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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法批判
2010年“大扫黄”效果的评估
作者:潘绥铭、黄盈盈  时间: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权利与多元:第三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1]

 目 录

 

第一部分.项目背景

1.       背景与目的

2.       方法与策略

1)       定性调查

2)       对以往研究资料的分析

3)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定量调查

 

第二部分. “大扫黄”对于小姐数量的影响

第一节“色胆大于贼胆”:“大扫黄”扫不掉客人的需求

1.       严打期间:若干类型的嫖客坚持找小姐

1)       基本需求类的客人不会减少

2)       熟客不怕“大扫黄”

3)       老外嫖客、五星级夜总会不怕“大扫黄”

2.       最近十年的调查统计:“扫黄”无效

1)       嫖客人数“稳中有升”

2)       社会的中上层男人更多地嫖娼

3)       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并不认同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

 

第二节 “大扫黄”基本没有减少小姐的数量

1、总体情况:扫黄力度不一,有些地方不受影响

2、“小姐不会因为扫黄就不干了”

1)       小姐并没有走:前门不开后门开

2)       为了吃饭,“刮风下雨也要去跳舞”

3)       攒的钱足以度过扫黄期

4)       小姐没有改行,而是打擦边球

5)       小姐不是关门回家,是下乡了

6)       胆大的“在警车的灯光下做生意”

7)       妈咪也很难改行

8)       扫黄期间,还有新的小姐入行

 

第三部分 “大扫黄”对于小姐流动、营业形式的影响以及给艾滋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第一节 “大扫黄”促进了性产业的结构调整

1.       更多地运用电话、网络联系生意

2.       性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

3.       熟客生意、包养关系暂时有所上升

4.       兼职小姐有所上升

5.       价格总体持续下降,但是局部场所严打期间价格有所上涨

6.       做生意的地点多样化

7.       不同层次的小姐开始交叉、小姐的流动加剧,性网络在扩大

8.       严打期间,包夜情况减少

9.       查禁“冰台”更为严厉,吸毒小姐短时间不敢出来

第二节 性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艾滋病性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1.       性产业的进一步隐蔽化不利于健康促进的开展

2.       流动的加强使得原本建立的健康服务关系被破坏

3.       不同层次的小姐人群的交叉、性网络的扩大为性病传播埋下隐患

4.       严打期间,“安全套”被再次作为辅助的证据

5.       为了有生意,增加了一些风险行为

6.       熟客生意、情人、二奶与小姐界限的模糊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第四部分 “警察”暴力以及给艾滋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1.        “不罚款”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2.       促进“警察关系户”借机敲诈

3.       协警人数超范围增加

4.       警察的暴力、违规执法

5.       黑势力出现了重返的苗头

6.       小姐被敲诈、遭遇暴力的情况增加

 

第五部分. 对扫黄政策的总体评价

 

 

附录:8-9月实地调研场所、人群分布


第一部分 项目背景

                                                                                           

一、  背景与目的

 

卖淫嫖娼在中国是非法的,公安部门每年都会有扫黄行动。但是,今年自北京“411专项扫黄行动”以来,随着著名的“天上人间”的被查扫,全国各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扫黄运动,并且比以往的持续时间都要长。

扫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30年,今年的扫黄运动更是声势浩大,动用了大量的警力,也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因此本报告专门称之为“大扫黄”。

但是,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却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为此,本项目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来评估运动式扫黄的效果。

本研究关心的问题是:

“大扫黄”是否减少了嫖娼卖淫?“大扫黄”是否使得、使得多少小姐真的停止营业了?

“大扫黄”对于性产业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是否使得小姐改变了营业方式,增加了不使用安全套的风险的性行为?

“大扫黄”是否加速了小姐在地理范围上的流动,从而增加了传播性病与艾滋病的风险?

 

另外,“大扫黄”无疑加大了公共卫生部门在性工作领域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难度,使得以往取得的预防干预效果大打折扣,从而不利于性病与艾滋病的防控。但是,本研究不从预防艾滋病工作人员的角度分析扫黄的影响(疾病控制中心有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可以证明扫黄期间工作难度的加大),而是侧重从性产业本身的变化看扫黄的效果,从小姐自己(包括志愿者)与妈咪(老板、组织者)这两个层次出发,了解最近的扫黄运动对于本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的影响。

 

二、  研究方法与策略

 

本研究以定性调查为主,结合对以往研究资料的文献分析,以及对普通人群的定量调查。

 

表1:方法与主要内容列表

 

方法

对象

了解的主要内容

访谈人数、有效样本量

定性调查

小姐、妈咪/老板

扫黄效果、针对扫黄的策略

170

定量调查

普通人群

男性中找过小姐的比例(嫖客);

普通人群对于卖淫嫖娼的看法

3820 (2000)

5704 (2006)

6418 (2010)

以往的定性调查资料

小姐、妈咪、警察

辅助材料;了解扫黄效果

> 1000

 

 

 

.定性调查

课题组在20108月-9月其间,以社区考察(结合实地观察、访谈、聊天、旁听、体验的综合方法)的定性研究方法在8个地方的10多个红灯区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一共访谈了170位相关人员。其中性工作者107人,小组志愿者24位,妈咪和老板26人,艾滋病防治一线外展工作人员13人。

研究地点涉及5个不同区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地区级城市、县级城市及县镇。红灯区涵盖了高中低不同层次和类型的40个具体场所,涉及:站街、摸摸舞、小发廊、小足浴,中等卡拉ok厅、按摩店和洗浴中心,高档的歌舞厅和夜总会等等。

课题组还参与组织了为期三天的性工作研讨会,与来自9个小组的22位经验丰富的志愿者及其他一些知情人就相关的主题进行了讨论。

因此,本次研究一共直接涉及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200多位性产业关键知情人。

本次研究的实地调研主要借助了课题组在以往的研究和工作中与知情人(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小姐和妈咪)建立的各种关系。因此,能够比较快速地进入红灯区,并且取得小姐和妈咪的信任,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丰富的信息。

本研究所访谈的性工作小组志愿者和外展工作人员对当地的红灯区都非常熟悉,除了帮助课题组进入红灯区之外,还直接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在此一并感谢。

课题组在十余年性产业研究中积累的经验也为研究质量提供了保障。

 

2、对以往红灯区研究资料的分析

课题组成员自1996年以来就从事性产业的定性研究。到2008年为止,完成了7个研究项目,一共对全国各地15个红灯区进行过深入研究,访谈过1000多位小姐,200多位嫖客、100多个警察及若干老板、妈咪。

课题组积累的这些红灯区调查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辅助信息,尤其有助于我们从纵向维度了解十余年来性产业的变迁,以及长期来看扫黄政策的效果。

 

3、“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定量调查

课题组自2000年以来,运用电脑对“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进行持续性地定量研究,到目前为止针对18-61岁成年人完成了三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2000,2006,2010)。调查涉及男性找小姐和买性的问题,也包含普通人群对于卖淫嫖娼的态度。这些数据也将作为相关资料在本报告中加以分析。

2000年大抽样是按照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总计抽到60个县级单位(PSU)为60个城市社区和10个村,有效样本3820人,有效应答率为76.3%。

2006年是按照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抽取120个县级单位(PSU),总计152个城市社区与47个村,有效样本5407人,有效应答率为79.6%。

2010年抽取100个县级单位(PSU),总计132个城市社区与41个村;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92%的调查任务,为126个城市社区与39个村,最新有效样本为6418人,有效应答率应该在70%以上。[2]

 

 

 


第二部分 “大扫黄”对于小姐数量的影响

 

今年的严打,对于性产业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至少,在这段期间,我们在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小姐确实少了,有些店面确实关门了。有些场子“被罚得都要亏本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些小姐就彻底转行不干了,甚至不代表“门”确实关了。

扫黄确实使得一部分“胆小”的小姐暂时不敢抛头露面,小部分人乘机回家休假,或者在家里打麻将等电话,或者临时找个超市或者正规按摩的工作,有机会了兼职做小姐。但是,即便怕扫黄暂时不做了的小姐,几乎所有的妈咪和小姐都坚信:没钱了她们肯定还会出来。

大部分的小姐即便在严打期间还是坚守岗位,只是需要更多的策略,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部分小姐为了多赚点钱,早上去站街,下午去发廊。而对于大部分家庭负担比较大的中年小姐来说,即便是“刮风下雨”,也要出去(做生意)。因为,“人是要吃饭的”。

如绝大大部分老板和小姐告诉我们的,小姐不会因为扫黄而不干,要出行那也是因为要嫁人了,或者有个别攒了钱回家开店。

总体而言,在扫黄期间,短时间内,有一小部分小姐会因为被抓或者害怕被抓暂时不出来工作。但是这种“歇业”是临时性的。从长时间看,扫黄并没有减少小姐的数量。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论证:

第一,从嫖客的角度看,嫖客的需求没有减少;

第二,从小姐的角度看,小姐会想出各种策略来应对扫黄。

 

第一节 “色胆大于贼胆”:“大扫黄”扫不掉客人的需求

 

只要有客源,有市场,小姐就不会减少。

不管是从我们在红灯区观察到的结果来看,还是基于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二十多年的扫黄并没有减少嫖客的数量,即便是在这么严厉的大扫黄期间,坚持找小姐的也大有人在。

因为,性的需求不会因为扫黄而泯灭,如一个老头(嫖客)所言,“色胆大于贼胆”。

 

一、  严打期间:若干类型的嫖客坚持找小姐

 

根据我们的观察以及对小姐、妈咪的访谈,在最近几个月的严打期间,有一些类型的客人有所顾忌,至少暂时不愿意冒很大的风险出去找小姐。比如:部分大中城市在当地找小姐的居民、家在大城市平时到附近中小城市找小姐的男性,部分有正式工作的香港客人。这些人一般是担心被抓之后被拘留、被通知单位或者家人。

如一个中小城市的小姐所说:“扫黄,xx(省会城市)客人少了;警察发单子到家里去,老婆闹离婚;原来经常5-6个人一起下来,现在一个都不敢来了。”

但是,大部分的嫖客即便在严打期间,仍然会出来找。

 

1、基本需求类客人不会减少

比如,在某个城市,外来人口多,单身的多,民工挺多,他们有性需求,“有个捡垃圾的,凑够100多可块钱就去找(站街小姐)。”

再如一个小发廊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在严打期间,由于小姐不敢接陌生客人的生意,使得有些客人比较难找到小姐,几乎是恳求小姐帮他做,客人自己说:‘我是不是犯贱,查得这么严,到了门口就要进来’。

“现在暂时关门,永远关门?那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有几个回头客。你关门,男的还会寻摸出来,对老婆审美疲劳。有一次,一个客人来按摩,要其他服务,我说没有,也不给打飞机;说给我100块,帮他整出来;说已经找了好几家都没有(性服务)’,要‘把火放出来’,非要我帮他不可。”(小发廊)

扫黄也没有影响早上出来找站街女的那些退休老头。我们就亲眼观察到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客人在早上出来找小姐,他们关心的是价格,而不担心警察。

还有没有配偶的一些残疾人。只是,扫黄期间,小姐们不太愿意做这些人的生意,因为怕时间太长增加被抓的风险。

当兵的也是某个地区发廊小姐的客源之一。

这部分客人是构成性产业的一个部分。几乎所有的小姐和老板,以及我们所闲聊到的出租车司机等等,都认为性产业的存在,解决了这些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没有小姐,“强奸、性压抑的肯定会增加”。

 

2、熟客不怕扫黄

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告诉我们,熟客不受严打的限制。而且,熟客是严打期间支持性产业的主力军。熟客与小姐、熟客与妈咪/老板都可以直接用电话联系,不需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去发廊找小姐。即便现在去宾馆不是那么方便(一般的宾馆确实查得很严),他们可以去小姐的住所,甚至去客人的住所。

“小姐多少都有几个熟客”;

“来我们这歌舞厅的,有三四成是熟客”。

“这段期间不敢随便跟陌生人搭腔,所以主要做熟客的生意,比较安全。”

“这一带很多香港人包小姐,周末就过来;或者直接打电话,所以不怕抓。”

“隔壁的今天做了10来个生意,6个是熟客的”(路边店)。

还有不少小姐表示,如果再坚持这么扫黄,就先找个男的被包养一段时间,等过了风头再出来。

因此,熟客、包养小姐这个类型的客人是不会因为扫黄而减少。相反,他们是小姐的后盾,而且如果扫黄时间持续,为了避免风险,小姐去找熟客、包养的客人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3、老外嫖客、五星级夜总会不怕扫黄

除了个别地方之外,大部分的地方最高档的那些夜总会和五星级宾馆并没有受扫黄的影响。只是,在最严的时候会接到通知,关几天门。

“我在xx宾馆(5星级酒店)的夜总会,星级酒店查得不严,感觉没有多大影响。小姐也没有见减少,客人也差不多,有会议啊或者大型活动啊人就多。熟客比较多,好多国际机构、公司常年驻在xx的老外,来了几次就认识了,有时候就叫你上去喝喝酒,比较大方。”

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大型夜总会,我们在傍晚过去的时候,看见小姐都有生意(坐台)。严打期间并没有影响生意,只是现在轻易不出台,主要是坐台。如果只坐台,那就查不了。

 

 

二 最近十年的调查统计:“扫黄”无效

 

1、嫖客人数“稳中有升”

2000年、2006年和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过三次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嫖客的人数呈现为“稳中有升”,证明了“扫黄”的无效。

具体情况如下:

 

1)一生中曾经找过小姐的男人的比例(累计发生率)

在全国2064岁的全体男人中,在2000年的时候,有6.3%的人在一生中曾经与小姐发生过性行为。

2006年,在全国1860岁的全体男人中,在一生中曾经与小姐发生过性行为的,轻微地上升为6.6%。

到了20109月,根据92%完成程度来推算,在全国1860岁的全体男人中,这一比例较大幅度地上升为9%左右。

 

2)调查时上一年的嫖客比例(上年发生率)

2000年的时候,在全国2064岁的全体男人中,有5.4%的人上一年中与小姐发生过性行为。

2006年,在全国1860岁的全体男人中,上一年中与小姐发生过性行为的,为4.4%。但是这主要是由于2006年调查的年龄段下限降低了2岁所造成的。

到了20109月,根据92%完成程度来推算,在全国1860岁的全体男人中,这一比例较大幅度地上升为8%左右。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三点认识:

第一,虽然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都有“扫黄”的专项斗争,但是在十年之内一直没有减少嫖客的人数,从2006年以后,更是连嫖客增长的势头都无法抑制,呼应了民间的直观说法:“越扫越黄”。

第二,嫖客是卖淫嫖娼的买方,是市场上的需求方。在“需求决定供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嫖客的人数没有下降反而上升,那么无论多么严厉与持久的“扫黄”,都不可能减少小姐的人数。

第三,每年的“扫黄”都花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但是在20002006年却是做着“无用功”,从2006年起甚至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也是应该停止这种无效劳动的理由之一。

 

2、社会的中上层男人更多地嫖娼

在我们2000年、2006年与2010年的全国成年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中,每一次都可以通过统计学的相关分析发现:嫖娼比例最高的、次数最多的男人,恰恰是那些居住在城市的、中年的、高收入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例如各种企业家、管理人员)的人们。

尤其重要的是,从2000年到2006年再到2010年,男性党员的嫖娼比例不但一直在上升, 而且从2006年开始就超过了非党员。这表明,虽然对于男性党员来说,嫖娼不仅可能会受到治安处罚,而且党纪规定还要开除党籍,承受名誉上的巨大损失;但是这并没有抑制住党员嫖娼不断增加的势头。

党员尚且如此,群众又会如何?

所以说,“扫黄运动”的打击目标并不仅仅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姐们,而且也是那些被视为“社会中流砥柱”的男人们。决策者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如果“扫黄运动”真的比较见成效了,那么被抓起来的男性将多数是这样的“精英”。这对于和谐社会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巨大影响呢?

当然,由于这些“精英男性”拥有一般男人所不可能获得的权力、财富、声望与社会关系网,因此已经产生了如下的几种结果:

首先,“精英男性”很少被抓获,更少被处罚,而他们又是小姐的主要顾客,因此才会出现“越扫越黄”的局面。

其次,即使受到处罚,在这些男人的雄厚资源中,也占不到多大的比例,因此基本上不会产生威慑与吓阻的作用。

第三,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早就知道这些情况,因此他们从来也不相信“扫黄运动”会有什么效果。这又反过来使得“扫黄运动”真的就没有什么效果。

 

3、有四分之一的人民并不认同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

1)对于小姐的处罚

2010年这种处罚是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最多行政拘留15天;其次是最高罚款5000元;第三是如果被行政拘留了就要通知家属。

其中的第三个部分原来并不是专门针对卖淫嫖娼的,也不是一种处罚措施,但是它却引起人民的反感。

2000年的时候,在还没有实行“通知家属”的时候,只有13.7%(大约八分之一)的人民会认为对于小姐的处罚偏重或者过重了。

但是到了2006年,一旦开始实行这个措施,认为处罚偏重或者过重的人民,马上就增加到26.8%(四分之一强)。

2010年,这个措施仍然在实行,而且有加大力度的倾向,于是认为处罚偏重或者过重的人民,再次增加到27.4%

 

2)对于嫖客的处罚

调查表明:人民对于嫖客的宽容程度稍微低一些,认为处罚偏重或者过重的人民稍微少一些,但是也达到了四分之一。

2000年的时候,由于还没有“通知家属”的措施,因此认为处罚偏重或者过重的人民,只有17.6%

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主要就是由于“通知家属”的实施。

2010年,认为处罚偏重或者过重的人民,已经上升到24.3%,达到了四分之一。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人民的两个社会态度的倾向:

首先,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清楚地知道,在卖淫嫖娼这种活动中,嫖客才是主导的一方,小姐仅仅是被动适应的一方。因此,他们才会更加不认同处罚小姐的力度。这里面潜含的意思就是:如果不抑制嫖客,那么仅仅加重处罚小姐是不会有效果的。

其次,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其实是看到了“扫黄”的无效,才会越来越不认同对于卖淫嫖娼的处罚力度。也就是说,他们意识到,处罚的加重,并不能使得“扫黄”更加有效。

上述情况表明: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比“扫黄运动”的决策者更加聪明,更加了解社会生活实况,更加善于科学地看待社会现象。

进一步说,缺乏了这些最优秀的中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仅仅靠公安部门的努力,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增加“扫黄”的效果。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缺乏了优秀人民的自觉支持,“扫黄”才会如此的不见效果。

尤其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员(无论男女)中,认为处罚卖淫嫖娼重了的人,不但一直在增加,而且在2006年与2010年,都超过了非党员。也就是说,“扫黄运动”的决策,首先在党内就没有获得那么多的支持,更不能指望全体党员在现实生活中支持“扫黄运动”。

除了数据说明的情况之外,我们的定性调查也发现,同情小姐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性产业相关的那些当地社区租房、卖衣服、小吃店等等行业人不希望扫黄,认识小姐的一些社区里的人也认为不应该这样子抓这些小姐,甚至有当地人帮助小姐逃避警察的扫黄。

总而言之,“扫黄”的“民意基础”其实并不像决策者所想象的那样充实,因此也就不可能获得决策者所希望的那种“顺应民心、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

 

除了数据说明的情况之外,我们的定性调查也发现,同情小姐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性产业相关的那些当地社区租房、卖衣服、小吃店等等行业人不希望扫黄,认识小姐的一些社区里的人也认为不应该这样子抓这些小姐,甚至有当地人帮助小姐逃避警察的扫黄。

总而言之,“扫黄”的“民意基础”其实并不像决策者所想象的那样充实,因此也就不可能获得决策者所希望的那种“顺应民心、一呼百应”的社会效果。

 

 

第二节 “大扫黄”基本没有减少小姐的数量

 

今年的严打,对于性产业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至少,在这段期间,我们在表面上所能看到的小姐确实少了,有些店面确实关门了。有些场子“被罚得都要亏本了”。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些小姐就彻底转行不干了,甚至不代表“门”确实关了。

扫黄确实使得一部分“胆小”的小姐暂时不敢抛头露面,小部分人乘机回家休假,或者在家里打麻将等电话,或者临时找个超市或者正规按摩的工作,有机会了兼职做小姐。但是,即便怕扫黄暂时不做了的小姐,几乎所有的妈咪和小姐都坚信:没钱了她们肯定还会出来。

大部分的小姐即便在严打期间还是坚守岗位,只是需要更多的策略,更加小心谨慎、更加隐蔽。部分小姐为了多赚点钱,早上去站街,下午去发廊。而对于大部分家庭负担比较大的中年小姐来说,即便是“刮风下雨”,也要出去(做生意)。因为,“人是要吃饭的”。

如绝大大部分老板和小姐告诉我们的,小姐不会因为扫黄而不干,要出行那也是因为要嫁人了,或者有个别攒了钱回家开店。

 

第一节          总体情况:扫黄力度不一,有些地方不受影响

 

首先,从地区的角度来看,这次“大扫黄”触及的主要是大城市。在中小城市,有的地方比较严,有的则不严。在县镇一级,则小姐都不知道有扫黄。

即便是在大城市里,也总是有些场所受到的影响较大,也另外一些则影响非常少。

比如,在A城市,当地的政策是抓到了之后不罚钱,直接拘留,或者按手印、照相之后放人。但是,各个片区的派出所扫黄力度和具体的做法却不一样。在某一个红灯区,警察连同协警、联防天天来查,大多店面把门帘都关上了。但是,在距离不远的另外一个红灯区,各个巷子里景象依旧,小姐妈咪都坐在门口。当地只要不出治安事件,片区派出所平时不会干涉。所以,这个区域的红灯区并不受影响。除非特殊的日子被通知关门,其他时间照常营业。

在B城市,发廊层次的小姐被查得比较严,但是当地派出所的政策基本是:把灯变亮、不要站街拉客,不要闹事,基本上就不会来抓。但是,警察还是会来巡逻,会影响到客人,生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个准五星级的夜总会,生意依然非常红火。我们去的时候,所有的小姐全部在坐台(有生意)。而且,据知情人介绍,那些被关掉的发廊里面的小姐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夜总会。只是,在严打期间,在场所里面,小姐们只是坐台,而不轻易出台(至少表面上如此)。

在D城市(省会城市),扫黄总体力度是很大的。我们所访谈到的小姐有不少被抓、被罚,大多场所被通知关门一段时间。比较低档的摸摸舞厅被查得比较严厉,舞厅不允许暗着灯,生意一定程度上受影响。但是,高档一点的舞厅以及五星级夜总会、酒吧之类的地方则基本不受影响。只是,夜总会会被通知一段时间关门。但是,小姐没有见减少,客人也没有减少。

在E城市,扫黄影响比较大的是小发廊,因为警察抓得严,不少小店面都关上门。但是,公园站街的以及最高档的夜总会没有受到影响。

在F城市,因为当地红灯区非常有名,影响很大,所以,整体上扫黄触及各个阶层的生意。而且,有上级暗访的情况。

在G城市,比较多的小足浴、站街的受到影响比较大,中等按摩店则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做生意更加谨慎一些。

在H城市,路边店的生意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小姐也没有减少。但是,当地警察通知三个月不能开门。实际的做法是,白天可以开门,但是晚上不能开灯、不能开门,只能站在大街上。

因此,总体而言,虽然在政策规定上,全国严打,但是各地的力度不一样,触及的场所也不一样。有些区域、有些场所基本不受本次扫黄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下文将会分析,即便是受到扫黄影响大的地方(场所),实际上小姐的人数也并不见减少,只是更加隐蔽、谨慎。

 

第二节 小姐不会因为扫黄而出行

 

1、小姐并没有走:前门不开后门开

从我们所了解到情况来看,虽然扫黄比较厉害的地方不少发廊和卡拉OK厅把门关上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结束营业。

几个地区的小发廊把门帘拉下来,但是留着缝,这样客人知道还营业。当客人进来之后,再把门关上,防止有人来查现场。

有些地方的卡拉OK确实把门关严实了,但是,当有熟人带着我们敲开门后,里面是一派生意红火的景象。客人主要从后门进出。原来的10来个小姐自然也没见减少。据几个店老板娘说,扫黄虽然担惊受怕,但是因为有些店面转移了或者关掉了,所以他们这生意反而比原来好了。当然,大部分来的是熟客,或者熟客带来的客人。

如一个妈咪说的:

“扫也扫不掉,打得严了,找个男的包个月什么的;风声过了再出来。平时,卷帘放下去留个缝,干完了,从后窗跳出去。取缔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时期,没有对外开放,性病都治好了;现在社会不一样了,有病还得自己治。想取缔,客人需求在那,还不是到处找”。

H市的路边店一条街,也是通知三个月不让开门。但是实际上,如我们前面提到,小姐在白天开门,晚上关掉店门,但是改成站街。因此,这条街上的小姐也不见减少。

所以,表面上关了门面,并不代表着小姐就被清扫掉了。事实上,大家只是关着门做生意。

 

2、为了吃饭,“刮风下雨也要去跳舞”

在某地,摸摸舞厅的小姐告诉我们,即便现在扫黄这么厉害,她们“刮风下雨也要去(跳舞)”。

这些人都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家里有小孩要上学,有不少家里有病人。她们赚的钱是支撑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由于扫黄,摸摸舞厅的灯不允许暗,只能开着亮灯,而且经常来查,生意比原来要难做。“跳不来钱”。但是,对于摸摸舞厅的小姐来说,即使扫黄影响大,她们也不会出行。

“老公生病,两个孩子,有一个要高考了,没有办法,刮风下雨都要出来。就是希望他们不要抓。不去赚钱怎么办。她们几个(其他小姐)都挺照顾我的。运气还算好,总有好心人。有几个常客。我们都40多岁了,没有文凭,没有技术,电脑也不会,找不到工作,政府应该解决我们的就业,不应该抓我们”

“又没有文化,不会电脑,能干什么?我们又都是城里的,干不了那些苦活。有时候‘求你大哥,跳一个吧’,不扫的时候一天100来块,好的2-3百,现在没有了,有的时候连门票都正不来(8块5块的),出台会被警察抓,不敢。但是熟人叫,照样出台。管他什么害羞,最重要的是不要被警察抓住。”

“有个小姐小孩子5岁了,(自己跳舞的时候把小孩)带出来,把小孩子放在卖票的口上,自己进去跳。小孩子不带出来也知道的。没有人帮忙看,没有办法。”

“还有的到50多岁的还在跳,没办法,跳个菜钱”。

“有个四川来的,哥哥在建筑工地被砸了,瘫痪在床。后来母亲去打麻将,下楼的时候滚下来,也瘫痪了。她在舞厅里乱来的,2030元就给客人口交。旁边坐着别人,她就做口交。她对我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只有这两个亲人,都在床上等着我的钱,经常打电话来要钱。你有什么不愿意做的客人,都介绍给我,多少钱都可以。”

对于这些家庭负担重、经济困难的摸摸舞厅小姐来说,生存是第一法则。她们都有过被抓的经历,也知道最近扫黄厉害,也感受到扫黄带来的影响,也害怕被抓;但是,她们不得不冒风险去赚这个钱。

因此,扫黄并没有、也不会减少这些小姐的数量。

 

3、攒的钱足以度过“大扫黄”

有一部分小姐害怕被抓,严打期间暂时不出来做,靠攒的钱来度过扫黄期。大家听到的消息是扫黄要到年底。对于这部分小姐,尤其是中高档的小姐来说,现在的存款足以度过扫黄期。

“最近5天我都没有去酒吧,想休息一下。我有房子,生活不困难,不怕扫黄,可以坚持很长时间,过生活还是可以的,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还是有的。再说也有几个熟客,他们会给我打电话的。”(酒吧女)

我们访谈到的高档摸摸舞厅的小姐、夜总会的小姐也是认为,如果一段时间通知关门,她们可以乘机休息一下。更何况,这种严打期间,顶多也就是不去场所了,熟客的生意照样还是做的。所以,哪怕收入比原来少一些,基本上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如一个害怕扫黄的小姐说的,“我两个星期没有去了,害怕。但是期间与熟客出台67次,都说熟客打电话来叫的,都是去客人那里做。”

因此,即便是害怕扫黄被抓暂时不去场所的小姐,也不会因此而出行,靠着存款和熟客的生意,度过扫黄期根本没有问题。

 

4、小姐没有改行,而是打擦边球

扫黄确实减少了某些场所的小姐。但是,我们同时也了解到,大多数“少掉”的小姐并不是真正下决心不干了,而是存在这几种情况:

发廊抓得严的地方,那些小姐暂时不在发廊里面做生意(风险相对比较大),而去歌舞厅、尤其是能坐台的那些歌舞厅。因为坐台并没有“性服务”,所以不会轻易被抓。

也有的小姐以前学过按摩的,暂时去正规的桑拿或者按摩店。或者目前就是在按摩店形式的场所工作的小姐,这段时间改做正规按摩,不轻易出台。比如:

“现在抓得严,客人来,问什么什么服务,都说没有,只做按摩,告诉客人说我这边按摩不是很正规,碰到能聊天的就聊天,不能聊的就按按。按摩,公安又不能怎么样。看人,公安当过兵的能看出来,眼珠子到处看,所以不一样。还有年轻的要小心,很可能是公安,年纪大一些的一般没有问题;熟的客人没有问题。”

相当部分的小姐,严打期间,虽然不去场所了,但是在家等妈咪或者熟客的电话。如一个稍大一点发廊的小姐告诉我们的:

“现在主要是在家等电话,熟客的,老板娘打电话来,正好乘机休息。不可能在扫黄的时候改行,没听说改行,有也是找了个男的结婚了什么的才改行。”

 

6、小姐不是关门回家,是下乡了

更常见的情况是:大城市扫得厉害,就转到小城市,甚至转到周边的乡镇。有的是得知情况的前提下流动(知道哪里扫黄不是太厉害),有的则是盲目串动,被扫得到处碰运气。

“洗头房里的一些小姐,原来来自路边店,干了34年都不回去,现在生意不好,又去路边店了。”

“小姐下乡去了,新地方客人傻,多给钱;公安也只会来看看就走,不会抓的。所以有一个镇(有名字,不记录)一天就多出20多家场所,每家20多个姑娘。”

“到处串,到别的城市去;xx县就抓得不严,一晚上4-5个台,赚几百块,除去各种费用,净能剩下150。那有20多家,每家20多个小姐。”

也有的跑得远一些,到别的城市,甚至想到境外去。

“有些小姑娘怕了,不来了,到别的地方,不会出行。”

有个别小姐是回家了,或者打算回家呆一段时间,但是,“最多待2个月就又会来了”。

因此,只要不是每一个角落都严格地执行严打扫黄的政策,那么,小姐总能找到缝隙开辟新的战场,而不会轻易地改行回家。

 

5、还有些胆大的,‘在警车的灯光下做生意’

在我们到过的几个城市,除了跟警察打擦边球,“斗智斗勇”,有些胆大的敢在警察的眼皮子低下做生意,甚至是在警车的灯光下做生意,“离着警车几十米就干”。

 

6、妈咪也很难出行

不少妈咪有过转行的经历,但是最终又回到了性产业。

“干了这行(开黄店),再想不干也难了,90几年的时候就开过歌厅,后来觉得不体面(如果有儿媳妇知道婆婆开这个的,总是不好),所以就装修改成饭店,结果亏了。又开黄店。弟弟介绍过来的,弟弟有好几家正规发廊店。表妹开黄店现在都开上宝马了。干这行没有什么,都是生存,谁也不是天生就想干这个,生活逼到这份上了。”

有的发廊尽管这段时间可能会亏钱,但是抱着“熬”的态度,做一个生意算一个。比如,某个中等城市的东北发廊的老板娘讲:

“两三个月亏本生意了,生意明显少了,一天一个小姐1-2个生意,有的还做不上。先熬段时间看看;干别的也不容易,还有几个小姐怎么办,都是东北带出来的,不能不管。只要能维持就可以了。小姐现在连新衣服都不买了。这边居民都是靠我们养活的,房租、店面,所以不希望被扫掉。现在客人少了,没几个客人,但是还要熬到天亮,怕万一有客人来,做一个是一个。”

另一个遭严打的发廊一条街上,老板娘的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子坐着(其他的都暂时在家里待着,或者到别的地方去了),都还要挺着。真不行了,那就换个形式,“租房做”。老板娘也是下岗,以前工作过,但是养不活家里,只有干这行。

干这行,在很多老板娘看来,除了担惊受怕一点,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怎么扫得掉?只要有个电话,有个凳子,就能干”。

 

7、“大扫黄”期间,还有新的小姐入行

即使在那么严厉的扫黄期间,我们还碰到过有小姐刚入行的。

有部分年纪稍大的小姐往往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所以抽空兼职做小姐。

“两个刚来没有多久,半个来月不到,不是太了解状况,也没有碰到过扫黄。一个平时不在这里上班,在家那边给别人卖衣服,一个月800来块。因为现在放暑假了,孩子奶奶带着,就出来这边赚点钱。有人介绍的。都是周边的。年纪小点那个,如果家里有事来电话,就回家帮忙;忙完了又出来,断断续续。个把星期回家一次。”(记录)

老板娘说到,“有老乡真是老婆送过来做的,送到别人那怕丢人,我是他老乡所以拜托我。自己生病了,家里又没钱,所以送老婆来。”

若干个地方的老板娘告诉我们,现在十几岁的女孩子新出来做的挺多的。尤其是过完年,有些妈咪就从家里带出一批可能初中才刚毕业的小姑娘来。

在另外一些场所,这样的说法也得到了印证。“年纪大了,到大舞厅跳不到钱,很多15-16岁的出来,过完年的被带出来,跳不过她们的。有的胸也没有,低下连毛都还没有就出来。”

因此,不管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要出来做小姐,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只要有市场在,扫黄也不会影响这些人进入到性产业。

 

可以说,二十多年的扫黄并没有减少小姐的数量;运动式的严打,也没有让她们彻底出行。虽然,各地方的小姐采取的策略不一样,但是,因为扫黄而不干的人非常之少。扫黄的成效在这个目标上是无效的。但是,扫黄确实影响了性产业,那就是性产业的结构和做生意的方式。

 

 

 

 

 

第三部分

 

“大扫黄”对于小姐流动、营业形式的影响

以及给艾滋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总体上说,近期的扫黄虽然在减少小姐绝对数量上几乎无效,但是却较大地影响了性产业的结构。在严打的情况下,为了减少被抓、被罚的风险,妈咪和小姐都在不断地采取对策,改变形式,以维持自己的生存状况。但是,研究发现,小姐与妈咪采取的策略,以及性产业结构的调整,给艾滋病性病的传播埋下更大的风险种子。

 

 

第一节 扫黄促进了性产业的结构调整

 

定性地总结一下,严打至少促进了性产业结构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

 

1、更多地运用电话、网络联系生意

扫黄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到场所去查扫,或者联防在娱乐场所附近蹲点,如果碰到客人跟小姐谈妥了上楼就进去抓,或者跟踪到宾馆进行查扫。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便衣去钓鱼。因此,“到场所找小姐”这种形式的性产业风险在加大。相应的,为了降低风险,很多小姐与妈咪之间的联系就转为“电话联系”,客人与妈咪(及一些小姐)之间的联系转为电话或者网络。

比如,在某个地方,大众网吧开始成为新形式的场所。妈咪带着小姐在网吧里,如果有生意打电话给妈咪,就直接带小姐过去;如果网上发布有信息哪里需要小姐,联系上之后就视频,如果合适,就谈好地点再出去。尽管网吧也被查扫过,但是在我们进去看的时候,上百台电脑几乎坐满了人(也有社会上其他人员)。

如不少妈咪所说,性产业,只要有部电话,有些人脉,就能维持下去。因此,严打期间,“客人-宾馆老板-妈咪-小姐”之间靠电话来联系的越来越多。即便把门帘关掉了,也依然能够做生意,而小姐,“只要在家待着等电话就可以”。

也有些地方,站街的小姐被扫得比较严重,所以,这些形式的小姐或者跟警察打游击战,或者改变形式,进入小发廊或者其他的场所。

以网络、电话为媒介的性产业形式,其隐蔽性更加强。

 

2、性产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

严打实际上加强了性产业的组织化程度。

小姐被抓之后,除非自己有较强的关系,大部分需要依靠妈咪或者老板来找关系(罚款还是自己交)。有的妈咪有关系,在小姐被抓之后,出钱交罚款,救人,算是小姐借的。小姐们就会都来跟着这样的妈咪。

某市,站街的和小发廊都有一些老板。这些老板并不负责介绍生意,而是收取保护费,使得小姐免受一些客人的骚扰,以及被抓之后帮忙找关系。

当然,还有的老板比较有关系,能处理关系的,可以保护小姐不被抓进去,即便在严打期间,还能照样上班。

因此,无论是小姐还是老板都认为,抓得严不严,跟老板的能力非常有关。

也因此,为了不被抓进去拘留,绝大多数小姐需要找到妈咪和老板,这就进一步促成了性产业的组织化。

 

3、熟客生意、包养关系暂时有所上升,小姐与“二奶”之间关系模糊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在严打期间,熟客是支撑性产业的主要客源。所谓熟客,也就是来找过妈咪或者小姐若干回的那些人;有部分人留有电话,也有的并没有留电话,但是因为来过多次,所以没有风险(不是便衣)。

也有的小姐表示,如果严打还继续,那就转向“找个男的包个月什么的;风声过了再出来。”

“一个40多岁的老男人,要每月500元包一个小姐,来健康中心要求给小姐查体。小姐不想跟他结婚,先过了严打的难关再说。有一个场所(不详)的40个小姐,有十几人被包。”(妇科大夫-志愿者)

可以说,在严打的情况下,找熟客、包养形式会有所上升。

而这几种形式,尤其是包养的形式使得小姐与情人、“二奶”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尽管,在大多数小姐看来,她们很清楚即便是包养,自己要的是钱,不是情;因此,“被包的期间,也还可以出来做散工”,但是她们觉得不少男的会慢慢模糊这个界限。

 

4、兼职小姐有所上升

兼职小姐分几种情况:

原来发廊出台的小姐,严打期间暂时减少出台,而转移到坐台、正规桑拿、按摩等地方。但是,如果有客人要求出台,而且“不像便衣”,还是会继续出台。

小部分小姐严打期间暂时出行,白天去找其他的工作;晚上会继续做小姐。“那天我去那超市,一看,那个姑娘就是上回在发廊碰到的那个”。(志愿者)

有部分小姐一段时间会在性产业,但是碰到严打,或者家里有事情,回家一阵;等过了风声,或者家里忙完了事情,再出来。就如我们在D县碰到了那几个小姐,孩子放假了由爷爷奶奶带着,自己就出来。

 

5、价格总体持续下降,但是局部场所严打期间价格有所上涨

较之十来年以前,性产业的整体价格在下降。同一个地区的中小发廊,1999年的价格是250元(打炮),最近的价格是130元。这次严打期间,有些地方,尤其是小发廊、站街等场所,客人乘机压价。也有些比较大规模的桑拿,由于警察经常来查,生意受到影响,原来498的价格,现在350元。但是我们也碰到若干中等的卡拉ok厅,生意更加好,价格也有所上扬。比如:

“现在因为扫黄,从前开价150元,最少100元也可以。现在开价200元,一般都可以拿到,客人也知道扫黄,所以不太还价的。最少也要150元。小姐会跟客人说的,扫黄嘛,你也要多付出一些啦。”

 

6、做生意的地点多样化

扫黄增加了小姐在发廊直接做生意、或者去宾馆开放的风险。

“老板娘在门外街对面把风,一有事,就赶紧打电话给上面。现在都不敢在楼上做,一抓肯定死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炮房”的形式开始多样化,也更加隐蔽。

汽车是一个选择。“有的有车,尽量就在车里面做了,不到宾馆去”,“带到野外在车上做,熟人,安全”。

带到小姐住所做。“熟客带到家里安全一些”,

租房做。“要熬一阵。真不行,租房做,如果拐两个弯都没有老派(公安)跟,就安全了。以前租房做过,进进出出的,邻居举报。所以尽量要避开人。再过一阵还是这样(严打),就租房做。”

因此,严打的情况下,除了发廊、宾馆之外,做生意的场所也开始更加多样,也更加隐蔽。

 

7、不同层次的小姐开始交叉、小姐的流动加剧,性网络在扩大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这部分的情况:

不同类型的小姐人群交叉情况越来越多。有部分小姐在扫黄期间找缝隙继续做生意,早上去站街,下午去小发廊,晚上还可能去歌舞厅坐台。而不是向以前那样固定在某些场所。

即便是同一个类型的场所,场所间的流动也在加大。尤其是经常遭遇扫黄的发廊小姐就会往别的地方走。

有些小姐则被“赶”到了周边的县城或者乡镇,开辟新的市场。

有些小姐跑到别的城市,如果那里扫黄厉害,则再次流动。

不管是上述哪种形式的流动,其实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以性交易为中心的性网络。

 

8、严打期间,包夜情况减少

严打期间,如果去酒店做生意就要格外小心,时间不要太长,过夜就很少了。就如一个妈咪说的:

“每天巡逻,几个月了。XX来的客人少了。楼上,快餐,不能包夜,包夜到宾馆,宾馆查得严,(警察)跟车去抓。现在包夜很难。小姐没有减少。抓了要罚3000块,还要拘留;老板也要拘留。所以,不敢轻易上街拉,也不喜欢包夜。”

 

9、查禁冰台更为严厉,吸毒小姐短时间不敢出来

大部分地方的妈咪和小姐(尤其是高档夜总会、歌舞厅)都提到最近几年做冰台的小姐在增加,大部分是客人要求小姐坐冰台。

 “high药的被查得比较厉害。”

 “下午开会的时候,突然警察进来把我们都带走了,也没说什么,让憋尿,查,有一个人被查出来就留下了,其他的让回来了”。

“是吸毒的小姐不敢出来了。”

这部分小姐是严打的一个重点。绝大部分产业里的人也认为这种现象不好,“只要别沾毒就好”。

 

所以,扫黄总体上讲影响了性产业的结构。结构调整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与警察周旋,降低被查被抓的风险。我们后文将会分析,这些结构的调整,将使得性产业更加组织化、隐蔽化,从而会增加卫生部门外展干预的难度,也埋下了加大疾病传播风险的隐患。

 

 

第二节 性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艾滋病性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1、性产业的进一步隐蔽化不利于健康促进的开展

原本靠门面来做生意的场所,在“大扫黄”情况下关上了前门,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存在。电话联系、网络联系的增加也使得这些人群更不容易被找到。

此外,在严打的情况下;小姐对于社区外的人员警惕性更加强,也更加不容易接受“外来者”的宣传资料、安全套等等。

这种情况无疑会加大疾病宣传与控制的难度。

 

2、流动的加强使得原本建立的健康服务关系被破坏。

“大扫黄”加速了性产业的内部流动。小姐们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会跑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周边的县镇。

E市某个药物的实验研究,原来40多个小姐参加,现在剩下10多个;还得不停地打电话催;有些换号码了,有些跑到外地去了。还有去厦门那边的。很多找不到了。

另外F市的外展妇科大夫的记录册告诉我们,从前每月有140150个小姐新来办卡(这里的健康卡),总计已经一千多人,现在每月只有2030人来,只有五分之一。从11日到818日,去年办卡628人,今年才318人。以前每月来150多人查血,今年7月只有75人,还包括男的。

 

3、不同层次的小姐人群的交叉、性网络的扩大为性病传播埋下隐患。

不同层次的小姐之间的流动,站街、发廊、桑拿、歌舞厅之间的小姐的串动的加强实际上把原本不怎么交叉的性网络联系在一起。

那些被扫到县镇的小姐,也扩大了性交易的市场和性网络。

这样,一旦存在病原,一旦网络内部没有采取安全措施,那么疾病的传播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确实,某地妇科大夫告诉我们,在对县镇做外展的时候,查出来的梅毒数明显上升。

尽管,梅毒的上升不能完全归因于扫黄,但是扫黄所促使的性网络的扩大确实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

 

4、严打期间,“安全套”被再次作为辅助的证据

相当多的小姐和妈咪,尤其是站街、小发廊的妈咪告诉我们,现在都不敢接受别人发的安全套了。因为,接受安全套,就等于说“我们这里有出台的”。

坚持用套的小姐采取的措施是:用完了赶紧把套处理掉:

“3月份开始扫黄,光8月1号到现在就抓了三次;在对面什么地方蹲着,看见客人进来,上楼5-10分钟就冲上来抓现场;看见有用过的安全套,那就是证据。所以对策之一就是:现在安全套都要冲到厕所里面,一个月要捅1-2次马桶”。

或者,更加谨慎地把安全套藏在XX地方,以免被发现,作为佐证。“以前拿2-3个安全套,现在不敢拿了,顶多拿上一个,塞在xx里。用完了,还得赶紧处理掉。”

也有妈咪和小姐告诉我们,为了防止被抓,有的时候,客人半天都射不出来,自己都烦了,就撤掉套子赶紧完事。

“这条街上,这家原来生意最好。坚决要用套。公园那边50块,30块的,不戴套的多;安全套就是证据。”(发廊老板娘)

尽管,扫黄并不能被作为不用安全套的原因,但是,至少,这种紧锣密鼓的扫黄不利于营造安全的环境,包括安全套使用的环境;更不利于安全套的推广。

 

5、为了有生意,增加了一些风险行为

在D市的低档摸摸舞厅,一个小姐告诉我们她的一个朋友的故事:

“有个农村来的,家里穷,有生病的;什么都干,亮着灯都干,还给那些人口交,还有做的,到了洗手间就吐;不戴套的很多,那些客人素质很低的,很脏。给钱还少。我们劝她不要做了,她说要有生意不愿做的,介绍给她,她什么都做。没有办法。10块,20块都搞,太可怜了。”。

个别的场所,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原本有不出台的小姐,但是生意太差,客人不愿意点;结果,逼得所有的小姐都出台了。这个信息虽然很个别,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在调研期间去证实,但是,至少告诉我们一些扫黄可能带来的后果。

 

6、熟客生意、情人、二奶与小姐界限的模糊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扫黄期间,熟客生意、被包养是支撑性产业的一个渠道。即便很多小姐坚定地跟我们讲,在她们看来无论是跟熟客还是包养的人都是要付钱的客人,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研究,熟客、情人之间的安全套使用往往会比较低。这种界限的进一步模糊可能会是阻碍安全套使用的一个因素。

此外,严打恶化了小姐做生意的环境,以及增加了暴力、被敲诈的风险;这些风险对于疾病的传播也是不利的。

 

可以说,扫黄背景下,尤其是这种严打的背景下,性产业的结构出现的新的特征大多不利于疾病的控制,甚至增加了在更多范围内感染、传播疾病的隐患。

尽管,本研究并没有刻意去收集多方的数据以证明疾病的上升,也没有专门从卫生部门的角度去看工作难度的加大,但是,扫黄的“事倍功无”,扫黄对于性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于艾滋病与性病的传播可能带来的更大风险与隐患,这些定性的发现至少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惕。

 

 

第四部分

 

“警察”暴力以及给艾滋病传播带来的风险

 

暴力是小姐职业健康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因素。暴力的增加不仅损害了小姐的人身健康,而且对于疾病的传播也是一个重要隐患。此外,暴力也会使得一些黑社会性质的“保护伞”开始出现,从而使性产业进一步组织化与隐秘化。这些对于艾滋病的预防来说都是不利的因素。而扫黄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警察(尤其是协警)对于小姐的暴力,同时,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也会对小姐进行乘机勒索与抢劫。

 

1、“不罚款”政策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本次扫黄区别于以往的地方,除了更加严厉并且扫及各种档次的娱乐场所之外,公安部有规定“只拘留、不罚款”。

在考察中,我们也确实碰到几个地方有些片区的警察是这么做的。但是,在大多数地方,罚款依然存在,一般是罚了款放人。也有的情况是被抓当场就给钱,“小姐被抓,经理得赶紧塞钱(给罚款),被拉进去后就麻烦了,老板就会被罚。”

比如,在A城市,桑拿、按摩类的老板是被罚得最厉害的。有一个老板前后被罚了35万,现在还没还清,“分期付款”。被罚个2-3万是经常有的事情。

对于小姐,A市某些片区确实做到了不罚钱,抓小姐之后“按手印、照相、拘留”,也有“按手印、照相,再放人”。但是其他城市,有罚款1-2千的,5千的,也有罚款1万的。

总体看来,“不罚款”的政策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

 

2、促进“警察关系户”借机敲诈

除了罚款,被收取保护费、治安费,甚至报纸费在性产业中是司通惯见的事情。

在A市,大场所是经常被查的,据老板们说,因为大场所为避免扫黄,往往会给某些警察更多的保护费。如果不给,被扫、罚款是常有的事情,“看着等你差不多赚够这个钱了,再来抓,也不罚完,剩点盈余;你就会再接着做生意,差不多了再来一次。罚了要加倍努力赚回来。”。

在若干个地方的小发廊,警察(或者协警、联防)不是明着要钱,“最近手头紧,借个3-5百的,谁也不好向他们要回来。变相着要钱。”

另外,有一些与警察有点关系的人,会乘机要钱。比如,我们到过的某地,一个小姐被抓了,妈咪找关系,结果反而花了将近10000多,还被中间人讹上了,让她们经常请吃饭;

有的警察,在没有把小姐抓进去罚款之前,先违法收取罚款,进自己的腰包。“那天,警察忽然来了,要把她们带走;看到她们的手机里有公安的号码,说:“打电话”,让交出15千元,说:“现在没上班,上班就上报了”(意思就必需抓你了)。

等等。

因此,即便是规定不罚钱,在严打的情况下,罚钱之外,为了避免被抓,在各种明示或者暗示之下,小姐、老板基本上都会花掉一些钱。这种利益驱动了警察队伍的腐化。

 

3、协警人数超范围增加

我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情况:临时雇佣一些社会人员(甚至是不良人员)来“扫黄”,派他们去监视、追踪、检查、举报,甚至参与抓捕、看押、询问。

首先,这些人的工资就是来源不明的,很容易出现财务问题,甚至成为腐败的保护伞。

其次,他们往往利用其临时身份,进行敲诈勒索;而且是“捞一票就走”,危害更大

像上面提到的各种违规罚款、变相收取保护费等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人员所为。

 

4、警察的暴力、违规执法

警察队伍违规抓人、暴力打人的情况也是司通惯见。比如:

“男的已经穿上裤子,把裤子扒下来,只要有油,就拉走。”(A市桑拿)

 “警察对小姐:让她们把安全套吹成气球,有几个吹几个;还用干毛巾拉下面。”(A市某志愿者)

“要扇耳光,这个过来踢你一下,那个打你一下,幸好没有带安全套,不然就有证据了。有一次来查,抬着摄像机进来,头发挡住一点脸,被骂,不能低头,一起照相,上了电视台(今日说法),那次,要是真我的相貌,就真不想活了。要是有把刀子就自杀了。”(D市摸摸舞厅小姐)

“有个认识的小姐,被抓了,不承认(做小姐),真没干什么,被倒挂起来,后来疯掉了。”(D市摸摸舞厅小姐)

“那次被警察抓进去,我不承认,他们就说,‘我让你扛着,后半夜有你受的’(拘留不超过24小时,所以快到时间了会使劲打)。”(G市发廊女)

此外,警察找小姐,甚至找小姐之后不给钱的也大有所在。

还有一次当地一个警察喝酒了要带走一个小姐,杨姐(妈咪)不让,“威胁说下回带警察过来。”

在B市,“公安局有个人要老板娘做,老板娘当然不做的,说要是不做,我就带人来抓,老板娘没有办法,也只有作了,还不给钱。”

 

5.黑势力出现了重返的苗头

例如在某地,由于控制卖淫嫖娼的利润不够大,当地的黑势力本来已经转向建筑业。但是当前的“扫黄”刚刚开始,他们就利用小姐的恐慌心理,马上回来重新收取保护费。

尤其是,大多数小姐都包养一个“小哥”。这些“小哥”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本来就与黑势力存在某些联系。现在由于“扫黄”,暗娼很难再包养他们,于是更多的人开始主动投入黑势力。

在H市,不管是站街的,还是小发廊,都有老板。这些所为的老板都是借着“保护”的名义收取费用。非严打期间要收3000元一个月,严打期间,因为生意受影响,收取1700一个月。不交这些钱,就“别想在这个地方混下去”。

 

6、小姐被敲诈、遭遇暴力的情况增加

在我们的研究中,小姐被敲诈、被打甚至被杀害的个案比比皆是。

在本次调研中:

两个人(摸摸舞厅小姐)都有过被抢劫、被强奸、轮奸的经历。

有碰到客人暴力的,阴道里被塞大萝卜。

一个发廊小姐被客人骗出去,被抢劫、被打,“非常惨,看得我们所有的人都哭”。

“严打期间,怕警察来查,进来一个客人后,赶紧把门帘关上。但是,这么做有风险;有一回客人交了钱,做完了,下来用刀子逼着把钱要回去。”(E市发廊老板娘)

“越抓治安越不好。有的人就盯着小姐抢。有的地方干脆不带套了,不然还被抓证据。‘扫来扫去,差不多活不成了’。”

在E市,某个桑拿店的两个女孩最近被客人骗去了几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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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对扫黄政策的总体评价

 

国际上有许多“性工作也是工作”、“性产业合法化、非罪化”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本报告一概不谈,只从可行性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扫黄,无论多么严厉与持久的扫黄,究竟会不会有效?

 

一.需求决定市场,有嫖客就会有小姐。

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市场经济在中国都实行了30年了,如果还不懂需求决定市场,那可真是愚不可及。

如果我们不能减少嫖客的人次,那么小姐的生意就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可是目前的中国法律仅仅把嫖娼与卖淫等同起来处理,对于嫖客的阻止作用与威慑作用都会非常小。这是因为嫖客身为中上层的男性,有更多的办法、资源与能力来逃避扫黄,即使被抓了,他们所受到的损失相对于他们的社会资源而言,也是可以承受的。

说到底,这是如何控制男人的性欲的问题。可是“大扫黄”的发起者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吗?谁又有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因此,扫黄注定是无效的。

 

二.小姐是要吃饭的。不让卖淫,吃什么?

可是,我们给她们提供转业的机会了吗?我们可曾给过她们低保、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等社会福利?

我们访谈过的大多数小姐和妈咪都提到过这一点:我们没文化,现在连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我们不做小姐能做什么?我们遇到的一位小姐,在妇教所中呆了两年,天天说再也不做这一行了。可是放出来的第三天就又“上班”了,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现行的“大扫黄”似乎根本就不考虑这些小姐该去做什么,似乎吓唬与抓捕就能够迫使小姐们自然而然地转业,说白了:似乎小姐可以不吃饭,可以实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未达到的理想。

其结果是:扫黄越严厉,小姐们就越明白,自己只能做小姐,只能跟警察“斗智斗勇”地避免被抓。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她们和她们的家属会归罪于体制的。

因此,扫黄注定是无效的。

 

三.如果人们真的拥护“扫黄”,那还用得着它吗?

扫黄的发起者存在一个幻想,误以为发动扫黄运动可以获得人们的拥护。

可是,我们有八千万共产党员,两亿共青团员,如果他们真的想扫黄,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把全国的小姐和嫖客抓干净,还用得着现在这样的劳民伤财的“大扫黄”吗?

我们在各地都看到小姐们与邻居们和谐相处的局面,从各方面给小姐帮忙的人更不在少数。反之,举报者却往往是心怀叵测之徒。不但被小姐们痛恨,也为一般民众所不齿。

反过来说,时至今日,我们还敢发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来真正地扫黄吗?这可是唯一有效的而且被历史验证过的手段啊。

因此,扫黄注定是无效的。

 

四.扫黄,扫什么?

网上说:结婚越来越像嫖娼,嫖娼越来越像包养;爱情越来越像买卖,小姐越来越像二奶。在这种社会现实面前,“大扫黄”仅仅针对那些在场所之中的、明码标价的、一次性的、显而易见的性交易,即使有效,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可是,谁又能“治本”呢?

因此,扫黄注定是无效的。

 

五、扫黄,带来的是更大的风险

扫黄,从减少性产业规模的角度看是无效的,但是却能够促进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性产业的进一步地下化、组织化、更大范围内的流动、阻碍安全套的推广与健康促进、增加暴力,为艾滋病与性病的传播带来更大的风险。

 

致 谢

 

本研究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受到了以下个人的大力帮忙,她们是:陈琳、唐唐、Leo、陈良、陈燕、覃美容、杨姐、张宁、彬彬、小马、蓝蓝。

我们也由衷地感谢所有参加本研究的小姐、妈咪、老板。

感谢参加“‘性’作为‘工作’——从性别视角与地方实际出发探讨干预对策”研讨会的所有性工作者小组的代表。

出于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地点和被访者保密的原则,我们在这里不一一列出性工作者小组、志愿者和被访者的名字。

 

附录:8-9月实地调研场所、人群分布

 

 

地点

场所

小姐

妈咪/经理

外展人员

志愿者

合计(人)

(大城市)

1(大桑拿)

1

1

 

3

 

 

 

 

10(桑拿/发廊)

6

3

 

 

1(城中村)

6

1 (小发廊)

 

 

 

 

2 (城中村.网吧)

 

 

 

2

 

A小计

4

7

12

6

8

33

B (中等城市)

2(发廊)

 

 

 

 

1 (宾馆夜总会)

2

3

 

 

C(县城)

(发廊)

3

1

4

 

 

D(省会)

(大饭店、夜总会)

1

 

1

 

 

(摸摸舞)

 

 

 

 

 

(酒吧)

 

 

 

 

某省小计

3

23

7

1

37

(中等城市)

1 (发廊街)

1

1

 

1

 

 

1 (桑拿)

2

1

 

 

 

 

1(KTV夜总会)

2

 

 

 

 

 

1 (公园站街)

 

 

 

 

 

 

1 (健康中心)

2

 

 

4

 

E城市小计

5

7

2

 

5

14

F (地级市)

1(火车站街)

 

 

 

 

 

 

KTV

12

2

 

 

 

 

1 (健康中心)

11

 

 

 

 

 

1(洗头房)

7

 

 

4

 

F市小计

30

4

39

(直辖市)

2(小足浴)

 

 

 

 

2(大洗浴)

 

 

 

 

 

(社区足疗)

 

 

 

 

 

1(小发廊)

2

 

 

 

 

 

7(站街)

 

 

 

 

2(小发廊)

 

 

 

 

G市小计

15

29

 

 

(小城市)

8(路边店)

11

 

 

 

H市小计

11

 

 

 

合计

 

 

 

 

 

 

8个(地区)

40(场所)

107

26

13

24

170被访者

 

 



[1] 本报告提交给疾病控制中心,2010910日。

[2] 具体的抽样方法和调查过程这里不详细展开;可以参考:潘绥铭等:《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文献出版社2004;潘绥铭等:《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台湾万有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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