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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意义与实践——从“性”研究的隐私屏障谈起
作者:王昕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时间:2014年04月14日
来源:《走向性福》上集

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意义与实践

——从“性”研究的隐私屏障谈起

王昕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访谈,尤其是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在当前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广泛、重要的作用。它是我们获得社会世界经验材料和数据的必要途径;是当代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方式;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建构的言语事件(speech event);同时,更是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体主观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独特路径(陆益龙,2011)。学界所界定的深度访谈是指半结构式的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Hakim1987),它建立在诠释学、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研究者与被访者的语言、动作、符号与周围的环境和情境交织在一起,通过共享、解读和反馈达成意义的获得和证实(杨善华、孙飞宇,2005)。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方法,深度访谈在发生前、发生中与发生后都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即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会对研究的过程和结论产生如何的影响。因为,质性研究从一开始就不否认本体论上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它承认“研究者所涉入世界的主观性”、强调研究者的介入而非实证主义者认定的价值中立(葛忠明,2012)。因此,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影响着访谈过程中的“对话”和“陈述”,而且,在更深层意义上影响着深度访谈中的意义阐释和解读。

就深度访谈中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关系,学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具体技巧和方法层面,鲜有研究将深度访谈及其策略选择放在“主体间性”认识论、价值论和社会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在深度访谈被广泛运用的今天,社会科学需要从更本源的角度审视深度访谈的意义指向和实践策略。作为“性”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如何在深度访谈中突破因话题敏感、内容隐私、权力地位差异等因素导致的隐私屏障,这是一直以来诸多访谈实践者和研究者不断思索的重要问题。

.深度访谈:关系视角下的言语事件

深度访谈是由研究者和被访者双方共同建构的一个言语事件。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社会行动发生的过程。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诸如动作、表情、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Wengraf2001)。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获得关于被访者的事实真相,这种“真实”,是一种对被访者而言“意义的真实”(杨善华,2010)。

深度访谈中研究者对研究进程的介入和影响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是不容回避的。一般来说,我们普遍认可研究者在深度访谈中是一个观察者、学习者来获得有关资料,并用“讲故事”(story-telling)的方法如实、自然地呈现研究资料。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清醒地审视并反省自己的“主体性”对研究过程的介入,不施“暴政”于研究现场和研究过程(秦金亮,2002)。虽然,对于研究者是否可以真正做到“悬置”自己的立场和意义阐释体系有所争议(郑庆杰,2011),但深度访谈要求研究者避免将已有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测量手段强加于研究过程。然而,这并不是说研究者在深度访谈中抱持一种“完全放任”的态度。事实上,诸如“创造性访谈”(creative interviewing)等访谈策略和技巧,可以促使被访者不断开放其内心世界。另外,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视角,深度访谈应追求“研究者和被访者都不再被看作数据产生的工具,而是彼此熟知,进入对方的生活这样一个美妙的场景”(樊欢欢,2005)。

其次,深度访谈“不只是去拾取已经在被访谈人心里的信息,而是要包括访谈过程本身所产生的意义”(杨善华,2010),也就是说,虽然研究者旨在理解被访者的行动及其意义赋予,然而,研究者在对被访者的“叙述”和“表达”进行接收、理解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生成其主观看法。因此,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必然要对各自的世界进行明确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使研究者对被访者的行动及其意义进行理解成为可能(杨善华,2010)。

再次,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和意义阐释是以被访者为目标导向的,也就是说,研究者运用技巧和方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促使被访者“发声”、进行“主体表达”,并在此基础上对被访者的“主体陈述”进行整体、全面、深入地理解。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被访者不再仅仅是被“询问”的对象,而是被赋予足够自由、能把握访谈的“主体”(Hakim1987)。这一点在后现代访谈范式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由于知识的确定性被更多地看作是人际交流的产物(苛费尔等,2013),可以从解释互动主义的立场出发,鼓励被访者积极参与到对报告的解释中来。

在对深度访谈的方法论文献进行回顾后,可以得出,由于深度访谈的过程和结果是由研究者与被访者共同建构的,那么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深度访谈而言是一个关键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它涉及到“人对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哲学命题。对此,杨善华等学者从意义诠释的角度对如何理解被访者的叙述进行讨论。其中,非常明确的一点在于“意义是确定的并有可供交流和共享的特征”,因此,舒茨在现象学社会学中作为基本概念来讨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才有可能(杨善华,2010)。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让研究者对被访者的认识和理解更接近于被访者主体世界中“意义上的真实”。对于如何从“主体间性”的视域促成深度访谈的成功实施,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和分析。

.“主体间性”:“主体”的互构与共存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称“主体际性”、“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本位”,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出现的、标示着西方哲学实现第二次意义深远转向的哲学思想,它是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要概念。虽然国内学界对这一词的译法以及作为哲学概念存在的意义目前正在争论之中(俞吾金等,2002),但简单说来,主体间性表明一种“主体”与“主体”共存的状态。它扬弃了本质主义认识论中“主体——客体”二分模式,把主体、客体统一起来引导客体向主体化发展,并最终达到了“主体”的互构,是认识论的巨大转向。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关系中体现出的内在属性(纪蓉琴,2009)。

与主体间性相对的是“主体——客体”认知思维模式。它先验地以“主体”为中心,并赋予主体对客体的优越性,即客体被主体所构造和征服。“主体——客体”的对象性认知思维模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郭湛,2001)。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以个人主体性为基础,强调了两个或多个主体之间的内在相关性。这种“主体”之间的互构与共存,使得主体之间具有相关性、统一性和调节性。这种“复数主体”的出现,让我们看到并承认每个个体身上的“主体”意识,即相对于物的世界,人与人交往的世界中无客体而言。无论是作为认识者去认识他人(比如研究者),还是作为被他人认知的对象(比如被访者),其本身的主体性地位是不变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主体间性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共在,是我与他人之间生存上的联系,是我与他人对同一客观对象的认同,是“此在”通达“彼在”的过程(海德格尔,1999)。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主体间性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每个人都基于各自的文化群落和具体生活世界为视域理解相关问题。主体之间的“互识”与“共识”成为可能的前提是必须承认相互的主体性地位,而不是简单的将对方看成是研究或认识的“客体”。因为,相对于“物”的世界,人与人交往的世界中无客体而言。

其次、从价值论的角度,主体间性打破了客体对主体的依存关系。布伯批判了传统“主体——客体”二分模式下以“我”为中心的“我——它”关系,并用“我——你”关系取而代之。他认为,“我——你”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在精神世界中,“我——你”关系可以帮助人树立信仰,坚定价值取向,提升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在各个理解主体之间,“我”与“你”的相遇,是一个双重的事件。一方面,“我”体验“你”的处境与话语;另一方面,“我”并不因体验而丧失“我”的根基和自我性(布伯,1986)。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在对一些社会边缘群体或亚文化群体的研究中,主体间性的视角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资料收集和意义解读过程中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赋予被访者独立、平等、完整的“主体”地位。

再次,从社会关系的角度,主体间性是人与人之间在相互作用、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关系中体现出的内在属性。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对话以语言为中介,而语言、规范、理解等都只能在主体间性中存在。“交流的经验,如这个名称所表露的,起源于至少把两个主体结合在一起的交往行为的关系,它发生于通过语言而建立起来的对稳定的意义的理解的主体间的框架中”(哈贝马斯,200156)。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种认知的思辨关系,而是生活世界中的直接互动关系。

作为社会主体,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鲜活的、生动的、具体的。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过程和资料收集手段,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从认识论的角度赋予被访者“主体”地位,从而避免对被访者生活世界进行外在“裁剪”和局部“测量”;从价值论的角度,研究者与被访者是“我”与“你”的关系,共存、共在。在对他人生活世界尊重的前提下,研究者对被访者的“陈述”进行理解和意义阐释,这为质性研究的深度和力度提供内在伦理支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研究者与被访者之间的深度访谈依托语言进行交流、沟通,这种具体互动关系的顺利开展,有赖于被访者“主体”身份的获得和表达。“性”研究因话题敏感、内容隐私、权力身份不对等、性别差异等因素造成了难以轻易逾越的“隐私屏障”,从主体间性的角度进行的深度访谈有助于访谈的顺利进行,并确保材料的生动和深度。

.深度访谈中的“主体间性”

“研究者——被访者”这对关系在主体间性视域下是“互构、共存”的。研究者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对被研究者观念、行为的解释。这不是一种研究者对“他者”的认识和实用的关系;是一种人与人视域的“会合”。研究者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生活世界,使研究者与被访者处于同等的位置,在体验和理解中获得对被研究者观念、行为的解释(朱志勇,2001)。这一个过程不再是支配与从属、主动与被动、反映与被反映、测量与被测量、询问与被询问的关系,而是基于主体交互关系的“共享式”陈述。双方之间不是“主体——客体”关系,也不是“人——物”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承认与理解的社会性关系。不仅研究者是提问、分析、理解、把握研究过程和结果的“主体”,被访者也是陈述、提问、质疑、讨论的“主体”,并且,就其话语和意义的分析解读,应放在被访者主体空间内进行,而不是以研究者的知识框架对其进行“切割”。

其次,访谈的“深度”从意义的角度是对于被访者而言的。研究者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体现在获得更多关于被访者主体世界的细节表达;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变得更为复杂的;反思“表面事实”是如何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2001);并将对意义的挖掘和阐释放在被访者的知识结构、生活场景和价值空间内进行探讨。只有基于“人”与“人”的共在,对被访者生活世界进行整体关注,将其视为意义、观念、行动发出的“主体”,才能更好地帮助研究者理解研究问题,也才能让访谈获得丰富资料并进行深入挖掘。

再次,经验与意义的获得和提炼,是“主体”之间在相互理解和交流的平台上进行的。“主体”的“共在”,是相互理解和阐释的基础,是通过生活世界中个人与他人的“共同在场”呈现出的。在“共同在场”中,人类个体之间的相互认识和理解打破了人己分立、物我隔离的“主客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主体“共在”之后视域重合的可能性,这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相认识和理解奠定基础。胡塞尔将主体间的理解界定为是一种通过主体的“类比统觉”、“同感”、“移情”等“视域互换”来实现的、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的“共同性”或“共通性”。伽达默尔认为主体之间的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加达默尔,1999393)。对话者的对话本身就是主体双方的“视域融合”,为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中生活的个人互相理解对方奠定基础。舒茨用“视角互异性”一词指出对每一个主体来说,通过互换位置、立场转化、设身处地可以实现对生活世界的共享。

与“主体——客体”二分视角下获得本质的、一成不变的、客观的“知识”相比,“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知识”是通过主体间的交流、形成的基于“共在”关系的“共识”。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深度访谈,承认被访者的“主体性”地位;研究者与被访者基于平等关系,“共享式”的完成相关话题的“陈述”;同时,为深入理解被访者的主体陈述提供丰富、完整的意义解读空间。

.具体操作与思考

(一)访谈之初

有学者指出,被访者要像一张白纸去“印”访谈对象和场景,通过沟通性的理解,获得对访谈对象赋予访谈与访谈场景的意义的感知和认识(杨善华、孙飞宇,2005)。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完全放弃自己在深度访谈中的“主体性”,而是反思研究者个人的“主体”介入对研究过程及结果产生了何种影响。同时,为了更好地进行深度访谈、获得对被访者准确、深刻的理解,研究者可以通过体验的方式感受被访者生活的环境、体验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为富有深度的质性研究进行“地方性知识”储备。

其次,在进入深度访谈“现场”、建立研究者与被访者角色关系时,研究者要避免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身份,最好以自然的态度或学习者的态度使自己快速融入访谈现场。尤其是在对亚文化群体或者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应该注意自己与被访者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1],避免因角色、地位上的差异而带来的对深度访谈的阻扰。笔者在之前进行的对性工作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深度访谈中,会在访谈伊始小心处理对自己身份的介绍,通常是以学习者、请教者的姿态开始深度访谈(在注意研究伦理,不隐瞒自己身份的前提下,我通常会介绍自己是“一个学生或教师”,而不是“一个博士生或研究者”)。另外,访谈“现场”不是一个“随遇而安”的选择,而是要创造一个对被访者而言较为轻松、具有信赖感的环境。需要注意的是,深度访谈进行中的具体环境构成“访谈这一言语事件”具体发生的情境,不同情境之下的访谈内容会有所区别,甚至影响之后的资料分析结果。以“性”为内容的访谈可以适当创造在不同环境中的访谈机会,并进行结果比较。比如,对性工作者的深度访谈内容和过程会因地点和场景的区别(比如在其工作场所、住处、饭馆、公园等处)产生明显差异,如何分析、解释这样的差异,并促成研究资料的整体性、完备性,是研究者面临的具体考验。

最后,要尽可能结合受访者感兴趣的话题或从事的具体事情自然地开始访谈,从被访者“得心应手”的日常生活入手(杨善华、孙飞宇,2005)。这就需要从“主体间性”的视域摸索如何快速、顺利的找到深度访谈的“切入点”,从被访者熟悉的、愿意表达的话题入手,为整个访谈的开展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线索可以是研究对象自己主动展示的(比如,性工作者拿出自己喜欢看的书让我看);也可以是研究者自己观察和捕捉到的。比如,在“红灯区”调查时,我发现一位姐姐一直不怎么理我,有一天她在织一件小孩的毛衣。我坐到她身边先是请教她毛衣的针法,然后问她孩子的情况。就这样,一个母亲谈起自己的孩子永远都是话题不断,并充满兴趣。她乐意主动和我分享她对孩子、家庭、感情乃至生活的种种看法,并使得我在很快时间内将谈话拉到访谈主线上,顺利完成访谈。

(二)访谈之中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深度访谈,被访者作为与研究者一样的“主体”,对深度访谈的顺利进行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深度访谈话题的选择、转化和引导,其目的应该指向鼓励被访者的“主体陈述”。合适的提问内容和发问方式能够促进研究者和被访者“共享式”的完成相关话题的表达。在话题的选择和聚焦过程中,只有基于个人生活史的整体“陈述”,才能有助于我们达到“深度”访谈;才能帮助研究者展开合理的理解和阐释。因此,对被访者的发问,不应仅仅是“过度聚焦”的测量或求证,而是基于被访者独立个体生命历程的“生平阐释”(biographical-interpretive)。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具备一双发现的眼睛。这双眼睛不仅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格尔茨,200435),并且能迅速捕捉对被访者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生活线索。关注细节、发现具有重要询问价值的内容,围绕被访者的生活增加深度访谈的灵活性和丰富度。同时,要允许甚至鼓励被访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共享式”讨论。研究者不仅是提问方和信息的采集方,而且还可以用自己的经验生活与被访者呼应。比如,笔者在“红灯区”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时,当有些性工作者谈到感情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和受到的伤害时,作为一个女性研究者,我也会提到自己的感情经历,和她分享我的感情生活。这种互惠与呼应使得我在调查中的访谈更容易开展,并且在一种“共情”中使被访者愿意主动将自己的生活“陈述”出来,进而对私密、敏感话题进行较好的交流。

另外,深度访谈选择合适的记录方式需要考虑被访者的具体感受。对于“性”研究而言,访谈过程中录音工具的出现会给访谈带来干扰,影响被访者的“主述”。虽然“事后记录”的方式有不可避免的主观性和任意性,但它有利于深度访谈的顺利实现。毕竟,最大限度地使被访者的“主体陈述”得到更真实的呈现是记录方式选择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访谈之后

在阐释学的视角下,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不是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问答、对话关系。从主体间性视域出发,访谈之后研究者对被访者“陈述”的分析和理解应该基于研究者与被访者作为共同存在的“主体”而进行。被访者的“叙述”,不是被测量或收集到的,而是在双方共在的一定情境内相互呈现和建构出来的。

深度访谈在研究者与被访者“主体共在”中能够捕捉到一种生动的“同时性”,“我们通过他人思想的生动的现在、而不是通过过去时态捕捉他人的思想,他人的言语和我们的倾听过程都是被我们当作一种生动的同时性(vivid simultaneity)来经验的。只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参与了他人思想的这种直接的现在”(许茨,2001236)。这种生动的同时性就是主体间性的本质,也是我们认识他人的基础。正是因为研究者与被访者作为“主体共在”的生活经验,才能完成对被访者生活世界的整体理解和深度阐释。对被访者个人行动意义的探寻,应与其生平情境相关联。每一个个体当下的行动,都处在具体的“意义脉络”之中。任何人的当下实践,都持有他自己的经验图式。当被访者陈述自己生活的整体图景时,“虽说它是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事件出发的,它却必然地需要有想象的步骤来把它们置之于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之中”(伊格尔斯,2003)。所以,在叙述中发现生活行动的情境,生活中隐秘的意义才会通过叙述体现出来。

.关于“真实性”的回应

“主体间性”视域下进行的深度访谈难免要面对“真实性”质疑,即如何确定被访者的“陈述”就是其“主体性”表达?以及,如何确定研究者对被访者的分析是基于被访者的“主体性”进行的,而不是自己的“主体性”阐释?或者,更深一层追问,在深度访谈的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中,研究者与被访者各自的“主体性”边界在哪里?吉登斯用“双重解释理论”提出了研究者的认识论困境,即研究者要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还要理解研究对象自身因受与研究者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影响而做出的行动意义。一方面,为了实现深度理解和阐释,研究者要对被访者所持的经验和意义进行解读,从被访者作为“主体”的生活世界进行探寻;另一方面,研究者又要坚持自己的研究立场,做出不同于研究对象日常生活态度的理论类型化判断(郑庆杰,2011)。

面对深度访谈的“真实性”质疑,首先需要明确被访者的讲述与真实的生活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这就是“真实生活”(lived life)与“被讲述的故事”(told story)之间的区别(Wengraf2000:117-127)。深度访谈从一开始就不否认这种区别,并且,恰恰是这种区别为之后的分析提供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比如,被访者刻意表达出的内容、角度、真假、修辞等,都有其用意所在。这在深度访谈之后对资料的解读中,需要进一步详细讨论。研究者需要通过对被访者访谈中的意义脉络辨认和识别事实,或者通过访问了解这一事实的各类人来拼接事实或验证这个被访者关于事实的叙述是否真实,从而尽可能近似地达到关于某一件事的真相的认识(杨善华、孙飞宇,2005)。

其次,即便是在“真实生活”的个体表达过程中,所谓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基于主体间性的深度访谈把访谈作为一种同时存在的实践过程,研究者的提问和被访者的回答是一个双向影响、互相建构的过程。被访者所叙述的内容(包括研究者想了解的事实)是经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筛查、建构。被访者的表达不仅受其个人价值观、知识结构、记忆能力、具体感受等因素的影响,而且与研究者如何提问、追问、表情达意直接相关。这也说明,访谈所获得的结果不是研究者从被访者那里“收集”来的,而是交谈双方在访谈这一特定社会情境下相互“建构”出来的。访谈并不能做到所谓的“客观”,必须认识到集体建构社会现实的“真实”(杨威,2001)。

另外,即便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被访者刻意隐瞒、说假话,也要了解这种“虚假”背后的“真实”。访者说谎的动机和意义显然是研究者需要了解的,这种动机和意义的“真实性”恰恰是被访者赋予其话语和行动的意义。很明显,恰恰是这一点,才是我们做意义探究的本意(杨善华、孙飞宇,2005)。

深度访谈是有目的性的交谈,这一点毋庸置疑。与日常谈话相比,受访者与被访者之间的谈话是在一定框架之内进行的,这一框架往往取决于研究问题本身。从“主体间性”视域出发的的深度访谈,研究者与被访者作为“主体”共存,不构成压抑和对立,在互为平等、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达到深度理解。这时的理解,是“我”对“你”的理解,而不是“我”对“它”的客观测量和机械把握;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相融相通。

.结语

与量化研究相比,质性研究的目的是要对“意义”的进行理解性把握;而对于理解本身而言,没有确实的“主体”存在,“被理解”就是一个虚假的命题。在“性”研究中,“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深度访谈,从认识论的角度承认研究者和被访者作为“互构、共存”的主体,每个“主体”既言说、表达、发问,又倾听、领会、共享,同时把对方看作和自己共同在世、有相融诉求空间的平等个体,从而为获得“意义上的真实”奠定基础。从价值论的角度,“主体间性”视域下的深度访谈让被访者从“他者”变成话语表达和意义阐释的“主体”,这为质性研究的深度和力度提供内在伦理支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度访谈中的研究者与被访者构成了言语事件的直接互动关系。因此,在“主体间性”视角下促成深度访谈不仅是资料收集的需要,更是研究内在力度和张力的要求;使研究者对被访者的认识和理解更接近于被访者主体世界中“意义的真实”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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