(例如,外生殖器官的颜色, 阴茎勃起时的有限扩张)则和其输出精子的适应功能无关。显然,那些生殖或是生存必须的、也是人类普遍具备的特征,并不仅仅只是“适应”的副产品,也并非偶然巧合的结果。(Tobby & Cosmides, 1992)

心理机制

进化心理学的核心原理强调:人类的大脑同样经历自然选择的进化。心理的适应过程和生理适应和物质适应并无两样。具体而言,人的智力活动由认知和情绪两大系统构成,人们通常将其统称为心理机制(psychological mechanism。心理机制是经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我们的祖先早在更新世时期(地质年代)因为应对特定的适应性问题,而进化发展了这样一套复杂的机制。(Buss,1991,1994; Tobby & Cosmides, 1992)。心理机制是联系人类过往进化经历和现实行为的纽带(Cosmides & Tooby, 1987)。研究心理机制是进化心理学的中心任务。

人们似乎比较容易理解像男性生殖器官这类生理构造的适应性自然选择,但要将其推及智力和行为领域则显得困难一些。 然而,一个已经取得共识的观点是:人类必须掌握共通的语言习得机制(智力适应)。如果没有这样的认知系统帮助人类利用语言中的语法共通性,孩子们将无法解决语言学习过程中将要面对的各种问题(Pinker & Bloom, 1992; Tobby & Cosmides, 1992)

有人将心理机制比做信息处理程序,是不断选择进化的结果。心理机制因此也充当认知法则,决定了信息处理和应对的方式(Cisnudes & Tooby, 1987; Tobby & Cosmides, 1992)。在面对外界环境的刺激或影响时,心理机制通常表现为偏好、判断和情绪。很少有学者会否定人类具有的偏好、判断和情绪。大多数研究者相信,所有有机体都是自然选择的进化产物。以这种明确的共识为基础,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1987) 写作了题为“如果我们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又何必要大惊小怪?”的文章。他指出,如果人们赞同进化论的观点,那么应该不难理解:心理活动和生理构造和物质形态一样,都要经历发展进化。然而,在那些进化心理学的忠实拥趸和反对者之间,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人类的智力活动由一般领域机制(domain-general mechanism)支配,还是取决于特定领域机制(domain-specific mechanism)?前者包括那些支配应激反应和社会学习的心理机制,它们使得普遍意义上的学习和社会化成为可能;而后者则帮助人们掌握各不相同的复杂技能。

大多数当代心理学家都肯定了人类从自身经验中学习的观点,并将这一过程笼统称为“社会化”。而这种学习是以人脑或多或少存在智识空白的假设为前提的。这种观点强调人类具有相同的学习潜力。不同的学习体验表现为学习内容的差异(Dekay & Buss,1992)。个人能够学到的知识取决于他人或社会的“传授”。与之相反,进化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智力活动受特殊的心理机制支配,这种机制在建构学习过程的同时,突显出了那些重要的学习信息(Buss, 1990; DeKay & Buss, 1992; Symons, 1990)。特定领域机制在解释人类行为共通性时不可或缺(参见,Brown, 1991; and Low, 1989)。同时,最新的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成果表明,单纯依靠一般领域机制,人类在从事智力活动时将很难有所成就――即便是被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简单”的发展性任务也不例外(Cosmides & Tooby, 1987; Tooby & Cosmides, 1989, 1992)。

简而言之,如果智力活动仅仅由一般领域的学习机制支配的话,人类将无法生存――即便婴幼儿水平的认知任务也将无法完成。这样的一般领域学习机制可以归结为如下原则:(a)模仿他人,或者 (b)观察周遭环境(文化),提炼出思维和行为的规律。在(a)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应对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确定模仿对象这样直接的任务。很显然,随意的模仿并没有好处。(b)种情境涉及更多复杂的任务,人们面临类似的问题:面对如此众多相互矛盾的示范和引导,如何选择,何去何从?与此同时,这种普适的学习观忽视了一个事实:人们相互之间传递的信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认知结构。

有关人工智能的研究显示,在“教会”计算机或机器人进行最简单的拟人操作之前,必须为他们提供大量详细的指令(Cosmides & Tooby, 1987; Tooby & Cosmides, 1992)。进化心理学家相信人脑也是如此(Cosmides & Tooby, 1987; Symons, 1987)。这样的结论并非“决定论”,因为这些计算机或机器人也只有在运行了基本的指令程序后,才能“学会”从事一系列不同的操作。

同样,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特定领域心理机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使得人类的智力活动和行为表现具备了充分的适应性。心理机制不会限制人类的智识和行动。相反,它在人类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允许适应性的反应存在(Crawford, 1989; Tooby & Cosmides, 1992)。正如巴斯(Buss)指出,“木匠灵活多样的应变能力并非源自于某种适用于“一般领域”的“万能”工具――切、钻、锯、拧、纽、扳、刨、秤、锤等功能样样俱全。相反,真正实用的是那些专门化的工具。正是工具箱中数量众多、用途各异的工具们,而非某一种具备高度“可塑性”的工具,赋予了木匠们灵活的适应的能力(pp.269-270)。

如果说人类共享相同的认知结构(一种心理机制),那么人们自然要问,这种共同的机制是怎样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成的?进化论者假设:人类之所以拥有特定的心理机制,是因为那些具备这种机制、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判断和情绪的祖先们,比不具备该种机制的同时代人,在生存和生殖方面更加成功的缘故。而导致优势产生的机制将会被遗传给后代,使得拥有遗传优势(具备相应的机制)的后代比例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特定机制的遗传变异,也会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终结”。而这种优势就此内化为整个人类天性的一部分。

哺乳动物对甜食的偏爱,为理解人类特殊偏好的进化发展提供了范例。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这个例子。假定在祖先们生活的某个时期,味觉基因发生了变异。一部分人喜欢酸味食物,另一些人偏爱苦味,剩下的那部分人则对甜食情有独钟。如果这种偏好使得一部分人的饮食更加健康无害、营养充足的话(例如成熟的水果之于树皮或粪便),那么这种体现在食物偏好上的差异将会影响不同人群的健康状况,甚而是性魅力。因此,那些有着健康饮食习惯的先民们生存能力更强。和其他人群相比,他们的后代也更容易保持这种偏好。

请注意,根据上述假设,这样的味觉偏好并非建立在营养学或疾病学知识基础之上的能动选择,而仅仅是个体的生理变异而已。而这种变异最终将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生殖能力。同样的道理,虽然现在这种偏好并没有被有意识的强化(人们对自身味觉偏好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然而甜食(脂肪和盐也同样如此)“天性”取悦于人的原因在于,味觉的偏好机制已经在人群中普及(Rozin & Vollmecke, 1986)。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对人类的祖先而言,甜食偏好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性选择。然而在现代生活中,这种味觉机制却不再具备适应性了。因为过多的食用精练白糖,反而使得人们不得不面对肥胖和蛀牙的困扰。然而,与酸、苦的食物相比,现代人(大多数哺乳动物也如此)继续对甜食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因为这样的偏好是数千代人进化选择的结果。

在上文中,我们对适应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应的精神结构――“心理机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尽力勾勒出心理机制的概貌及其成因。在理解心理机制的特点时,我们强调了人类祖先生存环境的重要性。正是祖先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行为,使得现代人传承了现有的机制。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心理机制与传统的“天性与教养区别观”之间的关联,以及人类个体之间多样化差异的根源。

再论“天性与教养的区别”

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某种行为主要是由生物因素引起的,那么环境的作用就会相对较小;反之亦然。在这样的观点中,天性与教养被视作是二元对立的区分,或者是线性连续体的两极。回想一下进化心理学的原理,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二元对立观或简单两分法的谬误(参见 Lickliter & Berry, 1990; Oyama, 1991; Plomin & Bergeman, 1991; West & King, 1987)。人类行为是环境和心理机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那么,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天性/教养的二元对立观如何能如此深入人心?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认可它们是不证自明的真理?

托比和柯士密(Tooby & Cosmide, 1992)曾指出,日常的行为观察似乎为传统的天性/教养两分法提供了佐证。例如,全世界的婴幼儿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个样,而成人却表现出如此众多的个体和文化差异。在行为方面,成人和婴幼儿相比,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这种现象为基础,有的学者得出结论:只有文化因素才能解释存在于婴幼儿(假定他们仅仅展露“天性”)和成人(假定他们已被多年的“教养”形塑)之间的巨大差别。然而,除了上文中提过的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的此消彼长之外,在“成人有别于婴幼儿”的推理中,人类发展的本质同样被误解了。说得更明确些,人类有机体的各个发展阶段包含着不同的发展机制,决定着人类发展的各种关键期(随不同的环境影响发生改变)。对一个两岁的幼儿和十五岁的少年而言,他们各自面对的重要发展任务是非常不同的。人类一生中经历的某些生理变化,体现出了发展机制的发展演变。没有人会认为这些变化是“后天习得”的。比如,和成年女性相比,女童没有阴毛和隆起的胸部。然而,女婴天生具备了产生显著第二性征的发展机制,该机制将在其出生后约莫十年后发挥作用。

在巴斯定义的“基本情境误差”(fundamental situational error)中,集中体现了对于天性/教养区别的误解。也就是说,当行为之间的差异被视为情境(环境)变化的结果时,许多研究者认为心理机制不足以为这些差异提供充分的解释。对心理机制的忽视,使得人们在大量显著的个体、文化、物质形态和历史阶段的差异面前,表现出迷惑不解。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许多忽视心理机制和进化观点的片面研究,通过下面的类推能够被重新演绎。

假定有三个火星人在地球上着陆,他们首先发现了一辆汽车。在相应的智识能力帮助下,他们成功地发动了汽车,却不能解释之所以能发动汽车的“原因”。就汽车的工作原理,三个火星人各自做出了假设,并分别进行实验检验假设。第一个火星人相信,油箱中散发出异味的汽油是汽车动力的来源,他的依据是当汽油被替换为水时,汽车便无法发动了。第二个火星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电线是汽车的动力之源,通过比较带有电线和不带电线的汽车,他为自己提供了证据。最后一个火星人认为两个同伴都很愚蠢,他指出汽车发动的“真正”原因在于汽车驾驶杆上细小的金属插件。缺少了它汽车将无法行驶。到底谁的判断正确?事实上他们的结论都很片面。每个人都只注意到汽车工作原理的某一方面,正像社会科学家们对人类行为单纯的因果归因一样。进化心理学家强调,要深化对人类天性的理解,必须抛弃天性/教养的错误两分法。人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心理机制、环境影响以及外部信息输入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Buss, 1991,1994; Tooby & Cosmides,1992)

个体差异

现在我们将探讨如何利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个体应对环境影响时表现出的差异。巴斯(1991)(也可以参阅Crawford, 1989; 以及Crawford & Anderson,1989)曾将导致个体行为差异的原因总结为:(a)遗传性可选策略;(b)心理机制的遗传性准则;(c)心理机制的发展性准则,以及(d)情境变化性可选策略。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原因中,到底哪一种或哪几种的联合,能够为行为差异提供最为贴切的解释,取决于被讨论的行为类型。同时,我们也需要为各种行为差异和可能的解释建立一一对应的联系。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将会以假定的某种昆虫为例,对上述的观点加以说明。我们希望读者能够举一反三,将这些原理应用于探究那些他们感兴趣的人类行为。本文余下的三分之二内容,将会探讨这些观点在研究人类性行为时的应用。

假定我们正在研究某种类型的昆虫。其中,雄性昆虫表现出了三种不同的交配策略。体积庞大的雄性昆虫通常以发出特殊声音的方式吸引雌性。而体积较小的雄性则较少采用这种策略,因为当求偶的雌性出现时,体积较小的它们往往会被体积较大的同伴驱逐。在大个头的昆虫发出交配信号时,体积较小的雄性昆虫通常隐藏在它们附近等待机会。如果“闻”声而来的雌性不止一个的话,它们便有了进行交配的机会。此外,雄性昆虫还通过馈赠食物的方式,拉近和雌性的距离,从而利用雌性进食之际与之交配。为了表述的简明扼要,我们将这类雄性昆虫使用的交配策略归纳为三种(引诱(solicitation,隐伏(ambush),贿赂(bribe))。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运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其中的差异?

如果一些雄性昆虫所属的家族,集体表现出对某种策略的明显偏好。那么,我们可以将行为差异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遗传性可选策略”。也就是说,一部分昆虫具备产生特定策略的机制,另一部分则不具备同样的机制。

我们发现所有的昆虫都具备运用某种交配策略的能力,但是某些家族的成员更倾向于使用这种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行为差异的原因被归结为“心理机制的遗传性准则”。因此,当充分考虑了昆虫的进化经历后,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假设:最有效的适应性策略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使得该物种使用典型性交配策略的条件产生了遗传性变异。

我们通常会观察到:那些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雄性昆虫(例如;相对孤立、雌性少见、食物紧缺,其他状态或多种状态的结合),成年后将会表现出对某种特定交配策略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所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归因于心理机制的发展性准则。也就是说,早期的经历将会影响后来交配策略的选择和利用。

最后,如果这类雄性昆虫具备了运用以上所有交配策略的能力,至于它们具体选择使用哪一种,则受参与竞争的其他雄性数量、竞争对手体积大小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所观察到的行为差异归因为情境变化性可选策略。也就是说,每个雄性昆虫都具有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机制(也就是说,它们必须清楚的知道周围雄性的数量和大小),并以此为基础“决定”运用哪种交配策略。

当然,以上文中提及的昆虫为例,为它们在选择交配策略时表现出的个体差异提供的四种归因,显然过于简单化。当我们运用这四种归因,解释类似人这样高级生物的行为时,这四种归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将显得格外复杂多变。另一方面,在解释人类行为差异时,这四种归因中的某一种将会显得比另一些更为恰当。同时,对人类行为差异进行解释时,遗传性可选策略一般很难明确地被证实----利用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是一个例外(Buss,1991)。也就是说,一些心理机制表现出性别差异。因此,在某些行为领域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心理机制(Daly & Wilson, 1983; Hinde, 1984b; Naftolin, 1981; Symons, 1979)。遗传性可选策略对人类行为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原因在于自然选择的过程最终将终结基因的变异,使得那些最重要、最重要的适应行为内化为人类天性的一部分(通常被称为生物的典型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适应能力不能说是通过遗传获得的,人类天生就具有适应的能力(Crawford, 1989; Symons, 1990; Tooby & Cosmides, 1990)。以人的眼睛为例,假定这种适应性特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及其重要,人类必须具备辨识物体的视觉能力;因此,一个正常的人必定拥有两只眼睛和相应的神经构造。然而,心理机制的遗传性准则可以用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差异。在研究者们都尽量避免卷入政治上种族纠纷的大环境下,拉什顿(Rushton, 1988)是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之一,运用其中的原理,解释了不同人种之间体现出的性欲差别(不同的解释请参见 Mealey, 1990)。

为了更好的理解产生个体行为差异的原因,以下研究中包含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方法:(a)对心理机制的发展性准则的研究(Crawford, 1989; Crawford & Anderson, 1989)(b)对情境变化性可选策略的研究。这两种进化论观点中包含了心理学家们最为关注的研究因素:客观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及早期经历和生活环境对今后行为的潜在影响。但是,在过去的心理学研究中,当对个体行为差异进行解释时,心理机制的作用被普遍地忽略。尤其要指出的是,这种心理机制是人类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Crawford, 1989)

回应针对进化论观点和“其他”(Alternative)解释的批评

在人类行为研究领域,针对进化论观点和其他一些解释,有大量的评判和反对意见。首先,人们通常认为进化论是一种决定论,因为进化论观点如果没有明确肯定、至少也暗示了人类行为是受基因控制和预先注定的。事实上,虽然过去的某些社会生物学观点中确实包含了基因决定论的思想,当代的进化论观点却早已将其摒弃。在上一节中,通过回顾进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我们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多样性是不断发展演化的机制和周围环境影响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当环境改变时,行为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我们确实通过遗传获得了心理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基因决定一切,事实上,人类虽然与生俱来具备了语言学习和运用的必要机制,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人都学习同一种语言。进一步讲,虽然假定周围的世界为运用所有的音节(声音)提供了充分条件,然而当人们通过学习一系列特定音节而掌握了某种语言时,同时也就失去了运用那些不属于这种语言的语音的机会。根据进化论的观点,人类的行为并非预先注定,而是会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正是这种应变的能力,为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保证。

其他一些针对进化论的批评,通常源于对其中观点的错误解读,把进化论的思想简单归结为:差异是由基因引起的,人类的行为完全受基因控制。例如,许多社会科学家就都曾认为,人类行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或者人类根据环境差异调整行为表现的能力,都“证明”了进化论观点的错误。在运用进化论解释人类行为时,上文中的分析显然表明类似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一些学者和作家也曾错误的认为,进化论观点将行为的不同仅仅归结为“基因”的差异。他们因此断言,进化论就是要在某种行为表现和特定的基因之间建立对应关系。

然而,哈默等(Hamer et al., 1993)在早期的研究专著中指出,通过比较两对兄弟――其中一对两人都是同性恋、而另一对中只有一人是同性恋,发现都是同性恋的那对兄弟基因结构更加相似。哈默等据此认为,可以将择偶中的同性取向归因于基因的影响。然而,这次研究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重要发现:在被研究的40对都是同性恋的兄弟中,X染色体具有相同基因结构的兄弟数量只占64%。而在那些只有一人是同性恋的兄弟之间,也发现了相同的基因结构。因此,尽管基因也许确实影响了性别取向。但是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之下,这种取向却不一定会必然转化为行为表现。

除了进化论观点和心理机制模式,通常还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观点将人类特定的行为模式归因于社会化过程(教养),或者是后天的学习经历(不包括特定的培训)。上文中的论述清楚地向读者表明:这种解释和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并不矛盾。社会学习或社会化过程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述”,这种解释仅仅显示了人类在理解自身行为方面的退步。在这种观点中,人类行为被认为是后天习得的、或者是某种文化的产物,但是却不能为下列问题提供解释:(a)后天的学习行为是如何发生的(通常和心理机制有关),(b)周围环境中哪些个人或事件对行为产生了影响(心理机制的外部影响),(c)为什么一些行为的传承在某种文化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进化论中的功能主义观点)。西蒙斯(Symons, 1979)曾在书中指出“某种文化或某个社会通常会对某些行为给予特别的期许和认同,以此引导和制约个人的日常活动――这种情况通常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著述中得到验证――事实上,很难断定是谁(什么)主导了对个人行为的引导和制约,又是谁在给予期许和认同”(p.228)。我们希望这段话能帮助读者理解:那些没有包含进化论思想的社会学习观或文化“解释”论,根本不具有解释力度。

总而言之,进化理论家认为男性和女性各自拥有特殊的心理机制(无论这种机制是否具备客观适应性)。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通常被称为“进化适应性环境”,简称EEA),人们之所以选择了特定的机制,通常是因为该种机制的适应性使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在EEA中,当人类的祖先们在生殖和繁衍后代时,这些心理机制更多地发挥出相应的作用。换句话说,那些最为显著的心理机制通常会对类似性吸引、择偶、两性关系维系以及性兴奋等行为产生影响(Buss & Schmitt, 1993; Symons, 1979, 1992)。同时,无论男、女,当他们的行为和“性”有关时,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压力和制约,因此男性和女性也就拥有各自不同的复杂的认知和情绪机制,这些机制正是为了帮助人类解决和生殖有关的问题才进化发展起来的 (Buss,1992; Ellis, 1992; Hinde, 1984b; Symons, 1979; Trivers, 1972)

在人类性和生殖行为的研究领域,进化论的观点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具体的研究方向包括有:求偶行为的特征(Grammer,1989),诱发强奸行为的因素(Geis & Huston, 1980; Smuts, 1992; Thornhill & Thornhill, 1992),对待堕胎的不同态度(Betzig & Lombardo, 1992),工作场所中性骚扰的特征(Studd & Gattiker, 1991),性行为的种族差异(Mealey,1990; Rushton,1988),性爱方式的性别差异(Hendrick & Hendrick, 1991),甚至新生儿的相似性(Daly & Wilson,1982; Regalski & Gaulin, 1993)。其中,有大量的调查实验和论文专著,集中研究了体现在性行为三个特定方面中的性别差异。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择偶偏好,交往策略以及性妒忌。下文中将分别介绍进化心理学在这些研究中的应用。

进化心理学在人类性行为研究中的应用

择偶偏好和交往策略中的性别差异

假定在远古时代,那些表现出特定偏好、或者使用特定“策略”的男人和女人,与不具有同样偏好的同代人相比,生育的后代生存能力更强。同样,他们后代的后代也具有类似的生存优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男性与女性生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在生育后代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那些成功地生育了子女的男性和女性,在相关的行为领域也会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也就是说,那些偏爱年轻配偶的男性,在生育方面更具有优势。然而,对女性来说,成功地生育很少受配偶年龄的影响,而主要取决于对方维系家庭关系的能力和意愿。

那么,在选择配偶时,那些偏重年龄的男性和偏重才能、资产的女性,是如何从中获得生存优势的呢?同时,这些选择时不同的侧重点,各自体现了怎样的择偶偏好?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应当明确如下事实:不管身处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女性的生殖能力都和年龄紧密相关(Williams, 1975)。在EEA中,年轻女性比年长的女性拥有更加旺盛的生殖能力。因此,我们假定:那些和年轻女性结合的男性,与那些所选配偶已经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不再具备旺盛生育能力的同性相比,在繁衍后代方面更具优势。

进化理论家并没有明确地断言,从远古时期开始男性就对特定年龄的女人更感兴趣。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具备了某些特征的年轻女性较她们年长的同性,对男性来说更有吸引力(性魅力)。换句话说,虽然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没有造就男性辨别异性年龄的认知能力,但却使他们具备了对女性某些身体特征的敏锐感知,而这些特征恰恰代表了青春和健康。(Buss, 1989,1994; Symons, 1992p.143)。在EEA中,这种关联性向人们展示了那些具有旺盛生殖能力的女性通常具有的生理特征。这些特征是青春和健康的象征,预示着旺盛的生殖能力。具体包括:光滑的皮肤、结实的肌肉、光滑柔顺的头发、丰满的嘴唇等(Symons, 1979,p.187)。那些判断美貌与否和性魅力强弱的标准,正是对应于这些象征青春的特征而设定的。对女性而言,年龄大小和魅力强弱是成反比的。以此为基础,人们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对男性在择偶方面的偏好进行了解释,这种偏好主要体现为对交往对象外形魅力、以及和外形魅力相关的那些身体特征的格外重视(也就是说,那些代表着青春的特征,例如嘴唇丰满,皮肤光滑,面容清秀等等,和象征着衰老的特征之间的对比,例如嘴唇干瘪,皮肤松弛,头发花白,老年斑等等。)

与女性相比,从青春期开始,男性的生殖能力随年龄变化的趋势并不显著(Nieschlag, 1986)。与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在生育方面的成功,并不受配偶生殖能力强弱的支配,而更多的取决于配偶是否具备提供充足生育资源的能力和意愿。这些生育资源包括食品、住所、领地和保护(Buss, 1989;1991; Buss & Schmitt, 1993; Ellis, 1992; Smutts, 1992; Trivers, 1972)。在进化适应性环境中,女性的生育过程包括了大约9个月左右的妊娠期,以及随之而来大约一年左右(有时甚至是几年)的哺乳期。因此,对女性而言,在她们不得不承受巨大生育压力的一长段时期内,配偶是否愿意和能够为自己和孩子提供充分的保障,也许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因此,在EEA中,当女性选择了能为自己提供丰沛生活资源的配偶时,她和自己的子女同时也就获得了物质上的优势。伴随着这种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她们的子女同样也会获得潜在的生育优势。同时,如果获取资源的能力至少能够部分地被遗传的话,在这些女性和她们的子女身上,必定会体现出相应的遗传优势(Buss,1994; Buss & Barnes, 1986; Buss & Schmitt, 1993; Ellis, 1992)

于是,那种能够对配偶拥有、或者获取资源的能力进行正确判断的心理机制,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脱颖而出”。(Buss, 1991; Ellis, 1992)。而且,这种心理机制已经内化为整个人类天性的一部分,因此能够在文化和经济环境的历史变迁中,始终保持不变(Buss, 1994)。接下来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关于择偶机制的经验研究,是如何检验上文中有关性别差异的假设的?

在选择配偶时,男性比女性更注重外表;而女性则比男性更注重经济基础和工作能力。最近的一些研究综述(例如,Buss, 1992, 1994; Ellis, 1992; Wiederman & Allgeier, 1994)、以及对不同研究的综合分析(Feingold, 1990, 1992),都证明了这些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自述式(self-reported)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更在意外形魅力,而女性看重经济基础和工作能力(例如,交往对象的学历,志向,职业等等)(Buss, 1991)。在一些针对青少年、大学生、医学院学生、法学院学生、普通社区居民、男、女同性恋者的研究中,也都发现了同样的差异存在。

在各有侧重的一系列研究中,通过要求被调查者陈述自己的择偶偏好,一再地证明了男女之间在择偶标准上存在的性别差异(Ford & Beach, 1951, pp. 85-99; Hill, 1945; Hudson & Henze, 1969)。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差异同样存在(Buss, 1989; Ford & Beach, 1951, pp. 85-99; Symons, 1979, pp.191-194)

甘杰斯塔和巴斯(Gangestad & Buss, 1993)的一项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个进化论的假设。他们发现,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流行疾病的发病率和男女两性对配偶外貌的重视程度,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的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72)。在那些经常会面对疾病威胁的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在择偶时会更加注重对方的体貌特征。而在美国,当被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男人和女人的性魅力时,男性通常会选择展示自身拥有的资源和所具备的能力。同时,这也是男女两性都认可的、对男性来说更为有效的方法。女性则更多的选择增加外貌吸引力的方法,同时男女两性都承认这是对女性更为有效地方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特定的性别差异,都是建立在个体对自身择偶偏好的自我表述基础上的。那么,这些自述的差异将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择偶过程中的实际行动呢?当被研究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受到严格的控制时,体现出了同样的性别差异。例如,当大学生们通过电脑挑选约会对象时,男性通常希望对方外表出众,而女性对约会对象的期望更多的集中在学术能力和人际地位方面(Coombs & Kenkel, 1966)。在其他的研究中,通过照片或文字描述的形式,让被调查者了解某个异性的外貌特征,再要求他们对自己与其发展不同程度的恋爱和性关系的意愿,进行等级评定。女性的外貌特征对男性的选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影响女性选择的显著因素则是经济基础或职业地位(Hill et al.,1987; Sprecher, 1989; Townsend & Levy, 1990a, 1990b)。实际上,一个外貌特征固定不变的男性,他对异性的吸引力大小,随着职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当处于较高的社会地位时,他对异性吸引力也相应提高(Hickling et al., 1979; Townsend & Levy, 1990b)。然而,当提供给男性的照片中的女性职业地位发生改变时,男性的选择却不会受到影响。

在研究男女择偶偏好时,散见于各种媒体上的个人征婚广告,为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对这些广告的分析,再次证明了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别,应证了上文介绍的研究结果。那就是,男性比女性更喜欢年轻貌美的对象,通常对理想伴侣的身高或体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会要求应征者提供照片(Bolig et al., 1984; et al.)。女性则不然,她们通常强调理想伴侣的学历、职业或经济地位(Bolig et al., 1984; Cameron et al., 1977; et al.)

除了上述的研究结论外,男女两性在择偶标准上的性别差异,还体现在一些成功的求偶个案中。在对个人征婚广告的研究中,通过追踪每个广告的效果发现:和那些没有介绍外貌的女性征婚者相比,那些突出强调自身女性魅力的征婚者获得了更多的回应(Lynn & Shurgot,1984)。同样,通过对有偿的电视约会服务中选择标准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外表魅力是影响男性选择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对女性而言,男性的经济/职业地位是她们首要考虑的因素 (Green et al., 1984)

在现实生活中,事业成功的男性和那些不那么优秀的同性比起来,结婚对象通常更加年轻貌美(Elder, 1969; et al.)。与此同时,社会地位高的成功男性在“性”方面也会更有优势(Perusse, 1993; Townsend, 1993)。同样,当第一次婚姻破裂后,年轻的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再嫁,并且所选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比她们的前夫更高(Mueller & Pope, 1980)。婚后,对男性而言,配偶的外貌特征和婚姻满意度直接相关;对女性而言则并非如此(Murstein & Christy, 1976)

短期关系和长期关系的区别那些关注人类择偶行为的研究,大都把焦点集中在对理想配偶特征的诉求上(例如,Buss & Barnes, 1986; et al.)。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开始重视长期和短期关系中不同的选择策略(例如,Buss & Schmitt, 1993)。当在研究择偶偏好时,交往双方的关系情境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对于交往中的男女来说,并非所有的关系都是长期的(Buss & Schmitt, 1993)。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指的长期关系,意味着男女之间保持相对持久的性关系;与之相对,短期关系指男女之间短暂的性关系,类似“一夜情”或者其他类型临时的性伴侣。

尽管通常男人会比女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短期交往,男女两性在选择长期和短期关系时都会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无论他们做出何种选择,他们的行为都会表现出强烈的适应性特征(Buss & Schmitt, 1993; et al.)。对男性而言,短期关系通常使得他们具备了更大的生殖优势。因此,在只单纯涉及性关系时,男性通常会不加选择。也就是说,对男性来说,和一个陌生的异性发生性行为的代价甚小,因为他们不必承担意外怀孕的风险,也就不必为此后可能的妊娠、哺育和教养付出代价。

在远古时期,和那些选择发展长期关系的男性相比,偏好短期关系的男性(特别是当风险和代价都相对较小时)生育了更多的后代。这种倾向或许已经内化为男性的性本能(Buss & Schmitt, 1993; et al.)。这并不意味着,短期交往总是零风险和无代价的。也就是说,过多涉足短期性行为的男性,不能吸引那些重视长期关系的女性。而这类女性往往比那些经常进行短期交往的女性更优秀。更有甚者,如果与一个男性发生短期性关系的女性、同时还和其他男性保持同样的关系,那么,相互之间的妒忌可能成为暴力侵害的导火索(Buss & Schmitt, 1993, p. 207; Buss, 1994)。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那些选择使用短期交往策略的男性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准确的判断女性的生育能力和性能力,而几乎不需要对这种性关系承担义务和付出代价(Buss & Schmitt, 1993)。

在进化论的观点中,那些和男性发展短期性关系的女性则得不到什么好处(Buss & Schimitt, 1993; Hinde, 1984b; Symons, 1979,1987)。短期的性关系会使女性陷于污名之中,她们被认为缺乏性忠诚。这会妨碍她们将来建立长期的关系。同时,女性也必须承担意外受孕成为单身母亲的巨大风险。

尽管如此,女性有时候还是会选择发展短期关系(Herold & Mewhinney, 1993)。这种关系之所以有时会对女性有利,是因为她们能从中获取直接的物质利益,或者使自己的后代获得某种遗传优势,又或者通过这种关系她们能挑选出最适合自己的长期伴侣(Buss & Schmitt, 1993; Gangestad & Simpson,1990)。举例来说,当女性还不想和一个男性保持长期关系时――尽管对方愿意又有能力承担起养育后代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地和那些风度迷人的男士发生性关系,并且从中获取直接的物质利益,这种行为对女性来说是适应性的(Cashdan, 1993)。然而,和男性不同的是,不加选择的性关系对女性则大为不利。对女性来讲最适当的选择是: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有选择地同时和几个异性保持性关系。在进化论的观点中,那些运用短期选择策略的女性,必须面对的问题包括:正确判断对方是否具备馈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愿望,以及(或者)对方是否具备和自己发展长期关系的可能(Buss & Schmitt, 1993)

通过上面对进化论观点的梳理,男女两性在短期性关系中体现出的不同偏好,通过下列可检验的假设,得以清晰地呈现:

1、在进化适应性环境中(EEA),男性通过短期性关系获得了显著的生殖优势。因此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对短期关系以及偶然性性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认同以及行为倾向。

2、在EEA中,由于女性的体貌特征和生殖能力之间的某些关联。因此,在发展短期关系时,男性比女性更注重对方的外貌。也就是说,在寻找短期性行为伴侣时,男性比女性更多的考虑外貌因素。这种差别和双方发展长期关系时的情形并无二致。

3、女性比男性更在意短期伴侣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寡,以及对方是否愿意向她们馈赠财物。也就是说,在挑选短期伴侣时,对方财富的多少、以及慷慨的程度,对女性来说是比男性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4、在进行短期交往时,男性通常不喜欢那些没有性经验,中规中矩,以及表现出性冷淡的女性,或者是那些在发生性关系之前提出过多要求的女性(Buss & Schmitt, 1993),这样的交往对象让男性感到“投入产出不成比例”。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进行短期交往时,更倾向于利用这种关系来判断对方是否值得长期交往。所以,在大多数时候,短期关系中那些对“性”反应积极的交往对象(常常倾向于认识不久就发生性关系)对男性的吸引力大于女性。

5、由于女性通常把短期交往视为发展长期关系的基础,因此,她们一般不会和那些已经与其他女性建立长期关系的男性发生短期关系。同时,如果对方在男女关系方面向来行为不俭、名声不佳,她们也会避而远之。也就是说,当女性着眼于挑选长期伴侣时,那些已经拥有长期配偶的人,和/或那些同时和多个对象交往的人都是靠不住的。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的正确性,让我们回顾一下对短期关系情境下择偶行为的研究。正如上文中提到过的,这些研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但已经能够充分地验证进化论的有关假设了。例如,通过对一系列研究论文的综合分析,奥立弗和海德(Oliver $ Hyde, 1993)发现:男性对偶然性性行为的强烈赞同,是色情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最为显著的性别差异之一。对待性自由( Sexual Permissiveness)的性别差异在主观意愿和现实行为中均有表现。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愿意拥有众多不同的性伴侣(例如,Buss & Schmitt, 1993)。他们经常会幻想自己拥有了各不相同的性伴侣(例如,Ellis & Symons, 1990),同时对单纯的不涉及感情的性接触感兴趣(例如,Townsend, 1987)。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Clark & Hatfield, 1989)曾在大学校园中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者让具备一定个人魅力的男性和女性主动接近他们感兴趣的异性。要求每个求爱者告诉对方“我在校园里已经注意你很久了。我觉得你非常有魅力。”然后求爱者向对方提出以下三个请求:“今晚我们一起外出好吗?”;“今晚你能来我的公寓吗?”;“今晚我们上床如何?”在表现出乐意接受约会邀请方面,男女比例大约相同(大约50%)。而面对“到公寓”的邀请,69%男性表示乐于接受,而仅有16%的女性接受了这样的邀请。直接的性邀请得到了75%的男性的积极回应,但没有女性愿意接受这样的邀请。同样的研究被重复进行了两次(Clark & Hatfield, 1989; Clark, 1990),结果几乎完全一致。很显然,男性比女性更愿意发展那种不涉及其他的单纯性关系;也就是说,男性更愿意选择使用短期两性关系策略。

然而,女性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也会选择使用短期关系策略。这种现象再次验证了进化论的假设。具体些讲,内维德(Nevid, 1984)让大学生们在“仅仅发展一种性关系”和“建立一种充满意义的,长期的关系”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并评定其中众多影响因素的重要等级。在长期的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认为最为重要的那些因素是相同的。但当涉及短期关系时,那些被认定为最重要的因素则表现出千差万别。在两种不同的情境下,女性认为重要的因素都是一样的。而男性却在选择短期伴侣时,把外貌(身体)特征视为最重要的因素。

奥立弗和塞迪克兹(Oliver & Sedikedes, 1992)调查了大学生对待性自由的态度。他们让被调查者在“低度承诺的伴侣”(low-commitment partner)和“高度承诺的伴侣”(high-commitment partner)之间做出选择。当着眼于长期关系的建立时,男性和女性都主张保持有限的性自由。但当涉及短期关系时,男性和女性的态度出现了差异: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赞同性自由。

在肯里克等(Kenrick et al., 1990)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中,他让被研究者根据自身与特定对象关系的四个等级:(a)单独约会,(b)性关系,(c)稳定的约会,以及(d)婚姻关系,分别陈述自己对交往对象个人特征的最低要求。根据进化论的假设,当面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关系时,女性表现出的行为差异通常大于男性。其中以选择性伴侣时体现出的性别差异最为明显:男性很少像女性那样,对交往对象的智识、财富、工作能力、志向、为人、心地,以及情绪特点等进行综合地考察(参见Kenrick et al.,1993)

在一系列针对大学生的小样本调查中,巴斯和施米特(Buss & Schmitt, 1993)比较了长期和短期关系中,被调查者对各种影响因素的不同重视程度。在这两种关系中,性乱交和过多的性经验/兴趣都被女性视为不受欢迎的因素;而男性在长期关系中厌弃这些因素,在短期关系中却对此不甚在意。和发展长期关系相比,在进行短期交往时,男性和女性均认为外表魅力是更为重要的选择因素。但是,男性对短期交往伴侣外表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女性。另一个符合进化论思想的研究发现是: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不在乎短期交往对象是否“需要一种承诺”;而女性与男性相比教,则比较不在乎短期交往对象是否“与其他女性有来往”。最后,巴斯和施米特(1993)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在进行短期交往时,更加喜欢那种出手大方,乐于送礼,以及生活奢华的交往对象。同时,那些刚开始来往就表现得“吝啬小气”的交往对象,在短期关系中更加不受欢迎。

社交性性行为取向Sociosexual orientation)。上文中介绍的研究结果都是关于男女之间性别差异的。然而,在每种性别内部,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差异仍然大量存在(Cashdan, 1993; et al.)。也就是说,当对性行为进行研究时,性别之间的差异和性别内部的差异同样显著(Cashdan, 1993; et al.)。在对男女之间短期交往行为的研究中,辛普森和甘杰斯塔等(Simpson & Gangestad, 19911992et al. 力图解释造成这两种差异的原因。他们将任意发展不负责任的性关系的行为称为“社交性性行为取向”,同时还编写了社交性性行为取向鉴定量表(Sociosexual Orientation Inventory, 缩写为SOI; Simpson & Gangestad, 1991)。该量表可以用来测量个人使用短期择偶策略和长期择偶策略的不同程度。社交性性行为表明了个人发展涉性关系时能动性的差异,这种关系和亲密、承诺和其他感情因素无关。那些表现出无限制的社交性性行为取向的个人,倾向于发展无关感情的性关系;而那些表现出有限的社交性性行为取向的个人,则一般不会选择这样做(Simpson & Gangestad, 1992, p.33, 为原著中重要部分)。

辛普森和甘杰斯塔(例如,1992)假定:在进化适应性环境下,对短期交往策略和长期交往策略的区别使用,使得人们从中获得的好处各不相同。尤其是那些拥有充足资源、可以自主选择对自身最有利(或者个人更为偏好的)策略的个人而言,显得更有优势。也就是说,那些拥有大量物质财富的男性更有资本运用短期交往策略,因为他们具备了为短期交往对象提供物质资源的能力。而那些资源有限的男性则倾向于发展长期关系,因为向交往对象提供承诺和强调惟一性,可以弥补他们在资源方面的弱势。外表普通的女性通常愿意选择短期关系策略,因为短促的性关系可以使她们在物质上获益,同时增强她们与更多适龄对象交往的能力。与发展单一的关系相比,这种选择大大增加她们成功地发展长期关系的机率。(我们的介绍显然过于简化,如果读者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参阅辛普森和甘杰斯塔更多的研究。其中有关于不同情境下,不同策略对男女两性不同影响的详细解释。)

社交性性行为取向至少部分源自遗传(参见辛普森和甘杰斯塔,1990,通过对双胞胎进行的研究,为这种观点提供了证据,并展开了详细的阐释)。但是,随着生活环境的变化,社交性性行为取向也会不断地发生改变。不仅现代社会如此(Cashdan,1993; Walsh,1993),人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一贯如此(Draper & Harpending,1982)。社交性性行为取向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发展演化,为上文中提到的心理机制的发展性准则和情境变化性可选策略提供了佐证。德雷珀和哈朋玎(Draper & Harpending, 1982)分析了现有的研究结果,总结了童年时生活在单亲家庭、没有父爱的成长经历,对成年后个人行为的影响。他们指出,来自这类家庭的男性,和那些在正常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同性相比,成年后行为表现得更具侵犯性,更不愿意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同样,那些由单身母亲抚养长大的女性,通常会过早的发生性行为,并且不会要求男性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同时,他们还指出:对儿童而言,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关键期大约在5岁~7岁之间(Draper & Harpending,1982)。主导社交性性行为取向的心理机制,受到环境发展变化(童年期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的影响。环境变化的影响具有进化适应性,使得那些在没有父亲庇护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容易选择短期的交往关系,而对长期的关系缺乏信心。

卡什丹和沃尔什(Cashdan & Walsh, 1993)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当把社交性性行为取向归因于情境变化性可选策略时,其中会体现出巨大的差异。卡什丹在大学生中进行了一项调查,主题是对男性承担养育责任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吸引异性的策略之一。她发现,当女性认为交往对象不会愿意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时,通常更愿意仅仅与之维系性关系,同时通常会选择用自身的性魅力吸引异性(也就是,选择使用短期交往策略)。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愿意承担起养育责任的男性,通常会选择用自己拥有的财富来吸引异性,而很少会只强调性或者炫耀自己的性能力。由此可见,男性和女性在使用交往策略时,都会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和选择。

当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变量之后,沃尔什(1993)发现:在大学生群体内部,在对个人外形魅力的自我评价和性伴侣数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那些对自身魅力评价最高的男性、拥有的性伴侣数量也最多;而自认为魅力出众的女性则恰恰相反,她们的性伴侣数量反而会更少。由此可见,那些拥有更多择偶资源的个人(在这个研究中表现为外形魅力)通常更有能力充分地运用自己选择的交往策略――男性往往选择短期交往、女性则更重视长期关系。

在辛普森和甘杰斯塔(19911992)的研究中,呈现了有限和无限社交性性行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其他的一些研究中,同样得到了证实。和表现出有限社交性性行为的个人相比较,那些在社交性性行为方面缺乏限制的人,通常会对交往对象的外表和性魅力表现出强烈的偏好,而不太在意对方心地是否善良、是否有责任感以及忠诚与否。行为受到限制或不受限制的个人,在选择和发展不同类型的关系时,那些在研究中被发现的选择偏好,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Simpson & Gangestad, 1992)。SOI量表的评分也反映出各种关系中不同的社交性性行为取向。那些性行为取向不受限制的个人,通常会过早的和交往对象发展性关系、通常更倾向于在同一时间内与多个异性保持性接触。同时,他们所发展的关系,通常更缺乏关怀、承诺、爱和相互的依赖(Simpson & Gangestad,1991; 同时参阅Walsh, 1993)。有意思的是,社交性性行为取向似乎和本能的性欲望和性冲动无关(Simpson & Gangestad, 1991)。

社交性性行为取向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短期和长期交往策略的区别。由于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倾向于接受无限制的社交性性行为取向(Simpson & Gangestad, 1991, 1992),运用这一概念可以帮助人们清晰的阐明:在进行短期交往时男女两性之间表现出的巨大差异。然而,正如辛普森和甘杰斯塔(1992)指出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交性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同时存在的性别影响的效果显著。换句话说,当对个体之间长期或短期交往策略的选择差异进行解释时,社交性性行为取向也许是比性别更加有力的解释变量。

性妒忌方面的性别差异

在远古时代,男性尽可能多地和各种异性交往,这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繁衍后代;而女性能否顺利的生育,则取决于所选择的配偶是否愿意和能够为她和子女提供生活资源。我们由此推断:男性和女性在性行为的某些特定方面存在着差异( Buss1992et al.)。一般来说,那些在性关系上不加选择、更愿意和不同的对象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具有优势;而女性要想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获得相应的优势,则必须选择拥有充足资源的对象、并且与其建立和发展长期而稳定的关系。这些体现在性行为上的差别,并非有意选择的结果,也并非人类远祖们为了增加后代子孙数量刻意使然。然而,事实上,那些拥有不同性对象的男性,比起倾向于一夫一妻的同性而言,确实生育了更多的后代。同样,某些女性因为偶然的机缘,选择了拥有丰足资源、并且愿意承担起丈夫和父亲责任的异性。她们和那些随意和男性(他们通常除了性以外不愿意付出任何东西)交往的同性相比,生育的子女更有条件健康成长。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体现在生育效果上的差别,影响了现代人――无论男、女――的性行为取向,同时也意味着:在和妒忌有关的心理机制之间,同样存在着性别差异(Buss & Schmitt, 1993; et al.)。

上文中关于人类早期生活的假设表明,女性表现出妒忌,通常是因为害怕失去配偶的关爱和其他相关的资源 (Daly & Wilson,1983; Hinde, 1984b; Symons, 1979,1987)。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父系血缘关系,则被认为是导致男性妒忌的决定性要素(Daly & Wilson, 1983; et al.)。女性通常会对子女与自己的血缘关系很有把握,而男性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他们尽责尽力养育的孩子有可能不是自己的血脉。但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与生俱来就特别重视血缘关系。事实上,那些已经为子女的生育和成长付出大量资源的男性,更不能容忍配偶和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因此,那些不能容忍伴侣性不忠的男性,比起那些对此满不在乎的同性来,在后代的生育和繁衍方面,自然也会表现得更加成功。男性为了维系两性关系而采用的那些策略(包括性妒忌在内),也被包括人类(Buss, 1988; Flinn, 1988)在内的各种物种(Daly & Wilson, 1983; Wilson & Daly, 1992)广泛使用。为了杜绝配偶和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男性的性妒忌通常会表现为对子女血缘的高度重视。根据进化论的观点,配偶的性不忠对女性来说则显得不是那么重要(Daly et al., 1982; Hinde, 1984b; Symons, 1979)。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一夫多妻的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普遍存在(Murdock, 1967; Van den Berghe, 1979)。女性表现出的性妒忌仅仅被认为是对环境适应不良的一种反应(Symons, 1979)。“因此,男性的性妒忌逐渐演化发展、集中到了性行为方面,而女性的妒忌则通常是因为失去了配偶的宠爱和相关的资源”(Daly & Wilson, 1983, p.294)

我们并不认为女性会对配偶与其他异性的性关系视若无睹,也不认为男性会在配偶对自己漠不关心和任意挥霍财物时无动于衷。上文的讨论更主要的目的是向读者呈现这样一个事实: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心理机制,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那些和两性关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进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有着各不相同的表现(Buss & Schimitt, 1993; Symons, 1979)。这些心理机制本身并不具有重复性,但是通常情况下,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将会不断强化机制本身的作用。具体来讲,因为怀疑配偶性出轨而表现出妒忌,对男性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反应,因为上述行为会对血缘关系产生威胁。然而,对女性而言,妒忌则是一种更加灵活的反应,因为并非所有情境下表现出的妒忌都是对环境的适应性反应(参见Hinde, 1984b, p. 482; Symons, 1979, p.245)。然而,即便是那些最常见的性别差异,也很难被经验研究所证实。因为,在妒忌产生的大环境下,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也会对行为表现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当偶尔的性出轨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配偶另结新欢或丧失资源时,女性也会和男性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妒忌。同样的道理,如果配偶对第三者的强烈兴趣使得稳定的两性关系受到威胁时,男性也会和女性一样表现出妒忌。那么,如何用调查数据来证明这些有关性别差异的假设呢?

符合进化论假设的那些性别差异,在巴斯等(1992)的研究中得以证实。研究者向大学生展现了两种情境:(a)“假设你的(约会)对象试图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和(b)“假如你的(约会)对象爱上了别人。”被调查者需要从这两种情境中选出他们认为最令人困扰的情况。大多数男性(60%)选择了涉及性不忠的情境,而大多数女性(83%)认为交往对象在感情上的背叛是比性不忠更让人困扰的事情(参阅Wiederman & Allgeier,1993, 研究结果相同)。然而,这些自述式研究的结果,并没有清楚的回答下列问题:Buss等在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差异,是否是由现实生活中不同的情感经历造成的;或者只是因为客观情境的变化;又或者这些差异只是出于表达方式的不同、或者受了社会价值期望的影响。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巴斯等(1992)再次进行了研究。这次研究同样为被调查者提供了两种选择情境,但是因变量却变为被调查者的生理反应。在研究中,被调查者需要在一段规定的时间内假想自己置身于某种情境,在此期间研究者对他们的心跳频率(HR),皮肤电活动(EDA),以及肌肉电活动(EMG)进行了测量。当男性置身于假想的性不忠场景时,表现出显著的HREDA反应。与之相反,当身处情感背叛情境时,女性的EDA反应比在性不忠情境下更为强烈。在进行非自主性反应(EMG)测量时,两种情境下均没有明显不同的反应。

有关性妒忌的早期研究表明:在产生妒忌的原因上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为对性不忠和失宠现象的不同重视程度。弗朗西斯(Francis, 1977)访谈了15对大学生情侣,了解那些和妒忌有关的经历。他要求被调查者尽可能多地罗列出他们自认为会激发妒忌的因素。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罗列的因素通常更多的和对方与第三者发生性关系有关。然而,在女性列出的因素中,更多的涉及对方与潜在情敌的频繁交往、谈话或亲吻。同样的,在泰斯曼泰斯曼和莫舍(Teismann & Mosher, 1978)的研究中,要求大学生们和交往对象进行一场模拟的争吵,争执的话题起因于假设或现实的冲突情境。要求其中一半的情侣争执的话题必须和妒忌有关。研究者预先和这些被调查者进行了谈话,帮助他们更好的领会假设或现实情境的特征,以便更好的在角色扮演过程中运用这些素材。在参加情境实验的40个被调查者中,3名女性和16名男性选择的话题与对方和他人的性瓜葛有关,而剩下的4名男性和17名女性选择的话题则涉及与对方相处时间少、对方对自己重视不够。也就是说,当要求被调查者假设某种产生妒忌的情境时,大多数男性通常会联系到另一半有性不忠的嫌疑或行为,而女性则更多的关注相处的时间和相互重视的程度。

其他一些研究结果支持了类似的假设,认为当在涉及到对另一半性忠诚的怀疑时,男性更容易表现出妒忌。而对女性而言,她们的妒忌更多的源于担心破坏原有的关系、或者对方对自己的忽视。例如,根据临床诊疗的病例显示,由于怀疑配偶性不忠而导致的病态妒忌,通常发生在男性患者身上(Daly et al., 1982; et al.)。一项跨文化的研究显示,和发生在丈夫身上的性行为不忠相比,妻子的不忠更容易成为离婚的原因(Betzig, 1989)。此外,大量民族志研究的成果也证明,男性对女性性行为的约束普遍存在,对配偶的性不忠男性通常会表现出更强烈妒忌(Daly et al., 1982; Symons, 1979; Wilson & Daly, 1992)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下,女性表现出妒忌通常是希望伴侣能抽出更多时间陪伴自己、对自己倾注更多的关爱(White, 1980)。同时,女性也更倾向于把性不忠视为要挟配偶的手段,希望籍此维系双方关系。同时,男性和女性都认为这样的策略对女性而言更为有效(Buss, 1988)。这就意味着:对男性而言,配偶不忠的性行为更加令人难以容忍。另一方面,那些对稳定的两性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的破坏因素,更容易激发女性的妒忌。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汉森(Hansen1982)通过研究发现,对女性而言,彼此之间承诺的多少是影响妒忌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而对男性而言则不存在同样的效应。也就是说,在当发现另一半和其他异性有亲密来往,或者发生了一夜情后,那些刚刚开始与对方交往的女性,通常比已与对方同居多时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烈的妒忌。而后者的妒忌程度又比已婚妇女强烈。通常,那些获得正式而长久的关系承诺的女性,会较少的担心自己的伴侣可能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

和上文述及的那些性别差异一样,事实表明:男性和女性性出轨的行为动机也有所不同――虽然他们通常都会将责任推给对方。同样表现出差异的是男女两性对这些动机的不同反应。怀特(White1981)调查了150对情侣,要求他们确定交往对象在一系列行为中表现出的动机,这些行为包括约会邀请、发生性关系等等。和女性相比,男性通常认为对方在性行为上出轨,是为了在相互的关系中获得更多的承诺;而女性则倾向于把原因归结为另一半对现有关系的不满、对其他异性的迷恋以及对性的渴望。与此同时,针对被研究者在发现了另一半的行为动机后通常会产生的情绪反应,怀特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结果显示了在产生妒忌的原因上存在的性别差异。男性(而非女性)是否表现出愤怒,和他们对另一半的动机是否和性有关的判断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与之相反,女性的愤怒和妒忌通常是因为另一半被情敌吸引所致。对男性而言,这样的相关则不成立。通过相互比较发现,男性通常因为另一半对其他异性的性渴望而大为恼火,而女性的恼怒和妒忌通常只是因为发现另一半倾心于其他女性。

针对在判断和回应伴侣性行为出轨的动机时,体现出的那些性别差异,邦克(Buunk1984)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得到的结果和怀特(1981)的研究一致。邦克的研究对象是配偶发生婚外恋的成年荷兰人,而怀特的对象则是对假设情境做出反应的大学生。邦克(1984)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把配偶的外遇归因于对不同性体验的渴望。有意思的是,男性因性不忠而引发的妒忌,通常和对方对不同性体验的渴望有关;而女性则通常不会因为同样的动机而产生妒忌。与之不同的是,女性的妒忌通常是因为她们认为:配偶的不忠是因为在情感上得不到满足、或者受情敌迷惑所致。

邦克(1984)的研究结果,和他早前关于婚外性行为的研究(1981)结果一致。对女性而言(对男性则另当别论),感到自己输给了情敌,使她们表现出强烈的妒忌。一项针对60名咨询师的调查显示――他们曾为被妒忌情绪困扰的夫妇提供心理辅导,前来咨询的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配偶与情敌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更倾向于反省自身的过失(White & Helbick, 1988, p.257)。总而言之,男性比较在意配偶是否因为性的关系和其他异性交往,而女性则更在意配偶是否对现有的关系不满,是否被其他异性吸引或迷惑。

结论

和其他领域的科学研究相比,人类对性行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利用进化论的观点理解人类性行为,更才只是一种初步的研究尝试。本文总结和分析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它们都是进化心理学在人类行为研究中的现实运用。这三个方面分别是:挑选理想配偶的条件、吸引异性的策略、男性和女性产生妒忌的不同原因。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为了检验有关的进化论假设,进化心理学家和其他学科的一些学者们――他们对运用进化论观点解释人类性行为充满兴趣,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证明:进化论的假设能够在现代人的行为研究中得到证实。

其次,我们希望读者能理解:进化论的观点仅仅是为了表明个体和性别之间的差异是如何演变发展的,而并非要规定事物“应该”如何发展。

第三,我们希望读者能够明确如下认识:通过研究客观环境对性行为的影响,可以更好的理解进化论的观点。进化心理学的主要论点是:人类要想成功地繁衍后代,必须要对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地回应,从而顺利地解决所面对的生存问题。这些成功的生存者(自然而然的)将这种能力代代相传――其中就包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最后,希望本文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进化论思想,并能在他们的研究中加以运用。虽然进化论思想在欧洲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在美国却没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这也许是因为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中――至少对那些社会精英来说是如此――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每个人都有可能当上总统;任何行为的失败都只是意志的失败而已。据传闻,20世纪的60年代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布瑞(Haight-Ashbury)地区,当时有一些乌托邦分子宣称:如果你真心爱某人的话,就应当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宽容对方的行为:即便是他/她乐于从和其他人的性关系中获得快感。虽然这种原始的关系状态在生育上是成功的(例如,孩子们出生了),但是大多数时候会因为性妒忌而遭到破坏――这些妒忌有的源于害怕不能和对方长相厮守、失去对方的关爱,而有的则是害怕子女血统混杂。想像一下,如果能运用进化论观点研究生活在当时的人,将会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不过现在或许为时已晚了。然而,当人们在现有的研究模式和理论基础之上,对人类性行为进行研究时,我们希望研究者能够充分考虑进化论的思想,并把相应的研究假设转化为实践加以运用。这样的兼容并包也许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性”有关的那些行为差异。

现在让我们来回答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问题。答案毋庸置疑:进化心理学对于理解人类性行为而言,作用巨大![1]



[1]原文:《进化心理学如何促进对当代人类性行为的理解》Elizabeth Rice Allgeier & Michael W. Wiederman。翻译:蒋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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