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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看潘绥铭
性学大师谈中国人性之变
作者:李蓓  时间:2014年04月05日
来源:《人之初》杂志2014

《人之初》访·谈

性学大师谈中国人性之变

本刊记者 李蓓

 

【嘉宾简介】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在中国创立与推广了性社会学。

【访谈背景】在潘绥铭教授的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三次对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进行了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这三次调查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总人口”包括了中国的18-61岁的男女,不分地域也不分城乡,在此之前从没有人做过这样的随机抽样的调查;其调查结果能够在95%的程度上代表所有中国人;而连续三次的调查,反映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发生变化的总趋势。

潘绥铭教授的《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一书正是这三次调查结果的汇总与分析,书中不仅涵盖了包括1861岁中国人的性观念、性欲、性生活、性技巧等内容,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找“小姐”等各种非主流的性关系,更包括了“多元性别”与同性恋等的情况。

 

 

一、弥散式的性之变

记者:您主持的三次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反映出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中国人的性生活与性关系不断在发生着变化,是吗?

潘绥铭:是的,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中国人无论是在性关系还是性行为上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夫妻的性交次数虽然并没有大的变化;可是所采用的性技巧的种类却明显地增加了。除了传统的“男在上女在下”的性交方式之外,我还调查了10种性技巧:性交中接吻、男人抚摸女人乳头、女人抚摸男人乳头、男人抚摸女人外阴、女人抚摸男人外阴、女人在上面的性交、男人在后面的性交、男人给女人口交、女人给男人口交、阴茎插入肛门。结果,这些行为全都明显地增加了。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夫妻平均使用过上述的6.6种性技巧;到2006年增加为7.1种,到2010年再增加到7.5种。

与此同时,中国夫妻对于自己的性生活也更加满意了,尤其是妻子的性高潮明显地增加了。这样的“性福”局面,虽然来自婚姻生活的诸多改善的共同推动,但是性技巧的日益增多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换句话说,中国人已经从古代那种一本正经的“敦伦”走了出来,经过20世纪那种纯粹生物活动的“性交”,终于在新世纪里到达了“做爱”的理想境界——“做爱”有两层意思:第一,爱是要做的,光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不行;第二,做的是爱,而不仅仅是性。这才是性生活的真谛,也是中国性文化进步的标识。

记者:过去的这十年,中国人的性之变能有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吗?

潘绥铭:通过这三次调查可以发现,中国人的性之变呈现出“弥散式”的特点。

“性之变”主要是区别于“性革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性是疾风骤雨革命式的变化:急速、巨大,并且引起极大关注;到2000年以后不是这样了,不再引起大的争论,而是一个平稳、继续发展的状态,所谓我们称之为“变化”,而不再是“革命”了。这个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弥散式的,范围非常之广——身体之性、性别之性、关系中的性、社会化的性、非主流的性、交易中的性、各个年龄层的性……性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十年前你问什么叫性?就是男人女人床上那点事儿;现在你说什么算性?几乎什么都能算。最简单的例子,广告中的性:卖洗衣机的广告旁边站个美女,卖打印机的旁边也站个美女,卖车的旁边还站个半裸体的美女,这就是典型把“性”扩大了,中国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完成了“性化”——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等等。

记者:那有没有什么是没变的呢?

潘绥铭:人们的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次数基本上没变,三次调查之间都没有变,因为这更多的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不是由社会决定的。“性总量理论”认为,一个人也好、一堆人也好,他们的性的总量是不变的;变在哪儿呢?变在渠道不同:本来一夫一妻白头偕老,只跟一个人做爱,现在变成好多渠道,但加起来总量还是不变的,只不过分散了,大河变成小川了。

 

二、开放的中产阶级

记者:在这种弥散式的性之变中,有没有哪一个人群的变化是更明显、更突出的?

潘绥铭: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变化更大,更不正经。如何说“性混乱”,那么也主要是主流“混乱”了,那些文化高的、城市里的、中年的——也就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性的各个方面更加开放。社会学里有个词儿叫“保守的中产阶级”,但中国这十年在性方面恰恰相反,是中产阶级最开放。

比如在亲密消费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程度、职业与收入、居住地级别(从村到直辖市)这三方面地位越高的男人,接受异性全身按摩和三陪服务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是最低地位的男人的1.5~6.3倍。也就是说,这两种消费更加被更高文化/职业/收入的、更大城市里的男人所需求。在“什么人的性技巧更加丰富”的调查中,也显示出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就越多;同样,富有的人的性生活方式也多。这体现在他们的性交体位、口交倾向、爱抚方式等各方面。而在“什么样的男人曾经有过多伴侣”的问题中,三次调查总结起来看,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来排列,那些终生曾经有过多伴侣的男人具有以下的普遍社会特征:50岁以下(尤其是30~39岁的人)、离婚或同居或再婚、外出过夜时间较长、每周社交一次以上、每天抽烟20支或更多、职业与收入是中层或高层、日常生活不太愉快、文化程度较高、是流动人口的、居住在城市的。综合起来说:年富力强的、婚姻不佳的、社会活跃的、中上阶层的男人是多伴侣的主力军。

而相反,传统的工人农民、体力劳动者,恰恰是最保守的、变化最小的、最循规蹈矩的、最按照传统生活的。首先是因为他们占有资源不够,其次,在他们那个阶层,当吃穿用度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不太有在性上的花样繁多的需求。当然他们不等于没有变化,只是跟中产阶级相比变化没有那么大。

记者:中产阶级的性开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潘绥铭:因为他们首先获得了改革开放的利益,包括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次,西方的中产阶级是三代沿袭,而我们的中产阶级是新生的,没有贵族传统,也没有老底子,完全可以不管过去,没有太多约束。当下社会的悖论就是:意识形态非常保守,被视为社会依托力量的中间阶层,在性方面实际上又是非常开放的。

 

三、性魅力的社会焦虑

记者:您在第三次的调查中独创了“性风采”这个概念,是吗?

潘绥铭:其实第一次调查就有,但没有用“性风采”这个概念,而是叫“性魅力”;第二次调查又加了一个“性别形象”;第三次调查中就用到了“性风采”,包括了性魅力、性感程度、赞赏性感的程度与社会性别形象的自我评价这几个方面。但在实际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它的范畴要大得多,权且定义为:一切足以给主体带来性方面的自豪感或满足感的自我形象呈现的总和,就是性风采。

记者:在过去十年间,中国人认为自己在性上是越来越有风采,还是越来越不行?

潘绥铭:我们的三次调查的重要发现是:无论男女都越来越认为自己的性魅力变小。男性在短短十年间下降了26%,女性下降的幅度更大,从2006年到20104年之间居然下降了40%

记者: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怎么造成的?

潘绥铭:绝对不是生理变化造成的,调查证明,中国人的身高、体重和肥胖指数从2000年到2010年都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性魅力的下降主要是来自最近十年来中国的“性化”——大众传媒通过各种图像资料,已经塑造出了一种男性和女性的性魅力的社会偶像及其判断标准。这让普通人对于性魅力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结果必然是大家都越来越自惭形秽,越来越自卑。中国的美容美体、健身塑身行业在最近十年间应运而生,高歌猛进,铺天盖地,靠的就是后浪推前浪的男女顾客那种心急火燎般的“魅力自卑”。这种自卑反应到性行为上,就是越来越焦虑,网上都在说一夜十次郎,男人一比较,就心虚了;媒体上的广告女郎都是丰乳细腰,妖娆得很,女人一比较,也心虚。

记者:男人女人都心虚,觉得自己性魅力不行,您有什么建议?

潘绥铭:多讨论。性关系的双方要进行讨论——我们主张“明说主义”。男的明说:我觉得越来越不行了;女的也明说:我好像跟豪放女还差很远。越明说,才越能够讨论,找一个中点大家走过去:比如次数增加不了了,方式能不能增加,方式也增加不了了,场景能不能换一换?不要死揪住一个点,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缓解;要是不说的话,两个人都憋着,更不好受。

记者:在当下中国人的性关系中,双方不说的原因是什么?

潘绥铭:越爱越不说。因为越爱对方,就越有顾虑,越怕伤害他,就越不说,委屈自己,迁就对方。过去主要是女的这样,现在男的也有。

说到底,咱们的夫妻关系太紧密了,我们的媒体还在宣扬一辈子最浪漫的事是“看着你慢慢变老”……在当下这种高度发达社会里,夫妻关系的平等恰恰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性生活没有距离、爱情没有距离,但生活上得有距离——婚姻应该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样的“苏联”,逐渐变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双方相处的策略也应该从“如胶似漆,浑然一体”,逐渐变成“相对独立,和而不合”。

 

四、性之变,人们该怎么看

记者:在这十年的调查中,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的性,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四类性行为都存在变化。现在提到“婚前性行为”,人们似乎已经越来越淡定,可是说到婚外性、买卖性、青少年的性,还是有很多声音会惊呼:“世道变了,越来越乱。”您怎么看这个?

潘绥铭:前面三类的发生比例其实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是人们的恐慌要远远大于婚前性行为。为什么?因为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行为道德本身,而且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越来越无可奈何。但是对于前三者的恐慌则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等。

这种种联系跟20世纪初期社会对于恋爱、婚姻自由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何等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经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可是现在又怎么样?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形象,但是随后,在革命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其实,“性”哪里有这么大的能量,该为婚姻、家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等等的问题负责?

记者:“性”这个话题总是最能触及人们的道德神经,似乎每一次都会被放在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

潘绥铭:是的,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也至关重要。卖淫嫖娼,只有现在才有吗?贞操女神,只有现在才出现吗?是有关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被大规模地讨论才使之凸显出来。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空间去展现,且容易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建构这类性现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与我不同的性存在”,而且,更让人慌张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活得还挺好”——这加大了一些人对“多元”社会的恐慌。

数据本身只能表达这样的社会事实:某个时空中,中国人的“性”在不同指标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如何判断变化的方向与意义,如何判定某个百分比代表了“保守”还是“开放”,带来的是“欣慰”还是“恐慌”,则与意识形态以及处在某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我们没有定论,也无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为“应该怎么办”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在性的问题上,希望多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少一些魔鬼学的丑化;多一些反思,少一些骂街;多一份宽容,少一份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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