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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研究
残障性少数人群的社群服务需求与实践:以西安地区的听障性少数群体为例
作者:杜蕊 等  时间:2016年07月25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杜蕊(西安Relax同学社)廉望舒(同语)

研究背景

在中国,然近十几年来性少数人群提供基社群服及社群参与服的草根组织增多,但残障性少数人群参与社群活及主动获取社群服率几乎零。追诉问题的本将会发现绝大部分草根LGBT组织缺乏于残障性少数群体的了解及其提供无障碍服的能力。

本研究以残障身份与性少数身份的交叉性,探索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梳理有适用于草根LGBT社群小残障性少数人群的最佳践(如西安Relax同学社开展的听障拉拉目),以及通需求调查分析目群体的需求并做出服提供建

残障人士在社会中往往会被去性化,其对于性(sexuality)的需求及认同无法得到正视。在中国,由于残疾人联合会(残联)提供的服务大多与性与生殖健康需求无关,而残障性少数群体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处于更边缘的位置,更难引起体制内部的关注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同时,也因听障被残联归为“尚有自理能力”的身心障碍,而更不受到关注。

西安Relax同学社是旨在西安及周地区LBT人群搭建交流平台,行知普及并提供专业支持服务为主的草根非盈利非政府组织NGO);在2013年的一次拉拉社区活中,有几位听障拉拉参与了活;通和她一段时间的接触、交流,认识到更多的听障性少数朋友。经调查发现,在西安市除了残,并无服听障群体的机构,尤其像性少数听障群体相之非性少数的听障人群,面着与非听障性少数群体一的如自我同,出柜等一问题,如何在社群工作中更好的服听障性少数人群,也是本研究所要探索的问题

研究方法及研究

此研究采用了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的方式访访谈。本研究的两位作者作访员对访访谈访谈地点均在西安当地的咖啡访谈过程中因大部分听障受访者可以讲话阅读,故访谈大部分用言交方式行,穿插使用文字(面面使用即沟通用程序、写字)等方式作为辅助交流工具。

因受访者要求,此研究会整合访谈者的经历并进行嫁接处理,将不同受访者的故事并不完全按照受访者身份进行描述,以保障受访者的隐私。受访者反馈:因在地听障性少数群体极其小,并且数位受访者在当地的性少数群体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提出要求需要用此方式来保障个人隐私。同时,受访者不希望以化名出现在此研究中,因此本研究作者将用“受访者A”(及以此类推的代号)来命名受访者。

此研究中所有出现的访谈内容均得到受访者的授权使用,并且此研究的研究问题、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传播计划均得到受访者知情同意,知情同意书请详见附录二。

此研究及此论文的全称过程中使用“听障”、“残障”、及“身心障碍”等词汇来描述目标群体,致力达到从主流话语中解构“残疾”、“聋哑”等词语带来的歧视性表达,并希望广大不具有残障主体性的学术群体可以使用非歧视及政治正确的话语来形容目标群体及访谈对象。

受访者简述

本文共访谈了六位受访者,其中五位为听障性少数人群,一位为听人(西安当地拉拉社群组织者),所有受访者均自我认同为性少数;四位受访者为生理性别女性,两位受访者为生理性别男性;所有受访者均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为自己认同的性别。详细的受访者基本情况请见附录一。

目前,听障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的能见度仍然处于不可见的状态。同时,因为任何一个群体的多样性及群体内部的多元化,并不能用同样的特质所概括。因此,无法广泛的形容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群体特征。

本研究接触到的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特征比较相似,无论从年龄、社会经济阶层、及目前工作情况均比较接近。同时,本研究中所有听障受访者都互相认识并且熟悉,同属于一个社会化社交网络中(西安当地的听障性少数社群)。

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

(一)自我认同

在任何性少数群体中,自我认同都是身份的核心。自我认同一般围绕着性别认同和性倾向两个纬度,而这两个在性少数群体中普遍应用的纬度在听障性少数群体中仍然有效。在研究者对受访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所有受访者对自己的性别认同都不存在疑惑,均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是自己认同的性别。但是,在性倾向的问题中,不同的受访者的自我认同过程呈现出了非常多样的回应。

受访者C(男)在中学时期就读于一所寄宿学校(聋哑[[1]]学校),在学校里对同性同学产生好感,并开始和同性同学交往:“应该是学生时代,我和女孩谈过一次恋爱,没感觉,和男孩子一起玩,感觉很好,就这样发现了自己喜欢同性。”

这种体验和广泛同志社群中的诸多此类自我认同体验并无太大区别,而在受访者被问到自己自我认同年龄段的时候,所有受访者(听障受访者及听人受访者)均表示在中学时期完成了自我认同。

但是相同的经验也有可能产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受访者A(女)在大学毕业前一直与男性交往;虽然当时知道同性恋的存在(因认识受访者D多年),但坚信自己不可能是同性恋。直到遇见受访者B(女)时,因为受访者B的长期不懈追求,最终和受访者B开展了延续至今的长期亲密关系。由此发现,性倾向的流动,或者俗称的“掰弯[[2]]”,在听障群体中也存在,并与其他同志群体相似。

受访者D(男)也是在中学时期完成的自我认同,但是受访者C是通过互联网完成的自我认同,在此年龄段的青年同志中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初中那时候喜欢和男同学玩耍,就在接触网络,发表博客,记录我们的生活,有一个评论说了[]是同性恋的,才晓得自己是同性恋。”

因此,我们发现身处此年龄段,并且在互联网可及性较高的听障性少数群体中,自我认同和对于“同性恋[[3]]”这个概念的认知和同等条件下非残障的群体并无太大差别,而就读于大型城市中的聋哑学校并没有给自我认同和对于“同性恋”等概念的认知带来非常显著的影响。

但是同时,受访者们表示自己的情况并不代表所有听障性少数群体。在听障性少数群体中仍然有非常多的社群成员受到自我认同的困扰。而这些自我认同的困惑也源于不同的因素,如:是否在大城市、是否是互联网的深度用户、是否身边有其他性少数朋友、及是否能够独立就业和生活,均会对自我认同的体验有较大的影响。

在研究者对受访者进行访谈时,受访者D的一个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反思:

“如果你不是同性[],你是普通人[[4]],看到我们听障,加上同性[],会不会惊讶?”

研究者随之反思的是,如果并非事先通过研究访谈的场域接触到受访者D,看到受访者D这样一个和大多数同龄人外表无异的对象,并无法看出受访者D的身心障碍身份和性少数身份。听障作为一个身心障碍,和性少数作为一个性别认同/性倾向身份,往往都是隐形的。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身份的身份政治和主体性更容易在社会中被忽略,而两种身份的叠加使得其更加隐形,并且还往往伴随着污名化。这种隐形和污名化,导致听障性少数群体在听障群体内和性少数群体内都得不到应有的能见度和获取相关的社群支持。

(二)亲密关系与性

在本研究的五位听障受访者目前全部正处于亲密关系中。听障性少数群体开展亲密关系的方式也主要通过网络途径认识伴侣:“我对象经常关注我[微博],给我留言,我就加她,后来慢慢认识。因为我天天发表有关同性恋的[内容],加上我的照片,她说我长得好看就想认识我。”

像以上受访者B这种开始亲密关系的情况在听障性少数群体中也较常见,受访者C与受访者D也是通过博客留言互相认识并且之后发展出亲密关系。

因为听障性少数的“圈子”[[5]]较小,并且因为这两种身份的交叉造成能见度较弱,所以在每个城市中活跃于网络的听障性少数群体也较少。受访者介绍他所观察及了解的QQ群大多是属于非听障占大多数的男同性恋群,并且受访者E评论这种“圈子”非常“乱”:“以前没有软件的,是[QQ]群的,都是gay的,时间长了,看清了社会很乱,都不敢了。以前喜欢看,就是不去接触。”

网络作为听障性少数群体寻找亲密关系伴侣的最常见途径,也并不一定都带来较好地体验。但是由于目前听障性少数群体缺少线下的交友途径和平台(除朋友互相介绍之外),使得网络仍然是单一的途径。

最近几年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兴起,连带着多个本土同志交友应用程序的飞速发展,但是根据受访者C的体验,这也并没有给听障性少数群体带来新的交友途径:“现在的同志软件,我最多是看看,养眼,还有发生什么新鲜事都看。”

同时,听障性少数人群是否可以使用社交应用程序也和个人对于网络和移动科技的可及性有关。根据受访者的观察,在听障性少数群体中,处于一定社会经济阶级的人群较依赖移动通讯设备和网络,并为网络深度用户。同时,也是这些网络深度用户的听障性少数人群能够获得较多的主流同志社群资讯和信息。

五位听障受访者均表示更重视亲密关系中的精神交流部分,并无在同志交友软件上“约炮[[6]]”的经历。除却前文提及的对网络社群中产生的“乱”的感觉和受访者表示“一直在谈恋爱”,阻扰听障性少数人群使用新兴同志交友程序的原因还有听障性少数人群对于与非听障性少数的交往仍然存有疑虑,而大部分社交应用程序的用户为非身心障碍者。受访者E曾经有过和非听障者进入亲密关系的经验:“都是听障,要是和听人,可能会有沟通障碍。就算听人会手语,但深入了解,比如生活习惯有点不一样。”

而受访者B则有不一样的感受:[如果听人会手语]会考虑。”

由此可见,并非所有听障性少数群体都只和其他听障者开展亲密关系。受访者中不乏有人表示曾经和非听障者建立亲密关系或者愿意尝试和非听障者建立亲密关系。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因为听障性少数群体在自己群体内部的连结就非常有限,和其他性少数群体的连结就更加有限,从而显著的限制了听障群体的交友渠道,使得听障性少数群体寻找伴侣的可选择范围相较于其他性少数群体还要更小。

(三)出柜与家庭

在中国性少数社群里,向大众和家庭出柜及如何处理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包括组建非一对一异性恋家庭都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社会氛围中较难处理的问题。而听障性少数人群又由于身心障碍身份及性少数身份的两种身份的叠加,受到更多来自社会主流(公领域)及个人原生家庭(私领域)的压迫。

和非身心障碍性少数群体不同的是,听障性少数群体如果想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生活,往往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因为听障性少数的残障身份,造成求学和就业的诸多局限性,很多听障性少数者更加依赖原生家庭,或者受到来自原生家庭的更多“担心”和压力。

本研究中所有听障受访者均已经向原生家庭出柜,但是这并不代表出柜的反馈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以及能够获得原生家庭的支持。而和主流同志群体不太一样的是,听障性少数群体在出柜后,原生家庭的不支持并不是来自于对同性恋本身的不认同(当然对于同性恋本身的不认同也可能是因素之一,但是从受访者的反馈中发现并非是最决定性的因素),而最大的不支持因素其实都和听障性少数者未来的生活及养老问题相关。受访者B与受访者E表达了来自各自原生家庭的担忧:[是否结婚]有关系,我爸给我说了,听人老了生活自理还是可以的,我们听障老了,生活自理是不行的,比如看病、看医生,也有交流不便。”

“父母不关心我[同性恋]的事,就是担心我以后。听障老了的保障很重要,我最关注[这个],因为听人老了的保障还是好一点。”

由于原生家庭的“担心”而带来的组建婚姻家庭的压力,被访者们认识的其他听障性少数人群有相当高的比例进入异性恋婚姻:

“大多数[男同性恋]听障选择和直女结婚,大部分[结婚后的听障男同性恋]过的都不好,好的少。”

本研究中的被访者中有两位计划形婚[[7]],并且得到家长的支持:

“我爸可以接受形婚,还说了不要伤害女孩子。如果女方有[]需求,我们也是可以配合的。我父母其实很开明的。”

这种“开明”的政治正确性和正义性仍然有待商榷。同时,无论是形婚,还是这种进入异性恋婚姻的普及性,随之带来的却是听障性少数群体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不平等。而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除了主流社会中充斥的父权主导及性别不平等,也是因为听障群体中对于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而有此现象,也是因为性别不平等对于听障性少数群体来说并不是最紧要的不平等;在听障性少数人群的身份政治中,残障身份及其所带来的不平等,才是最主要的。

在婚姻关系之后的递进中,生育也是听障性少数群体在考虑未来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出于父母的“担心”和对于养老的焦虑,较多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父母期待能够有一个孩子来缓解听障性少数群体对于养老的压力,如受访者E“我出柜了,但是我妈妈还是希望我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我家人说我听障不方便,老了需要孩子照顾我方便。”

可见这种中国社会中普遍的“养儿防老”心态在听障性少数的父母中尤其明显。就算父母知道听障性少数者的性倾向并且能够接受形婚,仍然存在施压给受访者生育的现象:“形婚有先说好不要孩子的,但[原生]家庭会逼迫。也需要看两人如何协商钱、抚养,生孩子责任很大。家人希望有小孩就好,很烦。”

被施压去进行生育为听障性少数群体带来的压迫与焦虑很难得到缓解,因为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法律层面,都很难获得支持。而更多关系内部及群体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不平等及其他相关的意识问题更难被触碰和讨论。

(四)歧视与暴力

听障和性少数身份,作为两个在社会中普遍被污名化的身份,这两个身份的交叉无疑会带来歧视甚至暴力。这些歧视的发生的场域也很多样,从校园到网络到群体内部,均能够看到歧视的身影。受访者D是听障性少数社群中非常活跃的积极分子,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在活跃在网络上,但也因此遭受到了来自学校的歧视:“我当时博客很火,[内容]就聋人文化,和同性文化,后来被学校发现了,[就把我]开除了。”

为听障群体提供教育的学校往往缺乏任何系统性的性教育,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仍然对性于生殖健康有很多迷思,而这些迷思往往也是歧视的根源。

同时,听障性少数群体在社会中和主流同志社群中遭遇的歧视也非常可观,而身份的交叉带来的多重歧视更是让听障性少数群体产生对于主流同志社群的不认同感:“最重要的是,听人是同性[],受歧视应该没听障同性[]那么严重。听障就算不是同性[],还是会有歧视的。”

“他们[听人性少数]自己也是少数群体,要是他们歧视我们的话,那就是在帮助社会跟着歧视少数群体的呀。”

也是因为这样的不认同感和性少数社群内部的歧视,导致听障性少数人群虽然会通过网络了解主流性少数群体的资讯和信息,但是很少会主动参与。

听障性少数的社群需求分析

虽然本研究中的被访者们均对于自己的多重身份重叠都有非常高的认同度,但是同时却无法在任何一个单一社群中找到较高的社群认同度和归属感。本研究将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社群需求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对性少数社群直接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和对于残障社群直接服务提供者的需求。

(一)听障性少数对于性少数社群的服务摄取及需求

在对于性少数社群的需求和期待的层面,听障性少数人群的需求不异于其他性少数,需求大多集中在提高/完成自我认同、认识更多的朋友、及获得与出柜(包括处理和原生家庭/家长的关系,以及形婚)相关的支持这几方面。

在自我认同方面,无疑听障性少数群体需要较多的心理健康支持,本研究中的受访者也将自我认同放在了需求的首位。但是目前的现状为广大心理咨询行业仍然对多元性别和残障作为单一议题都了解甚少,更无法提及为残障性少数提供有效的心理咨询服务。目前国内多个同志社群的直接服务提供者正在积极的搭建和当地心理咨询师的联系,并且为心理咨询师提供多元性别培训,以至于更好的服务性少数人群,但是在身份有更多重交叉时,单纯的多元性别培训并不足以满足需求。

在社交与社群连结方面,其实听障性少数群体愿意和主流性少数群体产生更多互动,但是同时,也需要主流性少数群体及其直接服务提供组织提供友好的空间以及无障碍交流的方式:“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们,有耐心和我们交流,才会了解我们的生活。”

受访者们能够摄取西安Relax同学社的社群服务,也是因为西安Relax同学社在社群活动中提供听障友好的活动方式,如手语翻译、便捷的文字交流工具等。同时,西安Relax同学社的组织者也积极学习手语,便于和听障性少数群体更平等、无障碍的交流。西安Relax同学社也在组织服务的群体内部(西安地区的LBT[[8]]社群)消除内部歧视,让更多的非听障性少数群体了解到听障的体验,提高听障性少数人群在社群中的能见度和接纳度,营造让听障性少数人群可以认同度较高的社群。

在出柜支持及形婚等方面,除了上述的心理健康服务之外,听障性少数人群的需求也非常多样。首先,听障性少数人群希望得到更多的出柜经验分享,因为听障性少数群体的内部连结较少,经验分享的渠道也较少,所以这看似简单的需求却很难得到满足。同时,有形婚需求的听障性少数也很难从现有的渠道中寻觅形婚对象:“听人有形婚群、形婚小组,[而听障没有]。”

目前中国大部分同志社群的直接服务提供者都可以为非身心障碍者提供上述基础服务,但是涉及到身心障碍性少数时,各同志组织的能力和资源则明显不足。也因为对于残障议题的了解不足,以及很难能够像西安Relax同学社一样接触到残障人群,这一现状更难得到缓解。而深究这问题的根本,则是一个循环:因为同志组织的资源、知识、和能力无法有效的开展残障性少数的工作,所以无法吸引残障性少数人群来摄取服务;无法吸引有主体性的服务获得者,就无法有效的评估需求和开展相关的工作。

(二)听障性少数对于残障机构的服务摄取及需求

残疾人联合会作为最知名及最相关的残障机构,是本研究中唯一一个受访者们摄取过服务的残障组织。本研究中受访者没有从任何其他当地或者其他地域的任何其他残障机构获取过服务。

受访者A告诉研究者,其实听障人群可以从残联等体制内机构获得的服务非常有限,无论是否跟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相关:“残联都不管,就算管,都是视障残障[[9]]的,听障几乎不管,因为我们听障还是能自理的。”

当研究者询问受访者们是否有从残联或者其他残障组织获得任何心理咨询服务,受访者D分享了他的体验:“目前社会对心理咨询还是没有重视,没见过残联开个心理咨询。我母校有心理咨询,[]因为心理老师没办法体会听障,不了解听障的内心活动,所以解决的不是很满意。”

由于残障组织和性少数组织的合作较少,以及本身大部分残障机构开展的工作都与社会化需求无关,故很难为残障性少数群体提供有效的社群支持。同时,也因为中国整体的性与多元性别教育的缺失,使得大部分任何议题的直接服务提供者都不具备对于性与性别的敏感度。因此,在听障性少数人群摄取残障组织的服务时,也会因自己的性别认同及性倾向受到不够有效或者甚至是有歧视性的对待。

对于增强听障性少数社群服务的建议

在探索对于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社群服务时,单一的领域是不足的。因为身份的交叉,以及目前残障机构对于多元性别意识的薄弱,以及目前性少数社群直接服务提供者对于残障议题的意识薄弱,正如受访者C所述,无法有效的为残障性少数人群提供服务于支持:“两方面[性少数身份需求和残障身份需求]都是找两[]机构,所以听障同志更为难。”

根据本研究中受访者反馈的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现状及对于社群服务的需求,研究者,同时也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线工作者,做出以下建议:

(一)全面的参与式意识提升

在性少数直接服务提供者机构中开展具有残障主体性的残障议题意识提升,让直接服务提供者可以深入并全面的了解残障议题。同时,应以同样的方式在残障社群直接服务提供者中做多元性别的意识提升。

(二)开展残障性少数人群的需求调查

本研究作为一个试点研究仍然有诸多不足,并且涉及到的具有主体性的残障性少数成员较少,且都为听障者。如社群直接服务提供者希望提供更全面的服务,需根据社群中实际摄取服务人群的需求来开展工作。

(三)提供无障碍/身心障碍友好的活动及空间

性少数社群服务者在组织社群活动时或者提供服务时,可以考虑提供无障碍服务及空间,如:手语翻译、速录听打、将文字有声化、寻找轮椅无障碍的活动场地等。

(四)创造空间使得残障性少数群体可以自发组织社群活动

为残障性少数群体中的积极分子提供技术支持及力所能及的资源,使得残障性少数群体可以得到充权(empowerment),并且开展更具有主体性和贴近社群需求的活动。同时,对积极分子的支持也可在未来催化新的组织的诞生。

以上建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就是跨议题的连结与合作。目前,鲜有残障组织和性少数组织有互动,更无法提及合作与连结。如果能够形成此类跨领域跨议题的合作,则能够形成有效的分工、转介、和拓展残障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的可见度和安全活动的场域。

挑战与局限性

因此,本研究的局限性仍然较大,因为接触到的样本有限,并不能代表所有听障性少数群体的现状和需求。同时因为,样本的变量也高度重合,受访者的群体单一性较强。同时,因为本研究的受访者是通过西安Relax同学社认识并邀请参与访谈,而目前能够摄取西安Relax同学社服务的听障性少数们仍然在听障性少数中处于特权阶层,如,所有受访者均接受过高等教育并目前有稳定工作,大部分受访者都已经完全独立于原生家庭生活,所有受访者都是网络深度用户并且拥有智能移动设备等。这些使得本研究仍然无法触及更边缘的听障性少数人群。

同时,由于本研究的时间较短,从立项到完成此论文只有三个月时间,故无法长期的观察听障性少数群体因摄取社群服务而带来的效果,并且没有能够更详尽的评估目前已有的有限的社群服务的效果。

附录:受访者知情同意书

残障性少数人群的社群服需求与践:以西安地区的听障性少数群体

研究访谈参与者知情同意[[10]]

一·研究者信息

主要研究者:杜蕊(如意)

职单位:西安Relax同学社

系方式:relax.ruyi@outlook.com

次要研究者:廉望舒(望舒)

职单位:同

系方式:wangshu.tongyu@gmail.com

二·研究介

本研究致力于以残障身份与性少数身份的交叉性,梳理有适用于草根LGBT社群小残障性少数人群的最佳践,以及通需求调查分析目群体的需求并做出服提供建

三·研究用途

本研究将会以文及言形式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会上表,并会被收于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性”研究国文集作期刊表。

四·受访私保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访谈内容将会经过匿名理,文中提及到参与者的部分将会使用随机生成的化名。如参与者分享内容涉及到高度身份辨度的信息,研究者将会做出相去辨理。本研究不采集参与者的真姓名及身份信息。

因残障益和残障性少数人群在社会中的能低,如参与者提出明确要求希望名参与研究,研究者将会尊重参与者的选择并在相关内容部分使用参与者真姓名。

五·信息安全及素材

本研究中所有原始素材(如田野笔访谈记录等)将会被保存到非互网的存硬件中,所有原始素材供研究者使用,均不会外公开。原始素材的网络传输限于主要研究者和次要研究者之,不会第三方公开。

六·退出研究

本研究中所有参与者在研究的任何段都有完全力无条件退出研究并且要求研究者销毁任何相关的痕迹料及原始素材。

我已阅读并明白上述知情同意所述内容,并愿意参与研究:

参与者名(可用昵称):________________

我已将上述知情同意内容详细告知参与者,并已解答相关问题

研究者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

致谢

感谢受访的五位听障朋友信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邀请并乐意分享她们的生命故事和经验,使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的完成;感谢西安Relax同学社的支持,为我们提供资源;感谢西安Relax同学社负责人隐彦协助我们邀请受访的听障朋友及接受访问和我们一起探讨并提供为听障性少数人群服务的社区经验。



[[1]] 研究者认知聋哑并非形容听障群体的非歧视,政治正确词汇,但是因目前中国社会中绝大部分为听障学生提供教育的学校仍自命名为聋哑学校,故在此沿用这一名称。

[[2]] 掰弯是指通过追求使得一位原本不认同自己为同性恋的人进入同性亲密关系。

[[3]] 因所有受访者均自我认同为顺性别(cisgender)同性恋,故无法判断其他性别认同/性倾向的体验是否有可比性或者相同。

[[4]] 此处受访者本意为非同性恋。

[[5]] 同志社群中对于特定社交群体的称呼。

[[6]] 与通常是陌生人进行非亲密关系中的一种性行为。

[[7]] 男女同性恋进入形式婚姻,也被称为互助婚姻。

[[8]] 女同性恋(lesbian)双性恋(bisexual)及跨性别(trans*)人群,此处跨性别为英文概念trans*”的中文翻译,使用目前国际上更全面及多元的trans*来代替早年使用的transgender来尊重跨性别群体内部的多元认同和性别光谱。

[[9]] 此处受访者的原意为身障。

[[10]] 此知情同意书,参考自多伦多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一般性研究伦理机制及瑞尔森大学残障研究所研究伦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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