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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研究
发展描述性访谈问题,提高深度访谈质量
作者:袁雷 潘绥铭 黄盈盈  时间:2017年06月06日
来源:本研究所

发展描述性访谈问题,提高深度访谈质量

 

袁雷 潘绥铭 黄盈盈


一、问题的提出

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主要是指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在这种非结构性访谈中,通常采用一个访问者与一个被访者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访问者不需要准备大量的问题清单,只需根据简要的访谈提纲控制谈话的方向与内容,被访者则被鼓励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围绕某一主题展开阐述并引导谈话的方向[1]。深度访谈作为一种备受欢迎的定性研究方法,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工作、医学、护理学、教育学等各个学科。

在深度访谈被广泛应用的同时,我们却难以找到一个统一的、客观的标准去比较、评价不同访谈的质量孰优孰劣。潘绥铭等人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一个好的访谈应该达到 “信息饱和”的原则,即关于某一主题被访者已经把自己所知道的以及所能表述的所有信息都讲完了,研究者也同时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关于这一主题的足够信息。[2]在更加具体的操作层面上,斯丹纳·苛费尔(Steinar Kvale)从提问与回答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判断深度访谈质量的六项标准:被访者所做回答的自然、丰富、具体以及相关性程度,即被访者的答案越是使用其生活语汇自然作答、包含信息越丰富、越具体,与主题越相关越好;⑵访问者的问题越短,被访者的答案越长越好;⑶访问者对被访者相关回答含义追踪跟进和澄清的程度,即跟进越及时、阐释越清晰越好;⑷理想的访谈是从头至尾都有大篇幅的信息解读,即在访谈中对被访者所回答信息进行尽可能地澄清与辨明;⑸访问者在访谈过程中尝试验证其对被访者回答的解释;⑹访谈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交流”式的故事,而且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描述和解释。[3]苛费尔六项标准表明一个优质的访谈是要让被访者主导谈话并尽可能地呈现细节,访问者在访谈中要保持敏感性,及时跟进追问相关信息并不断尝试去澄清验证自己的一些理解。

然而对这样的标准在字面上不难理解,但在实际的访谈操作中却往往被忽略或者即使能够做到“心中有数”却在事后发现并未达到上述标准。访谈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类:(1)访谈就像生活流水账,访谈材料内容过于简单肤浅,不够丰富;(2)被访者失语情况严重,表现在内容篇幅上访谈者话语的比例大大超过被访者[4];(3)访谈缺乏对意义的探究,访谈材料流于“事实”[5]表象;(4)被访者长篇阔论、滔滔不绝的发泄情绪,表达观点,“事实”信息不够充足;(5)访问者失去整个谈话过程的主导权,被访者“跑题”现象严重。 还有一些初级定性研究访谈者存在着不知道如何提问,不知道如何扩展谈话等普遍问题[6]。要完成一个优质的访谈,要在访谈中避免上述问题,我们就要更加深入的理解深度访谈的主要诉求到底是什么。

 

二、深入理解深度访谈

   

首先,深度访谈的目的是什么?

 

从形式上来讲一个访问者与一个被访者面对面的提问与回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沟通形式,警察为了获得真相审讯犯人、老师为了帮助学生课堂提问、家长为了指导孩子谈话交流、政府为了制定政策走访群众都可以采用这种方式。[7]深度访谈与以上的访谈不同,其目的不是通过访谈给人们提供建议、也不是通过访谈告诉对方去做什么以及该如何去做,更不是为了给被访者提供“正确”答案[8]。深度访谈本质上来讲是定性研究的一种系统的资料收集方式,其目的是获得关于真实的更好的理解[9],基于更深入的理解去了解一个主题或者发现一种模式。

 

其次,深度访谈的前提假设是什么?

 

定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虽然有学者认为当前访谈作为一种沟通模式的流行使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访谈社会”(Interview Society[10]中,但这至今不过一个世纪时间,而相比之下人类的谈话交流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Gubrium and Holstein 认为现代的研究访谈与早期的谈话不同,有以下三个前提假设:(1)意见的民主化:访谈形式假设人类分享着共同的经验,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清楚的表达自己;(2)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二元对立,研究者是访谈的主导者,决定访谈问题、访谈地点、讨论内容,被访者的首要责任是提供连贯一致的、真实的答案;(3)被访者被物化为‘答案的容器’,被访者在访谈中的角色受到限制,仅仅是提供答案,研究者的主要责任就是从中提取答案。可以说这三个假设很好的表述了定量问卷调查访问的基本特征,我们可以参考这三个假设具体讨论深度访谈的前提假设。

第一、意见的民主化是社会科学随机抽样的理论基础,但作为定性研究的深度访谈所关注的不是代表性的问题,而是代表什么的问题[11],定性研究追求的不是大而宽,而是小而全,追求更加丰富的新信息,因此深度访谈的第一条前提假设是个体经历的差异化,即在每个个体的经历不同、每个社会的文化不同、每种文化的模式不同。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我们才会采取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去捕捉新的信息,尝试获得更好的理解和认识。这种差异化认识要求我们在深度访谈中要树立被访者是专家的意识,让被访者感受到自己的相关问题的专家。研究者要忘记你所知道的相关信息,以空杯的心态去倾听被访者的讲述,在被访者的讲述中表现出自己的尊重和兴趣,学习被访者的语言并通过不断地追问和验证以获得更好的理解。

第二、在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的角色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在结构化的访谈中被访者谈话的自由度受到很大的约束,但在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是一种协作的关系,被访者被鼓励更加自由地谈话并在不偏离研究主题的情况引导谈话,讲述更多更丰富的信息。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关系中,研究者按照自己的知识框架设定了问题和预期答案的出现,其实质是通过被访者的话语验证自己的假设。但在深度访谈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主体的,研究者并不设定知识的框架,不对被访者的回答设置诱导性问题[12],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互相学习彼此的语言知识系统,通过合作共同建构访谈内容[13]。研究者的首要责任是激发被访者在没有诱导性因素的影响下自由地围绕某一主题表述及阐释自己的所知所想。

第三、在实证主义者看来,被访者的答案是客观真实的,因此当被访者可以被看做是物化的答案容器,研究者只需从中抽取自己想要的回答即可。但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深度访谈中我们强调被访者的能动性,所谓的客观真实回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的。其一在于访谈的情境性,被访者根据所识别的不同情境给出相应地答案,这些答案彼此间没有对错之别,仅仅是不同情境下的表述不同,这些情境因素包括访谈的时间、地点、环境、访问者的性别、年龄、身份角色、提问的方式等等;其二在于答案的主体建构性,被访者对于问题的理解和答案的建构逻辑在与访谈者的谈话中不断演进变化,随着访谈的深入,被访者与访谈者逐渐适应学习彼此的语言逻辑系统,提问的方式和回答的逻辑也都在不停的变化。因此即使在同一个访谈中,用同样的方式提问,获得的答案也是不尽相同的。既然被访者具有能动性,那我们在深度访谈中要尊重这中能动性,尽量为被访者创造宽松自由的访谈环境,时间地点的安排以被访者便利为先,尽可能使用被访者的日常生活语言提出具体详细的问题,尽可能获得更加详细明确的信息。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无法获得“正确”的真实信息,那我们就尽力追求具体的细节信息。

最后,何谓“深度”?

社会科学研究根据其目的可以分为描述性研究、探索性研究、解释性研究[14],三种研究类型分别回答了what的问题,How的问题和Why的问题。诸多的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定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性的和解释性的,是为了回答How的问题和Why的问题。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关于意义的解释在定性研究中的重要性(Irving Seidman,1998;Steinar Kavle,1996;Herbert J. Rubin & Irene S.Rubin,1995)。但是不少人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个思想误区:混淆了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和访谈问题的区别。误以为深度访谈的深度意味着提出howwhy的访谈问题,认为提出了How的问题和Why 的问题并搜集到相关信息就可以实现探索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目的。其实不然,研究目的是我们要到达成的研究整体目标,研究问题是帮助我们实现研究目的的具体的研究目标,是我们想要去了解或者学习的问题一种表述,而访谈问题是关于我们想要去了解的研究问题具体特定方面的提问,我们通过访谈提问来获得资料以回答研究问题,而后基于各个研究问题的答案来构建理论框架并实现最终的研究目的。因此我们要明确的认识到深度访谈的“深度”不是指访谈问题的深度而是指研究目的或研究问题的深度。

深度访谈的“深度”还意味不断加深理解“自己对研究主题了解的太少了”[15]这一思想。这一思想激励这访谈者不断地使用访谈问题探索新的信息,扩展已知信息的边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深度”意味着访谈问题越详细越好,越是使用被访者的语言表述越好,越是具体越好,越是聚焦于细节越好。因此在访谈问题的层面上“深度”不是意味着提出多么高深莫测的问题,相反“深度”强调提出具体、详细的有关What的问题越多,整个访谈才会越有深度,才能避免访谈材料流于笼统概括和情绪发泄的表面回答。

综上所述,深度访谈最核心的思想在于紧扣细节、阐明意义。只有尽可能的细节描述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只有丰富详实的细节信息才能达到定性研究所要的深度。差异化假设意味着研究者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不同、意义建构的逻辑不同,主体建构性假设意味着谈话内容是情境性的共同建构,相对真实的假设意味着研究者只能尽可能的获得具体清晰的信息,因此深度访谈的三个假设要求研究者只有在访谈中尽可能的具体清晰地还原“故事”[16]的情景细节,才能更好地在研究问题层面深入理解被访者生活世界的意义[17]

 

三、描述性访谈问题的类型与实例

 

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认识了深度访谈的目的、了解了深度访谈的前提假设、理解了“深度”的意义的基础上参考Kvale的标准,提高访谈质量?

深度访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提高其质量可以从访谈问题设计、访谈前的准备工作、访谈的环境、访谈的过程、资料的录入和分析等等环节入手。但提高访谈质量的原点应该在访谈问题,访谈问题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了访谈是否能够成功,是否能够成为一个优质的访谈。

关于访谈问题设计的原则有多种,陈向明将访谈问题分为开放型与封闭型问题、具体型与抽象型问题、清晰型与含混型问题,[18]这也是目前国内定性研究访谈问题设计主要的参考依据,有效的访谈问题首先要做到开放、具体、清晰。但在作者的长期研究实践中发现这一分类标准本身过于宽泛,不够具体,尤其对于刚刚学习定性研究的人员的指导作用有限。

我们认为深度访谈问题设计的最基本原则是“围绕细节,还原情境”。作为深度访谈研究,访谈问题的设计一定要像“剥洋葱”一样,逐层深入到被访者的生活场景细节之中去,细节信息是研究者加深理解和构建理论的基础。深度访谈不仅要追求细节信息,还要探究意义[19],解释研究问题。探究意义的过程不仅需要细节信息还要了解这些信息的是如何在被访者的生活中被组织起来的,只有当研究者还原了具体信息组织的过程才能更好地加深对意义的理解。因此我们主张访谈问题的设计要侧重于描述性问题,挖掘细节、探究过程。下面我们将参考Jams P. Sparadly关于描述性问题的分类[20]并结合Margarete Sandelowski关于定性描述[21]的概念,采用实例的方式逐一阐述定性研究中常用的七种描述性问题。

 

(一)宽泛介绍类描述性问题(Grand Tour Questions)。

这类问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关于某一对象一个大概的了解,这类问题可以聚焦在具体的地点(例如,请介绍一下您所居住的小区的生活环境),也可以聚焦在具体的时间或事件(例如,请讲一讲您的初恋故事),也可以聚焦在具体的人群(例如,您认为同性恋都有哪些类型?)。具体来说,这类问题又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一般性宽泛介绍类描述性问题

访问者让被访者描述在特定时间、空间或事件中一般情况下会怎么样。这类问题要求被访者去简单概括自己的经历或知道的事情,鼓励被访者去描述哪些通常情况下出现在被访者生活中的情形,即生活中的日常惯例。主要针对日常生活、一般程序等生活工作中普遍存在又重复出现的情形提问。例如,请描述一下您平时工作的一天是怎么样的?或者,请告诉我你都是如何复习准备期末考试的?此类问题的主要作用在于快速打开访谈的局面,让被访者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开始聊起。

2.特定的宽泛介绍类描述性问题

与一般性的宽泛介绍不同,此类问题多聚焦在最近的时间、事件或者事件发生在被访者最熟悉的地点。这类问题往往在一般性宽泛介绍问题之后,其作用在于引导被访者的回忆逐渐聚焦,从宽泛的整体情形转向最容易回忆的情景。对于概括能力有限的被访者来说,聚焦在特定的时间或他们熟悉的地点让回答变得更加容易。例如,请描述一下您昨天的工作。或,请描述一下你在图书馆复习考试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3.任务相关的宽泛介绍类描述性问题

被访者被要求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以帮助描述,通常情况下是画草图。尤其是在被访者讲述某一特定场所的故事之后,可以请被访者简单的勾勒出那个场所的空间布局。例如,在被访者回答并描述了他与女友和同宿舍的另外三个男生在长达一年的时间中共住一室,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合租生活的故事之后,我便请他简单勾画出合租屋内的床位布局,通过了解每个人床位的位置对他们生活中的互动关系也就有了更好的理解。

(二)具体介绍类描述性问题(Mini-Tour Questions

宽泛介绍类的问题往往没有什么限制条件,访谈者期望通过泛泛的问题来打开局面。而被访者的回答则常常包括了许多可能有价值的线索,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聚焦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群等方面以跟进被访者提供的线索来获得对于某一现象或人物更进一步的认识。与宽泛介绍类问题相比,特定介绍类问题关注于更加细小具体的方面。其提问方式的逻辑与宽泛介绍相同,也包括一般性介绍、特定介绍和任务相关的介绍,只是这些提问发生在更具体的经验层次上而非一般性生活场景。例如,一个在校学生被访者在描述了其大学生活日常的一天之后,我们发现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宿舍,而且他在宿舍里的大部分时候都是在上网,我们为了更具体的了解他的生活就会提出以下问题“那你上网都做什么?”。他回答“和网友聊天,浏览新闻,看看电影什么的”。我们可以接着提问“可以告诉我你今天上网都做什么了吗?”。具体介绍类问题一般紧接着宽泛介绍类问题,问题聚焦在宽泛性描述中那些更加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人群上。个体经历、生活经验类的访谈问题都是从宽泛介绍的描述性问题开始,然后通过对有价值线索的跟进提出越来越具体的描述性问题,让被访者不断在现实和记忆世界间来回穿梭以搜集尽可能详细的信息来呈现“故事”或“场景”的原貌。

(三)举例类描述性问题(Example Questions

通常情况下举例类描述性问题更加细节化,要求被访者给出单一的行为或事件来澄清一个词语、概念或看法,尤其是当被访者讲述一些他(她)习以为常的词汇,但这些词汇对于研究者来说又不够清晰明确的时候我们需要鼓励被访者举例说明。此类问题对于被访者来说是非常具体形象的,通过这样的提问通常能够引导被访者展开非常有用的描述。例如,当聊到恋爱经历时,一个男性被访者说“有些女孩儿一看就不是良家的”,访问者紧接着请被访者举例“请您举一个您接触到的,或者您听说过的不是良家女孩儿的例子。”对被访者来说,这中提问方式比“请问什么叫做‘不是良家’?或者“您认为良家是什么意思?”此类直接发问更容易回答。通过被访者的举例我们可以理解被访者是如何自我建构关于“良家”和“非良家”这一组概念的。举例提问比直接提问的优势还在于其回答往往能传达更加清晰明确的信息,而不是空洞抽象的词汇。

(四)特别经历类描述性问题

这类问题仅仅被用来向被访者询问那种发生在一些特定场景的经历,而不是针对日常生活或者平常工作中的事情。这里讲的特别有两个参考标准,一是与研究者的生活经验对比而言比较新奇的事情,也许是超出了研究者的预想,也许是不太了解而感到新奇。其次是被访者经历之间相比较而言显得特殊和特别的事情,往往是从第二个访谈对象开始的,一个好的访谈者在访谈中会下意识的比较不同访谈对象的共同生活经历中的差异性,不断探求那些凸显差异的信息细节[22]。特别经历类描述性问题适用于在大量的宽泛类介绍和具体细节介绍之后跟新那些特定的事件。例如,经过大量的回忆描述,研究者注意到被访者在讲述大学恋爱经历时提到了参加校园周末舞会,这是以前的被访者所没有提及的内容,访问者于是提问“请告诉我一些你参加这些舞会的经历?”

(五)感受、观念、价值类描述性问题

作为社会化影响下的个体,我们的行动、感受和价值观念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这其中既有身体生理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尤其是个人经历。因此我们认为被访者此刻的行为或观念往往受到其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深度访谈要学会追溯个体经历。通过对过去经历的回忆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此刻被访者的行为、观念、看法等信息。例如,当被访者表述“婚姻与爱情无关”的看法时,我们不要把问题过度聚焦在“婚姻与爱情是否真的无关?”的争辩上,而应该跟进询问被访者的婚姻经历和爱情经历,例如“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婚姻前后的恋爱经历?”。当被访者讲述自己对配偶已经很难产生性欲望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直接提问“为什么?为什么会难以激起性趣?”这样的问题。要知道即使作为专业的咨询人员恐怕也难以确证问题的起因,何况作为当事人的被访者?此类问题往往会导致被访者的尴尬,他(她)无从回答你的提问。在深度访谈中涉及到观念、价值类研究问题时,我们建议访谈者在提出你问题时要避免纯粹的观念讨论,学会从情景还原的角度追溯问题发生的起点,追根溯源地请被访者描述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看法的,从而更深刻的理解被访者观念中所蕴含的社会规范、价值判断等信息,也能更好的为资料分析做准备。结合上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提出“请您回忆下您刚结婚的时候,您与您爱人之间的夫妻生活如何?”。

(六)被访者语汇类描述性问题

我们在访谈中,可能会遇到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访者不理解访谈问题,这往往是因为问题用语本身脱离了被访者认知范围,让其无从回答。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避免直接发问的方式,修正自己的问题以让被访者尽量减少翻译工作[23],用被访者的生活语言提问让其用自己的生活语言去描述。例如,当对偏远山村中比较年长的被访者访谈时我们很少使用“性生活”这样的词汇,因为“性生活吗”过于书面化,对于没有上过学的被访者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汇,我们往往倾向使用被访者生活化的用语“夫妻生活”。例如:“你和你老婆的夫妻生活怎么样?”,而不是“您和您爱人的性生活怎么样?”。另外一种情况是被访者想表达什么东西却难以开口,这往往是访问者的用语显得过于正式,使被访者陷入尴尬的境地,被访者极力地想用访问者的语汇系统来回答却发现难以完成。这类问题更多的是采用鼓励和诱导的方式让被访者用自己的语言回答。我们可以鼓励被访者直接回答,“你平常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在意用词”。也可以尝试另一种问法“请你描述一下你的?”,鼓励被访者尝试用自己的语言去回答问题。对于后一种情况,例如在一个同性恋被访者提到“据点”一词时,我们可以跟进提问“您说的据点是指什么?”或者“你们平时提到据点的时候都是怎么说的?”。

(七)假设性场景中描述性问题

设置假设性的场景,可以探索被访者内心的潜在意识与社会规范对被访者的影响。在自我的生活世界中,个体很少会去反思自己的行动和观点,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生活就该如此。假设性场景给被访者提供了一个反身性思考[24]的机会。例如,被访者A高中没有恋爱经历,“假设你高中时候谈了一个女朋友,你觉得你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亲密行为?”答案可能是拉手、可能是接吻、可能是抚摸、可能是发生性关系等等,每一种可能都暗示了当时高中生活的性开放程度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根据人们日常生活的所做、所想、所感、所知,深度访谈的问题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经验、行为类问题,价值观念、看法类问题,感觉类问题和知识类问题[25]。前三种类型的问题覆盖了社会学研究的绝大部分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描述性提问举例分析。而知识型问题类同于被访者语汇类问题,不过前者侧重于发现人们认为什么是真的,后者侧重于发现被访者的日常语汇。提问方式和原则都是鼓励被访者描述自己的理解和其所适用的场景,在此过程中访问者保持良好的倾听状态。但针对知识型问题,访问者在倾听和记录的过程中不能以自己的知识为“正确”的标准对被访者以为“正确”的错误信息进行更正,即使这种错误清楚明显。访问者在访谈结束以后可以告诉被访者自己的看法和理解。

通过上述七类不同类型描述性问题的叠加使用和嵌套使用,我们可以获得具体清晰地情节描述,扑捉到特定的细节信息。感觉类问题和知识类问题在社会学研究中通常穿插在经验类描述性问题之中,而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深度访谈中所占比例较大。我们有必要注明的是,强调描述性提问并不是完全抛弃有关价值观念、个人感觉和认知的问题,而是提醒深度访谈研究人员在深度访谈中要避免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争辩、感觉和情绪的宣泄、个人看法方面的提问题,而是要有意识地去追寻这些观念、感受、看法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为更好地开展资料分析做准备。七种描述性问题并没有固定的顺序或者提问规则,但基本要遵从先易后难、先普通后特殊、先一般后敏感、先公开后隐私等原则逐步推进深度访谈。

 

四、小结

 

本文的主要思想是深度访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追求对事物更加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以解释某些现象或事件的形成过程或发展逻辑,但在访谈问题层面恰恰要求我们追求细节性的描述而不是追问“为什么”。访谈中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容易让被访者陷入尴尬,一方面被访者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突然提问让被访者难以开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另一方面,即使被访者有所回答,那么这种答案也仅仅可能是简单的概述,同时被访者则有可能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做出清晰的解释而沮丧,从而影响访谈互动的氛围。因此研究者要在访谈问题设计和访谈提问中更加重视描述性问题,从被访者的生活世界出发,通过描述性问题来获得具体清晰的信息以回应研究问题和达到研究目的。

 

参考文献:



[1]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8),华夏出版社,2000年,p357.

[2] 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3] Steinar Kvale,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1996, P145.

[4] 访谈中我们往往把被访者讲话少的情况简化为被访者“不善表达”,其实不然。被访者“不善表达”的情况其实分为三类:一类是被访者对于研究者缺乏信任,不愿表达,这需要研究者或者访问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消除被访者的疑虑,努力与被访者建立更加友好的互动关系;第二类是“被动性不善表达”,访问者没有使用被访者的语言提问,问题措辞过于脱离被访者的生活语境,逼的被访者不知如何回答;第三种类是被访者确实性格内向不善表达,这要求研究者应该鼓励被访者尝试描述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尽量避免提出一些需要被访者归纳总结或提出观点看法的问题。

[5] 本文暂时抛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关于“社会事实”的争论,这里所讲到的事实仅指访谈中被访者描述的生活事件中的相关信息。

[6] 常见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对访谈的预想不够充分,本来计划一个小时后的访谈,二十分钟就聊完了,所有问题都是访谈提纲上的问题;而是有一定的预想准备,但随着访谈的深入,当出现一些预想之外的谈话时就不知道如何提问了。预想是笔者在研究实践中的总结,是指在访谈开始前要在脑海中提前想象一下访谈中的互动,如何提问,被访者会如何回答,他(她)的答案可能会导向哪几个方向,针对不同的方向访问者如何跟进提问。预想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访谈的时候越是能够自如把握访谈的进度。

[7] 关于研究访谈和日常谈话的区别请见于James P.Spradley,《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Wadsworth Publishing Co Inc1979P55 –P59

[8] 所谓的“正确”答案往往是相对的,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情形,而且是基于自身的经验、知识得出的结论。深度访谈仅仅是一种研究资料的获取方式,不是咨询,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指导被访者或者试图改变被访者。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研究者和被访者在访谈中处于平等地位,被访者是信息专家,研究者要避免那种居高临下的指导姿态。

[9] Tom Wengraf,《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Biographic Narrative and Semi-Structured Methods》,Sage Publication2001p4

[10] Paul Atkinson & David Silverman (1997) "Kundera's Immortality: The Interview Society and the Invention of Self"

[11]潘绥铭、姚星亮、黄盈盈,《论定性调查的人数问题,是代表性还是代表什么的问题——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及其方法论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10.4

[12] 诱导性问题有三种类型:一、看似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以上的提问;二、问题中存在假设性关系,提出一个问题已经暗示了其答案;三、回答受到限制,不能涵盖所有的可能。

[13]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3.

[14]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p116-p119

[15] Tom Wengra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P6

[16] 故事两个层面,一个是被访者讲述的故事,另一方面访谈本身的就是一个自我交流的故事。

[17] 生活世界的界定和讨论时现象学关注的焦点,那坦森曾简明的将其概括为“包含人所牵连的日程事务的总和”,见: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17-19

[18]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p183-189

[19] Steinar Kavle,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96.

[20] 斯普拉德利在《民族志访谈》一书中将民族志访谈问题分为描述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对比性问题三大类,又具体的将描述性问题分为5种类型的13种问题。具体详见Spradley, P. Sparadley,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Cengage Learning,1979,P85-91.

[21] Margarete Sandelowski, Whatever Happened to Qualitative Description? , Research in Nursing&Health,2000,p334-340.

[22] 黄盈盈, 潘绥铭与王东, 定性调查:“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的不同性质.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8.

[23] 现象学和语言学理论认为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词汇和词语使用规则,不同的人之所以能够相互理解是因为社会中存在着某种共识和通则,但在访谈中访问者和被访者的生活世界往往存在着具体大的差异,访问者下意识的使用自己的语料库词语会引导被访者在无形中从事翻译工作,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翻译成被访者所用的那些词语和句式来表达。

[24] 反身性是反思性的一种类型,反身性意味着在于打破现有的“习惯”和“行为倾向模式”。见于马茨·艾尔维森&卡伊·舍尔德贝里,质性研究的理论视角:一种反身性的方法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p6+285.

[25] Priscilla R, Ulin & Elizabeth T.Robinson & Elizabeth E. Tolley,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ublic HealthA Field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Jossey-Ba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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