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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法批判
禁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者:李光  时间:2016年03月04日
来源:20140425《凤凰周刊》《封面故事》
 

禁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记者/李光

中共建政后,娼妓曾在大陆范围内基本绝迹,却并未彻底消灭。自改革开放开始,性产业的复苏及之后的强力扩张便与时紧时松的扫黄运动相表里,直至20142月广东省的新一轮“扫黄风暴”,已有三十余载。但是,无论是哪一次扫黄风暴,都已无法取得新中国建国初期禁娼的“成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赵军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当口,的确有必要认真回顾、梳理和审视我们的禁娼实践,以更为客观、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衡量其中的利弊得失。唯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找到某种相对合理的、能最大限度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的性产业管理模式。”

性产业“共荣圈”

“广东一扫黄,银行的储蓄额甚至会直线跳水,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资金量则会大幅飙升。”

吕文举曾担任深圳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当年在他主管扫黄工作期间,银行系统就曾多次对他抱怨,而且不只银行系统,地方政府也反感。“在扫黄的问题上,公安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的态度是不一致的。”

在性产业问题上,类似的利益博弈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扫黄力度过大,禁娼过于彻底,会不会影响到某些地方的投资环境?会不会影响到某些地方的旅游收入?甚至于会不会影响到某些地方的整体发展?类似的担心和忧虑都是这些地方官员所无法回避的。

尽管有官员描述,“把黄色的东西打掉了,把‘蚊子’、‘苍蝇’扫除干净,会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把对外开放搞得更好”,但很多地方官员的看法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要搞活经济,扩大开放,有点卖淫嫖娼活动没关系,搞点色情服务无碍大局,反而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有利于“五业兴旺”(旅游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租汽车业、服装化妆百货业)。

全国妇联律师刘文彦《罪与罚——中国禁娼20年》一书称,大陆“隐形性产业交易额十分庞大,不算相关产业,仅卖淫和色情交易,每年交易金额就高达2500亿元人民币”。

上海媒体引述东莞地下色情业人士估算,在东莞大概有十多万的“小姐”数量,而这些“小姐”置妆直接养活了包括首饰销售、专门化“小姐妆”的摊位等在内的数万人,同时也对酒店业、性用品药品销售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相关数据显示,整个地下色情业和其直接、间接的关联产业,一度多达500亿元,相当于东莞一年GDP1/7

东莞的色情产业发达到了何种程度?内地媒体称,东莞的色情服务业运作已俨然公司化,培育出了所谓事后评估制度,几乎所有的东莞酒店桑拿都会请顾客对服务进行十余个细节的事后评议,一旦色情服务者被客人投诉怠工或者服务不到位,将被扣除部分小费提成。这些信息亦在此次央视的报道中被部分披露。

“事实上,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地下色情业的下滑,受影响最大的还是酒店业,而东莞的酒店业又是当地民营资本投资最大的产业。”一位研究东莞经济的人士分析,在东莞的投资中,大量投资是港台等外地资本,本地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仅占30%。而这些民营投资中60%70%集中在酒店业和桑拿中心等地下色情相关产业。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酒店业的投资上升势头还很好。目前,东莞酒店数量超千间,是国内星级酒店密度最高的地区,投资总额保守估计超过300亿元。

在甘肃,数年前曾出现税务局试图对“小姐”征收个税的尝试,引发巨大争论。人们认为这意味着“小姐”的合法化。甘肃省工商局后来不得不解释,征税与打击与否无直接联系。此“新政”不久被迫取消。在福建泉州安溪县,地税局更曾下发文件,按照事先核定的“小姐”数量对营业场所征税,称为“高收入服务人员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描述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正用行动去反对它。”

奇迹无以再现

真正用行动去反对娼妓的努力曾在中共建政之初付诸实践。19491121日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刚刚通过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从当晚8点到第二天天亮前,北京市244个妓院就被全部封闭,1200多名妓女集中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当时的打击重点是妓院的老鸨、领家,对妓女则主要是进行教育改造,治疗性病,安置就业,解决婚姻。

全国妇联原书记处书记张洁珣曾担任教养院负责人,据张回忆,他们在为妓女医治性病的同时,采用上课、讲故事、看电影、开诉苦会、控诉会等方式对妓女进行教育。

在当年的禁娼工作中,一批上海妓女有着特殊的命运。1953年,上海教养所开始陆续释放改造好的妓女,一类无家可归的,由劳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员陪同,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她们中很多人同意去,因为有结婚从良的机会。

“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自愿报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教养所所长杨洁曾回忆说。

那些被改造过的妓女,政府的意图是把她们安顿在一个安全的家庭关系中,使她们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后来的回忆中,能见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谓“先进分子”的“今昔对比”。但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则呈现出一些妓女的不同命运。电影《红粉》反映了两三代人对这个事件的接受差异,以及现实生存的诸多问题—两个被“解救”的妓女,在新社会里一个出家做了尼姑,一个结婚生子却迫使丈夫犯罪被处决,最终抛弃了孩子而北上寻找别的男人为依靠。更多的妓女返回社会后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卖淫嫖娼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分水岭”,“禁娼成功”故而可以称为“伟大社会变革的历史事件”。在潘绥铭看来,恰恰是这一表述,成为大陆一次次开展扫黄运动的“历史包袱”。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公安部、全国妇联向中央写了关于深入开展查禁取缔卖淫活动、色情活动的报告,“一定要把家里打扫干净,扫除丑恶现象”,“为世界妇女大会在京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有意思的是,此次会议的最大特点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西方社会的包容性,参加会议的既有身为国家政要的女士,也有处于社会下层的妓女。当来自世界各地的妓女代表在研讨会上要求正常工作的权利,甚至走上街头游行时,北京的大部分“小姐”却不得不分散到华北各地继续“工作”。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扫黄运动,人们最容易产生的疑问便是:上世纪50年代的“禁娼奇迹”还能否重现?十多年前,还是硕士研究生的赵军在学位论文中给出了否定答案,但迅即遭到答辩教授们的强烈反对和质疑,论文最终未获通过。赵军说,这段经历如今恐怕可以算作一个学术笑话。

潘绥铭和赵军分析认为,在中共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背景之下,50年代的“禁娼奇迹”是高度计划经济、高度集权体制、社会信仰高度统一、物质极其匮乏以及非法治语境下取得的。其时,性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均相当微弱,诸如给性工作者“办学习班”、安排就业,甚至安排嫁人成家等非常手段较易实行且能够奏效;而在当下市场经济、价值多元、性服务供需两旺、民主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实条件下,当初成就“禁娼奇迹”的各种有利因素和非常手段均不复存在,“禁娼奇迹”无以重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警方对卖淫嫖娼活动的打击从未停止过,但与此同时嫖娼交易量激增。据公安部门统计,1984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12281人次,1989年突破10万人次,1991年突破20万人次。19841991年,累计查处62万人次。其后,1992年增加到25万人次;199324.6万人次;199515月,全国共查处11.3万人次;在19964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14.2万人次。根据相关材料,当时的查处率仅为10%20%

安全套纠结

进入新世纪以来,大陆艾滋病疫情蔓延加速,主要传播途径从血液传播转为性传播,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一新的形势也为大陆禁娼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200610月,哈尔滨的五十几名女性性工作者被组织起来参加培训,与当年针对妓女的培训不同,如今的培训是当地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组织的“预防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培训。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些人指责这使得“暗娼”合法化;警界反应最为强烈——向来在“地下”活动的“小姐”,如今公开身份,却又无法“打击”,令公安机关心里“很不舒服”。

遏制艾滋病疫情最可行的办法就是使高危人群在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必须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干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5年卫生部印发《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指导方案》,要求各地应根据当地目标人群分布及特点,分类实施相应的干预措施,促进安全套的使用和鼓励接受性病诊疗与生殖健康服务。

于是,来自公共卫生部门的意见与公安机关产生了矛盾,最集中的体现是:安全套是否应该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书记韩孟杰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曾透露,“中宣部、公安部在2001年联合发布了一个通知,对于安全套的使用,公安部门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证据。据我了解,现在各地,由于我们开展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公安部门进行了协调,公安部门已经不再将携带安全套作为证据。”

从韩孟杰模糊的表述来看,2001年发布的这一通知对公安机关办案只具有某种指导意义,而并不具有强制性。北京爱知行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曾向公安部递交申请,要求公开“公安部关于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法规、规章”的信息。但得到的回复却是:“公安部从未发布过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规范性文件。”各地公安机关在实际工作中也并不愿遵循前述通知,原因很简单: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最易取得,也最具证明力。这一度让卫生部颇为尴尬。

赵军曾多次聆听各地疾控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诉苦:“我们费了很大气力才建立起来的工作网络,往往在警方的扫黄行动之后土崩瓦解。”因为工作的敏感性,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往往要依靠民间组织与性工作者才能开展工作。性产业人员的流动性本来就大,扫黄使得流动性加剧,疾控中心的工作经常要从头再来。

扫黄对安全套普及带来了直接阻碍。武汉的“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是一家无法注册的NGO,工作内容之一是配合当地疾控部门开展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工作室负责人叶海燕曾告诉记者,扫黄风暴之后,很多“小姐”为了避免被抓,有的时候干脆不用安全套,以免让警方拿到证据。

卫生部疾控局前副局长郝阳曾在一次会议中透露:在西南某市,当地疾控中心与公安部门开展合作,借鉴国外的经验,划定一块范围,和公安部门达成共识——“小姐”可以在区域内提供性服务,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抓。区域内出租屋的房东必须负责向“小姐”发放安全套,而且负责督促“小姐”每三个月做一次性病、艾滋病的体检。此外还有很多具体、严格的规定,几年下来,当地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相当低。

但这一尝试已在2010年那场席卷全国的扫黄风暴中夭折。一位在当地做艾滋病干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8月份,当地警方迫于全国形势的压力,对之前一直默许的“红灯区”一夜之间就全部取缔。不过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抓走很多人,只是不允许她们像以前那样半公开地从事此工作。

昙花一现的“性产业工会”

29日东莞扫黄当天,一张名为“东莞8小时迁徙图”的统计图表开始在网络流传。这张来自于“百度迁徙”的图片显示,在当局开始扫黄的8小时内,有大批人潮从东莞向外移,而香港是最多人潮“出逃”的地点,有30.2%的东莞外移人口进入香港,其次为江西、湖南等地。

相比之下,80年代初,娼妓势头初起,规模较小,卖淫妇女大多数是单个活动,各地抓获的卖淫妇女,大多数是本地的或邻近地区的,包括从农村流入城市卖淫的妇女,一般在本省的城市中活动。

80年代中期,随着卖淫嫖娼的泛滥,“团伙”已成为卖淫妇女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根据大陆学者的调研,从80年代后期开始,外地卖淫妇女大量涌入广州、深圳、海口、福州、厦门等东南沿海开放城市。她们认为这些开放早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港澳及外国来的人多,卖淫可获得高价,因而纷纷南下,甚至夫妻、母女、姐妹、姑嫂同行,形成一般“北娼南流”的浪潮。

卖淫活动屡禁不绝,一些人提出应该在中国建立“红灯区”,认为既可以增加税收,又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潘绥铭对此坚决反对。“但是我反对的出发点与官方的不同。”潘解释说,“把她们都放在某一个区里面,是把她们当做人还是当做动物呢?跟希特勒的犹太人集中营有什么区别呢?不要总是从社会治安或者传播疾病的角度来考虑,她们是人。”

“‘红灯区’政策实际上是个极其荒谬的政策,其实在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红灯区’也只有两三个而已,比如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是历史形成的。欧洲其他地区,普遍都采用自主经营政策,而不搞‘红灯区’。”

潘绥铭认为,“个体户的性产业”是个人行为,国家仅仅是宽容,并不直接参与,在政治上风险很小。这就是目前最大的可行性。

实际上,这样的尝试已经在个别地方试行。潘绥铭介绍,某地曾连续发生几起“小姐”不堪被逼卖淫跳楼事件,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势必影响县委书记仕途升迁,于是,他想到一个办法:成立娱乐业工会——合法的正式工会。

工会首先吸收老板和“妈咪”参加,然后逐渐吸收普通雇员参加。娱乐业工会的主席有工资,并且符合国家的规定,他的工资来源于会员交纳的会费,这和正规工会相同。只有这样,他们的工作才可能坚持下去。

娱乐业工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自我管理、相互监督。只要没有发生任何性产业以外的问题,就可以正常经营,甚至可以投诉警方。在后来一次工会与警方的纠纷中,县里确实支持了工会一方。

潘绥铭说,工会的存在给当地的性产业带来了另一番景象。第一,那里没有被迫卖淫的“小姐”,完全是自由雇佣制度;第二,那里没有一个“小姐”在16岁以下,全都符合《劳动法》;第三,那里的嫖客的行为相当文明,安全套的使用率极高,三家个体性病门诊部里的病人基本都是外来人员。

不过,随着那位县委书记的离任,这个似乎超出中国国情的尝试被后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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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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