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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构建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
作者:黄盈盈、潘绥铭  时间:2014年05月01日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问卷调查的“过程控制”:论主体构建视角下调查方法的整合[]

 

黄盈盈[]  潘绥铭[](北京,100872

 

摘要:过程控制是保证问卷调查之科学性的基本手段。在主体构建的视角下,它主要包括以添加社区考察来实现生活环境的可控化;以调查情境的可控化来激发对方充分呈现;以收集“主体的构建表现”来实现对于数据质性的可控化。基于对不同调查方法的光谱式理解,过程控制其实就是把定性调查的思路、视角与操作原则融入定量调查之中,以便逐步走向两种调查方法的整合。

关键词:社会调查方法  方法论  调查实施  调查技巧 

 

社会科学中的问卷调查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范畴内的科学主义流派,来源于对于自然科学基本研究方法之一的“在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的模仿[],并以此实现其科学性。其中,调查的实施过程就是模仿“试验”,随机抽样就是模仿“可重复”。[]我国社科界对于这两点(随机抽样的调查)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对于“在受控条件下”这一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要素,不仅仍然局限于统一问卷内容、统一询问方式这类底线条件,而且在方法论的层次上也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在受控条件下”,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水在100摄氏度沸腾”这一试验结果,必须始终被控制在“一个大气压之下”进行才能得出。如果在青藏高原试验,结果就会不同。所以本文所说的“过程控制”并不是要设计问卷中用于相关分析的那种“控制变量”,而是要设计出对于调查实施过程进行贯彻始终的全方位控制的一系列方法。

从笔者提倡的“主体构建”视角[]出发,问卷调查的实施其实是一种人际互动的过程,所调查到的数据其实是“主体的呈现”而不是所谓“客观事实”。因此,本文所说的“过程控制”无外乎有两大要素:首先是研究者更加注意收集那些有利于说明或者解释主体呈现的资料;其次是研究者主动地引导被调查者在人际互动中更加充分地呈现自己。

本文将以笔者于2000年与2006年两次进行的“中国成年人口的性关系与性行为随机抽样调查”[]为例展开对于“过程控制”的论述。但是本文并非教程,因此对于具体操作方法仅仅简略提示。

 

生活环境的控制:添加调查点的全面考察

 

生活环境对于人的意识与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共识。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之中,被调查者可能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也并不是什么标新立异之见。因此,研究者必须注重考察被调查者的生活环境,才能最低限度地实现“受控条件下”这一科学的前提。可惜,我国社会学界在设计问卷调查的时候却基本上没有考虑这一点。

正是由于缺乏了这样一种意识(而不是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我国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几乎所有的问卷都是直接针对个人而且仅仅询问个人的情况。这样,即使研究者使用折射法,恐怕也很难准确了解到被调查者所处的生活环境。结果,大量的社会调查所调查到的其实是那种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学科都不会承认其存在的“孤立的个人”。基于这样的调查数据所描绘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叠罗汉式”的社会与世界,而不是我们的相互关联浑然一体的实际生活。

为了弥补这种不足,笔者在实践中另辟蹊径,采用了下面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在个人问卷之外专门设计出一套量化的“调查点的生活指标”。也就是在每个最终调查点(在笔者的实践中是“居住区”[])都安排一位调查员(往往是调查组长),在针对个人的调查之外,专门去收集本地那些与个人活动有关的各种日常生活方面的数据而且多多益善。[]这样笔者就同时获得了个人情况与其生活环境这样两套数据。

所谓“调查点”,因不同的调查目标而异,关键在于研究者对于足以影响个人活动的生活环境的不同层次做出了什么样的假设。所谓“生活指标”,也是因调查目标而异,其实就是研究者所假设的、与个人活动最相关的、足以全面反映其生活环境的那些指标。

这两方面的设计其实也是遵循问卷调查设计的一般原则:如果缺乏积累的(例如“性”研究),就需要把“生活指标”多设计一些(例如笔者2000年设置21个,2006年设置52个);如果预计文化影响(例如民俗)更大的,就需要把“调查点”的范围设计得更加宏观一些(例如城区)。

但是仅仅使用第一种方法还远远不够,第二种方法更加重要,就是要实地考察该调查点的全面情况,通过体验与感悟来获得综合的定性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至少也是其委托的调查组长)可以把该地的生活环境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恰恰是经典的问卷调查中所缺乏的稀世珍宝。

例如在“性”调查的实践中,所谓与“性”有关的生活环境基本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笔者假设的那些“调查点生活指标”的量化数据中只有很少变量真的与个人的性活动相关。可是笔者(或调查组长)所获得的定性认识(在转化为属性数据之后)却揭示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相关关系。例如调查点的地理位置(是否闹市区域)、房屋类型(是否成排平房)、附近“红灯区”的公开程度(居住者中的关键人是否知晓)等,都显著地影响了该调查点居住者个人的性关系状况。这些定性认识不仅在任何官方数据中都不会有,就连仅仅在该地收集定量数据也无法获得,非得亲自收集才行。

退一步讲,即使无法进行定性考察,仅仅是收集量化的数据,最重要最宝贵的不是那些统计数据,而是在收集数据的具体过程中的感性收获。这样就可以获得一种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的定性的感悟与认知,也可以成为目前问卷调查的稀缺资源。例如笔者制定的一些定性考察的目标并非闭门造车,而是来自收集量化数据过程中的灵感触发。

上述两种操作方法都并不新鲜而且简便易行,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必须在方法论的高度上从“个体主义”逐步走向“整体主义”[];从“仿统计学”走向“社会理解学”[11];从“个体的算术相加”走向“总体大于部分之合”[12]。具有了这样的视角与思路,本文所提出的“添加调查点的全面考察”就不仅是应运而生,而且简直就是不可或缺了。

由此,“生活环境的控制”足以更加充分地实现数据获得过程中“在受控条件下”这一前提条件。非如此,把生活于不同生活环境中因而可比性实际上很差的众多个体勉强地放在一起来进行统计分析,其科学性恐怕只能是等而下之。

 

调查情境的控制:激发主体充分呈现

 

在我国已有的教程中,如何努力增强被调查者的回答可能性都是一个必备内容。但是学者们基本上是从问卷设计的角度来论述的,主要是讨论如何设计出更容易被准确回答的提问与备选答案。也有一些论述则是从严格要求调查员的角度出发,例如耐心细致、不加评判等等。[13]调查情境及其控制这样的概念甚至意识,尚未出现于我国的社科文献之中。[14]

但是从主体构建视角来看,任何一次具体的问卷调查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情境之中,被调查者这个主体在这样的情境之中究竟会怎样呈现自己,这才是更重要的;因为“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既不是欺骗也不是隐瞒而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所以,尽管问卷内容与调查员素养都可以在调查开始之前不断加强,但是如果对调查过程中的整个情境不加控制,那么“受控条件下”这个科学的前提就无法实现,调查结果的确定性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谓“调查情境”,其基础是调查员与被调查者在调查实施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人际交往;其内涵就是这种交往所处的具体环境,不仅包括时空方面的各种安排,也包括人际关系方面的氛围、互动方式等等。

所谓“过程控制”,就是研究者自觉主动地在时空与人际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设置。其性质决不是如何使调查员工作得更顺利更方便,而是全心全意地替被调查者着想,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更加自在,能够更加充分地呈现自我。

调查情境的控制的具体内容因调查目标而异。一般来说研究者首先要非常清楚:最可能阻挡被调查者充分参与自己这个调查的情境因素究竟有哪些。

笔者愿意简略地分享自己的实践经验,因为笔者所进行的两次“中国成年人的性调查”高度敏感,因此它对调查情境控制的要求可能最多最严格。择其要地把它充分呈现出来,有益于本文的论述,也有益于读者的触类旁通、继往开来。

 

时空设置

首先,笔者坚决拒绝在如此敏感的调查中进行经典的入户调查,[15]因为即使没有旁人在场,中国人恐怕也很难在自己的家里对一个陌生人(调查员)说出任何一种不规矩的或者非主流的性关系,更不大可能说出自己的哪怕是非常正规的性行为;因为“我是在自己家里”这个情境彻头彻尾地笼罩着被调查者,与“谈性”格格不入。

作为情境控制的对策,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专门设置了“邀约”这一环节,也就是派专人打电话或者派送邀请信,把被调查者邀请到“访谈室”中来完成调查,以达到“鸟出樊笼”那样的心理效果。

其次,笔者设置了专门的“访谈室”,一切调查都在其中进行。也就是在调查开始之前就确定独立的、封闭的空间作为面访调查的场所,确保没有任何第三者的在场。在2000年的调查中笔者主要选择居住区之内或者附近的旅馆作为访谈室;在2006年的调查中则主要选择学校教室、社区活动室等。[16]结果,这样的“专门时空”促使被调查者“更专门地”呈现了自己。

第三,笔者两次都采用了笔记本电脑辅助的调查[17],就是编制电子问卷,调查员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被调查者在电脑屏幕上阅读问卷,通过按键来回答问题。这一措施最大的好处就是把经典问卷调查中的“人际谈话”变成了“人机交流”,避开了中国人在“性的表述”上普遍存在的非礼勿听(无法接受调查员“说性”)与难以启齿(被调查者认为不可言传)的文化障碍,实现了很好的情境控制。[18]

 

人际关系设置

首先,笔者规定,“邀约者”与调查员决不允许的是同一个人。这是因为有时候“邀约者”不得不亲自去动员被调查者接受调查,就很可能获知被调查者的一些个人信息(至少见过面)。如果还是这个“邀约者”来调查这个被调查者,那么匿名调查的原则就多少遭到了破坏,无论调查员做出多少保密的承诺,被调查者也难以安之若素地呈现自己。因此,笔者的这个设置就是要保证每个被调查者都是面对素不相识的人来表述。这不仅仅是为对方保密,更是为了给对方创造出一个“陌路相逢,哪说哪了”的情境,以便减少对方的心理压力。

其次,笔者设置了“增加亲和”的情境,规定调查员必须给被调查者端茶倒水、嘘寒问暖、并排而坐、以闲聊开始等,以期达到一见如故、谈天说地那样的自然气氛。

第三,笔者坚持必须是同性别的调查员进行调查。[19]其原因并无奥妙,都是来自生活体验:有多少女性会面对陌生男人“谈性”?又有多少“异性谈性”不被认为是刺激或者有风险或者干脆就是一种骚扰?[20]

 

电脑技术设置

其一,笔者把每位调查员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都另外录入,以推测调查员可能的作用。

其二,笔者给笔记本电脑设置了这样的功能:自动记录被调查者回答每5道题的时间,以推测被调查者回答的认真程度。

笔者把上述两种数据加以比较,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考察调查员对于调查过程(而不是调查结果)的影响,从中推测“时空设置”与“人际关系设置”的被综合贯彻的程度。由于笔记本电脑调查非常便利,因此笔者可以在每次调查完一地之后立即进行这样的分析,可以随时调整调查时空与调查员人选。[21]

综上所述,调查情境控制的实证效果就是:主要由于被调查者更加放松(而不仅仅是由于问卷更好与调查员更加高明),因此在被标定为“谈性色变”和“许做不许说”的中国,笔者获得了比美国同类的性调查更高的应答率。[22]

 

数据质性的控制:收集“主体的构建表现”

 

在我国现有文献中,问卷调查基本上被刻板地武断地归入定量研究的范畴,而且似乎不可越雷池一步,结果造成了操作教程中莫名其妙但又是心腹大患的“潜规则”:除了题器,什么都不要问,什么都不要记,什么都不要管。如果这是为了节省时间精力尚情有可原,但是更大的可能却是来自缺乏对于定性调查的指导思想的借鉴。

从主体建构的视角来看,被调查者的任何回答都是他/她在人际互动之中,在进行了建构之后呈现给调查员的。[23]研究者与调查员虽然不大可能当场就追究他/她的建构过程,但是调查并不是发生在火星上,因此在问卷之外,必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蛛丝马迹可以透露出一些被调查者进行建构的情况,就看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去不去收集。再者,被调查者也不是千人一面,每个人进行构建的程度必定不同,因此收集问卷以外的“对方的表现”的信息可以帮助研究者加以判定。

这就是研究者对于调查数据的性质的全面判定,是“过程控制”的重要组成,应该是问卷调查的安身立命之本。这是因为人非草木,不仅随时随地可以心动情变,而且同样的事实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价值与意义。若非如此,自然科学就无法应用于对人的研究。

可惜,这是我国问卷调查的理论与实践的软肋之一。

其实,判断数据的质性对于问卷调查来说,往往比对于定性调查更为紧要。如果我们不能起码从质性上判断一下被调查者所做出的主述究竟是在调查员面前的装模作样还是原形毕露,我们怎么敢把这些数据拿来就统计呢?

在笔者有限的实践经验中,至少可以有如下几个办法可以控制数据的质性,仅择其要而述之。[24]

其一,在“邀约”的时候就单独记录邀请的被调查者的性别与年龄,然后交给调查员以便验证前来者的真实性。[25]也可以在录入之后形成另外一份数据,然后与调查数据对照以便发现可能存在的冒名顶替之人。这就是确定调查样本的抽样属性。

其二,在问卷末尾增加调查员对于具体的调查场景的记录,在被调查者离开之后由调查员填写,例如调查在什么样的地方进行、是否有人在房间外面围观或者等候、是否有10岁以下的或者10岁以上的孩子在场、调查是否受到外界干扰、调查如果中断是否因为外界干扰等等。

其三,要求调查员事后在问卷末尾记录一些对于对方的基本判断,例如对方是否喝了酒及其程度、是否紧张、是否有害羞的表现、是否在调查内容之外说了别的话、回答中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调查员提供帮助以及帮助什么、总的来说对方的穿着打扮在当地属于什么档次等等。笔者曾经设置达12项之多。

其三,鼓励所有被调查者进行充分的主述并且记录下来,或者要求调查员追问那些做出特殊回答或者有特殊应答表现的被调查者的进一步情况。[26]

其四,在“笔记本电脑辅助”的问卷调查中,设置某些可以反映回答的质性的功能,例如被调查者回答每5个提问的时间、是否播放为文盲准备的录音、是否打开“帮助窗口”等等。随着笔记本电脑的功能不断增加与强化,笔者相信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例如直接记录对方的移动鼠标或者按键回答的具体状况。

这里的基本原理其实是:问卷调查所收集到的一切数据都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被调查者的呈现,只能是在他/她接受调查的时候,在“访谈室”这样一个空间之中,在与陌生的调查员的互动之中,在进行交流这样一种人际关系之中,不自觉地“构建”(动词)出来的。具有了“主体构建”这样的方法论的意识就会明白,所谓“质性控制”其实就是要在被调查者的主述之外,努力去收集那些可能反映出对方的“构建”过程与机制的资料。例如,研究者虽然不可能知道一个被调查者喝了酒是不是就一定会撒谎;但是却可以通过记录下“该人喝了酒”这一情况来标识其所有信息的性质,以便必要时使用这个标识来进行相关分析。如果我们把各个质性控制的变量加以统计学处理,就很容易得出该数据的“质性程度”变量。把它加入整个统计分析,就会取得更加“人性化”的数学结果。[27]

总之,在笔记本电脑调查中,设置与录入这些变量轻而易举,但是在调查的性质上却意义非凡。这其实就是在问卷调查中承认与尽量落实了“调查是人际互动”的思想与主体进行了构建的视角,最终贴近了对于人的科学研究的受控条件。

 

走向整合:过程控制的方法论意义

 

过程控制的性质

上述的3种具体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质量控制或者防止“假数真算”,而是希望在定量调查的领域中大力推广以主体构建的研究视角为代表的定性研究的基本思想。

这主要表现为5个方面。

首先,笔者不把问卷调查视为研究者单方面地去了解那些既存的客观事实,而是看作研究者、调查员与被调查者这三方[28]互动的共同过程,特别强调调查员与被调查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对于整个研究的巨大意义。这是笔者提出的“过程控制”的基本出发点。

其次,笔者不把问卷调查的结果看作仅仅是个人的情况,而是视为个体在其生活环境之中的具体呈现。因此笔者主张必须在问卷调查中增加对于生活环境的控制――社区考察。

第三,笔者不把问卷调查看作仅仅是单纯由调查员来操作,而是视为被调查者这个主体在调查员面前进行呈现的过程。笔者因此格外地突出了对于调查情境的控制。

第四,笔者认为,调查员所获得的“主体呈现”也不是一个确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一个主体自己不断进行构建的过程。因此笔者才会主张必须对数据的质性加以控制。

最后,笔者不把问卷调查视为国民经济统计那样的客观测量,而是看作研究者在生活世界中去了解生活、在人际交往中去了解人、在主观能动的控制中去避免主观臆断的一种研究方法。

行文至此,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上述这些视角其实都是定性调查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论的关键要求和操作起点。如果说本文还有一些意思的话,那么就在于它指出:这些,在问卷调查中恰恰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并不需要千辛万苦!

 

对于社会学方法的光谱式理解

笔者的主张具有方法论层次上的根据。

1.不同的调查方法其实是对于被调查者的呈现完整性的分类

首先需要确定这一“光谱式存在”的两极:一极是单一侧面的个体,就是研究者仅仅要求被调查者把自己的某个侧面呈现给调查员;另外一极就是要求被调查者把完整的全部的自己呈现给研究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同的调查方法其实就是截取了不同的域。这样笔者就可以建构出如下的示意图[29]

 

单侧面的人——多侧面的人――人的多侧面之关系——整体的人

 

 


定量调查:单因素调查――――假设-检验调查―――――可控调查

定性调查:求同法访谈―――――求异法访谈―――求全(个案)法

 

在这样的光谱式理解之下,所谓的“定量与定性之争”其实只不过是针对不同的调查目标所采取的不同操作方法。使用求全的个案法来调查完整的全面的人固然好,但是许多情况下研究者并不需要这样的资料,反而是仅仅关心被调查者们的一个或者多个共同的侧面。这时候,无论使用单因素问卷调查还是求同法的定性访谈,都是适合于研究者的调查目标的。

可是反过来说,恰恰是由于不同的调查方法实际上是预设与界定了光谱中不同的域,因此它们之间的区分又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调查完整的人就无法实现我们的调查目标,那么任何问卷调查方法就都是南辕北辙。如果我们调查的是人的多侧面之关系,那么无论是单因素问卷调查还是求同法的定性访谈也就都无能为力。

这样看来,所谓“定量与定性之争”其实就转化为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者究竟要要在多大的程度上调查“整体的人”?

对于问卷调查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研究者所要调查的人的单侧面也好,多侧面也好,多侧面之关系也好,是否真的能够从“人”这个整体中剥离出来?即使可以做到,那么这种剥离的标准与偏差究竟是什么?例如在生活现实中,“建筑工”这一职业往往仅仅是“农民工”这个“人的整体存在”的细分层,如果研究者非要把两者互相“剥离”,不考虑“农民工”而去单独统计分析“建筑工”或者相反,就很可能失之千里。

人的各个侧面能不能剥离,这只是一个思维游戏;研究者需要的是首先论证任何一种剥离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缺乏这种意识才是目前中国社会调查理论与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因为许多论文虽然都会定义自己的调查侧面,却很少见到进一步阐述这个侧面为什么能够脱离人的整体而孤立存在。

目前我国社科界常见的定性调查成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它们大多数采用求同法,就是访谈多人的同一侧面,作为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分析与认识。可是,这个“同一侧面”真的能够剥离出来吗?作者却很少论证。其实,恰恰由于定性调查是开放的与弥散的,因此在作者列出的用来证明“确属同一侧面”的那些资料里,每每可以发现多个侧面的界限其实是云山雾罩,甚至是山叠水汇。如果作者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那么笔者就有理由质疑:这样的定性调查与开放式问卷调查还有多大的区别呢?

不过,在目前中国的方法论讨论中,似乎只有定性调查在讲求应该去调查“整体的人”,[30]而问卷调查似乎破罐破摔,噤若寒蝉。本文的主旨就是希望登高一呼:应该运用过程控制,向这一任何社会调查都应该到达的理想境界尽量靠近。

2.调查中双方的关系才是各种调查的性质

这方面笔者也可以列出一种光谱式的存在:

 

调查双方的关系:双方无涉――主体表述――人际互动――结果共建

 


调查方法的性质:客位研究——主位研究——参与研究――共同构建

 

这个光谱的意义在于:我们如果仅仅在具体调查方法的选择的层次上来参与“定量与定性之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调查是一种人际交往”的角度来分析各种调查方法的性质。

作为上述光谱的一个极端,经典的问卷调查往往严格要求调查者不得诱导或者影响被调查者,以便保持调查结果的客观性。可是作为光谱的另一极端的定性调查却承认:我们所记录下来的一切调查结果(包括影视资料)其实都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双方互相影响、共同建构出来的。[31]在这两端之间,我们可以截取出一些域,分别命名为主位研究、参与研究或者任何其他称谓。

这里与前面论述过的一样,最关键的并不是孰优孰劣,而是我们是不是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光谱式的理解,有没有去论证我们的调查目标最符合哪一种调查方法,有没有把我们的研究放在这样的光谱中去努力改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定量与定性之争”并不是聚焦于是否深入、细致、开放、可发展这样的技术问题,而是在讨论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任何一种社会调查的实施过程中究竟存在不存在人际互动?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避免”甚至“无视”它,却不去努力“控制”之?

在这方面,经典的问卷调查显得墨守成规。本文希望以“过程控制”来破茧而出。

 

走向整合

恰恰是由于不同的调查方法其实仅仅是同一个光谱的不同截取域,因此“定量与定性之争”绝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它们不仅可以互相靠近,还可以整合。这方面发展余地,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在笔者看来,“之争”中的双方恐怕都不自觉地把对方给“妖魔化”了,结果造成了批判越来越多,借鉴越来越少,双方一起固步自封。

质疑者往往把问卷调查扣上“惟科学主义”的帽子,被质疑者则往往以坚持“科学性”为自豪。其实,在研究“人”这个对象的时候,坚持贯彻“在受控条件下可重复的试验”这一自然科学的理想境界,半点错都没有。研究者所需要的仅仅是兼收并蓄,仅仅需要增加一些主体构建视角就可以获得更加符合“人”的现实的研究成果,并不需要做出脱胎换骨的改变,更谈不到向定性调查卑躬屈膝。本文就是希望给出这样的例证。

在本文中,“过程控制”绝不意味着只能使用统计数据来实现之,反而更加强调在操作中获得定性的体验、感悟与认知。至于这两种方法所获得的资料如何合并使用,笔者相信这只是锦上添花的需求而不是逢山开路的问题。

进一步说,这种整合也并不仅仅是具体调查方法层次上的,而首先应该是指导思想、研究视角与整体设计上的灵魂的融合。

就理想状态而言,在这样的“整合调查”中,问卷调查与定性调查应该是取长补短,双方的目标应该是比翼齐飞;双方的关系应该是相濡以沫;从根本上化解以前的无谓之争。

笔者曾经提出了“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这一命题。[32]如果说该文还仅仅是提倡整合的话,那么本文就是论述其操作化的一个尝试。正如本文所呈现的,在融入了互动思想与主体构建的研究视角之后,在进行了过程控制之后,笔者所进行的定量研究已经从经典的问卷调查向着定性与定量整合的方向前进了一小步,而且足以拿出来就教于同仁。

 

 

 

参考文献:

1]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走向规范化与本土化所面临的任务[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6)。

2]郝大海,社会调查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梁丽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歧异与整合[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1)。

4]刘学勇,调查关系的后现代反思[J],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5]秦文佳,在关联与无涉之间——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再思考[J],江南大学学报,2004,(3)。

6]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杨伯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点:草根理论和因果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2,(2

8]张广利,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学研究方法[J],社会科学研究,2001,(4)。

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康、李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本研究属于《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我国艾滋病流行规律、疫情评估和预测方法研究(2008ZX10001-003)”(三)艾滋病毒经性传播扩散决定因素的流行病学和社会学研究》;也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卡大学的合作项目《促进艾滋病性病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与公共卫生的合作:研究与培训》的支持

[]女,1977年产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男,195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

[] 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例如陈蓉霞:《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此科学非彼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4期。

[]潘绥铭、张娜、黄盈盈:《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实证对比研究:样本偏差程度及其方法论意义》,《江淮论坛》20098月即将发表。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构建:性社会学视角的革命与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

[]详见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月;《中国性革命成功的实证: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简报,2000年与2006的对照研究》,万有出版社,台湾高雄,20081月。

[]王东、潘绥铭、黄盈盈:《居住区视野下的抽样构想及实践》,《中国统计》20089期。此处不拟展开。

[]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当多的社会数据,都可以用作生活环境的控制。但是一则很多基层统计部门不提供这些数据甚至没有;二则这些指标的设计往往不符合研究者的要求;三则其中基本没有定性资料;因此笔者还是强烈主张研究者自己去设计与收集。

[]段培君:《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分析传统》,《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年第6期;郇建立:《,个体主义+整体主义=结构化理论: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述评》,《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11]所谓“社会理解学”是笔者的通俗说法,尚缺乏论证;但是这样的思想却久见于国内诸多论文。例如:王小章:《社会的客观知识是否有效及如何可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孙特、朱红文:《社会学研究有规则到新规则:谈吉登斯社会学方法论思想》,《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3

[12]贝塔朗菲,1987,《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3] 这两方面的论述与教程非常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14]笔者曾以这两个词为题名与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852009年)进行检索,发现前者主要被应用于各种教学与文艺评论之中,涉及社会调查的尚未检索到。后者则完全未检索到。

[15]笔者对于入户调查的批评不拟展开。有些学者虽然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也设计了许多方法来解决,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质疑“入户调查”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前者例如金秀芝、孙丽范:《对入户调查居民配合程度下降问题的思考》,《统计与咨询20080335页;龚江辉:《城市入户调查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统计2007015253页。后者例如:罗晓娟:《论营销技巧在入户调查中的应用》,《调研世界200804;严宗光、卢润德:《入户调查的质量控制分析统计与决策200102910页。

[16]从应答率与调查结果的分析来看,两种访谈室在总体上没有出现显著的差异,但是在一些小城市中,后者的效果稍好一些。这主要是因为小城市的居民对于旅馆、招待所的陌生感更加强烈一些。

[17] “笔记本电脑辅助调查”是目前国际上问卷调查敏感问题时的最佳方法。1998年,在美国《全国男性青少年调查》中,研究者把这种方法与“使用纸笔的自填问卷法”进行对照,发现各种敏感行为的报告率都比后者有所上升。参见Turner C. FKu L.Rogers S. M.Lindberg L. D.PleckJ. H.Sonenstein F. L.Adolescent Sexual BehaviorDrug Useand ViolenceIncreased Reporting with Computer Survey TechnologyScienceVolume 280(5365)May 81998. 867-873

[18] 笔者以为,在笔记本电脑大幅降价的今日,仍然不使用这种调查方法实在很奇怪。

[19]国际上对于调查员的性别一直有热烈的讨论,而国内虽有著作论及,却尚未检索到专门的论文。有些国外研究查者发现,调查员的性别对调查结果没有影响。笔者却持相反看法,因为从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个问题是误入歧途。此处不再展开。

[20]作为变通措施,笔者只允许在个别情况下由年轻女性来调查老年男性,却绝对禁止任何男性调查任何女性。

[21] 在笔者2000年使用的36位调查员中,有6位是因此而更新过的。

[22] 虽然不能排除时间差与其它因素的影响,但是毕竟美国1992年进行的全国成年人随机抽样调查的应答率仅为56%,而笔者2000年的调查为76%;2006年的调查则为79%。

[23]文献中对此的论述已多,不再列举。

[24]数据质性的控制不是也不可能是测谎,因为若不知真,焉可知谎?本文不拟展开。

[25]在笔者的实践中,一地的冒名顶替现象就曾经高达6%,但均已被调查员发现与筛除。

[26]笔者在2000年的调查中曾经收集到这样的定性资料65万字之多,但是尚未进行分析。

[27]笔者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分析,另文详述。

[28]在经典的问卷调查中,研究者与调查员往往是同一人。但是近年来有些研究者开始脱离实地调查。这可能是必然的或者不得已的,但是笔者坚持主张并且实践着:研究者必须至少在一时一地担当调查员,否则问卷调查中的“过程控制”这种意识就根本不会出现。

[29]对于问卷调查的分类,详见潘绥铭、黄盈盈、王东:《“元假设”:社会调查问卷的灵魂》,《学术界》2008年第3期。对于定性调查的分类,详见黄盈盈、潘绥铭、王东:《定性调查:“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的不同性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8月第4期第136141页。

[30]刘中起、风笑天:《整体的“社会事实”与个体的“社会行动”——关于迪尔凯姆与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的逻辑基点比较》,《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王宁:《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对立的新思考——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之一》,《中山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31] 这方面的文献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32]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定量调查与定性调查的整合》,《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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