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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分析
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的本土化研究
作者:潘绥铭 侯荣庭 高培英  时间:2012年07月30日
来源:《中州学刊》2012年第一期

 

摘要:我国社会工作起步较晚,但是在实践中亟需建立成熟的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准则,包括职业信任、双重多重关系的界定、助人的普遍性以及专业助人的理想等主要内容。本文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中国与西方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土壤和社会发展进程并且据此推导出:我们需要从道义层面到操作方法层面,从核心价值观到实践领域,对西方的伦理准则进行全面的本土化,也就是提倡“道义追求下的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的模式。

 

关键词: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专业关系 本土化

 

社会工作在西方产生并发展一百余年来,已经成为一门受尊重、受信任的专业。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在本专业的伦理准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这方面的教育和教学也刚刚起步,而且基本上是沿用西方社会工作中所实行的“专业化的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本文意在通过分析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不同文化土壤,提倡并提出本土化的基本原则与操作方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伦理准则的焦点:专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

 

1. 专业关系的定义

当服务对象遇到困难无法解决而寻求专业社会工作者帮助时,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之间便产生了关系。这种关系被认为是由于实施社会工作专业而产生的人际关系,因此被称之为“专业工作中的人际关系”,简称专业关系。

对于它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比斯底克(Biesteck)把专业关系视为“个案工作员与案主之间态度表现与内心感受的动态交互反应关系,目的在协助案主与个人环境间做更适当的适应”。[]凯斯(Keith)定义专业关系为“一种媒介,提供给处在困难的人,透过关系给予案主机会,以选定接受协助,并运用来做决定”。[]廖荣利对专业关系的看法是“指专业人员和案主的内心感受和态度表现的动态交互反应关系,工作人员透过此种交互作用以协助案主社会生活适应能力的改善和增强”[]

综观上述各种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各位学者的定义中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专业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在持续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助人关系。其目的是要营造一种氛围,从而使服务对象感到被尊重、被接纳、被了解、被肯定,进而消除自己的心理防卫机制。只有这样,社会工作者的一切努力才能够传递给服务对象。

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具有天然的平等性。它基于服务对象的需求而产生,社会工作者则具有明确而强烈的助人动机和感情投入。它强调双方的互动性,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共同努力完成。专业关系也具有明显的时效性。它建立于服务对象的求助与社会工作者的接案,结束于服务对象获得帮助后的结案。因此在助人过程中,专业关系是一种方式而非目的,意在获得服务对象的认可,促成其良好的参与。同时,专业关系的建立还需要投入情感,使服务对象获得心理支持,从而愿意接受帮助并做出改变。此外,这种助人关系又是非批判的、接纳的、尊重的关系,允许受助者表达其负面感受和情绪。

2. 专业关系的实质

专业关系的实质就是相互信任的职业关系。

首先,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者具有个人信任,对工作者的动机和能力有正面和积极的预期,因而愿意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处于弱势姿态,相信社会工作者不会利用他的弱势来损害他,并且有能力协助他从弱势中恢复过来Behnia2008[]

其次,这种信任更是对于社会工作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工作专业的信任。正如我们不会检查飞行员的任职资格,却可以放心地乘坐飞机;我们不会要求医生出示医师资格证便放心就医。说到底,这种信任是一种制度上的信任。

第三,社会工作者不仅首先就要相信服务对象确实是自认为需要帮助的,而且必须会表现出自己是值得信任的,“因为她是获得认证的专业人士,她对当事人和本专业都有应尽的义务”[]

 

二.伦理准则的本土现状

 

西方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准则并不是一蹴而就。美国社会工作界从1920年便开始了他们“试验性的伦理准则”(experimental code)1960年制订了第一部正式的伦理准则,并于1980年做出修订。后来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1996年制订了更为全面和详尽的《伦理准则》,并在1999年做了修订,使得伦理准则在历次修订中不断完善。

我国民政部于1987年在北京举行社会工作教育论证会,从而确立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可是在二十几年的发展中,无论在理论建设层面还是实务操作层面,一直存在着沿袭甚至照搬西方体系的倾向。尤其是在工作实践中,西方的专业关系准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现状产生了大量的与持续的冲突。可是我国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目前尚未充分注意这一问题,因此本文愿加以探索。

1. 人际信任强于制度信任

制度信任来源于对理性的和普遍的制度的正面预期。例如,人们在通过马路时,相信红灯一方不会有车辆冲出来把我们撞伤,这就是人们对于制度的充分信任。

与此相对照,人际信任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情感联系。众所周知,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呈现为费孝通先生所谓的“差序格局”;也就是人们通常并不是对所有交往对象都一视同仁,而是按照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分出远近亲疏并予以差别对待。因此,中国人往往最信任自己的亲人,比较相信朋友和熟人。同样,服务对象在向社会工作者求助的时候也是“先自己人,后陌生人”。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人一般首先想到是求助于家人和朋友;如果无效才会向社会制度求助。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行为方式虽然在涉及公共事务的方面日渐淡化,但是在社会工作通常所涉及的私人生活中却依然占据着上风。

可是中国的社会工作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许多求助者甚至仅仅是在亲友爱莫能助之后才第一次听说还有社会工作这个专业。这是因为,直至 200471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第九批国家职业标准,其中才第一次包括了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直到2008年我国才开始社会工作方面的职业资格考试。结果,社会工作在短时期内还不大可能具有飞行员或者医生那样的足够的制度信任的社会资源。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往往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即使对制度非常信任,但是如果遇到制度中某个不值得信任的个体,那么至少在此时此事上,制度信任也非常可能土崩瓦解。在私人生活领域中这种情况格外常见也格外严重。

笔者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验了缺乏制度信任所带来的障碍。在完成“单亲家庭青少年社区禁毒康复模式项目”时,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被吸毒青少年及其监护人所认可。他们首先会问,“你是警察吗?是医生吗?是居委会的?那你们是做什么的?是他们(警察)派来监视我们的吧。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这个问题连科学家都没办法解决,你们又能做什么?”。除了服务对象之外,正规机构也同样不认可我们。不仅公安干警对我们满腹狐疑,就连居委会也认为:“你们的工作不就是带领他们做个尿检,汇报他们的动向吗?申请经费做什么?

那么我们最终是如何完成项目工作的呢?几乎完全是依靠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密切接触所带来的人际信任。或者说,我们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从依赖制度信任转向努力发展人际信任,而且期望着通过不断地广泛地发展人际信任去建设制度信任。也正是在这样的工作实践当中,笔者才足以提炼出本文。

2. 人情关系优于职业关系

在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准则中,社会工作者不得与服务对象建立专业关系以外的其它任何关系。这其实来源于而且适应于西方社会那种以个体为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因而个体具有极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这一准则的核心理念是防止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对服务对象造成任何实际的或者潜在的损害,因为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往往与行政当局具有密切的联系,甚至拥有一些实际的权力。这一准则使得西方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具有了独特性,即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专业的职务关系,而非私人关系。因此这一准则才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助人活动的过程中必须严守“专业自我”,必须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区分开来;甚至就连获得助人为乐的自我心理满足都不允许。

可是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工作者并不直接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也不拥有任何实际的行政权力,因此损害服务对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正是因此,中国的社会工作者只能更多地依赖自己主动创建起来的人际信任。请让我们来共同设想一下实际生活中的情景。

通过朋友介绍而来的服务对象,或是过去帮助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现在有困难来求助。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已经与社会工作者具有了或强或弱的人际关系,因此非常希望能够获得特别的关照。如果社会工作者恪守西方的专业关系的准则,板起面孔,强调一视同仁,那么服务对象就会认为这是不通人情世故,不值得交往。结果,这次社会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失败了。

与此相类似,如果服务对象向社会工作者馈赠礼物或者邀请社会工作者参加私人社交活动,那么其目的不仅是表达谢意,更是希望开展进一步的交往。这时,社会工作者如果遵循西方的专业关系,断然拒绝,那就是不给对方面子,也就无法继续交往下去,甚至会破坏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果。

更加重要的是,西方那种纯粹的职业关系会让服务对象觉得你不可能真心地帮助他们。如是,社会工作根本就无从谈起了。

在笔者所参与的社区禁毒工作过程中,每一位禁毒社工都要协助二十人左右的社区戒毒者,靠的更多的是一种人情关系。社工们的体会是:"人都是有感情的,只是他们更冷漠一点。我们一开始就问寒问暖,一起吸支烟,帮助解决一些家庭困难、心理问题等。渐渐地,他们就认可你了,把你当朋友看,有什么问题和你沟通。我现在每到过节,首先接到的短信都是他们发来的。""和他们一处就是三年,他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说实话,有时候比他们都上心,想不成朋友都难。”“"能成为朋友是件好事。比如做尿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特别不配合的,有时候说消失就没踪影了,打电话也不接了。等熟了以后,他知道你是为他好,如果不出意外,也会很配合的。"

3. 一视同仁不敌因人而异

在确定哪些人应该获得帮助的问题上,西方社会表现出了更多的普遍性(一视同仁),而中国人则表现出了较多的特殊性(因人而异)。这是因为,西方的社会工作最初产生于基督教文化之中,贯穿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倾向;所以哪怕接受帮助的人是罪犯或吸毒人员,只要他们陷入困境,人们就会认为应该给予帮助。可是中国人的助人却往往渗透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道德身份原则,因此只有值得同情的人才有权获得他人的帮助;也就是在助人之前首先要划分出“清白无辜”者与“罪有应得”者。对于那些违背道德标准的人(特别是对一些身份特殊的人,例如吸毒人员、刑满释放人员或者性工作者),要想无条件地接纳并帮助他们,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确是相当困难。

正是在这样大相径庭的文化土壤之中,西方伦理准则所要求的纯粹职业关系,在他们的社会中被普遍理解为“坏人也帮助才符合职业要求”,而在中国则往往被理解为“什么职业也不能帮助坏人”。也就是说,如果一味地强调西方的纯粹职业关系,那么在中国往往会引发对于社会工作这个专业的质疑,甚至可能削弱对于社会工作的制度信任。

对此,我们恐怕无法等待中国文化步履蹒跚的转变,只能尽可能地绕过职业关系这块是非之地,尽可能直接借助于“好心有好报”这样的传统思想资源,把针对特殊身份人群的社会工作转化为社工人员的个人的积德行善,把服务对象的特殊身份转化为“我的朋友”, 才能避免受到攻击与阻挠,才能完成社会工作。

4. 助人为乐少于不思回报

西方的社会工作从基督教文化中汲取了某些宗教精神,强调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者从中获得的除了报酬以外,主要是自我实现与自我享受。这就是假设:任何助人活动都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回报的。因此只有靠助人为乐才足以把社会工作支撑下去。

与之相对照,虽然汉语中也有助人为乐的成语,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却是从“施恩图报”升华而来的“不思回报”。这就是假设:助人活动本应该获得实际回报,只不过由于助人者希望自己能够达到“义”的道德境界,才会“不思回报”。因此,社会工作就变成了一种对于道义理想的追求,而绝不仅仅是一个职业。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笔者绝不否认助人为乐的情况与日俱增,但是也绝不忽视:如果不是依靠道义上的追求,那么现在这样的低收入、低声望与高付出的社会工作专业恐怕无法吸引如此之多的有志青年。也就是说,如果在伦理准则上像西方那样把社会工作规定为仅仅是一种职业,那么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也有损于社会工作的发展。

 

三.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本土化的思考

 

1. 要不要道义追求

承上所述,我国在引进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的过程中,出现了技术化与操作化的倾向,而且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例如我国的社会工作也提出了自主性、无害性、获益性、公正性和诚实性这五项基本的道德原则。[]但是这些都是如何操作的问题,而不是追求什么的问题,更没有深入到应不应该去追求某种东西的层次上。

在西方的社会工作中,之所以不讨论追求什么的问题而矢志不渝地硬性规定为仅仅是一个职业,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最主要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一种社会势力把社会工作偷换为某个宗教的“洗礼”甚至“圣战”,就是为了把社会工作的道义目标固定为保护人权这个目前西方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

可是中国的情况却不同。首先,我国并不存在某种宗教全面统治世俗生活的历史与前景;其次,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国人开始日益呼唤与追求自我的道德升华;第三,要完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离不开道义感召。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工作中提出与突出道义追求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唯一需要注意的是,道义目标也应该是百花齐放的。

正是从这样的国情分析出发,笔者认为,在努力实现专业化(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原则,强调具有可操作性的技巧与方法、可证实的确凿证据和精确评估)的同时,中国社会工作应该开始把培养助人为乐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同等重要的根本任务。对此,我国学者已经有过许多论述,例如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的强烈的助人观念驱动的社会互动,它是一种价值相关的社会行动。”[]

这不仅仅是要培养社会工作者自身的道义追求,还包括让社会逐渐理解,确实有这样一批人在奉行着助人为乐的心灵准则。唯有如此,社会工作才能够不仅在专业水平上,而且在人格高尚的层次上,主动争取到自己的社会声望,从而茁壮成长。这就像任何一个为人敬仰的医生必须在能够妙手回春的同时还具有菩萨心肠一样。

2. 道义追求的他律

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与伦理准则绝非自娱自乐之物。它实际上也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个衡量尺度,用以监督社会工作者履行专业的情况,而且不必陷于信息不对称的困境之中。这就是社会工作的道义他律。正如郭景萍所说:“现代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化利他主义的社会行动。这种社会行动既不是奉献型的,也非完全互惠型的。社会工作的利他行为是受特殊情境中的社会准则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资源控制的,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工作者个人的动机或道德。”[]说到底,把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和伦理准则公之于众,就是对于自身发展的最大推动,也就是一种宏观意义上的“专业关系”――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真正以助人为乐的专业。

当然,西方的社会工作并不是不懂这些道理。但是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和现实社会里,恰恰越是专业化与职业化的,越是假设社会工作者也可能以权谋私并且因此而严加管束,就越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支持与督促,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性恶论”。反之,在中国这样一个自古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的文化中,如果社会工作连自己的工作者都不信任,还需要林林总总的条条框框来严防死守,那么中国普通公众很可能不会把这理解为自律,更可能觉得你们对自己成员的人格都没信心,还奢谈什么帮助别人。所以,即使我们不得不沿用西方的“专业关系”这个名词,也必须要向公众讲清楚而且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的伦理准则主要是为了培养助人为乐的专业精神,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社会工作者自牟私利。这样,社会工作首先就会受到社会的道义监督,因此我们所提倡的道义追求也就不会是传统的“修身养性”,而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的具体体现之一。

3. 实务层面落实

社会工作的道义追求也就是它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决定了社会工作的具体操作。毕仁(Z.T.Butrym)在他的《社会工作本质》一书中指出“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主要源自三个假设:一是对人的尊重;二是相信人有独特的个性;三是坚守人有自我改变、成长和不断进步的能力”(左鹏,2007)。可见,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是使能者、联系人、倡导者、教育者、治疗者(许莉娅,2004)。这一界定本身就包括的多种人际关系,所以我们真正要提倡的,不是禁止在专业关系之外存在任何其他关系(多重关系),而是提倡要严格遵守社会工作的助人原则,对服务对象做到先无害,再受益。

要做到这一点,不应该仅仅靠禁止多重关系来实现,而是靠我们把社会工作的基本专业知识更加广泛地传播给大众,增加服务对象对于社会工作的评判水平。总之,靠我们自己建构起对自己的社会监督机制。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助人这个专业工作的同时,也随时随地传播我们的专业知识,而且首先应该使我们的服务对象理解。这就不仅不应该禁止多重关系,反而应该鼓励之,因为这有助于服务对象不仅了解我们个人,而且了解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四.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的本土化建设

 

既然西方的专业关系在本土化过程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水土不服,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关系。

其实,当代西方的社会工作也出现了反思专业主义和专业界限的“去专业化”思潮。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发生多重关系不可避免,有时多重关系甚至是建设性的,有利于专业关系的建立”(Pugh1997)。甚至有学者提出:“包含有关爱和友谊的工作关系才是一种成功的助人关系”(BeresfordCroft& Adshead2008; Ribner & Knei-Paz 2002)。[]

 所以笔者的思考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的专业关系,而是首先要吸收西方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然后要把专业关系放在本土情境中加以检验,力求得出一个可以操作的结合方案。只要这个方案适应我国的具体要求,能够生存和发挥作用,又不违背最低限度的伦理界限和核心价值观,那就是一个好办法。

1. 专业关系的本土化

中国文化处境下,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专业关系,在双方关系建立之初,就会在纯粹的专业工作中或多或少地渗入中国特有的人情味,而最终会发展成为朋友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保持并发展下去。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际互动过程中的人情、面子、关系和情感等因素。因此,笔者认为,与其小心翼翼的去保卫那其实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纯粹的专业关系”并且因此使自己畏首畏尾、裹足不前,还不如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建立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的专业关系,也就是:“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的关系。这是一种“多重与多种关系融合的关系”,也就是本土化的专业关系。[]

2. 对于双重、多重关系的评价

既然本土化的专业关系强调多种关系的融合,那么对于西方所说的双重、多重关系也就必须加以重新界定与评价。

美国的社会工作伦理准则中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专业关系这一术语的,直到九十年代才明确禁止双重多重关系,其含义有两个层次。

其一是指社会工作者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的,利用、操控、欺骗或压迫服务对象从而获得了物质利益关系或者情感关系,也包括性关系;或者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人成了这种关系的受益者。西方学者认为这是破坏专业关系。

其二是指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互赠礼物、参加服务对象的社交活动等,但是只是为了增进与服务对象的了解,更好地融入到服务对象的日常生活中去。这是包括关爱和友谊的工作关系,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超越专业关系。

在美国,上述定义体现出一种把伦理和操作融合在一起的思想倾向,而且相信只有使用可操作的、专业的、技术的方法,伦理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笔者认为,上述定义的产生恰恰是由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方法,多数源自于心理学并且特别注重个体的行为与干预。在其中,接触、拥抱和感性语言等行动往往是鼓舞服务对象的常用方法。这就极易导致服务对象的移情,如果遇到双方的性观念都相对比较开放,就容易产生两性之间的情感关系及性关系。因此西方社会工作才需要想方设法地预防其出现。

反观中国,在不否认最新发展的同时,人们也都会承认;在传统文化的“礼”的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人仍然存在着很强烈的“亲密禁忌”,即使在同性别、同年龄、同身份的熟人之间也绝少出现动作化的人际接近。这种行为习惯甚至阻碍了相当多的西方传来的社会工作方法的实际应用。也就是说,在中国,我们不应该假设人际关系的密切就一定会带来亲密的关系。因此西方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地严禁社会工作中的多重人际关系的做法,在当前中国充其量也仅仅是一种次要的补充规定而已。

笔者认为,在本土情境中,首先,应该与西方同样严格地禁止涉及两性情感、特别是包含性关系的双重多重关系,尤其是发生在存在专业关系期间的。其次,应该接受和允许那些无损害的、无两性情感联系的双重多重关系。这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感情投入过程中主观无意识的、没有对服务对象造成不良结果的、建立在个人友谊之上的人际关系。第三,应该允许那些后来发生的、由专业关系引发的人际关系。第四,应该建立相关的上报机制,包括上报互赠礼物、参与社交活动等情况;还必须建立有效的监查机制,查处任何牟利行为

3. 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条脚走路

这方面前文已经充分论述,就不再赘言。

4. 结论:视野的拓展

笔者绝不主张仅仅因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在中国难于实现就加以否定;也绝不主张仅仅因为中国国情不同就弃之不用。笔者所论述的一切都是试图从“发生学”的视角来考察一下双方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发展究竟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是否足以构成对其进行本土化修正的充分理由,最后才能据此提出中国应有的路线。笔者在工作实践与本文写作过程中最深刻的体验就是:如果仅仅在操作的、技术的、专业的层次上思考问题,那么无论是全盘照搬还是全盘否定,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无法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认真的对话。社会工作无论作为一个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实务工作,都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的理念与价值目标,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笔者愿以本文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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