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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性化与文明化:对南京火车站“性侵”事件的反思
作者:王文卿  时间:2017年08月29日
来源:北京理工大学社工系

乳房的性化与文明化:对南京火车站“性侵”事件的反思

王文卿

 

从“裸胸幼女”说起

前些天,天气比较热,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偶尔能看到裸露上半身的小女孩。这些小女孩有大有小,但应该没有超过幼儿园对应的年龄阶段。估计是父母(或其他照看者)觉得天气太热,索性让她们脱掉上衣,好好凉快一下。

就我当时的观察而言,周围路过的群众似乎也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何不妥。

但是,这与南京火车站的“性侵”女童事件有何关联呢?

关联的焦点就在于“女童的胸部”。“幼女裸胸现象”与“南京性侵女童事件”围绕这个焦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其背后,隐含的则是未经检视的“界限意识”。正是这种意识决定了女童的胸部何时可以裸露和触摸,何时又通过各种禁忌被构造为一种“禁地”。为了更好地理解南京“性侵”女童事件及其激发的各种反应,我们必须对这种意识进行直接的剖析。

 

乳房的性化

人类的意识必然是一种历史意识,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和演变而来的意识。因此,为了理解“性侵女童”背后的社会意识,我们必须简要追溯一下相关的社会进程。让我们从“乳房的性化”说起。

潘绥铭教授曾指出,相对于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人类女性的乳房已经进化出新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哺乳器官”,而是成为一个“性器官”。雌性哺乳动物的乳房在怀孕之后开始发育,在断奶之后回缩,并且没有“性感受功能”。而人类女性的乳房则在青春期开始发育,终生不回缩,并且构成了女性的第二个“性敏感地带”。简言之,人类女性乳房的性化有其生理基础。

但是,潘绥铭教授也提醒我们,尽管生理基础很重要,在乳房性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却是社会和文化。在古代西方社会,乳房便已成为“性审美”的对象。但在中国古代,则基本没有乳房的性审美。在中国人眼里,直至非常晚近的时代,乳房仍主要与养育活动联系在一起。

 

1960年代中国的当众哺乳

 

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当众哺乳在中国城乡仍然随处可见。即使在今天,当众哺乳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仍然非常普遍。我的一位女同学在农村当老师,在一次日常聊天中,曾当着一众同学的面,撩起上衣,给孩子喂奶。当时,她表现得非常自然,其他生活在农村的同学也没有任何异样反应,只有我这个在城市生活多年的男子觉得尴尬,不由自主地扭头,把目光挪开了。很多农村女性在来到城市之后仍然保留了当众哺乳的习惯,我在很多城市的街头都碰到过此种场景。最近一则“边开三轮边喂奶”的新闻在网络上被热炒,可视为另一个例证。

 

边开三轮边喂奶

 

当众哺乳的女同学为何会让我感到尴尬?我想,这与我长期的城市生活经历有关。乳房在中国的性化主要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城市则是受西方文化熏陶最为显著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中国社会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格局。这种割裂的局面延缓了西方文化要素在农村社会的渗透和传播。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农村女性——包括初来城市的女性——仍然保留当众哺乳习惯的原因。

这也提醒大家,在思考很多事情——尤其是与文化有关的事情——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把中国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内部存在很多的差异,除了城乡之间的差异之外,还有城市和乡村内部的差异。例如,不同等级的城市(所谓的一二三四线城市之分)之间的差异,东部、中部与西部乡村的差异,以及沿着民族、阶层、职业等等其他维度区分的差异。这些差异都可能与我们对乳房的理解和实践有关。

 

从“乳房的性化”到“胸部的性化”

在南京“性侵女童”事件的“发酵”过程中,乳房的性化扮演着关键角色,甚至可以说构成了“问题化”的逻辑起点,并确定了事件的整体基调。显然,这个事件之所以被界定为“性侵”(而不是任何其他种类的侵犯),正是因为身为哥哥的男子所触摸的身体部位被认定为具有“性”的含义。

反观文初提到的“幼女裸胸”现象,假如“幼女的胸部”——尽管乳房尚未发育——也被视为具有性的含义,那么这种现象还会出现吗?我认为不太可能。因此,“幼女裸胸”现象表明,至少在一部分家长和路人眼里,幼女的胸部尽管对应于乳房将来所处的位置,但尚未具备性的含义。此时的幼女(当然也包括幼男)被认为是“天真无邪”的,完全与“性”无关,既不是性的主体,也不是(不会也不应成为)性的客体。

但是,问题来了:“无性的幼女”与“有性的女童”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根据什么来确定界限?又由谁来确定界限?

人们很容易想到的一个答案是:根据乳房发育的状况来确定女童的胸部是否具有性的含义。但是,无论南京“性侵”事件中的女童实际年龄有多大,从网络流传的照片来看,我们无法判断其乳房的发育状况。而根据网络流传的一些信息,这名女童的年龄大约是10岁。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童的性发育年龄不断提前,但一般来说,10岁女童尚未进入青春期,乳房尚未开始发育。因此,南京事件被界定为“性侵”就不仅仅意味着“乳房”的性化,而且意味着“乳房所对应的胸部”的性化。无论乳房是不是发育,将来乳房可能出现的身体部位也连带获得了乳房所具有的性的含义。只有如此,触摸“乳房尚未或不确定是否发育的女童的胸部”才可能构成“性侵”。

 

南京火车站“性侵女童”事件

 

可见,南京事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接受了“乳房的性化”并以其为基础,而且大大推动了“乳房的性化”,使其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亦即“胸部的性化”。借此,乳房尚未但必将出现的身体部位也获得了性的含义。

但是,前面提出的“界限”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在女童乳房发育之前的十余年中,“性”与“非性”的界限究竟在哪里?什么力量在左右着界限的划定?

 

性化、“文明化”与羞耻化

我在前面提到“幼女裸胸”的现象。事实上,这种现象越来越少了。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那时,农村的男孩直到八九岁仍有很多在夏天光屁股的。阳历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天气仍然非常炎热。一个夏天整天光着屁股的男孩被迫穿上短裤去上学,很是不自在,所以一旦放学到家,马上脱光衣服。农村女孩虽然远远赶不上男孩赤裸的程度,但也绝不像现在的女孩(无论是农村女孩还是城市女孩)那样被包裹地如此严实。至少在进入小学(六七岁)之前,在天气极其炎热时,仍然经常能够看到赤裸上身的女孩。但是,今天,即使是在农村,光屁股的男孩和赤裸上身的女孩都很难找到了。

该如何理解这种社会变化呢?

埃利亚斯有一部享誉世界的名著,叫《文明的进程》。他在其中追溯了西欧社会生活中一些看似非常不起眼的、日常行为的变化,比如餐刀的使用、擤鼻涕、吐痰、裸体等等。他认为,西欧社会存在一种“文明化”的趋势,即在“文明”的旗号之下,与身体功能有关的人类行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控制和管束,而且这种管控不是停留于外部,而是越发内在化,通过各种情感机制(例如尴尬和羞耻)成为个体主动施加于自身的约束。

《文明的进程》中译版封面

 

事实上,埃利亚斯的分析框架对西欧之外的社会同样具有启发性。例如,台湾的何春蕤教授在创造性地借鉴文明化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对台湾社会近来朝向情感娇贵化方向的发展做出了精彩分析。同样,文明化的概念对分析中国内地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意义。例如,之前某些行为——例如随地吐痰、公开场合喧闹、讲脏话等等——在我国的某些文化环境中被视为自然而然,如今则被视为“不文明”。其中,与身体裸露相关的行为构成了被严格管控的行为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幼童裸体的现象越来越罕见,就连幼儿穿开裆裤的时间也越来越缩短,而纸尿裤的出现甚至让新生儿也不必再“开裆”。

我的一位女同学带自己的女儿在香港乘地铁,可能是遵循她家乡(大陆中原地区)的传统,她让女儿穿着开裆裤。一位也只有三四岁的香港小孩看到这种情况,竟然不由自主地发出评论,认为穿开裆裤令人羞耻。这种羞耻感事实上隐藏在所有文明化的进程背后。

在香港地铁场景背后,隐含的是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冲突,而这又迫使我们关注文明的等级和阶序。一般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城里人比农村人文明,西方人比中国人文明。简言之,越早开始现代化进程、越接近“现代文明”的人越“文明”。在这种文明等级观念的指引下,农村人向城里人看齐,城里人向西方人看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儿童的身体被越来越早、越来越严密地包裹起来,当众哺乳的女性也越来越少,而被包裹起来的身体则伴随着“性化”和“羞耻化”。前面谈到的“女童胸部的性化”也必须放到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理解。

 

文明及其暴力

但是,该如何合理评价文明化的后果?“文明化”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加美好和自由的生活?

在通常认为“文明化程度很高”的美国,如今有将近50个州把当众哺乳确立为女性的合法权利。但是,这些州的女性在公开场合哺乳时仍然会经常遭遇到白眼、羞辱、谩骂、骚扰,甚至被直接强行“请出”特定场所(例如商店、教堂等)。反观我国,虽然在文明化的压力之下当众哺乳者越来越少,但当众哺乳行为本身可能不会招致如此强烈的负面反应。这种矛盾状况迫使我们警惕文明化所可能引发的消极后果。

一般来说,文明化不仅会使“原本被认为文明的行为”变成“不文明的行为”,而且会降低“暴力”和“侵犯”的门槛。在公共空间或涉及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一种不文明的行为被认为不仅仅是一种私人行为,而是会牵涉他人的情感和利益,从而构成对他人的冒犯,在此意义上,不文明行为便构成了“暴力行为”,或至少获得了“暴力性”。例如,在如今强调“文明”的背景下,无视他人的感受,在公开场合大声说话和吸烟不仅成了“不文明行为”,而且构成了对他人的“侵犯”。

在意识层面,文明化伴随着个体对自身愈加敏感和精确的监控。在埃利亚斯看来,这一点构成了“文明化”更加本质的特征。在当代社会,我们能够观察到不少旨在“解放身体”的裸露行为,例如女性的“吊带装”、“深V装”、“三点式泳装”等等。从表面上来看,这种“放纵”的趋势似乎与文明化强调遮掩和包裹的趋势相反。但细究起来,这些裸露行为本身其实隐含着高度的控制,人们(尤其是女性)对哪些可以裸露、在什么场合下可以裸露以及可以裸露到什么程度都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思考和监控。同时,人们不仅监控自身的行为,而且监控人际间的身体边界,例如哪些可以观看和触摸,哪些严禁观看和触摸,以及可以观看或触摸的身体部位只能以何种形式被观看和触摸,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化意味着对身体及其边界更加敏感和严密的监控,之前可以接受的目光和接触,如今则可能被视为“骚扰”和“侵犯”,从而成为无法接受甚至必须奋起抵抗的东西。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便容易理解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另一则新闻。在重庆地铁上,一名女子声称被邻座男子摸腿,并在愤怒之下摔其手机。报道称,“车厢内多名乘客表示田某全程在玩手机,无偷摸大腿行为。”但为何女子会声称受到侵犯?很可能,男子并未故意触摸女子的腿部,但却不小心(无论是由于车厢的颤动还是由于姿势的变换)碰到了。这在日常生活中本是难以避免。但是,或许是由于前一段时间中国公安开展了严厉打击地铁性骚扰的行动,民众——尤其是年轻女性——对地铁性骚扰极为关注,进而强化了对身体边界的敏感监控。于是,无意的触碰便由此转化为有意的、恶意的、充满性意味的触碰,从而构成了“性骚扰”和“侵犯”。

 

重庆地铁女子称被邻座男摸腿,摔其手机引发冲突

 

回过头来,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在南京“性侵女童”事件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意识在主导着对“性侵”的界定?这种意识是“天然正确的”,还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动力塑造的结果?在这个事件的展开和持续发酵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冲突?例如,以“被性侵”的女童、她的哥哥和父母为一方,以爆料人、传播者和众多以“儿童保护”的名义支持对女童的哥哥实施严厉制裁的人群为另一方,是否可能存在对女童胸部、乳房、抚胸行为的不同的文化理解?面对这种行为,以“文明”的名义,站在“更加文明的”一方,指责“不够文明的”一方,是否就是唯一可取的“保护”路径?“文明的保护”是否必然不会导致未预期的消极后果?

简言之,我们需要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往往倾向于关注(性)骚扰、(性)侵害所代表的(性)暴力,而忽视了文明化的社会进程通过降低暴力的门槛和提高意识的敏感度而制造出来的暴力,以及强势文明借助文化霸权向弱势文明施加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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