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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分析
性方面的社会管理工作
作者:潘绥铭  时间:2012年07月30日
来源:2003

一般人总是认为这是政府的职能,但实际上中国的历朝历代主要是依靠非官员的乡绅、族长或“体面人”,来管理犯罪之外的性道德方面的事务。朝廷之所以在性问题上敢于在很大程度上推行“民不举,官不究”的政策,也是因为那些占据社区优势的卫道士们,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行政府这方面的职能。

目前我国在性方面“成问题”的现象不断增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后过于集中和过于深入的行政权力体系,客观上摧垮甚至消灭了原有的、植根于群体中、社区中或阶层中的性道德领袖的社会管理功能。结果近年来行政控制松散后,性似乎成了最没人管的了。政府虽然不断在传媒中呼唤重建性道德,但由于缺乏基层的实际操作者和积极分子,常常是事倍功半甚至流于形式。

社会工作者对性方面社会管理的参与,绝不仅仅局限于执行政府指令,也不局限于“围绕中心工作”来开展活动。从根本上来讲,社会工作者的任务应该是重建或创建自己工作范围之内各群体或各社区所特有的性道德管理系统。这种系统至少应有六大要素:

(1)领袖人物,即依靠威望而不是依靠权力的、能够聚合群众而不是去组织别人的那种自发形成的“头儿”。

(2)足够数量的性方面的典范人物和具有感召力的现象,而不是硬树起来的模范或者硬吹出来的事迹。

(3)能够广泛和快捷地传播信息的途径,一般应是私下的非正式传播,而不是官办的黑板报或广播站等等。

(4)当出现人们所共同关心的性问题时,要有形成公众讨论的时机、场所、气氛和自发的召集人,还应有民主决议的机制,而不是上级布置任务或“运动群众”。

(5)对于违反公众性道德准则的现象,群体或社区应该具有制约的功能和手段,一般应是人们在社交方面的共同抵制,而不是行政惩处。

(6)在多个群体之间或多元化的社区之内,应该具有协调各自利益的机制,而不是谁吃掉谁。这方面,社会工作者很容易成为自然而然的协调人,发挥某些基层政权所缺乏的灵活作用。

当然,上述一切对中国许多地方来说是过于理想化了。但成功的实例其实并不少,只是人们常常认为那是某个具体团体的功劳或者完全是特例,没有认真总结其中的性道德管理系统及其社会普遍意义。例如在南方某城市中,人口流动和性产业的各个门类都比内地要多得多。但是就在这样一种性环境中,当地某种宗教的民间组织仍然能够聚合相当多的信徒及其亲友,包括一些外来的和流动的人员,共同抵制性产业,形成了一个口碑甚好的群体。与此同时,参与性产业的某些女性也创建了新的经营方式,自己组织起来,共同雇佣一个“经理”。

中国的参与社交的男同性恋者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所奉行的性道德准则当然与社会和政府所提倡的规范大不一样。但是如果暂不讨论这一点,先分析一下该群体的内部运行机制就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于它自己的性道德进行必要管理的系统和机制。其内容恰恰就是上述的六大要素。正因如此,这个群体才能在对它极为不利的社会条件下长期生存和活动,同时又没有与异性恋者的社会发生直接的、现实的和剧烈的冲突。

在我国,那些与性产业的各个门类具有利益关系的人,也正在向一个群体发展。如果他们抢先形成了自己的内部管理系统,而社会上抵制他们的人却仍旧是一盘散沙,那么政府行为再强硬,恐怕也难以抑制性产业的发展。

几乎一切性的社会现象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那些新出现的或者刚引起社会注意的东西能不能生存和发展,主要不取决于有多少人真的投入进去,而是取决于全社会中有多少人不坚决反对它,尤其是取决于投入者和反对者双方在组织化程度上的差距。我国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黑社会经营性产业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就是:高度组织化的一小撮黑道人物,只需要对付虽然很专业但为数甚少的警察,因此黑社会的相对力量就比政府和公众所估计的更为强大。反之,国际经验证明:正常的民间社团越是严密和强大的地方,黑社会就越难发展。因此,性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实质上是在投入一场竞争。本章前面所讲述的性教育、性的咨询类工作、救助工作和社会管理工作,都是在这场竞争中尽快取胜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恰恰在这些方面,组织再严密的黑社会也无法与社会工作者抗衡,因为他们至多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战,而我们却是为了造福于和服务于每一个人类成员。

 

涉性的社会工作的独特地位

在与性有关的各个领域之中,许多服务工作是由其他学科在进行着,例如公共卫生工作、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社会保障、法律服务、家政服务等等。那么,在社会学指导下的社会工作,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独特地位(存在的必要性)与独特功能(不可替代性)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确立和实现:我们的服务对象并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人,更主要的是当地社会。它的存在单位可以是村落或者社区,也可以是群体或者人群,也可以是家族或者家庭。也就是说,所谓社会工作主要是针对人们所组成的某种整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个的具体人;是针对人们的组织的方方面面的运行机制,而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人际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独特地位与功能。

例如在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中,卫生防疫工作者足以给社区里的每一个人检查身体;健康教育人员足以覆盖到社区里的每一个人;社会保障工作者足以给每一个人以救助;似乎根本就不需要社会工作者插手。可是,如果该社区里存在着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氛围;或者社区成员无法对于预防艾滋病形成共识;或者在资源投入和利益分配方面出现分歧;那么前面所说的其他一切服务工作就根本无法开展;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技术手段和资源优势就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这些,恰恰就是社会学所指导的社会工作的主攻方向,因此,社会工作实际上是其他一切服务工作的基础。这一点在目前的中国格外重要,因为社区建设刚刚起步,社会工作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越俎代庖。

即使是直接针对某些个人做工作,社会学指导下的社会工作也与其他服务工作不同。以预防艾滋病为例,其他服务工作主要是解决疾病问题或者提供治疗的经济法律基础;而社会工作则主要是为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环境,至少也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中,努力地自主自立和自我发展。

 

(改写自2003年《应用社会学》第10章《性社会学研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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