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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二十年:历史与理论的反思
作者:何春蕤  时间:2015年12月06日
来源:2015年论文集
 

性/别研究二十年:历史与理论的反思[[1]]

何春蕤(台湾中央大学

各位都是对研究“性”有兴趣的朋友,我们每个个人为什么会对“性”那么有兴趣,归根究底,各自有着很不一样的原因、理由、动力、过程和机缘。这个知识的开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反思和研究的议题。

同样的,就学术而言,要怎么思考“性”?怎么研究“性”?也不是我们个人可以决定的事。思想也好、研究也好,总是座落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一定的情欲实践现象、一定的学术与思潮、一定的知识生产模式、一定的制度或架构、甚至一定的价值争战里。而这些脉络里的各种力道所形成的思想工具也就影响了我们在当代可以怎么研究“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性”不是现成可以随手拿来研究、拿来统计的现象,而总是勾动着情感、欲望、经验、关注、权力,总是已经被思想、价值、知识、传统所穿透、形塑、催动、侷限的东西,因此也总是需要我们不断的透过更多的其他视角、更多的其他知识传统来参照反思。

这个说法一方面指出了性的学术研究因为它的研究方法、思想传统、脉络环境而或有其片面或不足之处,需要不断的拓展眼界反思己身;更重要的是,它也指出性的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孤立来看。历史经验已经给过我们很多例子,显示社会的变化和斗争常常会在“性”的领域里开战,利用“性”所引发的强大情绪来操作斗争,建构新的权力布局。因此,性战场上进行的斗争并不一定是针对“性”,而很可能是宗教与世俗的争战(例如在台湾,基督教出身的民间团体长年积极推动立法封锁性信息的流通),世代交替的争战(例如各国都有越来越严的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性信息或发生性接触,剥夺年轻一代的情欲生活),本土与外来的争战(例如本土保守派总是把性的自由开放归罪于西方影响,用民族情感来巩固旧布局),或者廉政与贪腐的争战(例如官员校长及其他权势人士因为性丑闻而下台入狱)等等──原本可能并不直接相关“性”的议题却因着当下的社会斗争在性战场上进行角力,因而也直接造成性领域中的变动,影响到性主体的存活。更何况在现代,性还是一个承载社会欲望和动力的领域,是巩固结构、规训主体的重要工具和场域[[2]],当然它也同时是推动主体认同/聚集/组织的动力,是集结改造社会结构、改造人际关系、改造主体情感的中介[[3]]。作为这样一个高度灌注能量矛盾纠葛的社会场域,难怪“性”一旦进入意识、进入视线就会激动很大的情感能量[[4]]。所以性研究的重要背景知识之一就是对于社会的大脉络和其中进行着的斗争保持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跟踪,方可彻底分析性现象变化的含意。

1995年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在台湾的性革命风潮中成立,到现在已经20年,我们也刚在5月主办了“性/别廿年”的学术会议回顾我们积累的经验和领悟。今天我想从台湾这个被全球华人欣羡的所谓“民主自由社会”的经验来显示:新近快速崛起的后发社会(包括台湾和中国)往往会出现颇为普遍的强烈欲望,也就是急切的想要赢得西方社会的认可和推崇,以便补偿被外国强权羞辱蔑视的历史经验,透过被国际认可而满足自我肯定的心理情感需求。这些欲望在象是奥运、世博、高峰会等等国际大会期间都曾经具体落实成为雷厉风行的“文明”政策,用整洁、礼貌、秩序、友善(其实也就是打扫、打黄、打假、扫非等等净化措施)来表达自己已经赶上了西方“文明现代”的价值与实践[[5]]。出于群众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或国际压力,政府也可能设置其他类似政策以落实象是法治、文明、平等、友善这类逐渐普世化的进步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后发社会里,实现这些现代进步价值的代价几乎都包括了:升高对“性”的敏感和戒心,强化对“性”的羞耻恐惧焦虑厌恶等情感,最终则在众望所归的氛围里理所当然的建立越来越多法律和管制措施,限制“性”的社会空间和正当性,直接威胁性主体的存在和运作。而在像台湾这样的后发社会里,社运的集结和抗争已经部份成功的挑战了主流社会对性少数的歧视,也多少得到一部份人的支持和正当性;为了回应这种挑战,主流也会把性少数新获得的正当性收编,采取分化或分而治之的策略,逐步发展更为细致的区分好性与坏性。过去同性恋就是坏的,现在则区分好的同性恋和坏的同性恋,这不一定是把人群真的分成两个集中营,而是在每个同性恋心里都分出好的自我与坏的自我,藉此调教更为无形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监控。国家结合民间团体推动官民合作的共同治理更能够深入私人生活,媒体与话语则构筑对于好性与坏性的不同情感,因而一方面能在表面上展现一定程度的开明和自由倾向,另方面对偏差和边缘的性却形成更振振有辞的排斥。这就是台湾的实际状况。

为什么后进社会实现这些普世进步价值,结果却会是以“性”的管制为代价?或者说,代表文明进步的普世价值到底包含了怎样的“性”假设呢?

2011年我来人民大学这个研讨会演讲的时候,就已经用“文明化”作为框架解释台湾自命尊贵的公民想象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逐渐转为情感上的娇贵化,如何透过文明化过程所包含的阶级区分,接合“公民”概念里的求同和排他,然后嫁接网络和媒体的聚焦放大效果,对可能被视为偏差的、异于寻常的行为举止和主体(特别是性领域的现象)报以强烈的厌恶和责难,也以此正当化法律对他们的积极处置和严厉惩罚[[6]]。因此我指出,当代对于性的思考和研究已经不能只看我们一般所关心的身体欲望、互动实践,不能只看“性”,而必定也要关注目前那些直接影响“性”的状态和评价的因素,特别是对文明、礼貌、平等、健康等等普世价值进行彻底的检视和反思,因为这些普世价值往往正建立在对“性”的排斥上。另外,我们也需要关注目前渐渐串连起来的一些其他概念和实践范畴,包括个人对文明化与阶级流动的渴望、国际政治竞逐对公民身分的要求和想象、人民对崛起中国家形象的热切维护与期许──这些都很根本的左右着我们对“性”的看法、感觉、和态度。如果我们只埋首狭隘的性研究而不在这些宽广的方面进行思想的斗争,就不可能拥有我们想要有的性研究空间。

接下来我想从性/别研究这条斜线的视角出发[[7]],追踪性与性别在台湾这20年来的变化消长,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重新检视性别和性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变化关系,也算是提供大陆朋友们一个对于自身社会前景的提醒。

就历史的机缘而言,在台湾,“性”是在1987年军事解严后社会运动开展的空间里从“性别”运动内部迸发出来的。在当时的社会现实里,性实践逐渐趋向自由化,特别是女性在“性”方面追求身体解放,而当时“性别”的解放思惟和话语启发了我们这些女性主义者在“性”的思惟和话语上也采取同样的解放路数。我们在这两条轴线上同时的努力于是促成了两者的共振,同时冲击到主流的、保守的性与性别思惟。换句话说,性与性别两者之间,出于共时发展以及重叠的参与主体(主要是女性),因而造成两个领域相互紧密的渗透、排挤、影响。然而女性在性领域里的污名效应,对一心争取社会大众认同的性别运动形成了难题(性别领域对性解放议题的迟疑和保留反映了性别思考在性议题上的特殊保守倾向),遗憾的是:本来被体制视为不重要的“性别”政治,藉着发展家暴、性侵害、性骚扰、色情、性工作等等高度勾动群众情感的议题,要求强化对性的敌意和管制,因而以“性”为垫脚石,建立起性别政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台湾的政治脉络里成功攀升成为政府政策所依赖的普世价值。这个过程也是我这几年一直努力追踪分析的[[8]],各位可以思考大陆是否已经有类似的趋势。

潘绥铭老师在2013年曾经说,中国30年来的性变化已经不能用“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元思惟来分析,而目前出现的所谓“阻挡事件”并没有针对性,也没有整体性,因此对于21世纪的“性之变”的阻力可以说已经“零散化”了(299-300[[9]]。这或许是适用于此刻中国的描述,但是至少对台湾而言,并没有这样的零散化趋势,而且就我个人的看法,在中国迈向大国崛起的道路上,此刻看来零散化的力道也有可能再次被具有高度正当性和热情的国家复兴愿景集结起来,动员形成新的规范力道。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限制并规范“性”的观念和力量,过去主要是保守的、传统道德的,比较容易被现代化的理性话语批判;可是现在,规范“性”的力道和说词却越来越常是“进步”的,反映普世价值的(例如性别平等、儿少保护),不但正义凛然也振振有辞,更使得本来就被污名缠身的“性”越发难以打开空间。以下我想从两条纠缠的轴线来分析“性”与“性别”在台湾历史过程中的共振发展,希望能够讲清楚,被大家所推崇、向往的“性别平等”理想在现实的发展中已经形成对“性”的严厉压迫。

第一条观察的轴线就是以不同形式广泛存在许多文化和社会里的对“性”的负面评价和建构。我想指出的是这种恐性、否性、忌性的文化在和“性别”因素接合起来时形成何种对“性”极为不利的发展。

“否性”心态预设了一夫一妻婚姻的性观念,不但对“性”抱持“顾忌”、“猜忌”、“禁忌”、“忌讳”等等负面情感,也因为自己一对一的单薄情欲状态而对他人的丰富情欲活力抱持“忌妒”的情感。历史显示,“否性”的倾向通常特别集中在女性的社会教养上;换句话说,“性别教养”其实是“性管制”的重要工具。透过特定文化里“性”对女性可能形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相连的羞耻恐惧等情感,调教出柔弱收敛的女性特质,同时也做为执行社会控制/性控制(social/sexual control)的重要力道[[10]]。然而近现代生产模式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征召绝大多数女性投入教育与劳动的行列,公领域的互动需求重新塑造了女性脱离闭锁退缩心态,更提供了主动开发亲密关系的机会,晚婚不婚的趋势与生活风格的原子化也淡化了婚姻家庭的必要性,更推动了性开放的社会文化。于是我们看到“否性”的传统规范和“性开放”的新兴趋势在后发社会里持续的纠缠争战,从台湾的“单身公害”到日本的“败犬”到大陆的“剩女”,这些火红的语词在在反映:女性的性归属激发了极大的社会焦虑[[11]]

可是:当女性主义话语发声捍卫女性自主的时候,是会强调女性的守分守贞因此安抚社会不必担心?还是会肯定女性的实践和选择,要求社会改变原有的评价和态度呢?这个问题构成了台湾1990年代开始的女性主义辩论核心。

1987年,台湾因应经济自由化的需求而解严,许多戒严时期的法律规章失效,新的管理规范尚未设立前,各种一直在地下进行的越界出轨、谐拟恶搞都在空窗期间得到理直气壮的开展[[12]],大家积极的测试自由的底线,翻转原来社会的是非评价,算是台湾史上最自由的一段日子。也是在这个整体氛围内,女性情欲解放运动和论述得到了发展空间,不但强力支持那些已经在“性”领域里开疆辟土的女人坚决对抗性道德与性污名的压迫,更开发论述以正当化在“性”领域中扩散的解放实践,以便回过头改造“性别”教养和其所形成的“性别”权力分配[[13]]。这也就是说,1990年代我们是从“性别”运动的角度看到了女性在“性”方面的不利位置(例如性道德的双重标准、性信息的封锁、针对女性的性危险和性恐吓等等);但是和主流女性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也同时看到“性”在性别教养里的关键位置(例如女人的恐性心态、对身体的厌恶、对欲望的害怕和罪恶感等等),它使得女人长成退缩畏惧不敢肯定自我的微弱主体,更增加了危险受害的可能性。这个把性和性别接合在一起的分析观点后来被我们命名为“性/别”视角,由于它同时搅扰了传统的性与性别布局,当然也引发许多讨论和辩论[[14]]

我们当时的女性主义策略是在蓬勃发展的“性别”政治里注入“性”的眼界,藉着女性主体正在上升中的动力,冲开“性”的社会空间,改变“性”的性别权力逻辑,也藉此抵抗我们所承受的“性别”教养包袱,切断“性别”角色的再生产。这样的呼吁其实吻合了当时许许多多女性的切身需要,也由于性议题与“性别”运动的正面接合,使得“性”在台湾首度有了清楚的政治/权力意义,产生新的立场和力量来对抗“否性”的惯性思考,并松动透过性别与性所进行的双重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在台湾,性政治的脉动是由女性担任火车头的。

不过,“性别政治”并不都对抗“否性”“恐性”的社会成规,我们就亲眼目睹当年同时发展的主流“性别平等”在台湾的政治现实里衍生出一个很不一样的性愿景:这个努力追求在体制内自我爬升的愿景,使得性保守女性身上的“否性”倾向聚焦于(政治上比较容易实现为政策和法律的)性暴力、性骚扰、色情、卖淫等等负面的性,然后以保护妇女为名,积极推动严峻的立法和执法,消灭性的再现或实践。于是,一桩桩广受瞩目的“性”案件、性议题,被“性别”的视角建构成最鲜活反映“性别压迫”的绝对案例,加害/受害的图像以及保护/惩罚的必要逐渐确立。从早年的反家暴开始,反性侵害、反色情、反卖淫、反性骚扰、反(性)霸凌等等论述和立法一系列出台,严密的聚焦于“性”的危险,放大“性”的罪行,连“性”的语言图像也被等同于具体伤害,最终则促成了一个崭新的、更加绵密的“否性”体制──在这个新体制之内,“性”之所以不可取,不是因为它淫秽、败德,而是因为它根本就是伤害弱者(女人和儿少)侵害人权的,对于性的严厉管制也因而成为政治正确的举措,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性与性别的纠缠陷入尖锐对立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这些主流女性主义学者/女性民间团体领导人也充分发展了她们细致的治理潜力,因而被逐步纳入政府的权力结构,形成民间团体与政府的共治[[15]]

家暴、性侵害、性骚扰、性霸凌、性侮辱…..当然都是需要批判、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16]],但是当代主流性别政治在积极追讨正义的急切中,却往往倾向不分轻重,不看个案细节,直接套用最容易挑动不满和义愤的男女强弱二分公式,用男性欺凌压迫女性的剧情结构来简化那些其实可能很复杂矛盾的感觉或渴求,漠视那些可能很难启齿而容易误读的动机与协商,或者执意丑化那些幽微迂回不为人道的欲望与愉悦。所有人际互动都被放在同样的诠释下被同一善恶剧情脚本解读,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搅动道德正义感的通俗剧,再加上网络和媒体的聚焦放大,民间团体和投机政客的控诉扩散,既有的“否性”氛围于是砰然发作,高举对抗性别压迫、性别剥削的大旗,彻底宣泄本来就对性所抱持的各种负面情感。

这些故事和它们所执行的正义行动一开始就限定了角色人物的状态:受害者是绝对弱势无力,因此需要代言者和保护者;加害者则是绝对强势残暴,因此直接被妖魔化而加以声讨[[17]]。可是这种公式并非只将当事人和故事情节刻板化,它同时也衍生对另外一群人的冲击,更对性解放路线形成排挤效应[[18]]。因为当性被一体套进“加害-被害”场景时,1990年代那些意气风发、昂扬挺进“性”领域的女性主体顿时被夺去了正当性,她们的力量被质疑,她们的行为被批判,因为在“加害-受害”的主旋律里,受害的一方只能是脆弱易伤、无力抗拒、需要法律和警力保护的主体。任何偏离这个形象的主体因此一定都是欠思量的、头脑不清的、纵欲冒险的、败坏女性名声的,她们所累积的各种经验和领悟、自己所长出来的各种力量和摸索出来的各种策略也都在女性主义主旋律的“否性”氛围中被蔑视、被质疑、被拒斥。

当然,单单强调两性权力天差地远的性别逻辑有时也会发现自己有点站不住脚,毕竟在现实里许多女性的力量确实已经提升,不但个别女性拔尖秀逸,制度也提供鼓励女性出头的政策措施。这样一来,女性“纯然受害”的说服力随之减弱,如果想要继续占据道德高地,“加害-受害”叙事就必须找到另外一群可能引发社会同情的受害者放在自己的翅膀下,以延续并强化保护和防范的必要。在少子化十分严重的台湾,最有利这个目的的对象就是看似天然就和女性(母性)相连的儿少主体,然而这个将儿少纳入保护之列的过程却也同时改变了儿少主体的文化意义和成人-儿少的权力关系。

其实自1960年代台湾开始西化/现代化以来,阶级和族群的矛盾就明显在少年拉帮结派冲突的现象上开展。少年的反叛能量逐渐形成社会问题,成人则设置特别法来处置少年[[19]],好长一段时间,人们一听到青少年,就想到违法犯纪反叛不驯的印象[[20]]。可是现在在女性主义者以及与她们合流的保守团体的描述里,儿少全然脆弱容易受伤害,完全无法主掌自己的生活生命,如果越轨狂放,那就更容易承受巨大伤害,因此更需要积极保护管束。这种彻底脆弱无力的形象不但使得各种保护、防范、限制的法律措施成为不可迟疑、必须采取的行动,一举二得的是,它也有力的否定了、管制了当代儿少主体越来越自在展现的性活力。保护只是用温情遮蔽了背后的控管欲。

当“性”成为“性别”累积政治实力的垫脚石,儿少的“无性”和“无力”成为社会管制“性”的正当理由和最低底线,承载整个社会的焦虑和愤慨时,一个新的、更强有力、而且具备不可挑战的正当性的“否性”建制已然成形,这个建制正是以“性别平等”“儿少保护”这种普世价值为号召的。这也使得此刻与否性的对立抗争不得不同时挑战普世价值的正当性。

上述第一条轴线已经指出,主流女性主义的“性别”思考包含了很清晰的否性/恐性倾向,而且在台湾的社会变迁中形成了今日性别政治以“性”为垫脚石的局面。在第二条轴线上,我想进一步来谈目前“性别平等”以法律和政策为取向的治理模式形塑了怎样的“平等”氛围,因而造成了另外一些对“性”极为不利的影响。不过,要说清楚的是,我并不是说“性别平等”不可取,而是想要更深刻的思考,到底性别平等还预设了一些什么其他价值?“平等”的神圣性质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正确效应?平等能跟哪些东西并列,或者一开始就排除了什么?平等会强化哪些权力建制?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性思考和性实践?

“平等”看似一个简单的概念,好像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一般的、普世的、超越时空的“平等”概念;不同的人对于“平等”的理解和想象可能天差地远,对“平等”应该涵盖生活细节到什么程度也有不同想象,这其实是一个值得大家持续讨论和探究的题目。不过当代却有越来越多人把这个理念当作政治正确的绝对诉求──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念在台湾政治现实里的操作就呈现出这种很根本的倾向。

1998年左右,九零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理论逐渐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沈淀,台湾的女同性恋圈子在性别运动的冲击下开始拥抱女性主义,却对女同性恋T/婆关系提出批判,认为女同性恋不应该复制异性恋模式,不能有T主/婆从的角色区分,那是不符合女性主义平等原则的。现在你们读到女同性恋自称“不分”就是那时候流传的一种宣示:“不分”不但宣示了个人的性别角色选择(双方都必须是女性化的),也宣示了当时对女性主义平等观的理解和坚持(只有不分才是平等的,正确的)。换句话说,“不分”是女性主义女同志对当时T/婆伴侣在同志运动中自在现身所提出的严峻批判,指责它背离了女性主义性别平等理想。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正义理想,它还可以被高举为当代认同政治里的新道德原则,随时对异己发出评断和谴责。在这样的谴责中,政治正确的地位也逐渐稳固。

在此之前,美国也有类似的例子。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学院(Barnard College)每年召开的女性主义学术研讨会1982年以“性”为主题,探讨的方向百花齐放,而也就是这个百花齐放成了被攻击的目标。从开会前和开会中,保守派都向哥大抗议不应该用经费支持这个会议,理由之一就是议程中竟然包含“色情”、“T/婆关系”、“女同志愉虐恋”(lesbian SM)等等根本违反性别平等原则的性模式,迫使哥大在会前回收当时刚刚印好的大会手册[[21]]。同一时期,性别平等的理念在象是麦金侬(Catharine MacKinnon)或朵金(Andrea Dworkin)这样的反性女性主义者手里,甚至直接把异性恋插入式性爱等同于“对女性的征服与占有”,把色情图像等同于“男性用来贬低女性的具体武器”[[22]]。当女性主义语言以这种方式来大力批判或妖魔化性与性的再现时,“性别平等”的理念也有了越来越强制的规范内涵。

从上述例子可见,在“性”的议题上,女性主义的“平等”原则有一个很傲慢而直观的形式主义倾向。它不管自己对于所见所闻的性互动形式是否有所理解,不管当事人具体如何互动、如何协商、如何过她们的日子,也不尊重别人建构自我和人际关系的自主权利,只要从性别二分的逻辑“看起来”有主有从有差异,那就不可能是符合平等原则的,一定是把女性物化的,是压迫,是剥削,因此需要女性主义来谴责指正。听起来非常教条,然而这样的女性主义分析却在群众之间畅行无阻,这不但是因为原来存在的否性氛围使人觉得需要透过批判不熟悉的性来自清,更是因为在这个追求现代文明价值而资源分配益加不均的年代,“平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抗拒的普世价值,它接合了现代化、民主化、文明化的正当性与优越性,更高举保护弱者/受害者、促进社会正义公平,也因而早已深植在我们的情感和渴望里。

然而性别平等的理念却脱不开一个隐藏的阶序结构。性别平等和女性主义往往展现一种启蒙的教化姿态,要积极让受困于性别不平等的女人认知到自己的受害处境,然后像娜拉一样出走,得到自由。现在,这个启蒙教化的使命感,在性恐慌掀起的时刻很轻易的与保守势力并肩联手,替弱势代言声讨,快速凝聚道德情感,强化立法执法的正当性,加大刑罚的幅度,形成一种严峻的正义力量。性别平等派的女性学者们更利用国际公约的压力,把性别平等理念转化成政策和法令,越过个别女性主体的状况和需求,在政治正确的气势上不断设计、衍生出绵密的规训和监督体系,以法条和统计在每一个细节上要求落实平等。这正是我们在台湾已经看到的“性别平等的法治化与官僚化”[[23]]

除了傲慢的直观形式主义之外,性别平等在此刻台湾的操作还展现另外一种特色,那就是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包括人身安全、偏差倾向、不良材料等等)采取先发制人、积极防御的倾向,推动极端保护主义模式的立法,不但促成对特定现象过度执法,也将群众情感推向义愤与严厉,反而为广泛净化社会的措施创造了极高的正当性。性别平等从西方的语言引进“友善环境”的理想[[24]],接合在地对治安与动荡的忧心,面对被想象为极端无力无辜容易受害需要保护的主体,知识上的启蒙姿态于是进一步转化为净化社会环境的热切行动─想象的脆弱强化了可能的伤害,而可能的伤害则正当化了积极的防范举措──各式各样的法规、措施、查报、督导一一就位[[25]]。更值得注意的是,就积极主动一心一意防范恶行的目的而言,行为和意图并无差距,都需要严厉处置才能吓阻所有可能的犯行,执法于是得以无限扩张。毕竟,当受害主体被想象成极端无力时,大众也被说服:小玩笑和大侵犯一样可能造成类似的伤害后果,性幻想和性行为一样可能对主体造成伤害,对任何杂质、偏差、失误、犯行都需要平等的表达坚定的不容,形成在政策面和权力面整体益趋严肃严厉的氛围。

先发而主动的找出可能伤害,绵密的要求每个细节都符合性别平等的主轴──这种严谨而积极的关注巧妙的配合了当下风险年代焦虑不安心态的需求,形成随时警觉搜寻不公的动力;同时,得力于资本主义世界越来越严密精准的计算技术,它也可以精准的量化不公平的持续存在以及不断监督的必要。性别平等的实践则扩大设想设计,积极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以不打折扣的监督和实施来落实政治正确的权威。

目前,性别平等已经不只是一个政策或者理念,而是一个逐渐深入日常生活的监控意识,产生一个个高度自觉、随时检视他人的主体。例如玩笑本来是社会生活的一部份,是无意识的出口,它使得被禁忌、被压抑的事物得以暂时回返,也使得敌意和侵略可以在比较无害的形式里得到部份宣泄,人们因此得以轻松自在的互动共处(绝大部份玩笑都是利用政治不正确的说法来释放被压抑了的冲动)。但是现在,玩笑不能再开了,因为众人会彼此提醒,玩笑会造成心灵的严重伤害,因此在言语上要自我克制,文明相待。美国的跨性别同志学者Jack Halberstam就指出,新自由主义大量扩散创伤和受害的修辞论述,已经很具体的对酷儿们赖以生存、互动、抗争的各种幽默、嘲弄、讽刺、无聊话、跳跃思考等等形成了言论检查的效应,人们对话时随时都要先确认对方的性别、族群、职业等等特色,而且要选对相应的正确对待方式、说话用语、口气和姿态,绝不可误触地雷区,犯下不可原谅的政治不正确错误[[26]]。讽刺的是,在这种追求“友善”的空间里,一向就被视为素行不端、言语不检点、行为举止轻佻的性主体立刻发现自己成为被检举和谴责的首要对象。

各位或许会觉得很困惑。“怎么我们还在性别平等的起点处奋斗努力,你就说终点不值得我们向它奔去呢?我们周围还充斥着各种触目惊心的、毫不遮掩的性别不平等,甚至性别压迫、性别剥削,怎么你就说性别平等是个有问题的提法,那我们要怎么办呢?”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倒不是说性别平等不值得努力,而是不能只把它放在立法和政策的框架里来想,不能让这个拆解权力架构的想法变成另外一个建立或巩固权力的理由,更不能让这个追求解放的愿景变成一个限制、巡查社会生活的力道。这二十年的经验和观察显示,在我们努力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也必须深切的反思要如何认识社会现实才不至于让性别平等变成另外一种简单的政治正确。追求性别平等的路途一定要以性为祭品,以性为垫背吗?平等只能用受害者姿态的道德高调,动员非理性的群众情感,促成极端的保护主义来达成吗?平等就等于用绵密的法律和制度数据确保严格而精确的彻底实施吗?平等的培力给力必须在女性主义教条的框架内进行吗?性别平等到底需要涵盖到多广多深的生活面向?怎样才能守住社会空间的多元复杂现实?

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继续反覆思考辩论。这可能也是下一个二十年两岸三地性/别研究需要努力的方向。




[[1]] 本文为201574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发表的主题演讲。

[[2]] 这正是傅柯(Michel Foucault)《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的核心主题。

[[3]] 二十世纪中叶西方认同政治发展以来出现的各种性少数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是这些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

[[4]] 这个敏感而禁忌的话题在网络和媒体年代因为不断的耸动报导而倍增其冲击力,即使在性逐渐开放的年代也使得性污名更加大其负面影响。

[[5]] 事实上,西方国家在这种举世瞩目的时刻也会扫荡妓女,极力打黄,以维持国际形象。性在这个过程里被等同于与文明截然对立,需要(至少短期内)被扫到看不见的地方去。

[[6]] 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变化中的台湾性布局〉,《中国性研究》2011年第六辑(总第33辑),黄盈盈、潘绥铭主编,高雄:万有出版社。2011年。262-276

[[7]] 性/别研究室对性/别这个研究视角提出过一个简单解释:http://sex.ncu.edu.tw/history/index.html

[[8]] 参见何春蕤,〈性别治理与情感公民的形成〉,《新道德主义》,甯应斌编。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3年,211-232

[[9]] 潘绥铭,〈弥散与眩彩:当前中国性文化的建构机制〉,《走向性福:第四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下),黄盈盈、潘绥铭主编。高雄:百骏,2013年。293-302

[[10]] 有关婚姻与亲密关系的性控制效应,可参见甯应斌、何春蕤,《民困愁城:忧郁症与现代性的黑暗面》,台北:唐山。特别是第八章第4节〈爱欲的家驯化〉,2012年。187-194

[[11]] 台湾1990年代出现“单身公害”一词,指的就是这类停留在婚姻之外的婚龄女性以及她们对单偶婚姻的稳定所形成的威胁。2004年日本流行語敗犬(まけいぬ,意指年過30的未婚女性)在5年後被改編成台灣的通俗劇〈敗犬女王〉,以及大陸這幾年越來越多的大齡未婚女性被稱為剩女,都反映了圍繞這個女性人口群的去向所形成的社會焦慮。

[[12]] 从通俗媒体中流行的《给我报报》,到校园里流行的《脑筋急转弯》系列,到菁英知识分子间流行的《岛屿边缘》,各种恶搞谐拟都风行一时,反映了当时松弛的社会氛围以及对自由底线的测试。

[[13]] 电子书下载请见网址http://sex.ncu.edu.tw/publication/book_common_02.html

[[14]] 我所撰写的《豪爽女人:女性主义与性解放》(1994)就是当时辩论的核心,因为它首度明确的使用性别革命的说法来对抗性领域中的“恐性”,同时也透过介入并改变性领域,倒转矛头去挑战性别在性议题上的强弱权力逻辑。针对女性性解放的各方辩论已收集成书,请参看何春蕤编,《呼唤台湾新女性:豪爽女人谁不爽?》,台北:远流元尊,1997

[[15]] 1994年陈水扁就任台北市长后设置“台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由市长率领市府各部门主管,加上所谓性别或妇女研究专家以及妇女团体代表作为固定成员,女性议题和政策首度得到与相关单位高阶主管进行直接沟通、协商、整合的机会。1997年行政院更上层楼在中央政府也成立同样结构的“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2012年组织再造为“行政院性别平等会”),从此性平机制由上到下层层建置。透过普世价值的无可挑战地位,以及所谓“性平三法”(性别工作平等法、性别教育平等法、性骚扰防治法)的实施,性别平等成为官僚体制里的太上部门。

[[16]] 在大陆的语境里,或许主要的性议题会是反家暴、反贪腐、反权势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性”都会在其中被描述成最丑陋可怕的行为,管制和惩罚也因而得到最大的正当性。

[[17]] 美国知名女作家Naomi Wolf把这种总是诉求女性脆弱无力的女性主义称为“受害女性主义”(victim feminism)(135)。

[[18]] 指标性的排挤事件包括:1994年女性学学会对扩散中的女性主义性解放路线公开划清界线(〈女学会≠性解放宣布划清界线 决定编撰“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联合报》,1994929日);1997年妇运龙头妇女新知基金会“解雇”4名支持台北公娼争取工作权的内部工作人员(〈废公娼 引爆妇女团体“姊妹阋墙”〉,《联合报》,199796日)。这个逐渐成形的主流化路线在台湾的政治现实中获得极大的鼓励,1998年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任内延揽主流化妇女团体及人士在体制内成立“台北市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并于2000年任总统时在中央也设置同样的委员会,使得以性别平等、妇女权益为名的治理模式获得丰富的资源和权力,并直接影响政策和法规。

[[19]] 例如台湾早年的〈少年事件处理法〉(1962)与《少年不良行为及虞犯预防办法》(1972)等特别针对青少年犯罪的法条。值得注意的是,从1995年设置《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开始,以儿少为标题的特别法已经笼罩所有国民,以保护儿少为名对全民进行规训。

[[20]] 关于台湾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对儿少的不同想象,可参考何春蕤,〈台湾法律中的儿少主体〉,《中华性/别:年龄政治机器》,香港:圆桌文化,2011年,189-204

[[21]] 这个手册在该次历史性会议25周年的纪念专辑中完整重现,参见The GLQ Archive, Diary of a Conference on Sexuality, 1982,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17.1 (2011): 49-78.

[[22]] 何春蕤,〈色情与女/性能动主体〉,《中外文学》第25卷第4期,1996年,12-13

[[23]] 对国族定位仍然存疑的台湾而言,积极加入国际社会,赶上先进国家的法治水平,一直是提升形象的重要策略。2009年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国内法的无条件接轨,并制定施行法,明订两公约具有国内法的效力,更优先编定落实的经费预算,定期检讨法令措施、完成修法或改进等等。施行法亦明文要求定期针对施行成效建立人权报告制度,落实两公约实施之监督。

[[24]] 不管“性别平等工作法”或“性别平等教育法”或“性骚扰防治法”,都以建立友善环境为重要目标。然而“友善”本身的模糊定义也使得各种积极监督管制的措施顺理成章的就位。

[[25]] 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治理与塑造技术也扩大范围积极进行外在世界的改变。19世纪开始就屡见各地的良家妇女推动禁娼、禁酒、禁赌、禁色、扫网等社会净化措施,不但造成对自由的戕害,也壮大国家政府对所有人民生活的监控管理。

[[26]] 这一两年,美国校园里充斥着很强的政治正确风气。教师在课堂上所使用的阅读材料、上课时举出的人生故事和范例、所使用的语词和说法,都被提醒可能会变成引发学生创伤经验或伤痕回忆的触媒,也就是要求教师避免使用争议或挑战的教材,避免意见分歧对立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言论检查不再动用政治高压或道德谴责,而是用学生情感脆弱易伤为由,要求教材和教学绕过人生现实而只用阳光乐观温暖关爱的题材。这对自由开明的教学模式形成极大压力,也使得那些从来不怕面对黑暗、总是正面挑衅压迫的酷儿看起来更加自甘堕落、不肯向阳。Jack Halberstam, You Are Triggering me! The Neo-Liberal Rhetoric of Harm, Danger and Trauma, Bullybloggers, 2014.7.5 http://bullybloggers.wordpress.com/2014/07/05/you-are-triggering-me-the-neo-liberal-rhetoric-of-harm-danger-and-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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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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