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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
作者:黄盈盈  时间:2015年01月11日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9

[1]

 

         20年来,性与生殖健康成为公共卫生及人口发展领域的重要概念。然而,审视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这个概念中的却或者缺失,或者被误读。由性病、艾滋病、生殖道感染、生育等主题词构成的“性与生殖健康”[2]极大地局限在对于的行为学及疾病化理解,以及对于“性”与“生殖”概念的捆绑式混淆使用。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近30来中国社会的性之变已然呈现出性及性别的多元现状,缤纷复杂地表现在性行为、性关系、性认同、性别认同、性语言等诸多方面。[3]正面的性权利及性别主体的声音不断涌现。

        现实中呈现出来的性及性别的多元现状及需求,倒逼我们去反思现有的“性与生殖健康认知框架,审视其局限性,并尝试在新的/框架下扩宽“性的想象、真正把纳入到“性与生殖健康”的理解与实践之中。

 

Sexuality及性/别框架

 

        性研究的范式经历了从sex sexuality的过渡,从性的科学主义到性的历史社会建构视角的转变。[4]对应于Sexuality全性概念至少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解读[5]

        第一,它涵盖生物学、行为学意义上的性(sex),但绝不仅于此,还包括性认同、性关系、性观念、性语言、性仪式、性欲望、性幻想等内容。即便是性行为,也不仅仅指阴茎插入阴道的与生殖相关的异性间性行为,还包括各类被主流规范所排斥、处于性等级[6]低端的性行为,比如口交、肛交、S/M等。

        第二,“性”是一个独立但非孤立的概念。它不等于性别,也不等于生殖,但与性别、身体、生殖、婚姻、情感等有着甚为亲密的关系。

        第三,“性”不能简化为唯性主义,如同性别分析不能流于唯性别主义[7],它与年龄、阶层、流动、习俗、宗教、国家权力(政治法律)、 经济、社会运动/发展等因素之间存在复杂且多变的相互构建关系。

        在此脉络之下,台湾学者更为本土地提出了/的中文概念。用斜线更为明确地画出了性别本身的多元流动及期间的暧昧复杂,指出性与性别的不同及复杂关联,“别”则道出了性的多元异质和内部差异以及其中的压迫与宰制的关系,也表达性与其他社会差异(阶级、年龄等)的复杂关联。[8]

        上述/别的概念框架,显然超出了仅仅把性局限在异性恋关系、局限在阴茎插入阴道的行为、局限在男主动女被动的性角色想象、局限在性病/艾滋病或者生殖道感染的疾病范畴之内。它是一种基于权利视角的认知框架,扩宽了对于情欲的想象,传达了更为积极与正面的声音。它为各类性及性别少数人群,比如性工作者、跨性别、虐恋等人群的生存权利与主体能动性创造了空间关注到被社会做滥性化标定的豪爽女人们,也不忽略被社会做无性化标定的感染者人群、残障人群、儿童、老人。

        /别的认知框架,遵循的是历史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挑战那些被想当然地污名化的性及性别现象,揭示其被建构的过程及期间的权力关系。这种揭开了性的污名化标签的知识框架,能够更好地正视人们的日常生活逻辑,敢于直面性及性别的多元存在及其变化,透视日常生活的政治性。近年来,这样的认识不仅在学理层面挑战了性的科学主义(拿科学来裁剪生活,甚至于借科学之名对歧视进行合理化),也在健康及发展类项目中不断被实践。

 

/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如果以性/别框架来评估,现有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及服务存在怎样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要在性与生殖健康领域提出性/别的概念框架?

         首先,缺乏性/别知识及权利视角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忽视了某些人群的存在,更谈不上为其提供健康服务,从而有违公平与公正的原则。

         相当多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关注的是性活跃人群或者高风险人群。在此认识之下,至少三类人群会直接被忽略掉。一类人群如残障人、老年人、青少年。这部分人群并非社会小众,也不处于道德边缘的地位,但是往往被主流社会建构为无(少)性之人,他/她们不被认为是性活跃人群,也不具有风险,因此,没有进入政策视野。我们对这些人群的性现状及需求知之甚少。另一类人群如变性人,这类人群处于性/别的边缘地位,往往被标为变态、极少数而被排斥。第三类人群如艾滋病感染者,他/她们则因为人们对于性传播疾病的恐惧,害怕其对其他“正常人可能带来的风险,其性与生殖健康方面的权利及需求甚至被认为就不应该有

         对以上人群的忽视,除了资源分配的考虑[9],更为首要的在于政策制定者性/别知识的匮乏及权利视角的缺失。在性/别框架之下,这些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应该被正视。从权利的视角出发,即便某个人群只占到1%,甚至只有一个人,也有获得相应服务的权利。这种认识将促进性与生殖健康项目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其次,缺乏性/别视角的性与生殖健康政策及服务,容易在认知上出现误区,甚至为这些“被服务”到的人群带来新的歧视,从而好心人办坏事(至少没办成好事)。

        光棍人群及“性别比失衡”问题为例。笔者经常听到的声音是光棍人群的增加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以此来论证性别比失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首先,它的出发点不是光棍人群自身的性及生殖健康权利。其次,其推论过程是站不住脚的。“男孩偏好—性别比失调—找不到老婆成为光棍—容易找小姐,或者搞同性恋性病及艾滋病风险增加、性犯罪的增加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10]这种逻辑在第一个环节上还比较合理,而且如果以/的框架来看,性别比失调的问题最为首要的是男孩偏好的文化背景之下女孩的出生权的被损害。但是,后面几个环节的论证都过于简化,甚至存在很大的偏差。比如第二步推论:性别比失调产生光棍现象。其假定是:婚姻市场是一男一女标配的,且白头偕老,没有离婚。现实果真如此?显然要更为复杂。它与贫困,与我们主流社会所建构的对于婚姻的想象与规定(人人都要进入异性恋婚姻,择偶观念是男比女的能干、最好有房有车、离婚不好)都是相关的;如果不挑战贫困,不挑战主流的婚姻想象,即便性别比倒过来(女孩多于男孩),光棍现象依然存在,某些人依然占据更多的性/婚姻资源,而另外一些人依然会被剩下。至于第三步推论,光棍是否更有可能找小姐、搞同性恋行为,且别说目前的数据并不十分充分(而且缺乏人群比较),如果我们撇开对于性工作、同性行为的歧视,如果我们能正视性/别的多元存在,那么即便是果真如此,又如何?社会就会乱套了吗?他们的性病艾滋病风险就会增加吗?性犯罪就会增加吗?这是第四步的推论,带有很典型的性恐慌和魔鬼学的味道。这方面的可靠数据与证据依旧是不充分的。而且,即便如此(只是个带疑问的假定),要防止这些风险,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如何促进安全性行为(比如带套),如何更有效的防止性犯罪(其他人群中照样存在),而不是简单归结为性别比失调。

         生活如此复杂,我们的认知逻辑又岂能如此简单、直线?在性别比失调与光棍这个问题上,简化思维的根源就在于主流异性恋婚姻的霸权式认识对于我们思维的规训,缺乏/别”的认识框架。其后果是,轻者剑走偏锋,浪费资源,重则给光棍人群带来新的歧视与压力,恶化性的污名色彩。

         再次,缺乏性/别视角的“性与生殖健康”项目,其实施效果会大打折扣。

         以性病艾滋病防治中的安全套培训为例。在防治性病艾滋病的项目中,常见的模式是服务提供者拿着香蕉教被服务对象(比如农民工、小姐人群)怎么正确地使用安全套,但是对于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有可能用安全套、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基本不涉及。殊不知,后者才是重点、难点。如果不触及性及性别关系中的权力与权利问题,如果不挑战安全套与爱情、忠贞之间的想象,如果不敢(或不屑于)跟小姐讨论性技巧、如何既能赚钱又能安全,只强调“no”(不戴套就不做),而不说“yes” (有技巧的说服对方戴套),那么,安全套的使用率永远存在瓶颈。没有对于性/别框架的充分认识,最后只能是“有(科学)知识,无常识”,很难真正触及社会生活中不同主体的差异性需求,也不可能提高服务的质量及有效性。

 

批判性的建议

 

        与性相关的议题,首要的问题存在于两耳之间。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是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笔者加)的成分比较少(卢宾语)。如果不在认知层面上进行思考、讨论、反思,具体的政策制定及服务不可能有所改进。

        因此,比起提具体的政策与服务建议,笔者的建议是认知层面的。笔者更希望能建议各类政策制定者(不仅是政府部门,也包括国际组织、NGO等)能主动打开思路,检视支撑具体政策及服务的知识框架;而不是坐等他人提交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相对于被说服,政策制定者更需要自身做出努力,需要反思的精神,需要改变。笔者经常听见的知识界的说法是:我们如何说服政策制定者?这个问题是重要的,但是容易陷入这样的逻辑习惯:政策制定者不需要进行自我反思与改变;没能说服政策制定者是因为我们的策略尚有问题。这是不对的。学习、反思、寻找好的证据、制定以人为本的好政策本就是政策制定者的职责;这是政策制定者该有的态度和能力。而我们研究者,除了在知识框架方面能够进行理性审视,如何能立足于生活与现实,如何能心怀更多的人文关怀,如何能更接地气地提供高质量的好证据,则是当务之急。 兼具科学与人文素养及能力,是我们的职责。

         认知层面的批判与反思只是开始,但这个开始很重要。落回到性与生殖健康的议题,笔者希望藉此更为建设性地引入sexuality的理念与性/别框架,抛砖引玉,促进新的探索实践。

                                                                                                                    



[1] 项目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0XNJ059);感谢西安交大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两次“性、社会性别与性别比失衡的会议。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教授,博导,北京,100872.

[2] 张开宁编:《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3] 参考潘绥铭对于全性的论述,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3)。

[5] 2.

[6] 卢宾:《关于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载麦克拉肯主编,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87页。

[7] 参考何春蕤教授的讲座论述及黄盈盈,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社会学评论》,20135)。

[8]何春蕤,“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社会学评论》,20135)。

[9] 有人会反驳说,政策制定要考虑到资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资源如何优先分配的问题,但是笔者觉得这是第二位的问题;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无知或者歧视而带来的政策偏差。况且,目前在相关领域,资源滥用的情况并不少见。

[10] 笔者在若干次会议及社会讨论上,经常听见这种逻辑,文献不在此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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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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