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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业研究
气宇轩昂论禁娼——《中国妓女问题研究》面世17周年观后
作者:高燕宁  时间:2014年12月31日
来源:作者投稿
 

煮酒论英雄,回首话沧桑:齐鲁大丈夫,扬眉反禁娼!

 

伴着冬日和煦的阳光,我捧起这本您刚寄来的书,倚窗细读。远方楼宇的剪影,有如水墨般迷离,是难得的一种都市柔美。原以为,这钢筋水泥般的上海再也长不出诗了,不曾料到“雾霾幻像”竟然“以柔化刚”,而富于诗情画意,虽然这要用自己的身体抵抗力来埋单。

 

未读大作前就晓得,自己对妓女问题的整体觉悟,仍不及您廿年前的水平;才读1-2页,就明白是什么力量让您回家翻箱倒柜,把愰如隔代的这本书重新找出来:那是您的学术心血啊!如果说,妓女研究是您在现代医学模式下的“学术初恋”,那么,男同研究则是您的“学术婚姻”了,虽然“学术妻子”并非您的“初恋情人”;如果说女同研究是您对“学术初恋”的一度回眸,那么,同妻研究则是您与自己“学术初恋”的“破镜重圆”。可是,当一位医家把当代中国如此众多的大问题集于一身,如娼妓、妓女、男客、男同、女同、同妻、性艾以至污血案等,且有如此之先、之高、之独到的建树,则令人叹为观止。

 

洋洋万言恢宏博大,您在引经据典与旁征博引中论证反禁娼,学贯古今中外,完成了由一位“临床大夫”向当代“士大夫”的学问转型:您紧扣马列主义、封建主义和女权主义三条主线于解剖,横贯伊斯兰原教旨(中东)、基督教原教旨(美国)与理学原教旨(程朱)三教旨于鉴比,纵观上下五千年直至民国、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于贯通,穿越东西方从南亚的印度、东南亚的泰国、北欧诸国至古希腊,阔论古往今来娼妓荣辱与性艾兴衰之变迁,直陈十年严打禁娼成败之利害,理直气壮,痛快而不淋漓,客气却未给面子。结果,既然您没给人留点面子,人家当然也不给您面子;既然人家对您“不客气”了,您当然也就“不必客气”。于是,大作既出,驷马难追,惊天动地,盖棺论定!没什么好争的,“就这么定了”!禁娼研讨“到此结束”!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皆可见证——该说的您都说了,听不听在它!

 

如果说国内是马海德、李洪迥最先呼吁“开放红灯区”,那么,最先完整地从学术论证出娼妓“合法化”之中国学者,非您莫属,因为在您所引用的材料中,未见任何一篇“英雄所见略同”的反禁娼论证,而在您当时所得到的支持如此馈乏的条件下,哪怕您只要援引上区区一篇支持性文献,对您来说都是求之不得、不容错失的可贵“救援”,倒是在附录中,见到了荣维毅的马列专论和邱仁宗的哲学回函,当属最早对您这一论证的给力声援与得力支持。

 

您对马恩原著之深究、对封建传统之批判,早已耳濡目染故未出所料,但您对女权主义之即时引证多少让我有点出乎预料;您对性自由与性产业兴衰的关系、对婚姻自由与婚外恋的关系之论述,让我很是惊讶,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性社会学的关注范畴,没想到早在您的洞悉之列;而最让我“大惊失色”的,却是您书中竟然出现了“妓女分层”和“男客分类”!把您的“妓女四分层”与潘教授的“小姐七分层”做对比,不难看出,将“四分层”向两端各延伸一步,再把第三层从中间“一分为二”,就可以“变形”为金刚不败之身的“七分层”,而业界公认,男客研究是红灯区研究中最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可您却早已如“探囊取物”一般在“百万军中”将这一“上将首级”收入囊中!不再意外,我如今读到的不少娼妓材料,或多或少都能从您的书中找回“共识”、“延伸”、“修缮”或“添砖加瓦”,如女性主义在娼妓问题上现以 “妇权派”、“妓权派”和“中间派”分而论之,但黄盈盈在论述“中间派”时却说“以张北川、潘绥铭为代表”——天啊,我从未知道您竟是女性主义的“光辉代表”!只知道潘绥铭肯定不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因为一个老在国内的批判女性主义者“拎不清”的人,犯不着把自己也“囊括其中”。 

 

话说回来,“中间派”之所以分别“以张北川、潘绥铭为代表”是有道理的,因其还可再分成两个派系,一是您所代表的是娼妓“合法化”(非罪化)这一派,二是潘教授所代表的娼妓“合理化”这一派,如再加上何春蕤所代表的“妓权派”,那么,这“三个代表”恰好构成了未来中国娼妓演化的发展路径与走向。

 

以我对人类社会的感知,如果从“情--法”这条主轴来看待社会进化,则在社会制度之外,社会还可进一步演化呈三种质态:情态社会、理性社会与法质社会。情态社会是“情≥理≥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情态重于泰山,只有在情态相同时,才会权衡道理,而只有在道理相同时,才会考虑法律。所以,在这种社会犯不着讲理,也不会道歉,如此奢望纯属“要求过高”;理性社会指“理≥法”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以理服人,讲究论理,评理有地方,失理会致歉,但当理与法发生冲突时,则未必讲究现代意义上的法;法质社会则“法≥理≥情”,即人们首先讲究的是法,在法相同的情况下才讲理,在理相同的情况下才讲情。

 

这三种社会质态与当今社会制度不完全等价。笼统地说,发达国家有更强的法质社会倾向,而不发达国家有更多的情态社会成分。实际上,社会性与人性相通,故强人与强权相似,都倾向于不讲理,懒得讲,或没必要讲,讲究的不过是自己的“心态”,而弱者的“心情”则更指望多讲讲理,以此求索多一点点公平公正。就当今中国而言,对内是一个强权社会,故未必讲理,只讲一元化和大一统,而对外则相对弱势,故老跟老美讲多元化如何重要之道理;美国则相反,对内是个弱势政府,所以很讲究多元,讲人权、讲法治、尽可能多地讲道理,而对外则是强势国家,讲霸权做“老大”讲“一元化领导”做世界警察,常常仗势欺人,蛮不讲理。

 

因为当今中国对内是典型的情态社会,故应该首先向理性社会看齐。在这个意义上,潘教授的娼妓“合理化”或更贴近大陆现实,而您的娼妓“合法化”与何春蕤的“妓权派”或更代表大陆的未来。据说立法的法理有三个发展阶段,初始阶段是维护秩序,初级阶段是惩治犯罪,高级阶段是保护人权。从时下比比皆是的“道德立法”来看,我们尚处于“初始阶段”,法律用来维护“公序良俗”、解决道德问题,尚未进入我们所熟知或”自以为是”的“初级阶段“。这种“以法代德”的社会代价是黑道猖獗,哪怕连薄熙来也在“以黑打黑”也就见怪不怪了。从“护序”到“惩罪”再到“护权”的进化,正是“合法化”与“妓权派”所先后呈现的未来中国娼妓走向。

 

言归正传。您在书中特地以“妓女”之称破题,显然比“卖淫妇女”和“暗娼”的说法有巨大的人文先进性与学术理性。如今看来,还可能意外带来另一种国语化的优势。随着性产业发展的不断深化,我们现在遇到的各类性工作者远比廿年前要丰富得多,如何称谓区分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汉语问题或汉化问题。譬如,当我们面对女性性工作者(“小姐”)、男性性工作者(“男公关”)、男男性工作者(“MB”)、女女性工作者(“MG”)时,民间分别早用“鸡”“鸭”“鹅”“雁”来指称,学术上用“XX性工作者”或“XX性服务者”这样的术语也很准确,但当我们探索另一种汉语表达的可能性时,以“妓女”这个传统国语为基础来造词就显出其汉化的优越性,您看对以上四种性工作者,我们能不能分别用以下四个汉语词汇——“妓女”(做妓的女人)、“妓男”(做妓的男人)、“男妓”(男男之妓,特指服务男客之妓男)、“女妓”(女女之妓,特指服务女客之妓女 )来指称呢?我在这两个学期的教学中已经试着这么用了,但更深层次的思定,需要您来把握。

 

说回“妓女”。有人说“中国没妓女”,只有“卖淫妇女”或“暗娼”,那也行——既然那里没有“妓院”,何来“妓女”,从何之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对。可是,说“中国没妓女”的人,却说“美国有妓女”,而不说美国有“卖淫妇女”或“暗娼”,这就不对了,因为美国大多数州也没“妓院”。显然,这叫“自相矛盾”!可人家说,美国少数州有“妓院”,我指的是那里的“美国”啊!这又不对了,这是“以偏概全”。无独有偶,说“中国无失业”,只有“待业”的人,一定得说“美国无待业”,只有“失业”了。可那些一直讲“河南没艾滋”的人呢,怎么说?

 

再说禁娼。纵观人类娼妓史,大英帝国的禁娼大业以惨败而告终,希特勒将妓女与犹太人一同送进死亡集中营的做法,当是人类历史上最厉害的“严打”与“禁娼”了,空前绝后,却随着法西斯德国的灭亡而同归于尽。不说两类原教旨国家的禁娼,基督教原教旨(美国)与穆斯林原教旨(中东),那不可比,且说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禁娼吧,有得一比。同为社会主义,列宁时代对妓女的宽容与斯大林时代对妓女的残酷可谓“冰火两重天”。无独有偶。毛泽东时代把妓女当“阶级姐妹”、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做法(哪怕“屡教不改”者收容教育也不过半年),乃一举成功、举世公认的伟大壮举,而邓小平时代把妓女当“阶级敌人”、类比“敌我矛盾”处理的做法(“屡教不改”者收容教育多达2-3年,难怪有两会代表直言“卖淫不算犯罪,可处罚比罪犯还重”),却屡败屡战,越禁越猖,愈演愈烈,无疑是路人皆知的“重大折败”。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都是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对妓女之宽待,而后期的“强人”对妓女之严惩,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共同规律”?没说过也就算了,而马克思恰恰就特地申明过共产党人的“道德操守”:“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共产主义者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如今,既不是“提要求”提提而已,也不是“说教”说说而已,而是一种比犯罪还重的严惩,是要送进比罪犯坐监时间还长得多的“收教”“劳教”啊!所以,谁的做法更符合马列,可否睁眼看一看?谁的做法更“实事求是”,可否闭目想一想?何谓“实事求是”——为什么有人在求是,有人在求非?为什么想求是时皆为是,不想求时是即非?为什么他者求皆非,唯我求独是,而我想不想求,到什么时候才想求,而具体要求的是啥,“It is not your business”(“勿谈国事”)。

 

既然生在情态社会,就不必那么“较汁”,何必硬要刨根问底: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的娼妓政策,谁以为是?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娼妓政策,何以为对?要么,人家这么回答你:“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要么,人家干脆那么说:“两个都对”!妙哉,这正是情态时代的典型反馈!你说,这到底是辩证、雄辩还是狡辩?这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还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这是“存在决定认识”之唯物求是,还是“说教决定认识”之唯心所欲,并在市场经济的温床中滑向唯利是图而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既然活在情态社会,“凡事都要赶个早”“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路人皆知。机会主义时态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时政思维的不稳定,而时政思维的不稳定,却源于奠基理论的不笃定。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只宜浅析,无可深究。由于缺乏气定神闲的理论功力与定海神针般的理论指引,或者,我们从未真正重视过理论的纵深感和博大度,也未从根本上真心地对理论心怀敬畏,我们对“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的批判远大于对“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批判,我们对唯心主义说教的嗜好偏偏又远大于对唯物主义存在的敬重,于是,在“创造性发展”这一大旗的掩护下,美其名曰而无所顾忌的唯心言行到处盛行,大行其是,导致在国事思维中的忽左忽右、说变就变、见风使舵、急功近利、运动式执政、大跃进“奇迹”,及“独裁经济”铁律之寻租贪腐,一再发生与重演,那种情急之下不计后果的狂热追逐,最终导致了社会公信力和自然自净力相继宣告“失守”,然而,这似乎并不妨碍“表扬与自我表扬”“表演与自我表演”之自娱自乐仍在继续进行中。

 

从唯物论的“存在决定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灵魂实质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和邓小平的“实践求真”(源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白猫黑猫论”),一脉相承,可为什么对娼妓、对艾滋的如此“存在”“情况”“实事”“实践”却求不出应有之“识”之“是”之“真”来呢?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那么容易就被封建主义屡屡“劫持”、唯物史观那么随意就被唯心主义轻轻“摆平”呢?这不是我应该回答的问题,但我想,这本只有九十多页的书,已足以引出我超过九百多页的反思。或许,这正是本书对“物以类聚”者的另一种存在价值吧。

 

这是一本真正的书,有思想,有真知,却没书号,没出版社。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想当初《诗经》《离骚》也没书号啊,解放前的《共产党宣言》不也是“盗版书”吗?想当初《少女之心》《第二次握手》还不是“手抄本”吗,还不如您这本“印刷体”呢?当人们不能改变历史时,不妨记下历史。本书记下了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瞬间,而正是这种以小见大、让人难以忘怀的一个个瞬间,点点滴滴汇集在一起,在解构着、建构着、还原着当代中国的一个个本来面目。这是一本出版社不敢出的书,刚一面世即遭收撽,但想来我们这个民族还不至于因此而更加“健忘”吧?

 

由衷感谢您在大作的封面上为我亲笔签名,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关照。我有时想,如果哪一天自己实在过不下去时,说不定就可以拿着您的签名,或者我一直索要来的高耀洁的签名,去换口饭吃。所以,我一直在索取着、感恩着名士大家的“多多关照”。

 

感谢您之字、您之文、您之书、您之心、您之声!

 

高燕宁(201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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