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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潘绥铭
论老潘之中国性身体
作者:高燕宁  时间:2014年12月31日
来源:作者投稿
 

 

——“性身体:身体理论与身体政治”*之课外浏览

 

时间定格在公元2014128日,《南方人物周刊》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光天化日之下将老潘的“光辉形象”“公诸于世”!此举石破天惊,其历史意义绝不亚于将别人的“艳照”放在网上。

 

众所周知,老潘对自己的身体及“肖像权”万般珍爱,“自恋”有加,不怕“上菜”,就怕“上照”。可“玉照”既出,驷马难追,有口难辩。这一“身体传统”的改变,是否意味着老潘对历史的“食言”,对未来的“开放”呢?且慢,如果阁下这么想,这么问老潘,那他一定不正面回答你,而是用他享有版权的独门绝技——“主体建构论”跟你打一轮“潘氏太极”,气随意走,如行云流水一般,怀柔化刚,最终将你完全“解构”掉:“我在里面,阳光在外面。阳光照在玻璃上,我站在玻璃后,中间隔着一层透明体。所以,你见到的只是透明体,而不是我。透明体就是透明体,而我就是我,对吧?透明体显然不是真我,充其量只是我的幻像。既然如此,这怎么会是我的照片呢?这回不算!” 

 

尽管,一个声音从《周刊》外小声传来:“出柜吧,给你自由!老潘不出柜,我们也不出!”

 

尽管,一个小姐从老潘的书里娓娓道来:“我们卖身不卖心,甚至连身都没卖——还隔着一层呢!”这不,隔着一层透明的安全套嘛,要不怎么说“防艾有一套”呢?

 

老潘为何如此怕“上照”,我一直不解风情。据说庙里的和尚怕“拍照”,可从生理性别来说,老潘不是和尚;从社会性别来看,他不是尼姑;况且,他从不怕“拍”,只怕“登”,所以,这显然不像是“宗教问题”,而是正宗的“性学问题”。换言之,老潘的身体是性身体,这本是当今中国特色性社会学最新的三大命题之一,且高居其首。经“广义非线性多元逐步回归”(后退法)迭代求证,本命题得以成立。现将结果公示如下:

 

1.老潘的身体是“性感”的,也是“感性”的。

君不见,老潘身体之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性感受器”,不信你自己看照片去!

1)身材(记者语):“颇为膘悍”,有点男子汉的那种意味;

2)脸蛋(记者语):长着一张“卡通化的脸”,人见人爱;

3)长相(学员语):“潘老师,以前别人说您研究妓女,我不相信。如今见到了您,我终于信了!”为什么非要见其人才信研呢?老潘不卖关子,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长得像嫖客!”哈哈,嫖者,性也!

4)老相(自言自语):“我的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至少大15岁。”信不信由你,如此“显老”竟极大地促进了老潘的红灯区研究,导致性产业的供需双方都对他“老人家”“欢迎光临”。

先说需方。老潘说:“嫖客心理就跟大家下饭馆似的,一看那饭馆里人多,哎,这饭馆肯定好,他来了;这店里冷清清的没人来,他也不进来。所以,我就坐那(摆姿势),(笑)那人家一看,噢,这么老的都来啊?!(大笑)……”

再说供方。他以这种方式帮小姐“拉客”,小姐当然心领神会,“会理解为你帮助我增加收入”,双向利好哦。当然,像老潘这么资深者如能成为小姐的客人,那就更好了——性服务的工作效率“更上一层楼”,倍受小姐青睐。没想到,老潘因“显老”而得“艳福”,难怪他的红灯区研究做得那么深入那么好,居然是以如此得天独厚的“形象条件”,“靠天吃饭”!惭愧,惭愧。

 

2.老潘的身体是“讲性”的,或是“性话”的。

如果杨澜为电视而生,那老潘就是为讲性而长。从1985年在人大首开《性社会学》至今,他足足讲了卅年的性。讲性是他一生的“挚爱”。他讲性时身心合一,体态之协调,表情之唯妙,步子之上进,浑然一体,和谐得堪称一绝,只可惜有点“很黄很暴力”很肉麻,以至刚开始时总有人骂他“无耻”,或让他“停课整顿”。可他却宣称:“如果你能把性说清楚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说清楚?”68学时的《性社会学》要讲一个学期。他是这样讲的:“我总是在第一堂课就狂轰滥炸,把人类性行为的一切细节通通倒出来。这叫‘强制脱敏’。”他补充道,“刚开学时,就连已婚研究生都喊受不了,但到期末时,即使纯情女生也能讨论《金瓶梅》中的性细节了,脸不变色心不大跳。当然,如果是一次讲座,就要把性细节放到最后,可怜天下害羞心嘛!”

 

老潘口才好得出奇,人大各种版本的“四大名嘴”他皆“金榜题名”。“潘绥铭是我见过少有的既快人快语又善解人意的人。他说起话来富有节奏,而那张卡通化的脸则强化了这种表现力,他是个天生的演讲者”,而听众的“哄笑总是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它以片刻的默契让人忘记了个体间的千差万别”,《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如是说。可记者并不知道,老潘其实还是盛传中的北京高校“六大麻辣教授”之一,而这个榜单远比“四大名嘴”更有性意味!记者也不知道,老潘不远千里来沪为复旦学子讲课,直讲到男生叫绝、女生落泪,叫绝的看出侯宝林,落泪的找回周立波。把性讲到如此境界者,舍他其谁? 

 

3. 老潘的身体是“性体验”的,也是“性经验”的。

老潘出一书取其名曰《生存与体验》,以彰显其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存体验”,而中国性身体中的“宏大叙事”,不外乎“性革命”与“红灯区”也。

 

老潘做红灯区研究,但不招男研究生。有男生自告奋勇,“潘老师,你带上我吧?到了红灯区里,我保证‘坐怀不乱’!”老潘说:“我倒是相信你,可人家小姐爱上你怎么办?从来没有人如此平等地把她们当人看,可你做到了。人家跟你说:‘你娶我吧!’你怎么办?”

“老潘,最近‘逛窑子’了吗?”“哎,老了,干不动了!”

 “老潘,‘萍姐’爱上你了吗?”“嘿——岂止爱上了?”

 

那年头领导“联系群众”时,都讲究“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身为人大性社会学所的历任所长(系部级,博导),到红灯区考察就是“下乡蹲点”哦,自然也不例外。“同吃”不在话下,同一蓝天下,小吃快餐麻辣烫,来而不往非礼也;“同住”也做到了,与小姐同租一屋,同一屋檐下,“躲进小楼成一统”;至于“同劳动”嘛,有证据表明,他“尽可能多地陪她们呆坐、打扑克、逛街、吃饭,亲身体验到她们的生活中那深不可测的枯燥、乏味与寂寞”,于是,小姐们都发话了,“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和‘外人’这样对待过她们呢。结果,有一次下雨时我要出门,在场的4位小姐一齐帮我到处找伞,令我十分感动;因为她们自己没有伞,也从来不用伞。”可见,老潘也做过“三陪”了——“同劳动”不成问题。迄今为止,老潘共亲身“体验”了中国21个红灯区、1400位小姐、妈咪、老板、帮工与三教九流,并在“呈现”中让读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他书中的一个个“萍姐”,和他书外的一个个“阿V姑娘”。

 

老潘做过三次大规模的“中国性文明”调查,时间分别在2000年、2006年与2010年。如此可比的人类性文明调查,史上无记载;还做过5次较大规模国人性爱调查。但如何看待国人之性呢?在“玩转”统计“魔方”,找出现象间的相互关系后,别人沾沾自喜“点到为止”,可老潘却不知足,不同寻常,竟发现如何解读这些数量关系又成了一个大问题——理论、概念和假设都成问题。可是,他不太用西方社会学大佬的眼光看中国,而中国的《社会学》及其《性社会学》对此又没有成熟的原创概念可以“挪用”。如何是好?

他又回到学术“奇点”(原点),“重新思考那些当年非常诱惑我的大问题”,以一个学者对中国历史深厚感知,对当今现实的梳理把握,依托自己“哪个阶层也不像”的复杂人生经历,在穿越中体验,在穿插中感悟,在穿透中思定,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眼力与解释力自行求解。从构筑“性存在”起步,他建树了“初级生活圈”、“主体建构论”和“社区考察法”三大理论、概念或方法体系,阐述了“中国性革命”、“中国性产业”和“性化中国”三大现实问题与变迁。

他对中国性现实的解读,很大成分是经验性的,是历史性的,乃二者的有机结合。他坦言:“这样的总结,其实没有多少可以引经据典的学术依据,主要来自我个人对于中国社会的体验与感悟。”主观上,这是他对中国性现实的自我求是,而客观上却帮助国人在很大程度上“通读”了当今中国的性世界。有人说,年轻时很激进,年长时很保守。有如老潘,他为“中国性革命”而欢呼雀跃、大声叫好,却为“性化中国”而郁郁不欢、长思短叹,由当初的“老革命”变成了如今的“新儒家”,但这并不妨碍他隐身做“宅男”,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安居乐业”,“自说自话”“自产自销”“自娱自乐”,就像一点也不妨碍老外都成了“新北京人”似的。

 

4. 老潘的身体是“性革命”加“性奉献”的。

首先得声明一下,老潘的身体首先是“红卫兵”的身体,然后才是“性学”的身体,这一顺序事关重大,千万别弄反了。他在“性生理”上的“红卫兵情结”、 “性心理”上的“红卫兵情怀”以及“性意识”中的“红卫兵意识”,有如“性禁锢”时代的“性压抑”,压下葫芦浮起瓢,呼之不来挥之不去,却在不经意间不自觉、下意识、潜意识甚至是无意识地流露出来。举证如下:

 

1)革命行动:他在性社会学领域里敢闯敢拼,很有一股子当年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就像那个时代中“明知山有虎,偏向虎上行”的土英雄杨子荣。老潘在校园开禁课,险遭“停课整顿”。“原先的顶头上司劝过停课,老一辈先生发过火,相当高的头头下令调查过我的调查,公安和保安审查过我的身份”(幸亏他是高干子弟,根红苗正,否则未必没事),而如此这般竟然都对老潘“没有构成压力,更形不成阻力,说它干嘛?”你看看——连说都懒,把“党和人民”的“再教育”当作耳边风,水过鸭背。人家无功而返,他却不思改悔。你象牙塔里玩玩也罢,曲高和寡量你也玩不出啥名堂。可是,他竟不知足,不知天高地厚,还跑出了校园外,跑进“广阔天地”红灯区,这不是明摆着“私闯禁区”吗?不仅闯禁区,还写禁书;不仅写禁书,竟然还把毛泽东当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歪曲”为当今的《中国的红灯区为什么能够存在?》,而且还“得寸进尺”,探讨这种存在之“社会学意义”?用心何其什么也。不仅如此,还公然在自己的“私房菜”《小姐》中刊登什么《湖南按摩运动考察报告》,这不是又跟毛泽东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唱对台戏”吗?更有甚者,还借用“好得很”与“糟得很”来“含沙射影”,影响极为恶劣。凡此种种,皆胆大包天妄为之举!

 

2)革命气息:老潘说自己“青春期始于‘文革’前,上的又是男校,所以对什么叫‘无性文化’颇有些感受。”“文革结束时,我已经30岁了,整个青少年时期完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因此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最近30年来性的变化之剧烈。”没错,可怎么别人没感觉出来,他却最先感觉到了?“大约从1990年代开始,尤其是开始运用社会调查与统计分析之后,我日益意识到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性的革命。”这种身在其中、不知不觉、神不知鬼不觉之细微变化,以至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慢慢司空见惯的渐行渐远,是那么容易觉察出来的吗?为什么他有异乎寻常的敏锐,用“猎犬”“猎猪”一般灵敏的嗅觉,迅速地捕捉到了这种细微变化?这是因为,他的“人生参照系”永远定格在文革,那是个“祖国山河一片红”的红卫兵时代,所以他才能随时觉察出如此巨大的时代反差。

 

3)革命底线:那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唱于会泳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革命的底线在哪里?在解放后成长的国人中,只有当过红卫兵的这一代人最有可能去思考这一命题。他们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家,自己的家也可能被人家抄了;他们给别人戴高帽动私刑,押别人上台批斗上街流行,当别人悬梁上吊投河自尽时,他们会在继续批判死者“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老潘来复旦讲课时,我曾听他用激昂的声音斩钉截铁地说:“哪怕你再正确再伟大,你都不能将自己的正确强加于人,甚至用来剥夺别人的自由与性命!否则,这跟文革还有什么区别?”如此深临其境的痛定思痛与底线反思,远比后来陈毅之了陈小鲁的“文革道歉”要早,而正因为他自己早就是“边缘人群”了,他才设身处地义无反顾地同情小姐,并深知我们这个社会不能这样对待小姐,在性问题上也不能这样对待别人。

 

4)革命斗争:老潘与记者之“斗”与“争”堪称经典,妙趣横生。在政商导向的舆记面前,为了守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潘一反平时坦荡豪爽的常态,常常跟记者“咬文嚼字”“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在老潘看来,舆记老在无端冒犯他的“领地”,歪曲他的思想,丑化他的言行。有时,实在无奈已做了一些“有理有节”退让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妥协之后,他会跟记者或编辑发出“最后通牒”:“不能再删了!”“不能再改了!”。这时候的老潘,惜其墨如金,守其字如财,保其文如命,丝毫不像一个大教授,更像一个农耕时代的“小地主”,活脱脱一个中国性社会学的“守财奴”,决不让粮仓里的一颗种子、米缸里的一粒粮食、口袋里的一个铜板,被老鼠偷吃,或被记者窃走。

 

性话语之敏感,传媒界之眼球。在与舆论界及思想界的各种不良倾向的拉锯战中,老潘学会了“斗智斗勇”,在“被骚扰”中“反骚扰”,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八面玲珑;时而“以牙还牙”,时而“以泪洗面”。他会为自己成功“光复”了一寸寸失地而洋洋自得,恨不能到会展中心向全人类展示其如何从记者文笔中“虎口夺食”之“辉煌战果”,也为自己“大意失荆州”而懊悔不已,“一失足成千古恨”,其怨其哀宛如“失足妇女”一般,更为记者的“擦枪走火”而怒发冲冠,大有水火不容、不共戴天之势。大约是那次记者采访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即“中国到底有多少小姐?”后,他被记者的“愚蠢”或“愚弄”气坏了,指天为誓,从今以后拒绝一切记者的采访!老潘以亲身“性经历”之痛楚正告世人:“被记者采访一次,就是被记者‘强奸’一次!”其痛之切,其恨之大,非同小可。

 

5)革命精神:200510月,兰州的一位小姐被人误杀,人们从遗物中,发现了她在从业一年内写给老公的一千一百封情书。舆论哗然。央视做了个“小姐日记”的专题。可这回,老潘“又忘了”自己才刚刚发过的誓,竟然乖乖地接受了媒体采访。后来,我问他:“老潘,你不是说,‘被记者采访一次,就是被记者‘强奸’一次!’吗,怎么这回又接受记者采访了?”老潘一本正经地回话:“我就是为了说一句话:‘小姐也是人!’”

这了说这句话,老潘甘冒被人“再强奸”之风险,显然这是“高危行为”;这了说这句话,老潘不惜为为小姐而“献身”,显然这是“高风亮节”!我不认为,老潘刚好想起了自己当年加入“少先队”时可能说过的话:“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但我觉得,老潘这种为小姐、为性革命而献身之壮举,无论如何,其信仰力量颇为神圣,似乎还有点不知从何而来的宗教意味。“宅男”心中顶礼膜拜的“性之神”,不是俗人心中的“女神”维纳斯,而是远古时期的“神女”,那位为神献身之“妓神”。当妓神下凡华夏,才有小姐众生。当老潘“奋不顾身”,未必想得那么多,但下意识里的“妓神”一定“昙花一现”过。

毛泽东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老潘看来,这样牺牲的既可以是“面子”,也可以是“身子”;既可以不惜“食言”而“现身”,也可以不惜“失身”而“出声”;既可以“牺牲”身体形象,也可以“奉献”全副身心。

 

6)革命规律:革命乃为人间生死轮回拍“裸照”,“命”悬一线,刻骨铭心,得志者“革”别人之“命”,失意者被别人“革命”,如此强烈的反复刺激之“前摄作用”,天长日久便在其心灵深处发酵出某种“后摄反应”,故在革命者潜意识的梦乡里,早早就为自己竖起了一个“墓碑”,且作“命”之牌坊,因而比常人对“命”更加先验,更加敏感,有格外的先知先觉与不同预感。或许,这也是老潘在不止一篇文章中出现过以下文字的原因吧:“当然,如果剧变的历史和全新的下一代抛弃了我,我会欣慰的。”“从否定传统开始,一直拼搏到自己被否定,这就是研究者的‘命’。”“但是我不甘心,不服气,不愿辜负当年把我引向性学的那种激情。” 欣慰也罢,认命也罢,不负也罢,不说也罢。

 

5. 老潘的身体是“性诱惑”与“性哲学”的。

性“是永恒的诱惑,把人变成奴隶的诱惑”,这不是老潘说的。老潘说的是:“我只对性学的后一个字感兴趣,只对人类和人类之谜有好奇心。”如此道来,有点不像老潘一贯的说话风格与坦爽文风。将其还原,其实乃老潘对“性诱惑”充满“激情”之探索。他从哲学的高度来论述“灵肉分离”,阐述人在性高潮中的“出生入死”与“灵魂出窍”,而成千古不解之迷。他宣称:“几千年来人类所争论的几乎一切重大哲学问题,都最突出、最集中地反映在性的方面。”果真如此,那么“红灯区”或“性买卖”不正是人类社会“性高潮”中的“灵肉分离”与“灵魂出窍”吗?果真如此,老潘所投身的人生事业不又回到了一个新的“奇点”与“基点”吗?果真如此,这不正是中国性社会学向社会性学进军的下一个“冲锋号”吗? 

 

证毕。

又及:

投身中国性社会学卅年,老潘几度坦言,他“最大的苦恼是学术进展上的。是不是这块料的疑问会跟人一直走到退休那一天。”此话当真,还是“客气”了?

 

刘达临做“中国性文明”调查早于老潘,出《性社会学》也早于老潘。如果说老潘走上性社会学之路是无可选择,那么我相信,刘达临所走出的性社会之路也是一种无可选择。如果说刘达临所孕育的对象由于“断奶”过早,尚未完整地“长大成人”,或因“偏食”或“分槽喂养”,主要在性文化和性文物上一枝独秀,长出了一朵奇葩;那么,老潘所孕育的对象却从婴幼儿的嗷嗷待哺、呀呀学语,到幼稚园里的做游戏做家家,从“同学少年”到“吾家有女初长成”,如今已经卅而立了,终于修成正果,长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性社会学。与其说中国性社会学上的“南刘北潘”是“两雄相会”,倒不如是两颗“擦肩而过”的人造彗星,虽未相向而行,倒也遥相呼应,一唱一和。

 

无独有偶。虽然刘达临进入性社会学早于老潘,张北川做小姐实证研究也早于老潘,但这似乎一点也不妨碍老潘在中国性社会学与红灯区研究中的后来居上,后声夺人,独步天下。看来,老潘在人生取向、学术定向的何去何从中,似乎是有点三思而后行,不紧不慢的样子。他从不急着上路,而一旦认准了就不再回头;他从不急着赶路,也不“大干快上”,而总是以自己的人生节奏匀速前进,得一步且上一步,不太会、也不愿跟着别人的步伐走。如果说,他在取向问题上的“后知后觉”,是他人生哲学的一种外在表现,那么,他在解惑论道上的“当知当觉”甚至“先知先觉”,则是他学术成就的内在华章,而他在 “华山论剑”般“论性”中的“舌战群儒”与脱口成章,更让其倾倒众生,指点江山。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功夫。在他的不急不慢和人们的不知不觉中,老潘以自己“不求最早,但求最好”的人生哲学,成就了中国性社会学卅年的学术辉煌。 

 

如果老潘对自己的“学术之问”不幸成立,那么他退休之日,就是自己个人的解脱之时。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人生一幸。但老潘退休之日,却是中国性社会学的“滑铁卢”之时——惨遭史上最严重的“人才流失”!而其“后潘绥铭时代”,则可能群雄并举,这让老潘除了还继续担当他的“祖师爷”之外,还可能得兼认一下“不管部长”。这不怪他,怪只怪有关部门的“延迟退休”一直没弄出什么名堂来,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当然,老潘本人也不见得一点责任都没有,至少也得怪自己“生不逢时”啊!如果老潘是“10后”,那该多好?在自己的“初级生活圈”中哺育自己,前程无可限量。

 

*《性健康社会科学》第四讲

 

高燕宁(2014-12-24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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