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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道德与时尚
性、道德和权力:围绕“情色反腐”的社会争论
作者:王璐  魏伟  时间:2014年04月14日
来源:《走向性福》上集

性、道德和权力:围绕“情色反腐”的社会争论

王璐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2012年年末,一段12秒性爱视频疯传网络,重庆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一夜之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络红人”,随后立即被免职调查。随着该事件的持续发酵,“情色反腐”迅速成为网络热点话题,并在社会上激起热烈讨论。

其实,官员性丑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气候,如今官员“性丑闻”在中国几乎上升为一种反腐手段。“情色反腐”的风生水起以及围绕“情色反腐”的各种争论,让“性丑闻”在整个反腐领域扮演了重要却又尴尬的角色。笔者从“性丑闻”出发,考量了“情色反腐”背后性、道德和权力的关系。并在文章中试图厘清两个关键问题:一,中国式反腐为什么喜欢拿“性”说事儿?结合相关历史和文化层面的考量,对“情色反腐”的原因进行分析;二,反腐该不该拿“性”说事儿?在跨国比较的基础上,探讨权力和权利之于“性”带来的双重特性:性道德和性权利的博弈。同时比较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对性丑闻容忍度的不同,进一步探讨性道德与任职资格的关系。

一.事件回放:围绕“情色反腐”的公众争论

201211201641分,号称北京民间反腐人的朱瑞峰在人民监督网上曝料——“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接受性贿赂与少女淫乱”,并公布了据称是雷政富在宾馆与其长期包养的18岁二奶淫乱的视频截图。3个多小时后,一段据称男主角是雷政富的12秒性爱视频疯传网络。1123118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经中共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有关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63小时后,重庆市委宣布免去其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在过去的一年里,官场的性丑闻,一再被网络披露,乃至这种网络反腐形式被人们称为“情色反腐”。雷政富就因“情色反腐”成为网络时代被“秒杀”的厅级官员。

围绕这一微博及重庆市纪委的回应以及后续事件,互联网和传统媒体上关于“情色反腐”展开了大量的讨论。论战各方的观点,总结相关报道可归纳如下:第一,“情色反腐”速度快、影响大,确实高效、可行。正如《新闻晚报》报道的那样:3天,63个小时,正厅级干部“雷冠希”倒下,被称为微博反腐“秒杀式”经典案例,速度之快,令围观者振奋。[1]同时,重庆免掉另外15名涉及“不雅视频”的党政干部、6名国有企业领导人职务。一个月里,二十多位党员干部因此事落马。肖虹指出“情色反腐”借助网络平台,拥有速度快、影响大和低成本、低风险的技术优势,更容易形成舆论热点,其积极意义不可小觑。[2]搜狐财经更是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式反腐情色反腐:百发百中》的文章来概括情色反腐的威力。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峰也曾表示:“‘情色反腐’是一个很高效的方式。”

第二,不看好“情色反腐”,认为“情色反腐”娱乐化倾向严重、不长效,同时会侵犯他人隐私。人民日报评论:兴奋点不该聚在“情色反腐”。媒体不应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不能为了吸引眼球,把严肃的反腐新闻变成八卦新闻、娱乐新闻;不能为了迎合猎奇心理,把反腐报道情色化,以耸人听闻的手法满足低级趣味。[3]这样只会让“情色反腐”娱乐化倾向严重,成为一出闹剧。丁洪峰在观点中国网撰文《靠网络情色凝聚反腐力量非长久之计》,认为“情色反腐”绝非长久之计,“当网络与情色被过于倚重”时,“往往会带来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他提醒我们“对网络情色化、眼球化反腐的倾向需有必要的反思和警惕”。[4]左春和也同样认为“情色”反腐不长效,快感过后难掩迷失。他认为情色反腐并不能消除根本性腐败,只会使人们“深陷在清官与贪官二元对立的戏剧迷幻中,却忘记了真正的反腐目标。”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峰也曾坦言“情色反腐”虽然是一个很高效的方式,但靠这种方式来进行反腐斗争是有点荒诞的。网络“狂欢”毕竟不是一个长期解决问题的方式。[5]南方周末网提出了网络情色反腐和个人隐私两者存在冲突的问题,正如汤嘉琛所说:“陷入情色化、八卦化的网络反腐,尤其是以个人隐私为切入点的网络反腐,很容易在网络狂欢中碰触到法律边界,甚至对一些无辜的人造成‘误伤’”。[6]

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争论主要围绕“情色反腐”背后的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官员性生活的“公”、“私”之争。官员性生活属不属于私人事情?官员有没有性权利?有没有性隐私权?官员艳照满天飞,不雅视频网络疯传是不是对官员性隐私的侵犯?第二,“情色”与“腐败”的关联之争。说到底就是官员性道德与任职资格的关系之争。官员性领域越轨是不是就代表他腐败?生活作风问题就等同于贪腐问题吗?性道德与任职资格是否存在必然关联?

综观此次雷政富事件引发的关于“情色反腐”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当前社会中性道德和性权意识的现状。首先,大部分人肯定“情色反腐”的高效,认为是反腐利器,民众具有反腐参与度和反腐热情。同时,重申官员的“性道德”,认为“作风问题”连接着贪腐问题。其次,一些人提出“性道德”和任职资格的关系问题,实则是道德在“性”领域干预性减弱的一种表现。第三,对“性”的态度和认知更全面,强调性隐私权的重要性以及追求更高法律层次的反腐诉求,认为网络反腐情色化是一种不良趋势,质疑“情色反腐”自身的长效性、合法性和道德性。此次论战的关键点在于官员是否具有性隐私权同时性道德和官员任职资格之间是否具有必然联系。无论是“情色反腐”的来势汹汹,还是事后各种媒体报道和争论,多数国民似乎认同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而这正是中国式反腐——“情色反腐”的底气所在。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采用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结合历史及文化层面的考量,立足相关的跨国比较研究,在下文中将逐一厘清。

二.性反腐:道德、性、权力的关系

汤普森定义性丑闻(Sexual Scandal)是“被公众所知的政治人物违反性关系的规则的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被大众杜撰的。”[1]P13性丑闻本身是违背关于性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则,同时会在社会上产生负面影响。“情色反腐”是媒体大众炮制出来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词汇,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性反腐”更能学术性地概括事件性质。笔者采用“性反腐”一词替代大众传媒口中的“情色反腐”,以期更加学理化。“性反腐”背后存在着这样一个逻辑,以道德的标准,以性的名义,反对腐败。实际说来,也就是官员因性丑闻的曝光而落马。在“性反腐”的过程中,道德、性和权力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三者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道德

   性反腐

 

 

 


                    制约                          制约

 

 

                      

 

                                                     权力

                                    相互利用

                    

1. “性反腐”分析图解

 

对于性丑闻的研究中,安德鲁·札斯(Andrew Szasz)将丑闻的过程分为发生、发展、高潮和解决(Take OffGrowthClimax and Resolution)。[2]P202-217结合其理论,笔者将性丑闻划分为三个阶段:①发生②发展和高潮③解决。(如图1所示)

发生阶段的原因和形式各有不同,但各国各地性丑闻的实质是一样的,即人类最本质的两种欲望性和权力的相互纠缠,相互利用。正如福柯所认为的那样,性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权力的自然本能,而是把肉体、知识、话语、权力联系起来,是生命权力得以扩展的一个工具。性本身是权力展开和表现的重要场所,支配地位和权力在性活动中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性”往往为了利益进入权力领域,妥协甚至迎合权力,这也正是性贿赂和性交易的实质。性丑闻的另一方面则是性领域出现的权力寻租(rent-seeking)现象,如与官员有关的性胁迫和性骚扰等。当执权者用权力去支配性时,就会造成社会性资源的分配不均。阶级上性资源的差异,让民众对官员的“性腐败”甚是关切,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仇官、仇富心理,而是对执权者滥用权力的不满。俄罗斯学者萨塔罗夫在对于腐败社会结果的研究中强调腐败强化了财富不均的状况,使大多数公民陷入贫困状态,而牺牲者则是最容受到伤害的平民阶层。[3]P68“性腐败”同样如此,会导致普通公民陷入“性”的贫困状态。

无论是性贿赂,还是性领域的权力寻租,女性多为受害者。“性反腐”事件中的主角似乎总是一个“男性官员”和一个或多个女性“情人”或“小三”。性交易中的权力支配关系也总是不言自明的,权力就应该是男人的,是男人施加于女人的单向运作形式。达林·诺克林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女性处于某种与权力有关的情境中,一般都是缺乏权力的。”性别维度下的权力不平等往往会造成另一个关于女性的事实——女性工具化。性反腐就是女性反腐吗?在权力的压迫下,牺牲的永远是女性的身体。身体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使它一定会和权力遭遇,一定会被权力有意地揉捏。[4]P5韦伯和福柯都已向我们表明权力是怎样居心叵测地利用身体,身体又是怎样变成既有用又驯服的生产工具的。女性身体总是被拥有权力的男性使用,无论是享用赵红霞身体的雷政富,还是操纵赵红霞去勾引雷政富的房地产商肖烨。

在发展和高潮阶段,由于各国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对于性和道德关系的认知及态度也各不相同,故而在对待性丑闻事件的社会反应和政治系统的反应也大相径庭。本来性可以是个人的行为,完全在于个人的选择,与权力和道德无涉。然而它却受到社会规范的严厉控制,不仅成为权力管制的对象,而且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道德的问题。[5]P232-233道德(morality)本身从拉丁语(moralitas)“适当的行为”演化而来,常与“好的”、“坏的”、“适当的”、“不适当的”行为相联系。人们很习惯用“性”去区分“不贞”、“淫荡”、“花心”、“滥交”等具有道德意味的对象;用“道德”去制约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样的性行为是道德的,什么样的是不道德的。孔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语“食、色,性也”。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将“性”看作较为自然的一种本能,但“万恶淫为首”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往往将“性”污名化,认为“身体在道德领域中是罪恶的。”再加上中国深厚的道德政治文化,官德更是被视为道德之首严加约束。“性反腐”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对于“性”和“道德”的认知及态度。

解决阶段,除去法律层面的解决方式不谈,“性反腐”中更涉及道德层面对于权力的约束,用道德去规范权力。当社会道德被违反时,往往会出现道德焦虑,从而进一步明确道德标准。性丑闻就具有再次强调道德规范,巩固道德的作用,故而被雅克布逊(Kerstin Jacobsson)称之为一种“检测手段”。[6]P203-216“阿克顿命题”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需要各方面的约束,在中国,我们更加善于用道德力量去约束权力,而道德对于权力的约束表现在对于“官德”的提倡和对于官员社会形象的特殊要求上。从“身份伦理”(status ethics)的视野出发,李建华把官德定位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道德。[7]P32-76他认为中国的“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不是一种一般性的职业,而官员道德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角色道德。

三.中国式反腐为什么喜欢拿“性”说事儿?

中国独创“情色反腐”,受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因素影响。大众娱乐化的反腐心理是催化剂,而对于“清官”的崇拜和自古“德政”的要求,更是无法接受官员在性领域的越轨行为。与此同时,“生活作风问题”几乎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官员性丑闻的代名词,一旦官员生活作风有问题,几乎等同于政治生涯的结束,更勿说因牵连腐败问题而受到严惩。

(一)文化层面

1.大众反腐心理:娱乐化倾向

大众心理特征只关注显性的轰动事件,并在事件的短期效应中追求极致快感,根源、本质、理智和逻辑不是它的兴趣。[8]大众的反腐心理更容易在“情色反腐”中得到满足,它满足了大众看客和哄客的心理,顺应了大众心理的消费快感,与其说是人们在注目反腐,不如说是娱乐化时代的文化症候。这种反腐在为人们制造娱乐消费的同时迷惑了反腐的目标,使人们深陷在清官与贪官二元对立的戏剧迷幻中,从而影响了真正的反腐目标。

反腐娱乐化倾向不只是将反腐与情妇、艳照、性爱日记等刺激性字眼挂钩,更是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解决全阶段全方位的娱乐化。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后,网民先是拿雷政富的长相做文章,将雷政富3个字解读为“雷人长相、政府官员、富得流油”,极尽调侃之能事。随后,又将“瓜子脸,丹凤眼,身体高挑,体格风骚,青春动人”的女主角赵红霞称为“反腐英雄”、“神女”、“奇女子”等,一时间网上段子满天飞,有赋诗的,写歌的,颁奖的,更有天才网民写了篇《史记·赵红霞列传》。

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网民对色情的兴趣更大,”他说,“贪污受贿的案件很难发布到网上,但涉及色情的往往比较容易被接收和处理。”官员与性爱,这双重隐秘的组合,似乎完美地满足了欲望与道德的需求。[9]比起每年查出的贪腐官员总数,真正通过网络情色反腐落马的官员数量其实很少,但由于这种集合了民众特殊心理的反腐方式,影响面大,参与者多,往往更具典型性,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

2.大众文化:清官情结

从政治文化上看,“清官情结”一直深深地凝聚在中国人心中,透过这种情结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对于官员道德的重视。俞吾金甚至认为“清官意识”是中国政治文化上最重要的精神遗产,“清官意识”就是民众把国家的兴旺、民族的繁荣、生活的幸福都寄托在那些能施仁政的、廉洁自律的“清官”身上。[10]P4-7无论是史料、文学作品或者民间传说,都用大量的篇幅文章来给清官立传,如包公、海瑞、狄仁杰等,并对他们歌功颂德。

清官是对官员道德标准的一种描述,中国的清官多是体现在个人道德和个人魅力层面上的。[11]P149人们对清官的评价一般指“廉洁奉公”,特别强调“以廉为本”的思想,它更多的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什么是廉?“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吕氏春秋·忠廉》)。“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要是见了“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是谓贪,贪则不廉,不廉就是败德。由此,“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宋史·范纯仁传》)。其中“清”为首。清官之“清”包括“清正、清明、清廉、清介”。

“清官”概念涉及官员的方方面面,不仅要“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更要“爱民如子、为民请命”,在“公正执法”的同时,更希望其“无欲无求、鞠躬尽瘁”。而性领域越轨,私生活违背伦理道德,更是大错。私生活有问题则必然不是“清官”,不是“清官”则必然是“贪官”,这就是雷政富等官员落马的大众逻辑。“情色反腐”衍生出的是对“清官”的依赖,将社会治理建立在道德完美的“包公”身上,在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中,至今我们还存在着化不开的清官情结。

(二)历史层面

1.德政

“清官情结”说到底,其实是一种德政文化的体现。中国历代,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德政”理念延续两千多年,为政以德,以德配天,德主刑辅。

中国历来是将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素有“失道寡助之说”。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政治和道德更是融为一体。更有甚者认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中,道德是政治的必要条件。

许多古代思想家把德治、德政看做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尚书》中就提出了:“德惟治,否德乱”的主张。孔子也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再三说:“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春秋繁露·立元坤》)。“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官德成为社会安危治乱的决定因素,这种思想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

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的“德治是贤人之治,德惟善政”就是说有德者才能推行善政,故惟有德者在高位才能以德治天下。作为治国方略的德的要求,首先是对执政者提出来的,为政者要起表率作用。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风,国家和政府的公务员的道德品质必须首先合乎社会政治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德治在某种意义上首先是官德的规范,然后才是对社会和国家、公民的社会伦理规范。

2.生活作风问题

直到现在,中国政治虽然换了无数次的包装,经过了几轮洗礼,但是“德治”的理念却早已渗透到中国政治的方方面面,尤其以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生活作风”的要求为甚。不仅要求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还要求党员培养高尚的情操,积极的生活乐趣,生活正派,避免腐化堕落,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员道德的极端重视,而其逻辑正是中国历来的道德传统和共产党的道德优越感。故而“生活作风问题”几乎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为严加约束的领域。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十分强调生活作风问题。毛泽东曾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001年,江泽民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同年,在山西就党建工作进行调研时再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不是小事。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胡锦涛主政十年,在反腐方面着力颇多,加大打击传统腐败领域的同时,官员的私生活亦作为反腐的重点领域。胡锦涛2007年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要求党的领导干部“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习近平于2013122在中共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党员干部私生活有问题,是违反《党章》的,可以靠党纪来查办。《党章》第三十三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德”就是对党员干部私生活的约束。中共对于官员生活作风问题,有专门的处理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纪委调查报告中不同的措辞就可窥见官员私生活问题的严重程度。涉及官员“生活作风问题”的措辞不尽相同,大致可分若干等级:生活腐化;生活腐化堕落;道德败坏;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严重道德败坏等,不同的措辞方式可以对应不同的严重等级。在《切莫小看了生活作风问题》一文中,侯庆轩总结说:“生活作风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一个党员干部如果生活作风不正,其他方面的作风肯定好不了。”[12]所以,思想道德是衡量一个干部好与坏的最重要的标准。

四.反腐该不该拿“性”说事儿?

官员的情色丑闻全球皆然,并非中国独有。比如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乃是情场老手,其丑闻之大,传播之远,远超雷政富之流。而当年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更是轰动全球,其丑闻的级别之高,反响之大,非他国能比。还有近些年以色列的原总统卡察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总裁卡恩,都因性丑闻落马。而在重庆官员“不雅视频”曝光前不久,美国也发生了一场轰动全国的性丑闻——陆军四星上将、曾经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统帅、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彼得雷乌斯,自曝婚外情宣布辞职。

政治生活不仅仅是利益或者说是权力关系的争斗领域,更是一个由公共道德的价值和规范所管控的道德世界。[6]P203-216官员性丑闻的曝光往往导致对其性道德的质疑,那么反腐该不该拿“性”说事儿呢?关于“情色反腐”的争论中,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员“性权利”的问题。李银河就当众表态说:“当我为普通公民的性权利辩护的时候,这个普通公民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坏人和贪官污吏。”[7]而潘绥铭教授认为任何人所拥有的性权利都不得以侵害或者损害他人的同样的性权利为前提,同时,每个人的性权利都是平等的,不得以任何方式形成性方面的任何特权。[13]P134而官员的“性权利”往往会形成一种特权。如李洪声认为的那样,就算排除经济腐败,政治权力仍可以使政客找情人变得容易。[14]P76-78

性丑闻本身首先涉及的应当是政治官员的私人道德问题,但同时也涉及个人隐私的部分,其次是官员的政治形象问题,最后才涉及官员违法乱纪问题。官员是否具有“性隐私权”?官员的私生活属于私事还是公事也争论颇多。一些人认为隐私权是一种宪法权利,官员也是自然人,也是公民,所以官员同其他公民一样理应享有最基本的隐私权。但多数学者认为官员不同于一般人,他们手握公权力,所以官员的隐私权应该加以限制。唐娟黄卫平就认为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有限的,政府官员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其所享受的隐私权边界相对来说要小于普通公民。“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婚恋私情和财产收入均属于个人隐私,从中反映出的道德品行和能力只关乎其个人形象,但政府官员的婚恋私情与收入状况却会影响政府形象和社会价值标准,这正与公共利益有关,因此不能视之为隐私而须向社会公开。”[15]P84-87程金福也认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平民的私生活不应受到舆论的关注和评判,而官员不一样,因为他手中掌握着公权力,许多生活很难以公私截然分开,他们8小时之外的许多行为不仅涉及私德,还涉及公德,应该在舆论和公众的监督范围之内。”[16]P96

同样是陷入性丑闻,但中美政治人物似乎殊途却不同归。据不完全统计,1970—2012年美国共有58名主要政治人物(多为国会成员或联邦高官)染上情色丑闻。[17]若按种类划分,外遇为17例,性骚扰17例,有育私生子7例,召妓6例,猥亵未成年人(或未遂)的5例,为情人谋求便利的4例,其他2例。然而,绝大多数的性丑闻都属于“私人问题”,不牵涉其在职期间的政治操守。按性质分类,这58例政治性丑闻中,41例属于私事,比如婚外恋、外遇或育有私生子;13例为犯罪(或涉嫌犯罪),比如性骚扰或诱奸未成年人;4例涉及政治腐败,比如为下属情人涨薪等。虽然绝大多数性丑闻属于私事,但当事人往往会主动请辞。

为什么各国对于性丑闻最终的处理结果会大相径庭?黑登海默发现,腐败涉及一个公民对其“容忍度”的问题,腐败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因此腐败轻重与否说到底应该由公民来判定。而各国对于性丑闻的容忍度是完全不同的。欧洲,特别是在传统上倾向于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往往比较宽容、开放。法国媒体常常视而不见,人们也习以为常,他们认为“对自己的家庭不忠,不一定对自己的国家不忠。”意大利也是如此,他们对贝卢斯科尼的容忍度就很高,认为没有性丑闻就没有政治。在德国、北欧等新教信仰的国家,态度上就比较保守。在俄罗斯,人们认为,政治家也是人。性丑闻也许并不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有时候也被当成拉选票和提高知名度的工具。日本认为性丑闻无关痛痒,粉饰太平就好,许多官员就算出现了性丑闻,在性丑闻的舆论平息之后依旧可以继续政治生涯。而以色列则极为严厉,制定了《政府官员性道德法案》,规定对于任何卷入性丑闻的政府公职人员,都将会采取开除公职、停发政府养老金甚至送进监狱等严厉的惩罚措施。在美国,由于国民倾向于将政治人物对家庭的忠诚与对国家的忠诚联系起来,所以问题就会复杂、严重得多。严厉限制个人欲望的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历史上传统深厚,至今仍然影响巨大,所以相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来说,美国政坛人物的性丑闻并不算多。

而中国对于性丑闻的态度,笔者认为较为复杂,存在双重性。中国一向注重德政,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活作风”问题一直是官员的“高压线”。一方面,政府、媒体、民众对于官员性丑闻表现出零容忍态度,一经发现一般会马上停职处分,大多数的案件由于是和贪污渎职一并查处,所以在刑事处罚以外,增加党内处分。另一方面,近年来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现象极为普遍,甚至成为一种官文化,官员“私生活”混乱众所周知,见怪不怪。

笔者认为中国对于性丑闻态度存在“双重道德标准”。俄罗斯学者萨塔罗夫解释双重道德标准是社会中有助于大刮腐败风的社会心理气候的重要特点。一方面,腐败,特别是上层的腐败,社会公众是不能接受的。大力支持这种看法的,既有通常的道德观念、新闻媒体,也有利用反腐题材大做文章的政治事件运动。另一方面,腐败,尤其是基层的腐败,却被“默认”为生活的一部分。有一些领域,执法机关毫无作为,人们对腐败也已司空见惯,规范与越轨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18]P66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性丑闻作为道德腐败问题,如果还未被曝光,没有进入媒体阶段,我国政府对其还是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一旦当其进入媒体和大众视野,则立刻显示出零容忍的态度。这一事实也体现了中国对于性丑闻双重态度的存在。

对于官员性丑闻的不同态度,其实反映了不同国家政治文化的差异。加西亚(César García)指出各国由于政治、文化和媒介环境不同,对性丑闻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18]西欧的政治文化中一直有着“个人道德和公共职责分离”的情况,所以在很多西欧国家,官员的私人生活并不会影响他们履行职责或者进行政治活动,公众不会要求官员因为私人生活不检点而辞职。他们认为决定政治家命运的是治政能力,而非情色丑闻。[19]P22-23

李银河在其题为《情妇反腐和个人隐私》的博客中就写到:“西方一般会认为官员的任职资格与私人道德没有太大关系,官员也不必成为公民的道德楷模,而在中国,一般民众对官员的私生活道德期望比较高。”[8]因为中国的政治文化是道德政治文化,[20]在中国政治中,道德是政治权利合法性的元点,一个人因为拥有道德高权而获得权威,又因为权威而获得政治权力,这便构成了政治合法性的整体评价体系。在公开情形中失去道德,亦暗示着其权威的消失,最终导致权力和地位不存,这种反向运动在中国政治之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此外中国传统性道德也是导致官员若在性领域越轨,则没有资格继续任职的重要原因。潘绥铭指出:中国传统性道德,不论具体内容如何,一直有两大前提:首先是把社会(甚至国家)与个人对立起来,其次是把个人在性方面的表现与整个人格对立起来。它假设:第一,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就必然危害社会,甚至危害国家;其次,如果个人在性方面“越轨”,那么此人也就必然一无是处,甚至是禽兽不如。[21]P86-89在中国,一个落马贪官是可以被随意唾弃、编排和奚落的。就如雷政富,落马前有人说他有想法、有经济头脑,注重从政形象,落马后则被网名大骂为“淫官”、“贪官”,一文不值。

中国之所以能够靠性丑闻来反腐的一大基础就是性丑闻在中国多伴随经济丑闻出现,即“中国色官必腐”,官员性丑闻通常都伴随着“财色交易”、“权色交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之一巫昌祯教授曾作过一项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16]P106近些年网络反腐所涉及的领域中,情色问题占首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指出,就官员的实际收入来看,如果他们一旦生活腐化,想要支付巨大的个人开销,那就只有寻找权力出租,由此也诱发了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可以说,目前绝大部分贪官的产生,生活腐化是重要的催化剂。中国色官必腐成为“情色反腐”最有利的底气,也是“情色”与“反腐”关联之争的悖论所在。

综上可见,性丑闻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但各国因文化差异导致对性丑闻的容忍度也各不相同。由于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性道德传统,官员被要求即使在性领域也必须是表率作用,他们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拥有公共权力,而被赋予更多性道德要求。虽然网络时代大众反腐的娱乐化倾向使反腐越来越倚重“情色”,对于官员“性权利”和“性隐私权”的呼声也未被广为接受,但这已是大众对于“性”的认知更加全面,对于道德在性领域作用的反思性体现。笔者认为对于官员“性道德与任职资格的关系”之争更是公民社会的表现,期待“性反腐”反出的不只是一个个色官贪官,更重要的是反出一个公民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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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新浪博客:李银河,《情妇反腐与个人隐私》,201331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evy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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