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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法批判
气宇轩昂论禁娼
作者:高燕宁  时间:2016年03月03日
来源:作者投稿

气宇轩昂论禁娼*

——张北川教授《中国妓女问题研究》面世17周年观后,以“情态社会”附议

煮酒论英雄,回首话沧桑:

齐鲁大丈夫,扬眉反禁娼!

——题记

伴着冬日和煦的阳光,我捧起这本您刚寄来的书,倚窗细读。远方楼宇的剪影,有如水墨般迷离,是难得的一种都市柔美。原以为,这钢筋水泥般的上海再也长不出诗了,不曾料到“雾霾幻像”竟能“以柔化刚”,平添了诗情画意,虽然这要用自己的身体抵抗力来埋单。

禁娼(一):入胜

未读大作前就晓得,自己对妓女问题的整体觉悟,仍不及您廿年前的水平;才读1-2页,就明白是什么力量让您回家翻箱倒柜,把恍如隔代的这本书重新找出来——那是您的学术心血啊!如果说,性艾是您的学术奇点,《同性爱》是您跨出传统医学模式的“学术早恋”,那么,妓女研究就是您在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学术初恋”,而男同研究则是您的“学术婚姻”了,虽然“学术妻子”并非您的“初恋情人”;如果说女同研究是您对“学术恋人”的两度回眸,那么,同妻研究则是您与自己“学术初恋”的“破镜重圆”,而污血案就是您的“学术晚恋”了。可是,当一位医家把当代中国如此众多的大问题集于一身,如娼妓、妓女、男客、男同、女同、同妻、性艾以至污血案等,且有如此之先、之高、之独到的建树,则令人叹为观止。

洋洋万言恢宏博大,您在引经据典与旁征博引中论证反禁娼,学贯古今中外,完成了由一位“临床大夫”向当代“士大夫”的学问转型:您紧扣马列主义、封建主义和女权主义三条主线于“大体解剖”,横贯伊斯兰原教旨(中东)、基督教原教旨(美国)与理学原教旨(程朱)三教于“亲子鉴定”,纵观上下五千年直至民国、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于贯通,穿越东西方从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泰国、北欧诸国至古希腊,阔论古往今来娼妓荣辱与性艾兴衰之变迁,直陈十年严打禁娼成败之利害,理直气壮,痛快而不淋漓,客气却未给面子。结果,既然您没给人留点面子,人家当然也不给您面子;既然人家对您“不客气”了,您当然也就“不必客气”。于是,大作既出,驷马难追,惊天动地,盖棺论定!没什么好争的,“就这么定了”!禁娼研讨“到此结束”!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皆可见证——该说的您都说了,听不听在它!

如果说国内是马海德、李洪迥最先呼吁“开放红灯区”,那么,最先完整地从学术论证出娼妓“合法化”之中国学者,非您莫属。从在您所引用的材料中,未见任何一篇“英雄所见略同”的反禁娼论证,而在您当时所得到的支持如此馈乏的条件下,哪怕您只要援引上区区一篇支持性文献,对您来说都是求之不得、难能可贵的一支“救兵”,倒是在附录中,见到了荣维毅的马列专论和邱仁宗的哲学回函,当属最早对您这一论证的给力支持与得力声援。

禁娼(二):女权流派(妇权-合理化-合法化-妓权)

您对马恩原著之深究、对封建传统之批判,早已耳濡目染故未出所料,但您对女权主义之即时引证多少让我有点出乎预料;您对性自由与性产业兴衰的关系、对婚姻自由与婚外恋的关系之论述,让我很是惊讶,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性社会学的专利范畴,没想到早在您的洞悉之列;而最让我“大惊失色”的,却是您书中竟然出现了“妓女分层”和“男客分类”!把您的“妓女四分层”与潘绥铭教授的“小姐七分层”做对比,不难看出,将“四分层”向两端各延伸一步,再把第三层从中间“一分为二”,就可以“变形”为“七分层”的金刚不败之身,而业界公认,男客研究是红灯区研究中最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可您却早已如“探囊取物”一般在“百万军中”将这一“上将首级”收入囊中!

不再意外,我如今读到的不少娼妓材料,或多或少都能从您的书中找回“共识”、“延伸”、“修缮”或“添砖加瓦”,如您在文中交揉在一起论述的女性主义娼妓观,现以“妇权派”、“妓权派”和“中间派”分而论之,但黄盈盈博士在论述“中间派”时却说“以张北川、潘绥铭为代表”——天啊,我从未知道您竟是女性主义的“光辉代表”!只知道潘教授肯定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一老在国内的批判女性主义者“拎不清”的人,犯不着把自己也拉上一块“陪斗”。

话说回来,“中间派”之所以分别“以张北川、潘绥铭为代表”是有道理的,因其还可再分成两个派系,一是您所代表的是娼妓“合法化”(非罪化)这一派,二是潘教授所代表的娼妓“合理化”这一派,如再加上何春蕤教授所代表的“妓权派”,那么这“三个代表”恰好构成了未来中国娼妓演化的发展路径与走向。

情态(一):引言(“诗性文化”

以我对人类社会的感知,如果从“情--法”这条主轴来看待社会进化,则在社会制度之外,社会还可进一步演化呈三种质态:情态社会、理性社会与法质社会。情态社会是“情≥理≥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情态重于泰山,只有在情态相同时,才会权衡道理,而只有在道理相同时,才会考虑法律。所以,在这种社会里,“不讲理、不认错、不道歉”“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妨称为“三不特征”。我们把猫熊当“熊猫”,当人机器当“机器人”。周立波说:“为什么国外油价涨了,国内油价也涨了呢?这是‘与国际接轨’;为什么国外油价跌了,国内油价却没跌呢?这是‘中国国情’”。难道这不行吗?理性社会指“理≥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以理服人,论理充分,推理有道,评理有处,失理致歉,但当理与法发生冲突时,则未必讲究现代意义上的法;法质社会则“法≥理≥情”,即人们首先讲究的是法,在法相同的情况下才讲理,在理相同的情况下才讲情。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一个同心圆”和“一梱柴”,可分别描述情态社会与理性社会的雏形。当我们“双手摔开窗前月,一石击破水中天”时,自己既是所在那个同心圆的圆心,又是别人所属的另一个同心圆上的波纹。站在任何一个同心圆里,向内看都是“家”,向外看则是“己”,二者分野并不清楚。所以,国人看问题的立场很灵活,很善于取到对自己有利的视角,因而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其作用力的大小都可根据“作用源”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来调节,国人价值观的伸缩性又很大,很容易将“宗法”当“国法”;当樵夫上山砍下一捆柴时,几根成一把,几把成一扎,几扎成一捆,条理清楚。虽然每根柴火大小不等,“圈子”不同,但“本位”却是“平等”的,“人格”也是独立的。

有人说,华夏文化是“诗性文化”,西洋文化是“理性文化”,那么,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则可能是现代法治文化的初始起源。我们有秦砖汉瓦,唐诗宋词,“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性文化”富于想象,收放自如,美仑美奂。毛泽东的诗词很美,中国革命本身就是一部史诗。谁说“四渡赤水”的神兵天降,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印象色彩?谁说“文化大革命”的波澜壮阔,没有一点伟大诗人的非凡天赋?谁说“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不是现实主义的光辉杰作?“理性文化”中规中举,按部就班,精致精美。德国的汽车很耐用,西门子的电器很有名。歌德的建筑很艺术,黑格尔的哲学很逻辑,马克思的《资本论》很讲“理”。

“诗性文化”讲的是“情”,正所谓“诗情画意”,而“理性文化”讲的是“序”,“井然有序”自有其“理”。“和谐”未必“有序”,因为存在“被和谐”的问题,而“有序”自然“和谐”。“诗性文化”是情态社会的文化基因,“理性文化”是理性社会及高级阶段法质社会的共同起源。“诗性文化”与情态社会是同质的,其距离只有一步之遥,甚至一念之差,而与理性社会则是千差万别“不共戴天”,分属两种完全不同质的文化类型,这足以昭示“法治中国”之路决非“一步登天”,而可能“难于上青天”。

中国是典型的情态社会,德国是典型的理性社会。情态社会“说情”,理性社会“讲理”。因为讲理,勃兰特会为“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而下跪;因为不讲理,安倍甚至不愿承认“皇军”有军妓“慰安妇”。所以,日本不是理性社会,而是一个“内情外理”的社会。日本文化是非本位文化,从日语单词由和语(平假名)和外来语片假名)构成,便能看出其“混血文化”的开放性,情态内核沉积于汉文化圈,理性外层沉淀自“脱亚入欧”,但此前其文化的理性成分也比汉文化多,所以人家“明治维新”成功了,我们的“戊戍变法”却失败了。

然而,像这种“儿子打老子”“自己被自己打败”的失败,跟把满族皇帝当自己的老子、把成吉思汗当自己的皇上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就是国人的“自慰”。几百年后,人家不照样被彻底“汉化”了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作为人类四大古文明绵延至今,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之“气功”与强大的文化同化能力,即“返身而成”的反脆弱性息息相关,或受益于汉字绝无仅有的“悖律性”,即“对外封闭”与“对内开放”并行不悖。根据“封闭性”,像“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一定要跑过CRI”如此朗朗上口的话,肯定是“跑不了多远”的。谁让你不“汉化”,竟有“CRI”这样的汉字“片假名”呢?

从“开放性”来看,汉字象形造之有道,方寸之间大象无形,似“象”非“像”,“象样”“象话”“好象”都行。国画泼墨讲究“象”,油画着色讲究“准”。“中国队大胜美国队”与“中国队大败美国队”是一回事,而“胜”“败”却是两码事。问一句“你不去北京了吗?”老外不去时说“No”是摇头的,而国人不去时说“No”却是点头的,“是的,我不去了。”貌似诡异。象形文字的形意(意象)性,浸润在诗性文化的弥散性中,在“奇点状态”时极易“以小见大”,产生“放大”效应,故家事中将“宗法”当“国法”与时事中“上纲上线”有异曲同工之妙,达成“以情融理”的“太极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中有“理”“理”中有“情”,直至“熔理性”。所以,我们的情态社会是彻头彻尾地“情理不分”。当“情”甚嚣尘上时,“理”就是一层抹在外薄薄的“光油”,有点像自己儿时偷懒点“表面文章”时,老保姆常戏称的“马屎外面光”。

情态社会是一种广义的社会质态,可以跨越当今主权国家与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质态下,社会性与人性相通,强人与强权相似,都倾向于不讲理,有点懒,有点烦,而弱者则指望多讲理。弱者讲理是天性,强人讲理是觉悟。就当今中国而言,对内是一个强权社会,故未必讲理,或只认一元化和大一统之“理”,而对外则相对弱势,故老跟老美讲多元化如何重要之道理;美国则相反,对内是个弱势政府,所以讲究多元,讲人权、讲法治、尽可能多地讲道理,而对外则是强势国家,讲霸权做“老大”坚持“一元化领导”当世界警察,常常仗势欺人,持强凌弱,蛮不讲理。

需要说明,这世上本无都讲理或都不讲理的社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讲理的,每个社会也一样,但讲多讲少,讲深讲浅,自己讲还是别人讲,百姓讲还是官员讲;理大理小,理,理真理假,却有量与质的不同,就像理有好理、歪理之分,治有善治、暴治之别,法有良法、恶法之上善若水,方才从善如流。李楯教授说过,“秦始皇的法也是法。”但没说过,“秦桧的理也是理。”如国内的防艾领域,在与个人行为传播有关问题上的防艾对策,如吸毒、性行为、NGO等,基本上“与国际接轨”,是讲“理”的,这从跟其他领域的比较中尤其能看出这一点,但在与政府行为传播的有关问题上,如采供血,则未与国际接轨,而按“中国国情”来处理,是讲“情”的。许多“双轨制”制度设计,其实都把“情”与“理”当成两股道上跑的车,如“一国两制”。

中国原本就是人情社会,如今变成了情态社会,故应首先向理性社会看齐。在这个意义上,潘教授的娼妓“合理化”或更贴近大陆现实,而您的娼妓“合法化”与何春蕤的“妓权派”将代表大陆的未来。据说立法的法理有三个发展阶段,原始阶段是维护秩序,初级阶段是惩治犯罪,高级阶段是保护人权。潘教授说,“在所有涉及‘第三者’的官司中,我们的法官总是面临两难选择:不做卫道士就得做教唆犯。”从时下比比皆是的“道德立法”来看,我们尚处于“原始阶段”,法律用来维护“公序良俗”、解决道德问题,尚未进入我们曾引以为豪的“初级阶段“。这种“以法代德”的社会代价是黑道猖獗,那薄熙来先生不也在重庆“以黑打黑”吗?近期山西警方的打黑显示,警方近年的全力打黑未能遏制住国内黑恶势力的蔓延势头。从“护序”到“惩罪”再到“护权”的进化,正是“合法化”与“妓权派”所呈现的未来中国娼妓法的先后走向。

禁娼(三):妓女

言归正传。您在书中特地以“妓女”之称破题,显然比“卖淫妇女”和“暗娼”的说法有巨大的人文先进性与学术理性,虽然还有“失足妇女”尚未提及或不足挂齿。如今看来,还可能意外带来另一种国语化的优势。随着性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化,我们现在遇到的各类性工作者远比廿年前要丰富得多,如何称谓区分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汉语问题或汉化问题。譬如,当我们面对女性性工作者(“小姐”)、男性性工作者(“男公关”)、男男性工作者(“MB”)、女女性工作者(“MG”)时,民间分别早用“鸡”“鸭”“鹅”“雁”来指称,学术上用“XX性工作者”或“XX性服务者”这样的术语也很准确,但当我们探索另一种汉语表达的可能性时,以“妓女”这个传统国语为基础来造词就显出其汉化的优越性,您看对以上四种性工作者,我们能不能分别用以下四个汉语词汇——“妓女”(做妓的女人)、“妓男”(做妓的男人)、“男妓”(男男之妓,特指服务男客之妓男)、“女妓”(女女之妓,特指服务女客之妓女)来指称呢?我在这两个学期的教学中已经试着用了,但更深层次的思定,需要您来把握。

说回“妓女”。有人说“中国没妓女”,只有“卖淫妇女”或“暗娼”,那也行——既然咱们没“妓院”,“妓女”从何之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吧?可是,说“中国没妓女”的人,却说“美国有妓女”,而不说美国有“卖淫妇女”或“暗娼”,这就不对了,因为美国大多数州也没“妓院”。显然,这叫“自相矛盾”!可人家说,美国少数州有“妓院”,我指的是那里的“美国”啊!这又不对了,这叫“以偏概全”。无独有偶,说“中国无失业”,只有“待业”的人,从未交待一下为何“美国无待业”,这明摆着是“偷换概念”,却让“不知情”的我们足足自豪了好一阵:这美国人真傻,连“待业”都不会,只会“失业”!而那些一直宣称“河南没艾滋”的人,不一直在拿国人开涮吗?

禁娼(四):政治流派(马恩-列斯-毛邓)

再说禁娼。纵观人类娼妓史,大英帝国的禁娼大业以惨败而告终,希特勒将妓女与犹太人一同进死亡集中营的做法,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严打”与“禁娼”,空前绝后,却随着法西斯德国的灭亡而同归于尽。不说两类原教旨国家的禁娼,基督教原教旨(美国)与穆斯林原教旨(中东),那不可比,且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禁娼吧,有得一比。

同为社会主义,列宁时代对妓女的宽容与斯大林时代对妓女的残酷可谓“冰火两重天”。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把妓女当“阶级姐妹”、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做法(哪怕“屡教不改”者收容教育也不过半年),乃一举成功、举世公认的伟大壮举,而邓小平时代把妓女当“阶级敌人”、类比“敌我矛盾”处理的做法(“屡教不改”者收容教育多达2-3年,难怪有两会代表直言“卖淫不算犯罪,可处罚比罪犯还重”),却屡败屡战,越禁越猖,愈演愈烈“虽败犹荣”?

同在中国这一片蓝天下,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时代“申遗”留下的娼妓如此“宽厚”与“仁慈”,既帮其找工作,又帮其找丈夫,而对共产党时代“后娘”亲生的娼妓却如此“刻薄”与“痛恨”?你不帮人家找工作找先生,人家自己找,自食其力,不偷不抢,虽不“守己”却很“安分”,还要怎么样?可你还要抓人家、罚人家、斗人家,须知毛泽东时代可从不斗娼妓而只斗老鸨的,这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你除了“否认”“污名”与“严打”,别无良策?有本事你给工作给人家,给先生给人家,我看她保证等不到明天,当晚就“从良”。可你又做不到。人家自带“设备”,自谋职业,自负盈亏,不谋财害命,不贪腐寻租,这还不行吗?可你还不知足。难道非要逼着人家去偷去抢,去吸毒去越货去纵火,都跑到幼儿园门口去,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那你就高兴啦?何必厚彼薄己。

马恩对妓女的同情,原著如山;列宁像马恩那样宽容妓女,毛泽东像列宁那样宽待妓女,历史为证;斯大林时代不再像苏维埃的创始人那样宽容妓女,邓小平时代不再像共和国的创始人那样宽待妓女,有目共睹。问题是,生活在两大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妓女竟都一前一后走上了由“从宽”到“从严”之路,不约而同不谋而和不可思议。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共同规律”?没说过也就算了,而马克思恰恰就特地申明过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伟人之所以伟大,是他说的话哪怕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仍然正确;马克思之所以如此伟大,是他早就看出了一百年、二百年后,人之所为。于是,干脆“自证清白”:“幸运的是,我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反正,你们别拿我说事。

如今,既不是“提要求”提提而已,也不是“说教”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比犯罪还重的严惩,是要送进比罪犯坐监时间还长得多的“收教”和“劳教”啊!谁的说法更符合马列,可否睁眼看一看?谁的做法更“实事求是”,可否闭目想一想?如果说,“马”“恩”对妓女之宽容与同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社会社会主义“无关”,那么请问:“列”“斯”时代的娼妓政策,谁是谁非?“毛”“邓”时代的娼妓对策,谁错谁对?问也白问,人家可不跟你“较汁”。要么,可以这么回你:“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要么,干脆那么答复:“两个都对”!妙哉,这正是情态时代的典型表情!

情态(二):情态原理(“差序格局

既然费孝通先生极富先见之明的“差序格局”是一种中华文化特质,那么,这怎么会不体现出相应的社会存在呢?如果“情态社会”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社会特征,那么,这怎么可能没有相应的文化根基呢?我今天试着把“情态社会”跟“差序格局”做个关联,借“中国特产”照亮“中国特色”。如果这一关联得以成立,那么“情态社会”就原生于“诗性文化”所滋养的“差序格局”,而“理性社会”则脱胎于“理性文化”所孕育的“团体格局”。

恕我用“走后门原理”贯通“差序格局”。在我们的文化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对别人“走后门”,但如果自己有机会走后门时,各人却又“照走不误”。同理,还有“插队理论”。无论是在饭堂排队买饭,还是在外面排队买春运火车票,各人都对前面成功插进队者义愤填膺,而一旦自己有机会时,只要“有必要”又都“照插不误”。其实,国人看似灵活的立场和易于伸缩的价值观,在“私本位”和“家本位”上却是很“古板”的,因此很容易产生对内(私)“同频”而对外(公)不“同频”的现象。“同频”即“同心”,“同心”即“同理”,“同理”即“同德”。就个人而言,“同频”是常人赢得人际共识、同心同德的心理基础,也是美国总统肯尼迪一条疯狗向其扑过来时,在最后一秒种让其摇尾巴,化敌为友的政治天赋;就社会而言,良好的“同频”是民众达成社会共识的政治基础,也是社会包容力不断扩大的文化出发点。由此可见,“两个都对”这种将互斥事件按兼容事件处理的做法,无论在逻辑上是多么的行不通,在“差序格局”的眼中,不过是一种“自我同频”的现象罢了。

“周立波问答”中的“与国际接轨”和“中国国情”,不正是“两个都对”吗?各省公布的GDP“可以”全都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不也是“两个都对”吗?同一部法律,有两个“中心法理”:既谆谆“教育”你不能歧视艾滋病人,又具体“教唆”你如何歧视艾滋病人。同一项公共政策,打两套“政治术”:既支持“针具交换”(保护型模式),又严打“吸毒现象”(惩罚型模式)。据说,这叫标本兼治。于是,警察干脆就到“针具交换”点外去埋伏抓人,何错之有?同一位警察,脱下警服去给娼妓发“安全套”用于防艾,脱上警服去抓娼妓,而“安全套”又能用于“卖淫”取证,何以不对?所有的“双轨制”,都是“两个都对”。“一国两制”,到处都是。“革命生产双丰收”。

如将“两个都对”用郑板桥的“糊涂哲学”来勾兑一下,就产生“不错也不对”。医院给患者动手术前都测HIV,这并非患者的VCT(自愿咨询检测),而是院方一厢情愿的“自愿检测”所强加给患者的“全额埋单”。如果术前HIV-),院方即可启动“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报务项目,“一切正常”;如果术前HIV+),则院方“委婉”告知患者,本院或本病“手术不宜”,建议转到“定点医院”诊治。“定点医院”说。我们只能做小手术,做不了综合性医院才能做的“大手术”,而综合医院则坚持自己做不了“HIV患者”那种“专业手术”。同理,如孕妇产前HIV+),则妇幼保健院说自己不具备为“HIV孕妇”接产的条件,而“定点医院”说自己根本就没有产科。哪怕进了急诊室,“没钱”你的病再急也“没得治”,难道还要叫急诊医生为你掏钱不可?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卅年,好象最近才有“没钱也得先治”的说法。凡此种种,都说明“救死扶伤”不是医生的天职,甚至不是医院的“规定动作”,而只是“非盈利”医院在提供“有偿服务”时具有风险自保意识的某种“自选动作”。

那患者怎么办?有本事你不看病。有本事你HIV-)。“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有一位叫“晓峰”的“HIV患者”,因遭拒诊后擅自修改病例,将HIV+)涂改成HIV-),并成功在另一家医院做了肺科手术,然后再将拒诊医院告上法庭。本例两个看点:一、有领导赞扬帮助修改病例者无畏,有策略,勇于面对挑战“;二、无领导点名“批评”拒诊医院或“表扬”接诊医院。本案两个看点:一、无论是拒诊医院还是手术医院,都没反告患者“擅改病历”的非法行径,宁可选择“默许”,而“下不为例”。“空城计”只能演一次;二、法院判患者败诉,认为拒诊医院的拒诊行径“不算歧视”。这个判例在公告国人,医院拒诊“HIV患者”在中国法律看来是“合法”的,尽管这明显不“合理”。

更有甚者,一位名叫“小宇”的儿童,因唇裂手术输血,术前HIV-),术后HIV+),家属将手术医院告上法庭。医院说,血是从血站来的,跟我无关。血站说:给你儿子输血的人HIV-),跟我无关。原告律师要求将供血者上台对证,被告说这是“个人隐私”。法院判原告败诉。其实,这是在职业卖血者与血站“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中,“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人表分离”现象,表上填的人是“张三”,窗前卖血的人是“李四”。被告如能找到HIV-)的“张三”,他一定会找来的,可问题是,那个所谓的“张三”是可以跟表上所填的HIV检测结果毫无关系的“王五”,反正只要弄到谁也搞不清他是谁时,此事“办妥”。这种技俩虽小却暗藏杀机,没有血站的人做“内应”,根本行不通。这个判例实际上“正告”全国人民,中国法律在为“非法卖血”“保驾护航”。

如果“两个都对”是柯达时代的“立此存照”,其胶卷“负片”则是“两个都不对”。“未婚同居”是一种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的事实婚姻,当法律要惩罚的是“未婚同居”时,依据是“不登记就是未婚”,对事实婚姻“不予承认”,所以人们从小到大在法律宣传栏上都能看到这样醒目的大标语:“未婚同居不受法律保护”,而当法律要惩罚的是“包二奶”时,则比照重婚罪,强调其已构成“事实婚姻”,所以我们会看到某省妇联大张旗鼓地支持女方“法律维权”的“热点新闻”,官司打赢后却“偃旗息鼓”。我们的法律对同一问题,既可以“不予保护”,又可以“大打出手”。法院断案,法官既瞧瞧法律“文本”,又瞅瞅达人“表情”,一种息事宁人、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庸法”倾向,到处弥漫。这哪里是“法”之官啊,分明是“事”之官,跟居委会大妈“劝架”有区别吗?某地那个震惊全国的“老人摔倒案”,法官判案的依据竟然是“按常理说”而不是“按法理说”,令人瞠目结舌。这跟陪审团“理赔”有区别吗?这一堂堂生动的“普法教育”课,不仅让“事≥理≥法”成功地亵渎了国法之尊严,还彻底颠覆了中华民族“扶老携幼”的传统美德。这种把法律庸俗化的做法,既平庸又世俗,其实是法律情态化,甚至人情化的具体表现。

我岳父是一位转业军人,工农干部,退休党员。有一位谈起中原艾滋村,他颇为超然地说:“中国人那么多,死几个无所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大实话”,从近在中原到远至边疆的艾滋疫区,恰恰都从当地“七品官”的嘴里说出来过。有经济学家曾向高层“献言”曰:“牺牲三千万产业工人,换取中国经济的新发展。”这话可能“很科学”,却不是人话。毛泽东三书《焚书坑》,早在1958年就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让秦始皇在“数风流人物”面前自叹弗如。显然,这是一种的思想倾向,而不仅仅是个人之见。在这个意义上,不能怪他,但我毕竟在艾滋村呆过,感同身受,所以就回了他一句:“如果死的是你的儿子呢?”此话一出,硝烟骤起,最后由岳母拍板断案:“两个都不对!”终审裁定,无人上诉。如果让岳母混个文凭,保准是位“好法官”。

情态(三):情态文化(以情当理)

这是一种“互不同频”的现象。情态社会本是一种“窄频”的“自组织”机制,当缺乏有效的“调频”与“宽频”手段时,“频带”时时“打折”到处“下放”,愈发变“窄”愈难“同频”。因此,各人都只认自家的“理”,且以己之理当人之理。所有的“霸王条款”都是以情当理,无论是商业的、经济的、政治的,一概如此。“情”字当头,情理不分,以情当理,“理”性“挂失”。理性社会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小人”可以骂骂“大人”,而情态社会是让“小人不计大人过”,所以“小人”只能捧捧“大人”。偶尔为之无所谓,无伤大雅,但老让“小人”吃亏那可不干。当大家都不认大家的“理”,即公理,从各人到各行各业都变得越来越不讲理时,先吃亏的总是“小人”。“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先说银行。中国银行的账单上赫然写着:“本期余额为负,表明账户有结余,否则为欠款。”这叫什么“理”?国内银行的“精神实质”都是“爱存不存”。只要银行的“霸王条款”一出炉,人们急火攻心时便大骂银行是“流氓”,当气在头上消得差不多时,仔细一想“流氓”一词“定性”有误,准确的术语应该是“无赖”。五年前XX信用卡“国税”“系统升级”,结果让我个人信息“失联”,银行卡实然“失灵”了。卡明明在我手上,它却让我“挂失”,然后足足花上2个月去重办,一天都不能少。连办理行的柜台经理都看不过去,亲自出面帮我长途说情,都不行。可这是我的工资卡啊!我当时正“因病致贫”,仍要看病吃饭,人家是一分钱都不给我赊的!只好“不耻下问”先跟学生借了600元,最后是您看不下去,又给我加急汇来2000元,才解燃眉之急。明明是它100&错了,却让我全额埋单;明明是它最不讲“职业道德”,却跟我讲最豪华的“操作规程”。我当时因心跳不时停搏,还不敢生气,直把我整得没了脾气。“看你还敢生气吗?”

电信如此。中国电信宽带资费终于下调了,人们发现账单上扣款依然如故,致电问理,对方回曰:“客户没要求下调资费。”中国XX连招呼都不打一声,竟然像“鬼子进村”“悄悄的干活”,在我的手机上一下子开通了两个只有到柜台才能办理的功能,并自动扣款,等我发现后去投诉,人家查来查去,最后告之是“有关人员‘操作错误’”,随即就把扣下的几块钱用私人手机退还,但既不道歉也不加赔,却还问你:“这样办理,你满意了吗?”这不是“入室盗窃”吗?家人的“XXX”已经关闭了漫游,还被人盗打,投诉了半年多才退完扣款,处理完一个月,又一项每月扣10元的“功能”再被人开通,投诉了一年多至今没下文,而且连关都关不掉。这不是“拦路抢劫”吗?防贼防匪防中国XX

据说那是一种“病毒”广告,删除等于开通,不开通要点击回复“不开通”,而家人恰恰从不看手机广告,一有就删,一删就中招。世人做生意,讲究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知情同意”,一个愿买,一个愿卖,买卖公平,是顾客的主动购买;第二层是“知情不拒”,你只要不拒绝,人家就可以当做你“愿卖”,这已经预设有某种“被动”的成分,但前提仍然是知情;如果没有这种“知情”,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的“不拒绝”,甚至知情了也不让你的“拒绝”,都是“被迫”交易,强买强卖,这是第三个层次。如果黑社会、黑帮地痞、流氓阿飞这么做,这叫“欺行霸市”;如果现代企业那么做,这叫“流氓营销”。手机广告屡禁不止,据说现在可以“一键禁入”了,可人们不禁要问:我什么时候同意过它进来的?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超市如此。我家旁边的“XXXX”超市,经常下班前3小时就把从明天开始维持一周的促销牌价换上了,可顾客购物仍按当天的牌价算。问题是当天的牌价在哪呢?要么在该牌价的背后,要么在电脑里,反正明眼人是看不见的。有本事你不买。我和家人常在离家最近的两家“XX”超市购物,几乎每年都挨过超市末班车不开的尴尬,年年投诉年年如此。今年我学乘了,心想你末班车不开,那倒数第二班总归开了吧?结果最后是人家司机给了我好大的面子,才把我给送回来了。如果你跟它论理,说:“你既然不开末班车,那不印在时刻表上不就完了吗?”可这是你的理,不是它的理。秀才遇到兵。有老外问:“那你为什么不去投诉他?” 我说:“如果连这样的事都要投诉,那我什么事都不要干了。”

到处如此。某地招商引入“排污”企业,却让当地居民缴纳“治污费”。十年前坐飞机,有一次买保险时见“太平洋”那人多,图方便拣了个“中国XX”,不料从2010年起,足足挨了它三年死缠烂打的“招商电话骚扰。很久很久以前坐火车,那时列车员还送水,可人一挤就“送不过来”了,而那卖货的手推车,无论人多挤从来都“畅通无阻”。坐硬卧,到站前一小时列车员就过来爬上爬下“搞卫生”拆换床单卧具,这不是在撵人吗?跟在餐厅饭没吃完服务员就扫地有区别吗?是又怎么样,有本事你不坐。留医住院,每一张化验单都花患者的钱,且绝不会少收一分,可出院时化验单却是院方的,不是你的。你想要化验单,还得自己到院设复印室去花高价“另买”。因家人动肛肠小手术,某驻沪外交官不也“入乡随俗”,学会了“送红包”,就跟她在美国就餐“付小费似的。

人人如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人们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公民讲“理”,市民讲“情”,小民讲“俗”,平民讲“忍”,饥民、困民、莽民、刁民或讲“闹”。半个多世纪前的“粮闹”,跟如今的“房闹”“医闹”,可能一脉相承。“医闹”与“轼医”,不过是一前一后的“时间差”。从“前因”的宏观微观来看,德有大德小德,过有大过小过;从“后果”的大小轻重来看,闹有小闹大闹,事有小事大事。有人说:“如果你欠银行200万不还,银行肯定会找你的麻烦;如果你欠银行200亿不还,你肯定会找银行的麻烦。”银行如此,社会不也如此吗?于是,“以情当理”便到了极致。“小人”吃小亏,“大人”吃大亏。

情态(四):情态逻辑(--三联律”

情态社会的典型言行太多,在此仅列三甲。其一是“很流行”的一种说法:“说你是就是,不是也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种“非我非理”的思维逻辑,在情态社会很典型。其二是“很叫座”的一种做法:“就这么定了!”——不管有没有道理,先起来再说,俗称“拍脑袋”决策。那条“报废”了的著名水坝,那场“血殇”了的“单采浆”,不就是这么“先干出名堂来再说”的吗?无论是计划经济狂热中“高峡出平湖”的一曲高歌,还是市场经济温床中“商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唯利是图,终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其三分两段说,上半段是“说变就变”。只要你一次赶不上趟,就可能一生都赶不上趟,所以活在情态社会,“凡事都要赶个早”“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路人皆知。刘敏谷教授说:“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实在快。”下半段是“出尔反尔”。我父亲在1958年“反右”时,因曾当众念过《人民日报》中一段话,差点被划成“右派”,最后挨连降两级工资,“平反”后却一分钱工资都没补。顺便插一句,“平反”只是“改过”,相当于“认错”但又绝对不等于“认错”,更不等于“道歉”。平反并非“错”的现象,而是“对”的表现,这就是平反的辩证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刚推出时,当年苏联“老大哥”就一直质疑中国“老弟”的这一招,可又大惑不解,后来“反右”一来,方才恍然大悟;“哦,那是为了‘引蛇出洞’啊!”“高!实在是高!”其实,医学确有类似技能,当某一病原体的包膜或外壳太厚,常规消杀难以奏效时,干脆就先温润滋养该病原体,使之胚芽萌动“破壳而出”时再将其杀灭。但以我个人之见,从毛泽东诗性文化的豪情壮志来看,“双百方针”的本意还是面向开明盛世的,只不过当这种“鸣放”一下子超出容忍范畴,“反右”便成不二选择。由“双百”到“反右”,不过一念之差。

我父亲1949年在“华北大学”毕业,即将随军南下时,朱老总在毕业典礼上是这么对大家大声说的:“今天我们用汽车送你们下去,明天我们用飞机接你们回来!”众人听罢豪情万丈壮志凌云,可从此便无下文。因“出乎意外”而“改口”,从“反右”到“文革”尚且如此,而“紧急状态”下的“说话不算话”就不用说了,从前几年湖北某地方官到早些年北京某高官,处理“群体事件”时当众高调“赦免”,而风波过后却严加“追究”,屡屡见诸媒体。有一种文化叫“表态文化”,有一种后果叫“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什么我们老爱发生“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因为,这原本就是情态社会的特色景

当诸多“典型言行”合而为一,就会产生“联锁反应”。在中原艾滋村的采供血感染者中,流传着这么一首顺口溜:“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流氓;你跟他讲流氓,他跟你讲法律。”这首“法--氓三联律”,其实是采供血感染者投诉无门,由“血的经验”到“血的教训”的一部简史:到法院起诉(讲法律),人家不受理,不立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予受理”(讲政治);你说“人命关天,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最大的政治”(讲政治),人家充耳不闻按兵不动,“不受理就是不受理,你管得着吗?”;人家就这么十年不理你,看你怎么办?(讲流氓)可你这病根本拖不起十年,总有一天一怒之下,你“砸了医院的电话机”(新蔡县),或到市府门前上访,“被大门夹伤”(汝州市)(讲“流氓”),人家当即就把你抓起来,立马判刑(讲“法律”)。即使你没“砸电话”,只因当地法院不受理,自费跑到千里外的卫生部门口上访(讲政治),人家照样把你抓起来(如李喜阁,一位当年产后输血的感染者),或监控着(如小静,一位19岁的上访者,当年的母婴传播受害者)。天理何在?

“法--氓”关系所构筑的“三角恋”,其实不正是“法--情”这“三大关系”在“情≥理≥法”上的具体体现吗?令人惊叹的是,如此具有学理的“金字塔”结构,并是哪一位学者“杜撰”出来的,而是由当年的卖血者和受血者用“血书”写出来的。无独有偶。老百姓还看出了另一种“四联动”:报纸能够“放心登”的问题,法院就会“放心办”(受理);连报纸都“不敢碰”的问题,法院就更“不敢动”(不立案)了。这其实不过是上述“三大关系”“化简”与“通分”。王法何在?上法院需要门道和门路,上医院不也如此吗?红包另计。如此“情理交融”

情态(五):情治文化(“评优争先”

最典型的情治莫过于“评选”。先说“评”,即评比,而弃“选”。“五讲四美”与生俱来,“好人好事”大行其是,“先进模范”到处都去,不胜枚举。这是一种“看上去可以,但总觉得哪儿不对劲”的状况。“表扬好的”还会有错吗?“当每个人都说你对时,你一定错了。”只做“永远没错”的事,那是俗事。只说“永远没错”的话,那是套话。评比本没错,有功亦有过。过犹不及。

评比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根据马太效应,好的原本就好,还会变得更好,用不着给“好人”“十全大补”,而差的原本就差,还会变得更差,这才是“家长”的操心处。表扬好的可让其变得更好,却不自动让差的变好,更不能防止其变得更不好,就像“表扬与自我表扬”并不自动带来“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可以带来“批评与不许批评”似的。评比是“歌功颂德”“高歌猛进”之“高雅艺术”与“行为艺术”,却不能当饭吃、接地气、下凡人,普度众生。评比是“选美比赛”“时装表演”“徒手攀高”“高空跳伞”“特技飞行”,很性感很时尚很惊险很刺激很精彩;是“景观灯光”“烟火晚会”“国庆阅兵”“央视春晚”,美不胜收、妙不可言、团结紧张严肃认真、“白富美”“高大尚”,却无关民生痛痒。评比“看上去很美”如真空般的纯洁,其辉煌上天入地下五洋。评比“就高不就低”,“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弘扬上限而不坚守下限,只捧“对”而不记“过”,如空中楼阁高高在上曲高和寡,却无关生活基本面,“失守”基本权利与基本福利,把“人民币”当“奥运金币”。

评比弘扬正能量,却不自动减少负能量。对冲不等于减少,至多影响“余额”。当评比所带来的正能量远小于所附着的负能量时,社会风气开始“入不敷出”。评比是表面“镀金”,通过隔绝空气来减缓氧化与腐蚀,但既不能改变材质,也不能就此阻断锈蚀与风化。当“抗氧化”的功能不足以防护外界侵袭时,社会生态转入退变进程。评比是“膏方节”,每年都有“灵丹妙药”参展,却从未通过“药物三期实验”。评比是“美人计”,可望而不可及,可遇而不可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还不如“抓中间带两头”来得实惠,而“中坚”正是中产阶级。评比是“空城计”,偶尔玩玩连司马懿都可吓住,老这么肯定不灵。评比是“懒人计”。一个人如果只偷一、两回懒,外人未必觉察;一种“懒政”如果持续了几代人,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呢?评比是庸政,无法疏导而只会累积负能量,安于平庸则收于乱象。评比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伪“和谐”。

评比是把社会当成用净水喂养的小白鼠,三代以后或“自觉搞好计划生育”。评比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习”。“学雷锋”没错,可每年“3.15”你见到的还是“雷锋”吗?你久不久就会见到的那个戴着红袖标捡拾弃物“净化环境”的老太太,不过是把红袖标上面的字由原先的“纠察队”改写成“志愿者”而已?每年在 “3.8”节评来评去,结果妇联成了“良家妇女”联盟;每年在“5.1” 节评来评去,结果工会成了“年货协会”与“旅游协会”。一个社会不能只用心在促进自己变得“更高更好”上动手脚做文章,生怕少了一回秀自己就吃亏无人喝彩不够热闹,而无意在防止自己变得“更坏更差”上动脑筋下功夫,就像一座城市的下水道你修得再好也永远默默无闻冷冷清清无人问津,还不如表面功夫来得光鲜“立杆见影”。“任尔曹身与名倶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于是,我们看到了在如此豪华都市的某些过道里,竟然可以一下子淹死那么多人,踩死那么多人。“上医治未病”,庸医治表症。不要把“社会绩效”当社会效益。否则,评出来的“优”越来越多,存下来的“德”却越来越少。“好人好事”越评越多,社会风气越来越。“道德模范”越评越多,道德水平越来越低。试问,我们这个“评比大国”的全民整体素质,是不是比那些从不知评比为何物的国家更好了呢,哪怕只好一点点?

评来评去,最高尚的东西全有了,最基本的东西却没了。功德美不胜收,举止惨不忍睹。我们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粗糙,而功利却变得越来越精致。人们会一眼认出“超级英模”,却不懂得最基本的礼貌;大学生一再被自己同学舍己救人的英雄事迹所打动,却会用“硫酸泼狗熊”,只因嫌狗熊长得“丑陋”,或把父母沿街乞讨来的“助学金”拿去“施舍”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狗,只为简历多一个“闪光点”。评比是“专业操演”,不是“职业操守”。会计做假账,医生收红包。医道守不住天职,传媒守不住真相,教育守不住良知,司法守不住公正,天理守不住底线。中国教育培养出的“革命接班人”越来越多,可中国社会所拥有的合格公民却越来越少。哈尔滨一家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上扔下艾滋病人就跑,而他当年读大学时的《医学伦理学》,一定考了99分!

评比不难,难的是制度建设。评比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不当作为之一,应由“第三方”独立承担。评比是乱花纳锐人钱的不良表现之一,应予社会“自组织”。评比只讲“先进事迹”,以偏概全。人们只知道雷锋不食人间烟火,艰苦朴素,“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却不知他有欧米迦表。焦裕禄之问(高耀洁教授说过,河南文史馆有人专门研究)。评比是以事取人,以评当理,而不是以理服人。将人之好当己之好,不过是“政绩专营”。你自己好不算数,别人讲你好才是真的好。评比是就事论德,以评当德,而不是以德服众。将己之德当众之德,乃以德压众。只有将人之过当己之过,则你之德方众之德,众人折服。评比没错,错的是“以评代理”“以评代德”甚至“以评代法”,用评比替代制度建设;错的是安于“真由美”现状而错失制度建设“破土动工”之良机。“表演性质的美好,终将遭遇真相乍现的一刻。”《冬吴相对论》已经说过好几回了。

评比是“人格化商品袋”,是一种秀,而秀是人类女性与雄性动物之间绝无仅有的共同天性。所以,评比是“开屏型男人”的《美图秀秀》,是一种人类社会“雌性化”或动物社会“雄性化”的着实表现,所以在生物性别意义上,是一种人性与动物性的 “自相矛盾”。在社会心理学看来,吹捧越捧越俗,禁书越禁越火,商品越限越俏。如今的房产“限购”,跟四十年前的肥皂、猪肉、大米“限购”,情理相通。什么东西只要定性为“邪恶”,它就火起来,而什么潮流只要一让它庸俗化,就能轻易判处其“死刑”。过度的秀就是庸俗化。梁冬先生一直以为,“你所秀的,正是你真正匮乏的。”“只有‘超人’才把内衣穿在外面。”吴国凡先生断言:“当人们没什么可秀时,就秀自己的烦恼。”因此,好的评比并不产生好的制度,而只有好的制度才产生好的“理”,好的“理”才产生好的“法”,这才是“王法”。

情态(六):情态情结(“识错缺陷症候群”

对同一问题,评比只评其一,不评其二;宣传只传其一,不传其二;教育只教其一,不教其二;历史只写其一,不写其二。有句名人名言从小就贴在教室墙上,前半句“成功是99%的汗水加上1%的天才”或“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可后半句“但是,通常1%的天才(灵感)比99%的汗水更为重要”却从未补齐过。今年是自己下乡插队四十周年,将赋一首《插队歌》为当年插友故地重游壮行,可我却是在插队卅年后,方才得知自己当年下乡的真相既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不是“巩固工农联盟”,而是“就业问题”或“农村待业”罢了。插队是“人多力量大”时代人口暴涨的“正能量”,性革命则是随后计划生育“膏方”的“副作用”。由于长年“分槽喂养”“膳食失衡”,这个社会不可避免地患上像各种“营养缺乏症”的“情理缺失综合征”。从人的角度看,当今社会的人本位立场存在着巨大的视觉盲区。汶川大地震后,最先下半旗的是谁?从性的角度看,有“说起来很保守,做起来很开放”的“言行不一症候群”。中国性革命的“领导者”是谁?从理性的角度来,原本“理性缺位的启蒙”所导致的“理性缺乏症”正撕裂着这个社会。“我是流氓,我怕谁?”

在“既听则明,兼听则暗”中,“其一”是“明”,“其二”是“暗”;如果有“既听则对,兼听则错”的话,那么,“其一”是“对”,“其二”是“错”。由于过滤机制偏颇所致的信息源“失衡”或“畸形”,长此以往受众认知也“失衡”或“畸形”。于是,人们讲理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只其好,不其过;只知对,不知错。由于人们长期听惯了“只说对,不说错”的声音,于是在一个简单线性平衡态的社会中,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只知对,不知错”的社会现象:有形无形中,人们都尽知何为“对”,却未觉何为“错”。世界真奇妙。别人是“知错就改”,咱们是“改了”也不“知错”。因为“不识错”,所以“不知错”。既然“不知错”,何以“认”其“错”?悄悄改过,不认错。“改过改过,下次再做”——谁说“改了就好”?

“不识错”是情态社会最典型的思维逻辑,是情态社会最独特的心思奇葩,而这可能正是情态社会“两个都对”的典型表情中,潜意识里的思维缺陷之所在。如果说“不讲理”是情态社会的生物天性,源于“先天”的丛林法则,那么,“不识错”则是情态社会的思想根基,习于“后天”的“见识缺陷”。二者相向而行,未必“合二而一”,“捆绑销售”,因为不讲理既可以是“明知故犯”,也可以是“主观无意识”,仅因“不识错”而已

廿年前,四部委全程封杀陈秉中先生的男同科研报告,后来人家不封杀了,显然是“改了”,却从未认错。这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不识错”了。否则,明知有错,却不认错,岂不“错上加错”?廿年后,如今地方政治中频出的“随知随改”“立行立改”话语,不正好从反面在论证原先存在着的“不识错”状态吗?与同事一道开课,新学期前他把旧课表发给我,我即做调整,回他,事情简单,一回搞定。不料,当他把最后定稿的课表拿来时,我发现还是“老样子”,就说:“你不要改我的东西啊。”他不假思索应道:“我没收到!”碰巧在教学秘书那见过他发过去的新课表,我跑去拿来以证清白,不料他蹦出一句:“版本太多。”无语。他会说“没收到”(他已收到),会说“版本多”(我只给他一个版本),却不会说声“对不起”!他根本没意识到这有什么“错”,看来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未把“差错识别”足以内化成应有的“条件反射”。

如果说同样是“改”,“随知随改”中的“知”就是“知错就改”中的“知”,那么这一有勇气“知错”的巨大政治理性,则需要社会认知中的“识错”能力来支撑。基辛格博士说:“有问题就有机会。”如果连问题都没本事或勇气鉴别,机会何在?因此,“识错教育”才是当今的通识教育中最需要重点加强的部分,其重要性远甚于“评比教育”,正如“饥饿教育”的重要性胜于“饱腹教育”。“正确教育”无法取代“错悟教育”。人们从一个做错的实验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比“正确实验”的要多,前提是“不耻下问”“慧眼相识”。否则,即使发现青霉素的历史机遇就在眼前,你照样“视而不见”。用“正确”来“感召”人当然没错,用“错误”来“感悟”人不可或缺。西式教育的独立性,是从小让孩童“暴露”在差错环境中,慢慢习得主动识错的“内因”机制,所以人家的公民教育比我们要功;中式教育的依从性,却在“放在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舆论导向”中,主要靠外力教化却未成功内化的过程,“批量出产”出“外因”式“接班人”。只有“正确感召”而不经“错误感悟”的千锤百炼,很难经受风吹雨打。谁不是在差错中长大成人的?社会也不例外。“正确感召”与“错悟教育”是社会成长教育中的“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

情态(八):情态惯性(破旧刷新)

情态社会的万千变幻,“万变不离其宗”。与其说是实践性的,不如说是理论性的;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哲学性的;两两归因,都是历史性的,都可从历史回溯端倪。新华书店中高挂的“十大元帅像”,人们怎么数都数不齐十个人。我们太看中革命、运动之“摧枯拉朽”“疾风骤雨”,太忽略文化、秩序之“潜移默化”“和风细雨”。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里,人们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打破旧世界”。我们太器重“打破”。打破社会,打破文化,打破传统;打破自然,打破生态,打破环境。当革命走近了其自身的极限,趋于“不稳”“动荡”时,人们方才发现“维稳”与“和谐”竟变得如此的重要。可是,信手拈来足以“维稳”的东西,其实早就被自己一个个“革了命”,统统给“枪毙”掉了。

“刷而不立”是情态社会的根本特色。“打破旧世界”很容易,“建立新世界”谈何容易。我们只关注“破不破”,“立不立”就无所谓了——先“破”了再说。我们老是忙于“枪毙”他者的文化与秩序,却没空好好思付、培育出自己的文化与秩序,就好像“教育革命”年代的好些老师,起早贪黑整天忙于做“调研”,这个没完又赶下个,却没空好好分析资料,思考理论,潜心出点科研成果。破而不立,只能不停地“刷新”,结果是“刷而不立”。革除一种文化或秩序的性命,只需一瞬间,“弹指一挥间”,而建立一种文化或秩序的命脉,则要三代人。旧的东西铲除了,新的东西出不来,那留下的文化空白怎么办?一定是别的什么东西趁虚而入了。“法轮功”不就来了吗?“伊斯兰国”也来了。

需要问的是,他者的“命”真的被革掉了吗?我们几十年前就把“封资修”给“摧枯拉朽”了,如今封建主义“残渣余孽”的“反攻倒算”不正“来得更猛烈些吧”?当年我们信誓旦旦“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如今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野草”都要进口,还成了咱们牲口过冬的“有机粮草”;当年我们的“反修防修”可是动了真格的,一口气连出“九评”,可“苏修”,这个修正主义的“总头目”,什么时候又跟咱“重修于好”了?

需要追问的是:第一,真正被我们“革了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万炮齐轰“封资修”时,其“正规军”首当其冲,正宗正教(包括有正气、正能量)的东西都给炸了个粉身碎骨,而恰恰其“散兵游勇”、歪门邪道(其实有许多邪气、负能量)的偏门东西却“劫后余生”,趁机“篡党夺权”取而代之,喧宾夺主。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要不,怎么又出那么多的“邪教”呢?“正教”怎么就没个说法呢?

第二,我们只在“革”别人的“文化命”,自己的“文化命”却“毫发无损”吗?革命是社会暴力,“摧枯拉朽”不识好歹,就像HIV病毒无论好人坏人一概传染,像抗病毒、抗肿瘤药连正常机体也一概伤害那样。在文化上,我们自己今天需要的,却是昨天所铲除的我们今天所缺乏的,正是昨天所毁掉的。我们的党报宣传,以前把文化当成“封建迷信”一起“扫除”,如今却又把封建迷信当成“文化”一起“回”。难怪国内的封建迷信近年如此猖獗。为此,我曾特地请教潘教授:“为什么那么大一个党,也执政了那么多年,却连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封建,什么是宗教,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迷信,都分不清楚呢?”潘教授略加思付,当即回答:“党内没有大学者。”让我豁然开朗:党内是出过两位大学者,可早就不在了。此前,您就说过:“不要把无知当纯洁,不要把落后当美德。”我想接着说:不要把狂热当激情,不要把迷信当信仰,也不必把信念当信仰。如果还允许我讲,我想说:不要太把政治当回事。

情态(九):情态政治(越俎代庖

当政治=“苏联”时,我们学着“老大哥”的样子,建专业性院校,搞“院校拆分”(曰“院校合并”,实“院校整顿”);当政治=“民族”时,我们建立了《民族学》,以区别于人家的《人类学》;当政治瞧不起“社会”时,我们取消了《社会学》;当政治=“人多力量大”时,我们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当政治又看上“社会”了,我们又重建《社会学》;当政治又看上“计生”=“国策”时,搞得“人流”录像带“流失海外”丢人现眼。有一次UNCEF开项目会,东北一省妇保院长告之,该省一村姑因一再“婚前怀孕”,被当地计生部门将子宫“摘除”,回屋跟学医出身的东南沿海某省计生科长谈及此事,不料人家竟活生生一语回应:“我们也要活!”那年头,我们每年都定期给北大人口所拨点款,“聊表寸心”,却不愿去跟马老先生“道个歉”,而任何有关“晚婚晚育”“副作用”的科研立题一概亮红灯。事到如今,却又冒出了家里“老大”不让生“老二”的天下头等怪事。当政治=“经济”时,我们将《经济学》分成《理论经济学》和《实践经济学》两大一级学科,鸡犬升天;当政治=“美国”时,我们跟上“老美”的新潮,建综合性大学,搞“院校合并”,曰“强强联合”;当政治=“学术”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巨型塑像矗立在各大学的正门,而“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校训也可以相随左右,如果这“不矛盾”的话;当政治=“一切”时,“政治是统率,是灵魂”。还有谁比我们更“讲政治”吗?

“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提出来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是毛泽东说的。当政治=“党内政治全民化”“领袖情绪运动化”时,从“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后的“高、饶反党联盟”(高岗,饶漱石)“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双百方针”“反右”“马钢宪法”(苏联)“鞍钢宪法”(毛泽东)“九评”(毛泽东)“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分田到户”(刘少奇),到“庐山会议”(彭德怀)“海瑞罢官”(彭德怀)“三线建设”(彭德怀)“四清运动”(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桃园经验”(王光美)“北大社教”(教育革命)、《二十三条》(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刘少奇);

从文革初的“四大发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灵魂深处闹革命”“老三篇天天读”唱“语录歌”(于会泳)跳“表忠舞”“早请示晚汇报”学“毛选”捧“红宝书”“红旗飘飘”“祖国山河一片红”,到“二月兵变”(贺龙,彭真)“三家村反党集团”(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杨阴谋反党集团事件”(真,罗瑞卿,定一,杨尚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红卫兵大串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达巅峰时的“打倒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剥削有功论”(刘少奇)“黑《修养》”(刘少奇)“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率,伟大舵手)“万万岁”“万寿无疆”“大海航行靠舵手”(林副统帅)“最最最”(林彪)及“八个样板戏”(江青)“向江青同志学习!”(周恩来),和“文斗武斗”“抄家游街戴高帽”“革命委员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革命生产双丰收”“割资本主义尾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还有“评《水浒》批宋江,反‘投降派’架空晁盖”(周恩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周恩来)“四五运动”(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邓小平)……

以上是毛泽东时代“党内政治”的一些外在表现,均围绕着政治=“革命”而展开;以下是“后毛泽东时代”的情况,多围绕着政治=“经济”来“运营”……“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粉碎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从“两个凡是”(华国锋)“真理讨论”“思想解放”“改革开放”(邓小平)“包产到户”(“鹏程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到“中苏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六四学潮”(赵紫阳)“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全盘西化”(赵紫阳)“南巡讲话”(邓小平),从“白猫黑猫论”“发展是硬道理”到“GDP主义”经济“大跃进”,到“三个代表”“科学发展”“保先教育”“八荣八耻”……足以让政治公信力与社会动员力,走完了一个由低到高,达到巅峰状态,再从高往低的“过山车”运动。我们还有多少心力可以凝聚、气力可以动员,多少马力拉车过坎、机油润滑轴承、动能克服内耗?

当政治=“权力”时,政治是狮子,文化是绵羊,教育是羔羊,宗教是替罪羊。狮子虽然威武,却只会狩猎,至多摆在银行门口吓吓贼。牧羊是牧羊犬的“看家本领”。如果你却把人家给“废”了,非派狮子“取而代之”,那非出乱子不可。狮子绵羊的“沟通”要多难有多难,豺狼钻狮子的空子要多容易有多容易,弄到最后羊不是被狮子吓死,就是被豺狼咬死。显然,这是制度性的“分工越位”之过,而狮子在其受过。另一方面,即便“牧羊狮”经过了精心的“素食驯化”,它仍可能在闻到血腥时天性发作,把羊给吃了。显然这是狮子之过,是狮子对制度的“劫持”,并非制度本身的安排,却出面代狮子挨骂“蒙冤”。就这样,制度既“误导”狮子,又“宠坏”狮子;既被狮子“劫持”,还代狮子“受过”。家长对孩子过分娇生惯养,将亲生骨肉送进监狱,是害了孩子;制度对官员的过分娇宠,最终将其送上断头台,是害了干部。光有“八荣八耻”显然是不够的,还要有“八项规定”;光有“八项规定”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财产公示”。

换言之,制度害了狮子,狮子也害了制度,尽管双方并无陷害对方的“主观动机”。一方面,制度本身“不杀人,不放火”。正如周立波宁可相信官员是“老爷”而不是“公仆”,更不是“人民的勤务员”,因为没有哪个“老爷”不为自己儿孙好,能不能做好那是另一事。另一方面,制度却在诱发“失火,失窃”。制度主观上不“贪腐”,却在客观上诱发“贪腐”,既害得人家去“贪腐”,又挨帮“贪腐者”“背黑祸”,“害人害己”。不知为何“老爷”上山还要背着这样的“船”。制度本身不放火,却可能包庇纵火犯,并妨碍救火。正如我从不相信有人故意制造了中原血祸,但相信有人隐瞒真相,不让“救火”。“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稳健的制度能把“非意愿妊娠”降到最低。

当政治=知识”时,1950年代后半期“知识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为“臭老九”埋下伏笔,1960年代上半期“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便成了文革前奏。当政治=“文化”时,文革来了。我们“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觉得自己就像一只高尔基笔下勇敢的海燕。有一次背书包上学,途中听到街坊议论“现在的学生哪像学生啊,整天都不读书”,很不以为然,心想小老百姓懂什么,毛主席那么伟大,一定在指引着我们走上光辉大道。“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上初中时,教我们英语的刘老师为了让同学理解英语的“人称”是什么意思,打比方说:“‘我’是第一人称,‘你’是第二人称,‘毛主席’是第三人称。”不料有同学以“刘老师污蔑伟大领袖”为由,将其告到了学校革委会:“毛主席那么伟大,怎么可能是‘第三人称’呢?”而刘老师偏偏又是“托派”,连夫妻俩吵架都用英语,害得那时的“革命群众”根本听不懂,这次又差点引火烧身。我们“走出去,请进来”,“工宣队”进入中小学,“军宣队”进入大学。我们有“工人大学”“张铁生来信”“工农兵大学生”,“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文革结束后,我们又恢复高考,恢复学制,而高考“多年媳妇熬成婆”竟成指挥棒,不仅平时将学校,“战时”还把全社会都绑在其“战车”上。我们的幼儿教育恨不能到今早一觉醒来,方才明白应以游戏为主,而不宜主攻“学前教育”。我们有教育“大跃进”,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大学城”扩容,“国际一流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为了创建“研究型大学”,课题富于功名, SCI论文有重赏,拖垮教学后,“本科生教学评估”搞得“全民做假”。我们又重赏“教学名师”,重新规定教授授课课时和晋升者的教学学时及教学论文。以前SCIGDP,教学是“鸡肋”,现在教学是“鸡肋型”GDP“三年”河东“三年”河西,风水轮留转。只要数量上去了,就有“绩效”;而课时总量是相对恒定的,即教授的课时与晋升者的课时只可能一增一减,那么,在“晋升”的指挥棒下,只能增晋升者的课时而减教授的课时。“教书育人”就是这么整出来的。

我自己是“全职教授”,同时又是自己所开课中的“全职课程助教”。百年老校连最基本的助教(TA)制度都没设立,可这有什么关系吗?大家从来不都这么整的嘛。但这跟文革时的教授“草”“保洁”可不一样,今天的教授无论是自己当助教,还是自费请人当助教,跟强人讲理,无论是“遵纪守法”还是“道德模范”,的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个人觉悟高”的表现,不能因此赦免制度建设的“缺位”“偷懒”及“不作为”。我们的考评像“计工分”,我们的教师在“挣工分”。我们的文件像“生产队长”在“排工”。我们的晋升像“叠罗汉”,观赏性佳,宣传性好,行政上行得通,学理上却根本讲不通。我们的教授像商人,我们的商人像教授。我们的“大学”像个“大官场”“大卖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有“副部级”的校长,“正处级”的教授,“教授级”的处长,还有各种不同行政待遇与学术特权的“博导”“硕导”“咨询专家”“学术委员”。我们到底靠什么做学问?是靠智力,还是靠权力?回答又是“两个都靠!”

当今学术依然是老皇上眼中的“奇淫怪术”。学术科层化,掣肘学理独立,泯灭学术天性;奉旨真理限行,扼杀科学灵魂。学术科层化的光辉顶层,是“无限风光”的院士,仿佛出自庐山“仙人洞”或山东“蓬莱阁”。“非典”时期,那位发现了“非典元凶”是“支原体”的院士,在“抢占”科学险峰时的急功近利与不讲学理,在“抨击”钟南山院士的“科学牛气”与“横行霸道”,让人终于开始领教了“养在深闺无人知”的“大家闺秀”之“学术亮相”,竟然有不止一位“以牛当理”不讲学问之理。十五年前,当自己在“融合基金”(MED-X)上做“中国艾滋社会支持体系”的立题报告时,一位据说是院士的评委当众宣称:“就是不能让艾滋病人进游泳池!”这些年,有的“官商”竟然“评选”为院士,其学术内涵与学理造诣,可能连中国任何一所高校里的任何一位讲师都不如,实在让人汗颜。前两年,舆论有问:“为什么院士不设退休制度?”官员答曰:“院士只是荣誉称号。”众人哗然,难怪有那么多人在“为荣誉而战!”

我到过缅甸佤邦,见其军政府下设有“政工部门”“卫生部门”等,而“教育部门”则是“政工部门”下属的一个科室,豁然开朗。熊丙奇教授指出,在教育话语中频频出现的“教育战线”“教师队伍”“人才梯队”“领军人物”等教育词汇,都源于作战概念。潘教授干脆说:“中国大学就是一个大军营。”人们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此言差矣。只有文化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宗教是人类灵魂的守护神,而教师不过是人类灵魂的呵护人。只有当教育=文化时,教师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我们的学校只传递“知识”,高分低能教而不育,而知识是“化肥”,文化是“农家肥”,原本就是两种不同质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划等号。问题是,当政治=“教育”时,教师在一定意义上倒成了狮子的化身。旁观当今中国教育的种种怪像,方“识庐山真面目”。信不信由你。

当政治=“宗教”时,我们先把矛头指向传教士,那是“文化移入”,好办;然后,再修建一个个“爱国爱教”的宗教单位,“政治渗透”效果不错。于是,我们有了“副处级”的和尚。传教士赶走了,华“法师”架空了,可不知从何时起,中原大地又“冒出”了那么多的“土传教士”,边疆地区还怎么有那么多的“宗教问题”?前两年坐地铁,曾听到两位机关白领或研究生模样的年轻人,“颇为在行”地“冷静分析”:“XX的人多是‘自杀’性的,XX的人多是‘自焚’性的。”让胆战心惊。一亲华老造访国家宗教局,首长感言:“我们终于认识到了宗教活动的群众性”。老外惊愕:“这原本就是社会学常识啊,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劲才‘认识到’呢?”

当政治=“民族”时,我们不仅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还有“民族政策”“民族餐厅”“民族自治”,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民族调查“,终于弄清楚了自己到底有多少个“兄弟民族”,尽管后人看来当时的调查有点“重”或“漏”,但无伤大雅。之所以下了那么大的功夫,潜意识里可能在反衬“前任”之“无能”。但我们的事情常常是易发难收,欲罢不能。其实,现代国家都倾向于不强化“民族”意识,而是强化“国民”意识;不强调人种区分,而强调社会融合。当我们在强调“接班人”意识时,当人家在强调“公民”意识。似乎我们把方向给弄反了,至少忽略了另一个方向所具有的合理性,而那不正是跟“大一统”相向而行吗,干嘛又多此一举白绕一圈呢?

情态政治的本能是“政治越位”,后果是“过犹不及”。我们处理教育、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等问题时,其出发点都不是教育本位、文化本位、民族本位、宗教本位、社会本位的,而是政治本位的。不把人当人,不把人性当人性,不把社会当社会。所以,“革命接班者”倒是培养出来了,是不是“人”就不一定了;一讲人性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就挨批判,没人性倒就“对头”了;我们干脆把居委会当“社区”了。我们似乎分不清政治的利害关系,以为逮着的是一个“一本万利”的好家伙。暴利如吸毒,当官会上瘾。要不然,霍华德怎么就老不“让贤”呢?马克思早就论证出了高利润所致的“疯狂”,王石先生才刚论证出高利润所致的“平庸”。他告诉我们:“高利润这东西必然带来平庸”。这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共同规律。

然而,当政治“越位”与“串位”时,所带来“失序”与“乱套”几乎是“无穷大”。当各行各业都投政治之所好,献媚于“政治化”这个“头等大事”时,同时被“化”掉的,还有各自的社会天职与本分,最终丧失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即存在价值、合理性之“理”。秦绍德先生说,“高等教育毕竟不是义务教育,它不应承担太多社会保障功能越俎代庖,很委婉。我想说,中国教育啥都不缺,缺的是灵魂。我们只需要回归教育本位。其实,我们也让公安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从“政绩工程”一直到“房地产商”,哪一个少得了警方“保驾护航”的身影?如果我们只与一个大道理相悖,其负能量或可暂时勾兑。当我们与诸多大道理长期相悖,那再强壮的体格也扛不住元气、正能量与精气神的长年耗散。

政治是阳光,文化是月光,教育是星光,宗教是霞光。政治是河水,文化是井水,教育是泉水,宗教是露水。让教育的归教育,让文化的归文化,让宗教的归宗教;让工会的归工会,让妇联的归妇联,让民间的归民间;让社会的归社会,让政治的归政治,让狮子回到笼子里,让各行各行的“牧羊犬”各司其职各守天分,中国社会才会实现“远离平衡态的平衡态”,一种更稳健的新平衡态,而不是老在古板(情滞)状态与突变(情急)状态之间来回兜圈子的典型情态。

情态(十):情态亚文化(文化阿斗)

是,又走回“破而不立”的老路上,该不该破的都破了,该不该来的都来了。来者不善,不请自来。善者不来,再怎么“刷新”也刷不出来。我们这个社会,没有国王,没有宗教,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宽恕,没有饶恕,没有恕罪。为什么“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们用什么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勾兑负能量?靠什么来重新打理精神、直挂云帆?我们还有什么纽带,再将全民拧成一股强?

靠运动?文革登峰造极,空前绝后。

靠政治?中国政治只在“打土豪分田地”或“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那一瞬间,真正起到过精神纽带作用,但稍纵即逝。。

靠口号?我们还有啥口号没喊过?那么多口号不还都落在墙上吗?

靠标语?上回人口普查,沪上小区门口都挂着这样的横幅:“人口普查进万家,全面清点你我他”。

靠招牌?原先有一家餐馆,店牌曾经就是“你我他骨头X火锅”。

靠发财?如今的工薪族、打工仔用一辈子的血泪钱能买得起一居室吗?

靠娱乐?靠闹剧?周立波不已经率先反“三俗”了吗?有关部门不已经带头禁“抗日神剧”了吗?

靠革命?还好使吗?该使的不都使过了吗?

革完命了,还靠什么?

还得靠文化。只有靠文化了。可文化是什么?

文化是被我们曾经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能翻身”的“走资派”。文化是被我们曾经“批倒批臭”,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臭老九”。文化是“封资修”“孔老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四书五经”“六不像”。文化是小脚女人。文化是软柿子。文化是扶不起的阿斗。在文革中,文化是那句在死者遗体旁继续痛批其自杀行径时所高呼的“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口号,是早已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拉出去枪毙了的那颗敬畏之心。在“批林批孔批周公”中,文化是政治的陪斗、殉葬与牺牲品;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是经济的嫁衣裳、花姑娘。文化是我们耍弄于掌股之间的那个玩艺。

“孔家店”是谁砸烂的?“孔子学院”是谁修建的?“孔老二”是谁贬黜的?“孔圣人”是谁膜拜的?文化是皇上手上的“六宫粉黛”,是不男不女的李莲英,是够一定级别才有资格看的“禁书”与“黄片”。文化是那具据说会“复活”的僵尸,是那杆相传是黄世仁的“吃人称”,“大磅进小磅出”。文化是文革时打倒的“刘邓陶”,人们只能在事后才能跟陶斯亮久久落泪,观潮三起三落。文化是内战中战败的“国民党”,当年恨不能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如今却怕它死得太快。文化是现代汉语辞典中那条名叫“物极必反”的“古汉语”。当年被痛打的一只只“落水狗”,如今却变成了一根根“救命稻草”。历史有必要这么跟我们么开玩笑吗?

一位墨国驻华文化参赞,年愈八旬的中华文化承袭者,操着一口纯正的汉语,以老者特有的平缓气息,说出了我平生不敢相信、死也不认的话:“台湾在保护中国文化,我(她指着自己)在保护中国文化,你们(她指着在场的三位大陆人,潘教授是其中之一)在破坏中国文化!”一字一句,字正腔圆。“文化人类学”是“软柿子”,“政治经济学”是“硬功夫”。什么样的文化最具有“反脆弱性”?多样性的文化。生物需要多样性,社会需要多样性。世界需要多样性,中国也需要多样性。建国初的解放军,什么样的将领没有?什么样的仗不会指挥?毛泽东时代末,我们还剩下什么样的将领?他们还会打什么的仗?要不是希特勒入侵,朱可夫元帅早就被斯大林给清洗掉了。苏军其实很危险。我们的文化很脆弱,连春晚都只能有一种。

情态亚文化是物极必反的结果。文化不是革命的的“特异功能”,不是“超常发展”的GDP奇观,不是“社会成功学”中的“鸡血疗法”。文化不是点着了会加重雾霾、引起肺癌的那支香烟,而是人们抽烟时的喷云吐雾、怡然自得。文化不是鲁迅“痛打落水狗”时“呐喊”出的喧嚣激昂,而是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与《我的信仰》中不言自在的怡和大度。文化是“人在做,天在看”的“守望相助”,是即使从今天开始立志修行,也要花三代人的时间才可能修回的民族精气神,是儿时奶奶在耳边不时的低声轻吟,伴你入眠、成长,与你形影相随、休戚与共,滋润你无声无息,温和你不知不觉,让你自觉自在、浑然一体、蔚然一心,那一首首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社会摇篮曲”。因此,“后情态文化”的主要特征只能是“反刍”。

情态(十一):情急状态(“三围现象”

情急生变。情态社会在“平安无事”时有“三不特征”,在“情急状态”下还有“三围现象”,即“围城现象、围墙现象围棋现象”情是“围”的温床,“情急状态”是情态社会中人情、事情、国情、灾情、疫情处于超常阶段时的“紧急状态”,“因情施围”是情社会在情急状态下的“条件反射”,是一种本能性“规定动作”,而“大跃进”则是其典型表现。“情”“理”本如银行存款,长期入不敷出甚至只出不进的赤字状态,必将导致社会的“理”异化“理商”耗散。学理分析显示,由“围城现象”可出互围律(围亦互围)、恋围律(围者成瘾)及连环律(连锁反应),由“围墙现象”可出缺口律(缺口警示,缺口平衡)、堵门律(矛盾激化)、透风律(墙亦透风)及翻墙律(翻墙软件),由“围棋现象”可出平衡律(系统效应)、自然律(顺其自然)及宽容律(宽容解围),三足鼎立构建“围弈论”,对情急状态下的所有“过度干预”相应奉陪“围者被围”“成效逆反”和“系统优先,平衡为上,顺势而为”三点忠告。篇幅有限,恕未展开。

当宪法挡不住法律时,有人“违宪”了;当法律挡不住情理时,有人“枉法”了;当情理挡不住情态时,有人“无理”了;当情态如旧中天、独步天下时,社会“维稳”了。即使身在“蜗居”,也要“安得广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方为上。低位法摆平上位法,低位情理颠覆上位情理,这是情态社会的“自然现象”。适者生存,情进理退。既然生在情态社会,只有“随机应变”方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情是情态社会的“不倒翁”,具变幻无常之象,有“犯上做乱”之功,乱纲乱常乱套。情本是水面上的浮萍,乃随波逐流之物,却有“红掌划清波”之美,而成“实事求是”之标竿,齐家治国之奏本,法力无边。情是情态社会万事万物都要启禀的“万岁爷”。伴君伴虎,情急生变,你说烦吧?

机会主义时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时政思维的不稳定,而时政思维的不稳定,却源于奠基理论的不笃定。如果说战略是对拐点的预见,显然那“拐点”老跟我们“捉迷藏”。一革命就“家暴”,一“和谐”就“贪宠”。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分就化,一拢就撑。一哄就上,一极就反。我们有本事能把所有的好事都给弄砸了,直搞到面目全非、望而生畏为止。浅尝辄止,无可深究。美国仅洛山矶一弹丸之地,十年前就有防艾NGO(非政府组织)五百多个,而如今若大一个中国,即便到了今日,这种NGO也没到五百个。社团注册,环顾左右而言他。为什么人家就不怕那么多密密麻麻的“非政府组织”去“颠覆”政府,而我们却偏偏老是担心自己的“非政府组织”会随时“颠覆”自己?如果这不是理论的不笃定,那只能是理论的不自信了。

由于缺乏气定神闲的理论功力与定海神针的理论指引,或许,我们从未真的敬重过理论的纵深感和博大度,对理论心怀敬畏,我们对“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批判远大于对“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批判,可是,我们仅知“本本”教条之过,未识唯心教条之错。我们对唯心说教的嗜好远大于对唯物存在的倚重。于是,在“创造性发展”这一大旗的掩护下,美其名曰而无所顾忌的唯心言行大行其是,导致在国事思维中的忽左忽右、说变就变、见风使舵、急功近利、运动式执政、大跃进“奇迹”,及“独裁-经济”铁律之寻租贪腐,一再发生与重演,那种情急之下不计后果的狂热追逐,最终导致了社会公信力和自然自净力双双宣告“失守”。你说,这到底是辩证、雄辩还是狡辩?这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还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这是尊重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还是好大喜功、头脑发硬的“行为”上左倾冒进、“组织”上右倾守旧?这是“存在决定认识”之唯物求是,还是“说教决定意识”之唯心所欲?

禁娼(五):结语

从唯物论的“存在决定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灵魂实质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邓小平的“实践求真”(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白猫黑猫论”),一脉相承,可为什么对娼妓、对艾滋的如此“存在”“情况”“实事”“实践”就这么难求出应有之“识”之“是”之“真”来呢?何谓“实事求是”——何人在求是?想求是时皆为是,不想求时是即非?他者求皆非,唯我求独是,而我想不想求,到什么时候才想求,具体要求的又是啥,“it is not your business”——“不关你事”?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就那么容易地被封建主义屡屡“劫持”、唯物史观就那么轻易地被唯心主义时时“摆平”呢?这种说法,现在改了吗?这种做法,现在变了吗?这的确不是我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我想,这本九十页的书,已足以引出我九百页的反思。或许,这正是本书对“物以类聚”者的另一种存在价值吧。

这是一本真正的书,有思想,有真知,却没书号,没出版社。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想当初《诗经》《离骚》也没书号啊,解放前的《共产党宣言》不也是“盗版书”吗?想当初《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还不是“手抄本”嘛,还不如您这本“印刷体”呢!当人们不能改变历史时,不妨记下历史。本书记下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瞬间,而正是这种以小见大、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个瞬间,点点滴滴汇集在一起,在解构着、建构着、还原着当今中国的一个个本来面目。这是一本出版社不敢出的书,刚一面世即遭收缴,可是,光收书顶什么用,何不连娼妓也一同“收了去

由衷感谢您在大作的封面上为我亲笔签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关照。我有时想,如果哪一天自己实在过不下去时,说不定就可以拿着您的签名,或者我一直索要来的高耀洁的签名,去换口饭吃。所以,感谢大家的“多多关照”。

“合理化”,不仅是国内娼妓对策的当务之急,更是中国走上法治社会的必经之路。如果说建设“法治中国”是一种“情--法”的“三级跳”,那么,我们是从“情”里起跳,在“理”处掂一掂脚,最终才能跃到“法”的境地。假如“理”的这一脚没掂好,最大的可能性是将自己绊倒。从什么地方摔倒,从什么地方爬起来。人们有理由相信,当今中国社会在自己成长历程中所学到的东西,一定比别人更多。

感谢您之字、您之文、您之书、您之心、您之声!

*《性健康社会科学》第八讲女性性服务者之课外泛读

高燕宁(2014-12-22初稿,2015-1-28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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