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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的污名现象
作者:江秋雨(加拿大麦吉儿大学)  时间:2014年04月30日
来源:《权利与多元:第三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

 

 

女性性工作者[1]虽然是法律上不被承认的工作人群,但不能否认的是,她们其实早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群体。因为与主流群体价值观和道德观相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不同程度的对女性性工作者的污名对待。本文是在一个社会污名的事实背景下,探讨一些被主流群体污名的女性性工作者群体中的亚群体边界和他们的社会认同的形成。

以往探讨污名现象的时候,对女性性工作者群体的了解都来自主流群体对她们的污名性的描述,但是在群体的内部,她们的对污名的真实感受和污名下的生存空间又是什么样的?本文希望能够从群体内部出发,“反视”她们受到的污名现象。结合所学,运用理论来更好地了解这个群体。

每个社会群体都会用话语建构自己和其它群体,正如安德森2005所说,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出的,不同的只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在被主流群体污名的性工作者群体中也不会例外。她们被主流社会构建的同时也会有自我构建;而且还会构建出这个群体中的亚群体。

是人类心理的一致性使然吗?在被主流群体所污名的同时,这些群体内部,其实也会有类似群体外的“污名”现象出现。歌厅小姐,大多看不起夜总会跳艳舞的,认为那样的脱了给人看是丢脸,是“骚货”;她们也看不起浴场的服务女生,认为她们做的“口活”(吹拉弹唱)是变态;她们更鄙视站街女郎,认为她们“乱来、不干净”。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是被主流群体污名化的群体,本应团结一致反抗主流群体对她们的污名,为什么还会分化,还会污名其他也和自己处于一样处境的同群体成员?这些亚群体中的社会认同是怎么产生的?她们污名他者的逻辑是什么?在这种污名背后,隐藏在其中的社会认同的产生机制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希望能够加以解释的。

 

 

一、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通过定性调查来获取资料是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定性调查的一个奥妙之处就在于,它的资料获取方法的多元性和可变化性。对于不同人群,需要“量身定做”不同的接近被调查者和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在本文中,由于调查群体自身的特殊性,采用的调查的方式主要是社区考察。潘绥铭(1999)在《存在与荒谬》一书中对社区考察这种方法有过定义和介绍,他认为他所概括的“社区考察”应该是定位于介乎严格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社会学的一般访谈调查之间的一种定性调查方法,并以红灯区为例阐明了为什么采用社区考察这种方法[2]

虽然被调查者身份有一定隐蔽性,但是她们存在于一个研究者可以介入的场所,如歌厅、夜总会、发廊等,因此这些场所就成为调查者进行社区考察来获取资料的平台和主要访谈的环境。在进行社区考察的时候,笔者综合运用了旁听(耳闻)、观察(目睹)、聊天以及体验这四种主要收集资料的方法。其中,聊天[3]是最主要的研究资料获得方法。而之所以叫做聊天,而不是用经典的人类学术语 “访谈”,是想强调说话方式的随意性。在红灯区调查的时候,特殊的环境使我们不能像其他调查那样寻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模式。此外,耳闻/观察的方法也常常被研究者运用,它们有再次印证聊天所获得的信息真实性,或者补充信息的作用。

为了不让报道人有任何心理负担,所有访谈得到的信息是在绝对没有录音的情况下获得的,也基本没有现场同时记录。所有的资料都是研究者在访谈完后,立刻回住地,依靠记忆整理 。在田野中获得的个案资料或者是旁听信息收集整理完毕之后,调查团队采用了一个比较简洁的方法来分析汗牛充栋一般的访谈材料,简称“标签法”[4]。基本方法是:采取“调查者姓名拼音缩写—城市名+第几个个案—该个案记录的第几段—记录类型—记录主题”的资料编码格式。

 

二、理论背景:污名,社会认同,分类与符号暴力

2.1 污名Stigma

“污名”、“污化”一词[5]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在其偏离理论中提出,并将污名定义为个体获得的非社会赞许的受损身份,污名被认为是一种贬低化标志,使其拥有者在他人的眼中丧失其社会价值与尊严。而随后出现的探讨社会问题与越轨行为的标签理论将污名引申为“贴标签”,该理论指出“所谓的越轨行为是规章、法律等对于一个‘冒犯者’标定的结果,所谓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了这种标签的人[6]”。被贴上标签的人有一些为他所属文化不能接受的状况、属性、品质、特点或行为,这些属性或行为使得被贴上标签者产生羞愧、耻辱乃至犯罪感,并导致了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遇。之后的学者以这一概念为出发点,进一步强调了社会文化背景和过程(管健,2007)。

本文采用“污名”定义,而不是歧视(discrimination)也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术语,而是一个内涵更丰富也更适合于遭受社会主流群体污名现实的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主体建构的视角,因此本文中使用的所有社会歧视一词等同于污名,即其含义都可以视为污名的界定。即研究主体感受到的贬低化的身份标志。

 

2.2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

身份认同可以分为4类,即个体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社会认同(陶家俊,2004)。1960年代,情境分析被引入认同的研究中,高夫曼(1963)在《污名:关于被损害了的认同的管理笔记》中将对情境中的自我的分析,应用在了被污名化的群体中,分析他们如何呈现或者试图隐藏被污名话的自我。高夫曼将认同进一步细分为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和自我认同(ego identity)。本文主要讨论的就是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理论在受主流群体污名的社会群体中的应用。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对认同的结构主义研究使得认同成为了符号互动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面具之道》中,列维-斯特劳斯(2008)从埃里克森那借用了“认同”这个概念,并融合符号互动论和社会组织的观点,研究人们相互之间是如何联结在一起并受到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这样的联结而相互影响。他认为认同是由自我评价(来自自我和他人的),个人的位置和评价,和个人的各种名称、经历以及对生活过程有影响的各种变化组成的一个互动的事实。

哈贝马斯(Habermas)试图结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从社会进化和个人发展的角度阐明二者潜在的相同之处。他将当代心理分析、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融合起来,认为,认同是从初级神话和亲族基础上发展到当代理性和沟通关系的,认同的一种意义是建立在沟通能力、理性和容忍上的。哈贝马斯为分析认同提供了一种既有历史背景又有利于解放的观点(王莹,2007)。

社会认同理论诞生于欧洲,在它被美国学术界知晓之前,美国社会心理学界最主流的研究范式是社会认知范式。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社会认同理论由欧洲转向美国,对其社会科学界造成了巨大影响,迅速成为美国社会心理学的主流理论之一(赵志裕等,2005)。

社会认同理论首次把人际和群际行为进行了区分,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放在核心位置,将社会理解为在群体关系背景之下,认为“认同”产生于群体关系中,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心理的实质。泰弗尔Tajfel)所创立的社会认同理论也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对世界社会心理学最珍贵的馈赠之一(方文,2002)。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的社会认同源于他们所在的各个群体的群体成员身份,人们通过它来确定和构建自己或者他人的认同。这种依据社群成员身份来构建的认同被定义为社会认同,而依据个人的独特素质而构建的认同被称为个人认同(Hogg1988)。个体认同是理解社会行为的要素之一(Abrams and Hogg, 1990)。个体认同以及它所带来的价值意义和情感决定了社会认同的边界(Deschamps and Devos, 1998)。社会认同理论的核心就是个人会竭力获得一个积极(positive social identity)的社会认同。个体会倾向于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形象,而这样的积极形象通过给予自己所在群体的积极的评价得到强化(Tajfel, 1978)。这个过程就形成了偏见的基础(Tajfel and Turner, 1986)。

 

2.3分类(Categorization

社会分类被认为是有着价值观和情感附着的群体成员身份的人们的认知的一部分,而社会分类使得个体能够定义出自己作为所属群体成员在社会中的位置。个体首先会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产生认同,同时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

社会认同理论和社会分类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Tajfel, 1978)。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通过社会分类(social-categorization)、认同(identification)、和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三个过程确立的(Michael A. Hogg1988)。分类是个体将自己归于某一社群;认同是认为自己拥有该社群成员的普遍特征;比较是评价自己认同的社群相对于其他群体的优劣、地位和声誉。通过这三个过程,群体成员可以抬高或者降低自己的身份和自尊(王莹,2008)。方文(2005)认为社会分类也就是一个社会范畴化的过程。认为无论社会范畴化的对象是什么,它的实质是社会行动者基本的认知工具,以对社会环境进行“切割、分类和次序化”。

人类学、社会学界真正开始对“分类“现象感兴趣的两位学者当数涂尔干(Durkheim)与莫斯(Mauss),他们合著的《原始分类》(Primitive Classification)一书则极大地启发了后来人对分类现象的研究[7]

涂尔干和莫斯将“分类”定义为:“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8]。”虽然涂尔干和莫斯的“分带有阶层分级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把分化/类别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现象纳入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将人类对事物的分类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对后人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

受到涂尔干的启发,赫茨(Hertz)(1909)年发表了《右手的优越——一项关于宗教极性的研究》,将涂尔干和莫斯的分类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赫茨认为表面上对称的事物实际上却存在着价值上、道德上的不平等。左右手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差异性并不完全是由于生物/生理结构上的差异,而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对左右手赋予的不同意义导致了它们的不平等。赫茨的这一研究进一步论证了涂尔干和莫斯关于分类和社会生活关系的思想,并将由分类导致的不平等与社会生活中群体的不平等相对应(李林艳,2004)。

道格拉斯(Douglas1992)研究了文化中对洁净和肮脏的种种分类规则以后指出,我们回避脏物决不仅仅是出于卫生或审美的原因,细菌学和生物病原体的知识也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行为以及肮脏与污染的分类系统。那种将肮脏视为格格不入的问题的想法实际上包含着一套秩序的关联和对秩序的违反 。因此,肮脏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一个象征的范畴,与文化中的象征和意义系统密不可分。

 

2.4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

布迪厄(Bourdieu)(2003在对分类的探讨中提出了符号暴力概念(symbolic violence),他认为符号暴力是一个产生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支配体系的机制。处于该作用机制中的被支配对象是无意识的,如同一种“惯习”。 在缺乏“自我规范机制”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条件的需求,而支配体系建立或者制定规则的时候,符号暴力就通过这些支配形式从支配群体传递到被支配群体中。符号暴力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普遍共识,但是同时这种共识乃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误识就是被支配的人并不将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领会为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即把符合某一社会群体利益(支配群体)的、本质上是任意的某种真理误以为是普遍真理。那些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群体(支配群体),按照自己的利益对群体进行分类,而处于权力弱势地位的多数人(被支配群体),不但不反抗,反而把这些对他们不利的分类逻辑视为客观的和中立的,进而认可了这种分类,并使其内化,形成固定的对该分类的认可,进一步指导个体的实践。于是支配者的统治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被统治者自身就成为了统治者行为的执行者。因此,有时候符号暴力比物理暴力更严重之处就在于,被统治者在“自觉”的情况下赞同了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并间接地构成了其统治基础的一环。布迪厄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暴力可以发挥与政治暴力同样的作用,甚至比后者更加有效,因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对分类的共同认识,是一种软性的、蔓延的、无始无终的力量。那些具备分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总是力图通过操纵分类来使社会秩序中立化、自然化,以及隐蔽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支配阶级可以在分类问题上任意妄为,他们也必须按照分类场域的逻辑来行事。而对支配阶级产生威胁的人们,便是被支配阶级、没有分类权的人们,他们企图改变既定的分类体系,从而使得关于分类权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在进行(Bourdieu 1980g, 1981a,转引自布迪厄、华康德,1998)。

 

我国社会科学界和公共卫生领域在性工作者/性产业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主要集中于污名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心理学各自对该理论的贡献和在我国的应用,但是几乎没有针对“污名”的系统社会学分析和论述,尤其缺乏从群体本身角度进行的研究;更鲜有针对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群体之间的分类和污名的研究。同时,已有的论述大多是关于与疾病相联系的污名研究,例如艾滋病、精神病等;研究者也往往从医学伦理学角度,出于减少疾病污名的目的,维护人权(例如倡导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减少歧视性(污名)法律和行为、发挥媒体的作用和进行知识宣传教育等角度来论述污名问题(管健,2007)。同时,在被污名的群体研究方面,学术界只是讨论被污名群体作为整体所遭遇的外部歧视,而忽略了存在于亚群体之间的污名,以及群体内部的亚群体的主体性。

在群体内部亚群体的研究中,关于分群(category的研究较多,如方文(2005)研究了北京基督新教群体中的分群现象,讨论在基督新教教徒中的群体符号界限(symbolic boundary)的形成。类似讨论基督徒分群的还有董江阳(2006)。潘泽泉(2007)讨论了在农民工中的社会分类和群体符号边界的生成,来解释农民工社会身份的建构和变迁,以及建构逻辑,但是他没有探讨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分群,而是将农民工群体作为整体,探讨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分层中的认同过程。但是这些研究讨论多从分群的机制入手,而不是着眼于群体内部成员的认同与再次分类。而且没有讨论过社会污名化群体中的分群逻辑和他们对污名的再生产机制。

虽然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的多样性早就使她们不能再被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她们还是常常被视为一个同质性很强的群体被整体加以考虑。在笔者的研究中,将会把性工作者群体内部的每个亚群体都视为一个文化的载体,本文将研究构成性工作者亚群体的社会认同的形成过程、群体分化逻辑,包括她们的个体选择、她们的群体界限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

 

 

三、AB两市的性工作者研究群体概况

本文的田野材料来自AB两个西北部和北部省会城市的性工作者群体,其中的歌厅小姐群体会污名比如艳舞女郎等其他性工作者群体。本文是建立在对2个艾滋病发病率在全国属于低发地区的西北部和北部省会城市:A市和B市的田野基础上的。田野时间为200711月于AB市,20083月于B市。

A市的性产业主要集中在歌厅、小发廊、出租屋、站街、洗浴中心等,以中低档为主。2007年,A市经历了三次扫黄行动,所以,在田野期间,调查者刚好赶上A市性产业比较萧条的时期。很多店被打掉了,一些妈咪(老鸨)和小姐也都流动了,再者,临近年末,天气比较冷,有些小姐也回家了。因此,本次研究的主要田野点位于中小歌厅,KTV城,和街边小发廊。

B市性产业的分布主要有以下四类:歌厅、美容美发足疗、洗浴城和酒店。但由于后两个场所中小姐情况的特殊性,调查主要考查B市性工作者的前两种情况。主要田野点位于该市最大的三个娱乐场所之一的XXX娱乐城。该娱乐城主要以小型歌厅组成,分为前院、中院和后院,原有135家歌厅(据娱乐城旁菜馆服务生回忆),现在仍有95家,这其中包括一些停业和转租中的场所。在场所内有五六家小饭店,两家洗衣店,门口有一个性用品商店,还有一个专供小姐居住的三层小楼,当然,这里居住的小姐只是娱乐城中小姐的一部分[9]

对于AB两市小姐的来源,各个红灯区附近的受访者所说的结论都差不多,他们认为,小姐主要来自东北三省、四川、河北以及AB两市本市郊区(较少)和所在省的郊区。本文中引用的个案包括39名在中低档歌厅工作的性工作者[10]。所有个案[11]的工作环境包括低档按摩房、足疗店、中低档歌厅等,其中以中低档歌厅小姐为主。

 

 

四、田野资料的分析与讨论

吉登斯(2004)认为,认同与人们对他们是谁以及什么对他们有意义的理解相关。自我认同把人们区分为不同的个体,而社会认同标示出个人是如何与他人相同的。个人可以有多重的集体归属和认同,而且可以随社会环境的需要非常容易地从一种认同转向另一种认同。但大多数人都是围绕一种主要的认同来组织他们生活中的意义和经验的。在本文的社会污名的背景下,性工作者主要是作为被主流社会污名群体而存在,因此本章也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探讨性工作者的社会认同。

 

4.1外界污名的压力与反驳

在主流群体污名化的话语下,如前文田野中所获得的资料所述,他们面临的社会压力不是一般群体可感受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被主流社会污名的同时,她们也试图采取一定的方式来反驳主流社会对她们的污名。在访谈中,老板、小姐最常构建出来的她们的正面功能就是由于她们的存在,缓解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生理需求,因而达到了“稳定社会治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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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现在强奸什么的可比以前少多了。我们存在对社会还是有好处的。谁都需要放松。

ZN-A01-P4-G-1A0职业化-职业认同

我觉得这个城市发展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跟发展连起来的,招商引资什么的,很多男人来了以后要放松一下,舒服一下,男人么,都这样阿。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车站么,人来人往,外地的人来到这里,舒服以下,休闲么。你说,我老公要是去外地的话,去那里找找女人,耍一耍,我也没办法啊,都有这种需要阿。

YZZ-B04-P65-P-职业认同

坐车过来的时候,仁慧给出租车司机说:美梦院(当地有名的红灯区)。那司机很惊异,说:美梦院?仁慧说:是啊!司机说: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干嘛去美梦院啊?仁慧直接说:做小姐怎么啦?你们这些人有点需求不还得来找小姐?而且我又没偷又没抢,怎么就不能做小姐了?……

在调查访谈中,这些歌厅小姐试图去特殊化,将自己和普通工作女性相类比,寻找她们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她们强调性工作只是一种职业,以及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身份,以劳动换取报酬,否认主流社会对她们“不劳而获”的说法;同时,她们还强调自己与普通妇女的其它类似点,比如:穿衣朴实、勤俭持家,强调自己的普通女性的身份等等,以此来驳斥主流社会对她们的污名。

WX-B9-P3-Z-职业化-职业认同

“我觉得小姐就是一项工作。我并没有觉得做小姐就不好。做小姐的人里面有很多人都是好人,心底很善良。都是有情有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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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也要养家,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要上大学。这些钱都是我们一分一分挣的,一天一天熬的。”

“我把这个当作工作。你看我们进来时和走出去也是穿着和你一样的羽绒服,不怎么化妆。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进来换上这些衣服。这些衣服在平时我们也绝对不会穿啊。这就是个工作,要把它干好。”

但是对于群体间的污名对话的反驳而言,有话语的发出方(被污名方:歌厅小姐群体),也有该话语的接受一方(污名方:主流群体)。本文中的被污名方(歌厅小姐群体)收到了主流群体对她们的污名建构,但是却没有途径将自己的反驳和回应反馈给主流群体。于是这样的不平等“对话”模式或者是建构的互动中的一方造成了缺失,而这样的缺失使得歌厅小姐对该污名建构的反驳基本失效。这也就为她们被迫接受主流价值观,并对其产生“误识”打下了铺垫。

 

4.2什么是小姐?——对主流社会建构的反建构模仿主流

社会认同理论明确地对群体间地位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群体中地位比较地低下的成员会采用自我激励策略来维持和提高社会认同。Abrams Hogg 1988)发现,当弱小的群体感觉到所属的群体在声望和权势上都比不上其他社群的时候,他们会采取多种应对的方法来改变现状。其中包括模仿强势群体意图自强,辨认一些所属群体比强势群体有优势的地方,或者离弃所属社群,改为认同强势群体。这些不甘于被主流污名化的歌厅小姐是聪明的,她们很快就发现了主流群体污名她们的逻辑模式和主流群体所推崇的价值观(主流群体的社会认同)。并且内化应用到自己群体价值观以及认同的构建上。主流社会常常将性工作者建构为“坏女人”,在这些歌厅小姐之间,也有群体内的“好小姐”和“坏小姐”之分。用她们的话说,就是“要有个小姐样”。

WX-B09-P5-Z-职业化-职业态度

“我即使是当小姐,也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你看我自己除了生病了,基本上不给自己休息日。……从来不偷懒。所以,我觉得我干这一行很认真很勤奋。挣钱就要这个样子。”

JQYB02-P1Z生活感悟及生命信仰—对女人的看法;

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小姐,就是会攒钱的小姐。你看看这边这几家的小姐,都是长得好看的,能挣钱的。但是没有一个现在有钱。你让她拿两毛钱都拿不出来。不是给相好的了,就是吸毒、挥霍了。但是你看看那边那家的小姐,都是有钱的。不是有房子了,就是开着车来上班。人家就是好小姐。

从访谈资料中归结起来,她们认为的“好小姐”需要具备的素质是:勤劳;向往爱情和对爱情和伴侣忠贞;不骗人钱财;“守规矩”;做“老实的生意”,不勾引别人;在性交易过程中不主动;不挥霍、节俭;不养“小白脸”。这些对一个“好歌厅小姐”的要求与主流社会对一个女性的社会角色是相似的。或者是说,她们在这样的一个职业中继续沿用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建构。

反之,那些积极试台 、“骚”(声音发嗲)、喜欢讨好客人的小姐,则被普遍看不起。因为在她们看来,对于客人,有感情投入是道德低下的,即使是为了讨好客人的假笑,也为她们不齿。

JQYB01-P1Z生活感悟及生命信仰—对女人的看法

有的小姐就是贴人的,我不会(说的时候一脸鄙夷)。

LJA10·4P2P—职业化—职业技巧

小姐们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骚不骚”的也是一个玩笑话题,四川妹小张对小王说“你化成那样那么骚,男人看了眼睛都直了,肯定要乱摸你。”小王说“我这还算骚?哪能骚的过你,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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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们讲了红红的故事,……据这个姑娘说,红红现在怎么也有个几十万,因为她干活实在是她勤快了!……人家每天能打78个炮,最开始的时候在沿江路,晚上还去红旗街。人家不用润滑剂,就是能干!那真是挣的辛苦钱。可是你说她那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她就是存100万,她的人生也没有乐趣。”

 

4.3行为选择

布迪厄(2003)认为,通过“误识”发生的符号暴力通过在社会行为执行者的行动过程中得到强化。因为主流群体的价值观被歌厅小姐误识,她们开始模仿主流群体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己群体的价值观。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群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行动指南”也应运而生。在访谈中,歌厅小姐的性观念相当统一,这一点体现她们在对“服务类型”选择上。一些情侣间表达爱意的行为,也被她们界定为在与客人进行性交易的过程中不可以实践。比如:笑容、接吻、爱抚、口交等。

对于性交易,她们有两层解释。

a. “卖身不卖心”

接吻、爱抚对于她们而言,也会是一种特殊的爱情的象征或者标志。如果不做这些活动,那么这次性交易就不是爱情,甚至不是性。客人拥有的只是“皮囊”,不是她们的感情。在下面的个案描述中,个案DJ-B05就认为一些行为,比如说爱抚、接吻是专属于男女亲密关系的,或者是她们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带有情感因素的,而不能将它们带入性交易。她会刻意地防止和客人发生这些她定义为只能和男友/丈夫发生的性行为。

DJB5-P13-Z-职业化—职业认同/职业适应

“刚到金梦圆的时候,我可不好意思呢,就蹲在那儿,抱着头。……后来我也开始做台了。但是我绝对不让我的客人摸我,最多我让他们拦着我的腰,但是只要伸到衣服里面了,我立马就站起来,大不了这个台我不做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些事情都是坐台的时候很难抗拒的啊?”我问。

“反正我就是比较坚决,我已经丢了尊严了,不能再丢了肉体!我觉得女人的肉体是很重要的了。”

b. “甚至连身都没有卖”

在对艾滋病防治的宣传中,主流社会对安全套隔离传染作用的强调产生了另一个副作用,安全套的物理特性——隔离——正好被歌厅小姐用到了她们的“好女人”的建构中:“我们还隔着一层呢”,这样的强调,使得安全套在她们群体中成为了一种性交易的标志。而对于她们的“男友/丈夫”,双方在性过程中很少会考虑带套。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发现:在婚姻关系或者爱情/亲密关系中,任何人都最不喜欢使用安全套,因为那意味着不信任、不爱对方(潘绥铭,2002)。在访谈中,歌厅小姐都表示:“代带套就说明我们(和男友/丈夫)完了”。在仅有的几例带套的情况,原因也仅仅是为了避孕。

c.  歌厅小姐的性观念

对于什么是“性”,在服务/交易中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能做的,被访谈的歌厅小姐都有比较趋同的认识。一般而言,歌厅小姐能够接受的服务类型比较传统,也就是阴道插入式的性交,对于“吹啦弹唱”之类的口活、股交、肛交等比较排斥。就我们的访谈结果来看,歌厅小姐们认为最好的服务类型依次是:(打飞机[12]>阴道插入性交>肛交>口交。歌厅小姐普遍排斥艳舞这种交易方式。因为,在她们思维中,在性交易中,就不应该有主动的一面。而打飞机算一种很特殊的性交易,很多歌厅小姐认为打飞机不算性(不算“做了生意”),所以完全可以接受。

JQYB01-P1Z职业化—服务类型的选择;异性交往—性观念

我喜欢打飞机,不做就得钱多好啊。

YZZ-B04-P45/46-Z 服务类型的选择

仁慧听过口交,但没做过。不过她打过飞机(她称为用手弄)。那次客人要跟她打炮,她不愿意;客人说要出两倍的价格,也就是两百。仁慧说自己来事儿了,然后脱了裤子给他看;但那个客人真的很喜欢她,仁慧就用手给他弄了,给了两百。

“口活”[13]是歌厅小姐很排斥的一种性交方式。她们的态度基本是“变态的”。在本次田野访谈中,调查者没有遇见愿意为客人“口活”,或者承认自己给客人做“口活”的歌厅小姐(或者在被访谈的这些歌厅小姐里,没有人敢承认自己做过这样的服务)。

JQYB01-P1Z职业化—服务类型的选择;异性交往—性观念

我是很传统的,你别看我混,可是混归混,骨子里还是一个很传统的女人。做爱,要和自己喜欢的做才会有感觉,和那些人做,一点感觉是没有的。所以就更不要提那些事情(除了阴道插入性交以外的性行为)了。我哪些不做,我告诉你吧:我吹、拉、弹、唱不做。把子[14]更不要提了。

YZZ-Ab06-P25-Z-服务类型的选择

这院里做口活的小姐也有,但她们也不知道是谁。有次“心雨”让去试台,客人问可不可以全活,结果小姐们就都跑了。

JQYB01-P1-Z-职业化—服务类型的选择;异性交往—性观念

口交,要是没有认识的人之间作,简直是变态。我老公可以做,但是我们都很传统。还没有试过。

WQ-A03-P11-Z-异性交往-性观念;职业化-服务类型

有个客人在外面就对我说,能不能吹箫。我说不行。给再多的钱也不行。做小姐本来就够下贱的了,吹箫就更下贱了,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

 

4.4对他群体的建构

只有通过比较不同,才可以知道相同。群体的构建与社会中的个人和他者的关系类似,一个群体的建立似乎总是要通过树立他者才能够实现。虽然我们说,求同存异,但其实,这个说法仅对社会发展多元文化的整体而言,对于每个群体,他们立足于这个社会,都在求异存同——也就是说,群体“认同”的本质其实是“认异”:通过和他者的比较“同”来保留和强化自己的“异”。认同就是一个“求同”和“存异”同时发生的过程。以特定的社会边界为参照,在边界内部,认同表示的是“求同”,一但超出这个边界,认同表示的是“求异”(李友梅等,2007)。

特纳(Turner)(1985)等在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中认为人们会本能地将事物分类,也因此会自动地将群体分化为内群体和外群体。而在这个分类的过程中,自我也会被纳入这个分类体系,个体通过自我分类,也就完成了一个自我定型的过程。个人认同以及个人认同所带来的社会认同一起共同决定了社会认同的边界(Deschamps and Devos, 1998)。群体边界是产生歧视的基础(TajfelTurner, 1986)。巴特(Barth)在《族群和边界》中探讨了作为社会认同一部分的族群认同。巴特从生态学和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族群的建构过程、文化、组织特点、边界、认同和价值标准。他认为,族群差异边界由外在社会行为(overt social behaviors)和/或者基本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所决定(Barth1969)。本文中,歌厅小姐按照客观上的行业组织/服务类型的特点,主观上的主流群体价值观,将她们所在群体进行了划分。

 

4.4.1对洗浴场所性工作者的“异化”

歌厅小姐们意见最大的是洗浴场所的性工作者。洗浴场所和歌厅是不一样的组织形式,因此采用的服务类型和歌厅也有很大的区别。一般洗浴场所性工作者会以歌厅小姐最不耻的“口活”为必做的服务项目。同时,歌厅小姐认为浴场小姐只会做生意(是一种性工具),没有真手艺;而她们至少会唱歌跳舞等“才艺”。

YZZ-B04-P57-P 洗浴场所

小飞说自己带小姐跟那个小姐打架的事的时候,仁慧说:我要是你,就把她送到洗浴场去。(在她们的概念中,洗浴场是特别低档的,比如她们会说:像口交只有在洗浴场才有。DJ访到的也说,她们认为洗浴场是比XXX(中小型卡拉OK城)更低档的地方。

 

4.4.2对艳舞小姐的“异化”

艳舞小姐也是歌厅小姐普遍不喜欢的一类性工作者。他们认为露肉给客人看是“骚”,不是正经做生意。

JQYB01-P5Z-艳舞

要真的跳艳舞,那就要有很好的心理素质,我觉得就是跳艳舞的,要把心态摆正,你看昨天晚上那个跳舞的,就是不行。拿肉贴人。裤子不穿,就在那男的腿上一直蹭。

LJA10P2P—职业化—职业技巧

“我觉得(艳舞)羞死了,我肯定做不出来,那么骚,在男人面前跳舞还要脱光衣服,上次有个女的,不知道是哪家的,很搞笑哦”。(我不明白,问怎么回事,她们说是因为那个女的特别骚,很会讨好客人,干活很卖力)

DJA2-P6Z-服务类型的选择

后来说到艳舞,齐文说“我才不会跳那个东西呢,我和客人打个炮还哆嗦呢,还脱个精光,给人看,给人戏弄一够,挣那两个臭钱!”(一脸的不屑)

 

4.4.3对模特的“异化”

此外,她们还有对模特群体的“异化”。她们首先贬低模特的长处,比如身材好——她们就会提到其实模特也不怎么漂亮,也就身高有点优势而已;同时强调模特和她们一样,都是实质上的“卖身”的相同之处。

LJ—Ab10·6P4—Z模特

我以前认识模特,她们也出台的,只不过是价钱高一点。一次八百,包夜一千多。其实也不是比我们多漂亮,就是说起来是模特好听点,性质还不是一样。

LJ—A04P8J职业化—职业认同

现在这个社会,你看小姐是干这行的,说出去不好听;实际上这种情况多了,……洗浴城那些,演员,模特,其实还不是一回事。我以前专门去看过模特表演,……她们光靠走台挣不了几个钱,一天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场子,走一次台也就几十块钱,她们也出台,明着不出暗着也出。哪有不出的?

 

4.4.4对站街女(“社会上混的女人”)的“异化”

站街女因为性交易价格低,所以接客频率高且顾客“质量”相对不高,因此歌厅小姐认为站街女“不干净”,而且比较容易因为金钱原因不带套就接客,“胡搞乱来”;不如她们起码“正规”,一般而言会要求客人带套,不会传染疾病[15]

WX-B7-P6-Z-社会上“混”的

我告诉你,现在的小姐们懂得可比一般人多多了。我们一天接触多少人,各种各样的人,各个层次的人。说不好听的,社会上胡混的女人多了,说不定一碗牛肉面就可以把她哄上床。他们还不带套。我们这些人把套带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各种认同的重要性是随情况而定的,有时人强调自己和交往对象的共性、同一性,但有时候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别,也就是凸显自己的特性(亨廷顿,2005)。这种积极区分也是社会认同中的一个重要过程。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自我激励这一基本需要激发了人际或者群际行为。个体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而突出某方面的特长,因此出于自我激励的动机会让一些个体在群体比较中表现得比其他群体成员更出色。这些个体过分热衷自己的群体,认为他们比其他群体好,并且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而群体间的差异(张莹瑞、佐斌,2006)。而通过加重效应(accentuation effect),个体通过分类,往往将有利的资源和建构分配给自己所在的群体。歌厅小姐自然会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义(勤劳、节俭、矜持、对爱情忠贞)运用到自己的群体上,为自己构建出一个良好的社会认同形象;而将那些“风骚”/懒惰等不符合主流群体价值观的行为归结到性工作者群体中的其他亚群体身上,使他们“负面化”,从而相应提升自己群体在整个性工作者群体中的在主流价值观上的群体地位。

此外,Houston 等人(2003)的研究发现,群体中高自尊或者高地位的人容易表现出更多的群体间歧视行为。因为较高社会地位群体会更加在乎该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认同的巩固和维持。由于歌厅小姐群体的分类逻辑建立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基础上,因此她们成为了自己原属被主流污名群体中的“高自尊或者自谓高地位的人/群体”。她们开始建立起被她们认定的对她们有利的社会认同。根据Houston 的理论,在性工作者群体中,属于相对较高地位和自尊的歌厅小姐也就更容易污名其他群体。

综上所诉,虽然歌厅小姐“一一贬低(污名)”了一些其他性工作者群体,但是分析她们贬低(污名)他者的方式,不外乎是否认他者的长处,再进而评判其他群体违背了她们制定的所谓群体的价值观。而这些歌厅小姐污名他者的内在逻辑,其实与主流群体对女性的社会角色的期望相符合,她们希望成为这个性工作者群体里符合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良家妇女”。这也再次说明她们已经接受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并且产生“误识”,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并不断实践,并体现了布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

 

五、结语

在就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期间,笔者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主持的全球基金第五轮[16]的课题,随课题组分别在中国西北部和北部的2个省会城市A市和B市,对一些中低档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工作场所以中小型歌厅、发廊为主)进行了访谈。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歌厅小姐对什么是“小姐”职业,什么是“好小姐”,已经对一些其它女性性工作者群体,如:洗浴场所女性性工作者、脱衣舞女、还有街上站街的女孩等等也会有她们的构建,甚至“污名”。带着些许可笑和讽刺,这些歌厅小姐用来区分、污名其他群体,定义自己群体的逻辑和方式和主流群体对她们整个性工作者群体的建构和污名的逻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笔者本着主体建构论的观点,在社会认同理论和符号暴力的指导下,笔者分析并试图解释被主流群体污名群体内部的亚群体是如何分化的,她们的社会认同产生和构建的过程。笔者认为,在性工作者群体中的歌厅小姐被主流群体构建的同时,对主流社会强加在自身群体上的符号暴力价值观产生了“误识”;在这种“误识”的指导下,她们对本群体进行了构建;同时也建构并污名了其他女性性工作者群体中的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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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的女性性工作者专指AB两市的女性性工作者,主要集中于中低档歌厅。 “女性性工作者”的群体内部不同层级的女性在生活情况、经济收入、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有显著的差异和区别。潘绥铭(2000)曾对中国女性性工作者有7层次的划分。本文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可以视为中国社会情景中的中低档次性工作者。在本文中女性性工作者一词也可以和访谈材料中的 “小姐”/“歌厅小姐”通用。

 

[2]见潘绥铭,1999,存在与荒谬,北京:群言出版社,41-45页。

[3]对性工作者采用用社区考察和聊天法获取信息的好处具体参见潘绥铭,黄盈盈,2007,《社区考察:社会学定性调查的本土尝试》,未刊稿。

[4] 该方法暂定“标签法”,是潘绥铭教授在和研究课题组探讨分析材料时形成的,属于全球基金第五轮课题组的成果。其中记录类型的分类如下:Z表示“主诉”(来自被访谈者自己的叙述)、G表示“观察”(研究者的观察)、P表示“旁听”(属于被访谈群体内的别的人的言语,被研究者记录下来)、J表示“介绍”(非被访谈群体的其他人对该群体或者被访谈者的描述/介绍/评价等)。如果一段内容既属于甲主题,又属于乙主题,可以编两个编码,两个编码之间用顿号或者分号分开。如性工作者访谈材料:“YXLB05-P5Z-职业化-职业对自己的影响、职业态度”。

[5] Goffman E. 1963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Simon &Schuster.

[6] []H.S.Becker1963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YSimon & Schuster,p.9.

[7] 在此,涂尔干和莫斯所用的分类是classification不是categorization,在本文中用有引号的“分类”以示区别。

[8] 马塞尔·莫斯、爱弥尔·涂尔干,2000,《原始分类》,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页。

 

[9] 此处参考了课题参与者侯荣庭的记录,在此感谢!

[10] 个案数据来自全球基金第5轮“性工作者的健康观念与流动机制”课题调查组,负责人:潘绥铭教授。调查组成员包括:黄盈盈、王文卿、王昕、张娜、杜鹃、姚星亮、侯荣庭、刘佳、游珍珍和江秋雨。在这里引用的个案并不完全由作者本人收集,来自课题组各位的共享资料。具体何人记录可由题组通用编码:“调查者姓名拼音缩写-城市名+第几个个案-该个案记录的第几段-记录类型(Z主述,J介绍,P旁听)-记录主题”中看出。

[11] 所有个案指的是全球基金第5轮“性工作者的健康观念与流动机制”课题调查组调查期间访谈的所有性工作者,约60个。

[12] 个别小姐更排斥“打飞机”。

[13] 行话,意思是“口交”

[14] 把子是有可能一定的感情基础,但确实存在有比较固定性关系但是性关系也需要有物质回报的客人,关系介于男友和熟客之间。

[15] 事实上,有的性病,仅通过患处皮肤接触,即使带套也会传染,这里调查者仅仅总结的是被访谈者的言论,不判断其正确性。

[16]课题受全球基金第五轮(Global Fund, Round 5)资助,主题是关于“性工作者流动与健康观念”的定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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