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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感受与意义
注意身体,性的身体!《性之变》节选02
作者:黄盈盈 潘绥铭  时间:2013年08月17日
来源:《性之变》
 

第三章的讨论:注意身体,性的身体!

作为性社会学家,笔者既反对“生物因素决定论”,也反对“生物因素取消论”,因此才在性研究中提倡“注意身体”。不仅应该注意社会化的身体,也必须注意物质的身体(material body);不仅关注健康的身体,更要研究“性的身体”(sexual body)

社会科学界的“身体转向”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界提出了“身体转向”的问题,即提倡社会科学要关注通常被归为生物医学领域的身体及其问题。

在国际上,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身体的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仅集中于身体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的各种特点,而对于身体的生理特性与物质特性通常不屑一顾。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逾越的身体”的思想,提倡不要继续使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身体的生理性与社会性以及物质性与文化性。研究者应该在不丧失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敏感性的前提下,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物质的身体。[1]在这种思潮下,脑死亡、器官移植、养生、妇科等身体问题开始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

性,作为一种身体技术

性、社会性别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紧密相连,但是不能划等号。身体,可以被理解为性行为与性实践的物质基础。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身体技术。[2]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问题也在身体表达与表演的框架下被研究者大加讨论。但是,从研究的圈子与讨论的议题来看,性与社会性别的研究,尤其是关注LGBTQ方面的社会性别内涵的研究,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独立性。

与身体研究的脉络相似,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的影响,性与社会性别也历经了从生物决定论(性的惟科学主义思潮),到关注性的社会文化特征(性的社会文化模式),再到关注性的社会建构、性与性别的政治。[3]

最近几年以来有学者开始反思:进入90年代之后,我们似乎只谈性认同、身份政治、性政治,而对于性关系、性行为与性生理反而都不谈了。[4]似乎一谈性生理,就会被贴上生理决定论的标签;一谈性行为,就会被扣上客观主义的帽子。[5]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些反对话语霸权的社会建构主义者们想达到的理想状态?

当然不是的。

我们需要把性行为以及性赖以存在的物质的身体重新纳入社会科学的视野。尽管不同学者的关注点肯定会有所不同,但是性关系、性行为、性心理,甚至性实验这些被归为“传统”范畴的性研究不应该被遗弃,更不应该主动出让给医学与生物学界。反之,只有在这一类“惟科学主义的根基”中分析出社会文化的作用,发现当事人这个主体的建构机制与过程,我们所主张的社会建构论才能够获得“合法性”,才能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为社会学家,我们所要挑战的只是在性这个问题上的惟生物决定论与本质主义倾向;我们所要建设的是更加多元的分析视角;我们所要拓宽的是性行为的多元化,而不仅仅是阴茎插入论;是性欲望的多元表达,而不仅仅是受到正统的性别或婚姻等各种制度束缚的结果。

本书最后所论述的全性的研究框架,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产生的。此处暂不超前论述。

寻找“性的身体”

身体有很多面向。它可以是无性的,也可以是性感的。就像“谈性”,有人是否定地谈(sex-negative),有人则是肯定地谈(sex-affirmative)。

作为提倡正面的、积极的sexuality理念的性社会学研究者,笔者致力于挖掘主体的“性的身体”。这种性的身体,在某些意识形态与性制度的管控之下,经常处于被掩盖、被忽略,甚至被否定的境地。

以女性之性为例。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就分析过,相当一部分被社会标定为时尚前卫的城市白领女性,在谈及自己的身体想象时,首先会从身材(美感)、健康、气质的角度来关注身体,只有少数人会主动谈及自己的性感的身体、风骚的身体、有性吸引力的身体。[6]这是因为,在长时期的压制女性之性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被规训为不应该主动表达自己的性,甚至不应该主动展现自己的身体。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西方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响亮地提出“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口号。现在,我们可以谈论身体了;只不过我们可以安全地谈论美的身体或者健康的身体,却不能公然讨论性的身体。如果女性公开展现自己的性感(例如车模们与裸模们)、公然表述自己多元的性关系(例如木子美们)、开诚布公地谈论性感受与性技巧(例如诸多的女网民们)、堂而皇之地出卖自己的性(例如小姐们),都仍然被标定为“有伤风化”。

研究者们的境遇如出一辙。揭露女性被压迫的身体,比如性暴力、性骚扰,就是“很有意义的”;可是研究性技巧、性行为的学者们则被认为“下三滥”;性病、艾滋病等议题“很重要”,但是性快乐的话题则被称为“拖文明的后腿”。

总之,性的身体不仅不上台面,而且饱受鞭挞。

性感的女性身体,直接威胁到良家妇女们的家庭安全感。因此,那种无惧于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豪爽女人们为社会所不容。[7]即便是声称为女性争取平等地位、提倡女性自主的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们,在面对豪爽女人们的时候,也开始反目相向。也正是因为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女性主义阵营出现了分裂。激进派女性主义与良家妇女(良妇)的女性主义在妓女、女同性恋、色情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水火不容。[8]

根据笔者的观察,近几年,中国的(异性恋)女性主义者们慢慢开始关注女同性恋的议题了,而且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宽容与理解。可是,她们在小姐这个问题上,依然是“顽冥不化”,在色情问题、传统婚恋制度的问题上则更是退避三舍。换句话说,异性恋女性的主流文化最不能容忍的,其实并不是异类(比如西方文化),而是异端,就是同类人群中的那些违规者(比如“小三儿”)。因为这直接刺激了她们顽固而脆弱的神经,直接威胁到她们的情感安全,甚至直接危及她们的身份地位乃至生存价值。

实际上,在性这个问题上最能解放自己的、最能获得快乐的、最有空间表达自己的性的身体的,恰恰是那些五彩缤纷的豪爽女人们,恰恰是被主流文化加以边缘化的那些性的少数人群(比如LGBTQ、性工作者等)。反之,受束缚最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可怜的,恰恰是主流性文化的遵循者,而其拥护者则受害尤甚。这种“为规矩而生而死”的“良妇”们,有很大概率会忘却自己的身体感受,甚至根本就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体验;因此也就有很大概率被标定为“性冷淡”。

因此,笔者从来也不担心那些性的少数人群的性快乐,因为她/他们身体力行,自得其乐,一往无前,做为人师,动若先锋。笔者恰恰替那些因为各种制度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掩盖甚至压抑了自己“性的身体”的主流人群担忧。也正因如此,笔者在深刻感受性政治与性压制的同时,致力于寻找个体作为主体的性的身体。尤其是在那些被主流制度所规训的大多数女性之中。

笔者深知,这种寻找极具挑战性与革命性,但是,生若如是,何憾之有?




[1] Lock & Farquhar, Beyond the Body Proper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 Duke Univ Press,2007

[2] 莫斯等人(原著),蒙养山人译:《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

[3] 这部分内容请参考Vance, C .S. 1991, “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 A Theoretical Comment.” in Richard Parker and Peter Aggleton, Culture, Society and Sexuality: A Reader (1999).London UCL press,.

[4] 著名的性人类学家Richard Parker2007年秘鲁的“性、文化与社会”国际会议上,着重提到了这一点。

[5] 在当下中国,并不是没有性行为的研究;相反,在艾滋病与性病的框架下,这类研究非常多。但是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在社会建构思潮指引下的研究者中,似乎正在向这样的道路游走。参见本书第2节。

[6] 黄盈盈:《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

[7] 何春蕤:《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台北:皇冠文化出版1994

[8] 参见李银河:《女性主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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