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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潘绥铭
后革命的性化时代
作者:潘绥铭  时间:2014年04月05日
来源: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网站

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网站 

“性!性?性…”的专题 

5篇来自中国和5篇来自德国的文章组成。每个国家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话题的开篇综述,即在照顾到中国和德国读者的知识背景的前提下,从较广泛的层面将话题展开(历史-现状);另外四篇则是分别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德国方面的综述文章我们请到了福尔克玛·席古什(Volkmar Sigusch)先生(德国公认的性医学先驱及批判性学奠基人),他为我们写了一篇《当代的性》,讲了西方国家的三次性革命。(第一次是1905年左右,第二次是1968年左右,而第三次,则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悄无声息地伴随我们至今。)

后革命的性化时代

潘绥铭

 

当前中国的性文化出现了剧变,这些变化已经不再是20世纪最后20年那样的阶级斗争式的性革命,而是呈现为当前的“后性革命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及博士研究生侯荣庭在文中论述性文化现状的运行及其机制。

 

性制度之变

 

如果把性方面的变化都仅仅归因于个体行为或道德或某种思潮的作用,那是缺乏说服力的。性,作为人类的基本活动和必需活动必然会被纳入社会的整体制度。中国的性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性的法律方面,新中国并没有按照民国的轨迹进一步基督教化:其一,在基督教千年的专偶制婚姻下,通奸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可是刚刚废除了两千年的“一男多女”婚姻制度的新中国却并没有正式地设立通奸罪。其二,基督教把同性恋视为“反上帝罪”,而中国传统上没有这样的文化,因此也没有正式设立“同性恋罪”。其三,基督教把人的性生活方式与宗教信仰联接起来,因此“反常性行为”才会被立法惩罚;可是儒家却从来没有提及任何性行为的具体方式,因此也没有这类正式立法。上述三点虽然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文革”中常常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毕竟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为将来的变化留下了余地。与此同时,出于政治的考虑,解放之初政府就彻底改造了各种各级宗教组织,又用“破除封建迷信”瓦解了各种民间信仰,结果客观上扫除了性的禁欲主义的组织基础。

 

“文革”是性制度变化的第二阶段,“无性文化”在其间达到了极致。但是一是由于它被捆绑在当时的政治战车上,必然随政治之变而变;二是这种疯狂不可持续;因此不但终成一夕噩梦,而且对于它的批判成为性制度改革的主要动力之一。

 

到改革开放之后,性制度的变化进入第三阶段。最根本的改变其实是独生子女政策。它在客观上基本破除了“性的惟生殖目的论”,催生了“性的快乐主义”;也使得各种非婚性行为极大地减少了由于私生子女而败露的可能性,还给不生育的各种性行为(例如独身不禁欲与同性恋)客观上带来了合理性。

 

中国的性制度之变进入当前的第四个阶段,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私领域确立,导致公权力开始局部有限地“隐身在场”。这一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02年陕西发生的“夫妻看黄碟被捕事件”。当警察闯入民宅抓捕看色情录像的夫妻并被传媒报道之后,汹涌的舆论实际上确立了一条民间规则:公权力不可以随意侵入私领域。随后,当地公安机关认错赔款,这一行为等于承认了上述原则。从此以后,虽然反对婚外性行为、性贿赂、婚内强奸、性骚扰的社会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迄今为止不仅仍然没有进入立法程序,甚至都没有纳入治安行政管理的范畴。反之,原有的“聚众淫乱罪”最近以来也开始受到广泛质疑。与此类似,虽然“三陪”、异性按摩和“传播色情品”早已经被列为非法,但是在实践中却很少真的受到公权力的惩罚;就连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卖淫嫖娼”,真正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也从2001年的24万人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8万人左右。

 

人本身之变

 

一切性之变,在性制度和日常生活发挥作用的同时,也都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都来源于人本身的变化。

 

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一代的相关变化。作为性方面最活跃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青春期于性革命高潮期的九十年代中期,因此他们的“性文化规训”已经远远背离了自己的父代。这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他们中的大多数既不可能体验也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遵从“文革”那样的性的精神禁欲主义,而儒家的性哲学更是犹如远古神话。其二,由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性革命呈现为破除多而建设少,使得他们的父母也茫然于“性道德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因此年轻一代在成长中很少受到大一统模板的强制型塑。其三,他们是在从饱暖走向消费的日常生活中,在“A片”和“生活实例”越来越多的信息环境中,在社会竞争造成的“精细的利己主义”越来越盛行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在性文化方面,他们更多地呈现为:既缺乏老师也缺乏敌人,既缺乏社会关怀缺乏个人理想,既缺乏被压迫感也缺乏快乐感。

 

社会性别方面的有关变化也非常重要。“同性恋”的“出柜”打散了既有的性的一切概念与意义。虽然在“出柜”实践者看来,此举完全是挑战“异性恋霸权”的起义,最终的专一目标是争取平等权利;但是在异性恋者看来这却意味着,性的整个世界都被拆散了。在生活中,别说找对象或结婚,即使是寻求一夜情,也不仅要考虑对方是不是同性恋,还要考虑是不是双性恋、变性、跨性别、易装或者其他的什么“恋”。结果,没有革命也无需革命,任何强化性道德的口号或措施都已经七零八落,不知所云,贻笑大方。

 

最为隐蔽但同样重要的性之变则是发生在床上,就是从“性交”到“做爱”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改变。前者是来自于而且可以归属于从爬行纲到哺乳类的所有动物,而后者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近年来,在中国人学习到近乎无限丰富的做爱技巧之后,即使是专指床上之事的“性”这个概念也无法再维持其完整与统一,而是被分散为无法归类也无法计数的各种活动。

 

总之,正是由于中国人本身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多样化,因此近年来的性之变才得以跨越了革命,走向弥散。

 

性的外延之变

 

近年来,性出现了空前的加速扩展: “亲密消费”(保健、养生、洗脚、足疗、洗头等)正在兴起;网上性爱迅猛发展; “可视的性”(性影像和图像)已经基本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到性玩具。当前的性之变不是性(sex)增加了,而是扩散为“全性”(sexuality)了。

 

 

 

潘绥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性社会学

 

侯荣庭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13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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