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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事
政左经右格局下的都市同志组织——以深圳同声传递为例
作者:史俊鹏(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14年的清明节是一个由温暖灿烂的阳光和蓝天白云组成的日子。

毗邻市民中心、中心书城、博物馆、少年宫、图书馆的莲花山公园在深圳是重要的市内公园,这是清明节假日的第一天,经历了一周暴雨天气后深圳迎来了晴天。父母带着孩子、老人来散步、晒太阳,情侣、朋友们一起出来游玩,孩子们在山脚的草坪上放风筝,草坪上每隔几米就有一圈人围坐草坪,晒太阳、聊天、野餐,享受这阳光的假日。

这一天,深圳的同志组织“同声传递”在此组织了户外活动,大家在草坪上围成圈聊天、玩游戏,随后志愿者给每人发了一束菊花,大家便向山顶进发,志愿者拿出了一幅彩虹旗,两位活动参与者举着它上山,其间亦有人将其批在身上,一些下山的游人忍不住看了看这举着彩虹旗的人们。上山路上,有一位老人家(男)向志愿者购买了一支菊花,这个队伍的人们到达山顶后看到老人正向邓小平的铜像献花,鞠了三个躬后才离开。同声传递的志愿者与参加活动的朋友举着大幅的彩虹旗在邓小平的铜像前合影,随后依次到铜像前献花。

这座铜像于2000年落成,那一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铜像背后的大理石碑上刻着邓小平在1984年所说的,“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城市的管理者们不会想到,邓小平与彩虹旗,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个是全球同性恋运动的旗帜,二者会有一天合影。

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深刻受其形塑。政策层面,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资本的力量得到复活,执政党与政府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描述其政策。中国大陆从总体支配迈向了技术治理[[1]]。在日常生活层面,单位制逐步解体,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控制,一方面也日益从对人们的生活保障中撤出。与自由经济模式伴随的是国家对民众私人生活放松了掌控,包括择偶与婚恋领域[[2]]。阎云翔[[3]]使用贝克的“个体化”概念来概括改革开放的进程,包括非集体化、个人自由增长、外出打工、移民、消费等一系列现象。但同时,其并不认为个体化仅仅是后三十年的事业,其《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将个体化进程追溯到新中国前三十年,个体被从家族、社区中解脱出来,进入单位之中,而改革开放以来,个体通过移民等方式进一步推进了个体化,但他特别指出当下中国大陆的个体化是一种“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这个进程缺乏“公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种政左经右的政治经济制度,在经济的层面,一步步推进市场经济,迎来消费主义的时代,而在政治层面则依然较为保守,政治改革进程缓慢。

随着改革开放,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议题,在1990年代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市民社会的概念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关,哈贝马斯认为其带来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4]],这也意味着公领域与私领域二元划分的逻辑。邓正来[[5]]总结公民社会的特征:以市场经济、私有产权为基础,其内在联系内生于市场经济平等的契约关系,遵循法原则,奉行自治原则,通过公共传媒表达意见或在公共空间交换意见,市民社会内部发展民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2008年发布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中认为中国已经迈入了公民社会[[6]]。高丙中[[7]]主要从精神层面谈论公民与公民社会,遵循希尔斯对“公民精神”的强调,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内的成员相互之间以公民精神相待,尤其是通过结社来实践这种价值的机会。公民已经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我们别无选择地要以“公民”相待[[8]]。但也有观点认为不宜太过乐观,尽管中国出现社会分化与利益重组,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自治和独立于传统结构如家族、单位或家庭的自治的公民社会,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

就现实情况而言,中国大陆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态度颇为矛盾,一方面希望非政府组织提供社会服务,减缓政府负担,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其挑战政府的社会控制。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使NGO这个概念流行开来,中国的NGO包括三类:党或政府发起、某一领域的学者或专家发起、公民自发产生,NGO对政府有很强的依赖性[[10]]

在中国大陆,同性恋的生活也受到社会进程的深刻形塑。Chou[[11]]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性别的理解是灵动的,对同性恋有宽容性,而随着近代与列强的战败,中国知识分子引入了西方性学。李银河[[12]]对比中国与西方历史,她指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大规模迫害同性恋的历史记录,西方同性恋者一度面临严酷的迫害和敌视,而中国同性恋者则是遭到主流社会的忽略和蔑视,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时期。改革开放终结了那个特殊时期,在那个特殊时期,同性恋被视为流氓行为以及资产阶级腐朽行为,遭到打击。

1991年,安徽省无为县政法委员会和无为县公安局同时收到一封署名为江坝乡5号村林家保的申诉信,控告有人和自己的女儿搞同性恋,这封举报信讲述对方“教唆”自己女儿,自己干预不成,最终两人同居。

上叙(述)情况,显而易见是同性恋是流氓行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容忍的丑恶现象,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况且我中华山河壮丽,法网辉辉(恢恢),怎能让这些不法分子逍遥法外,辱国害民?对其如不及时绳之以法,将后患无穷。在社会语(舆)论和家庭关系日趋破裂的影响下,将迫使我不顾一切后果,与这两个流氓拼下去。其后果小民去(却)无法担当得起,故备文上级领导,请求千万不能等闲视之,迫切要求从严处理,方解民愤。[[13]]

这是父亲向政府求助时所操持的话语,这份求助所使用的话语包含着一种集体主义的激情,期待政府以这样的思维介入并帮助自己。这对恋人历经单位调查、警方介入,但应该如何处理,基层政府一路上报请示,最终国家公安部给予批复。

“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本案具体如何处理,可与检察院、法院等有关部门研究解决”[[14]]

这份批复的意义,在法制日益完善的角度进行解读之外,另一项意义在于,国家开始逐步放弃以“流氓罪”和“流氓行为”的名义介入私人生活,实行社会控制,到了1997年流氓罪从刑法中删除。当附加在流氓罪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消散后,几乎没有阻力地,一些罪消失了,流氓罪的废除不可等同于“同性恋的非罪化”,而是罪刑法定、没有受害人,这两条法律逻辑的产物;随着流氓罪废除,针对一般流氓违法行为的诸种处罚,比如劳动教养,也一并消失,同性的“性”与犯罪和违反不再纠缠[[15]]。这位父亲没有意料到的事情是,国家迈向了一个新的时代,从集体主义的激情最终迈向了经济发展至上。

1990年代以来,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在中国社会扩展,这个进程与工业化、全球化、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16]]。城市对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源于城市的陌生人社会特征,一方面源于其对现代同性恋身份的作用。“城市是适合同性恋者的社会世界……绝大多数都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涌入城市,融入到无边无际的陌生人之中”[[17]]。现代同性恋的身份建构与城市化进程紧密相关[[18]],城市化使得同性恋者可以摆脱传统社区与亲属制度的束缚,使其可以围绕自己的性取向组织自己的生活[[19]]。针对中国的情况,魏伟和富晓星[[20]]的民族志研究都关注到在地的“点儿”[[21]]这一酷儿空间,包括浴室、街心公园、茶馆到商业性的同性恋酒吧等空间。

大量同性恋在都市中实现自己的生活,并进而形成自己的草根组织[[22]]。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落在了同志组织上,在这样的社会背景里,政左经右的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形塑都市同志组织的实践?而同志组织又将如何行动以回应这样的处境?这一切对于同志的生活又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同时将为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提供一份酷儿经验。同声传递彩虹活动中心,深圳的一间同志组织,本文将借助于对其实践经验的考察回答这些问题,参与式观察与访谈法是本文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有一座移民之城,住满着青春和梦

这里刮着北纬22度季候风

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

这里的每天都年轻

土壤有梦多收获,胸襟开放多风云

深南路像一条流水线,流过青春又青春

云找青山山找云,人找机缘缘找人

天地间苍茫千万里,你我相知一颗心

不论你从哪里来,都能听到乡音

异乡和故乡很难分

不论你从哪里来,这座城敞开门

来了就是深圳人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首歌曲讲述深圳,这个自1970年代末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兴起的移民都市的状态。年轻的人口结构,都市生活,陌生人社会,走出传统的社会束缚,人们开始告别昔日的计划经济,在市场化的新时代实现自己的梦想。深圳的最重要特点之一便是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先锋,堪称是中国大陆市场经济最为完善的都市。深圳整体的氛围强调的是努力工作努力奋斗,并非政治,同时,深圳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层制政府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宣示建设“公民社会”的城市[[23]]

在深圳这座大都市中,一个组织不足以满足同志群体的多样需求,深圳有不同定位的同志组织,以满足社群的不同需求。现有的同志组织中,258彩虹工作组有十年的历史,最初是基于防治艾滋病所成立的,开展检测、同伴教育等工作,而后也开展户外出游等娱乐活动,受政府资金支持,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政府对同志(男同志)的保障的着眼点在于健康权,政府要保护MSM人群免受HIV感染。同性恋亲友在同志组织的版图里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性恋亲友会深圳地区的召集人董妈妈,作为一位站出来支持同性恋的母亲,常现身于媒体之上与校园宣讲,谈论自己和孩子的故事,呼吁同志平权。近年成立的同志基督徒团契则帮助同志基督徒实现自我认同。而本文所要分析的同志组织同声传递彩虹活动中心,则主要组织聚会活动,打造同志的生活与健康交友平台,与此同时,同声传递也希望能够从事社会倡导工作,其领袖也到高校进行演讲。同声传递并没有专职人员,所有事务都由志愿者运作,本文书写的事件主要发生在2014年,这一年是这个组织成长、变迁的重要时期。小白领是同声传递的阶级基础,根据同声传递的运作情形,从志愿者到活动参加者,大部分都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男性居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两年左右,从事白领工作。

在其成立之前,深圳有一间类似组织,在201111月通过一场调研开始运作,最终半年时间之后偃旗息鼓,运作期间开展的活动包括情感及文化沙龙、交友活动,邀请香港的LGBT行动者的分享会等等,面对社群之外则是20125月在深圳大学附近展开宣传普及同性恋知识,以促成反歧视。阿言是当时志愿者团队的一员,在他看来,组织终结是负责人的原因,恋爱与工作分走很多时间。在其落幕之后,阿言开始召集“同声传递”,部分当时的志愿者也加入其中,“同声传递”的理念在2012年开始酝酿,而后搭建起一个新的同志组织。

分析同声传递的经验,本文认为这个组织持续在公/私、公益/商业的问题上面临冲突,必须进行协商,达成共识,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是,到底什么是同志公益?这一问题是争论的核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决定了同声传递会走上怎样的方向。

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

2014年的春天之前,同声传递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在阿言的住处,那时他与一位志愿者、一对同志伴侣合租了一套公寓房,同声传递便利用客厅举办活动。客厅里布置有沙发、投影,二十来张平时折叠的椅子,在活动时提供给活动参与者使用;茶几上放置的材料包括同性恋亲友会出品的《认识同志》的册子、预防艾滋的小册子,以及几盒安全套;一墙的照片,照片中有活动参与者及一些他们的家人,以及来自香港、广州、北京的活动嘉宾。那里举办了观影、沙龙、英语角等活动,2014年的情人节的聚会,是同声传递在这个住处的最后一次活动。

两站公交的距离之外,一处大厦,商住楼,阿言把自己的家搬到了这里,与此同时,同声传递也到了这里,阿言实现了自己的设想,同声传递走向了活动中心的道路,并且在工商管理部门实现了注册,架子上摆放着营业执照,“同声传递彩虹活动中心”。新的地点,走入即是客厅,摆放着桌椅,一道平移门之后是房间,平时这扇门一直打开,使得房间和客厅完全打通。折叠床靠在墙上,落地窗使用了一张大幅的彩虹旗作为窗帘。空间的转换,由居民区的一处公寓房,转移到了一栋商住两用的大厦,毫无疑问,经济成本开始成为问题。在过去,阿言需要付出的只是自己租一个房间的成本;而现在,一室一厅的商住两用房的价格是2800元一个月的房租。同声传递采取的策略是一部分费用由社团支付,另一部分费用则由阿言个人支付,作为他个人生活中租房子的支出。这意味着,机构每个月就有1000多元的支出。

阿言最初希望能够换了地方之后做一间彩虹咖啡馆,他希望可以为创造一种同志生活,同志相聚于这个空间享受美好时光。在他看来,同性恋亲友会等组织已经把同志运动做得很好了,自己可以从事生活这一块。但是随着个人工作与生活的无法安排,他时常需要加班到夜晚,咖啡馆的想法难以落实,但整个基本逻辑,生活化的路线得以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阿言本人又对“公益性”有很高的坚持,对于同志平权事业有很高的热忱。

这次搬家成为了一个新的起点,同声传递走向了一个正式的机构。

(一)争议浮现

在新地点的第一次志愿者会议上,阿言就提到,“我们这个机构也许接下来就要往商业化方向发展了”,部分原因是组织面临的成本问题,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阿言当时的彩虹咖啡馆的理想。所以接下来,来参加活动的朋友们都要收费,这在当时堪称是极具震撼性的消息,许多活动参与者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调试。

有志愿者认为收费会打击积极性,“收费很伤感情”,有志愿者认为主题座谈[[24]]就可以不用采取收费的方式,可以采取募捐的方式,并且社团想要多一些收入,可以通过在活动中卖一些饮料或者是工艺品。

收费?募捐?这个问题在这里被提出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大家讨论、争论了很多次,并且并没有谁有一个从一而终的观点,同一人都可能出现摇摆。这一个问题直到2014年的夏天,大家几乎才达成了共识,得以平息。

很快,阿言总结了两个令他感到不安的状况。一是社团自从搬到新地点之后,开始收费以来,收费就面临着怀疑与指责;其次,则是阿言感到整个社团弥漫着一股“娱乐化”的氛围,这一点让他颇感恐慌与焦虑。于是阿言表态,以后的活动免费,“大家过来是想找关爱,找温暖。如果设立钱,还真是会少掉很多感觉”。

阿言:“我们是公益的社团,如果是拿着公益的名号用于娱乐,这个是会影响到以后的发展。”“所以我昨晚还有反思我们社团的本质问题,我们是公益,但现在好像更多变成了娱乐的性质。”“总之社团的一些中心思想发生了偏移,我有责任好好反思我的行为。”

这个表态同时也遭到了一些志愿者的质疑,组织的资金怎么办,以及这个决策太过个人化。对于阿言而言,空间的转向并不是他真正想运作一个企业或是商业组织,虽然那时的他有一种要开店的激情,并且认为这体现了同志人群的价值,但他更大的重点在于“用商业的方式做公益”。收费的事情毫无疑问得点燃了许多人心中的不安,心理上的难以适应,是否过去一起去的阿言的家,那个可以欢聚一堂的住所正在演变为一个商业机构?去同声传递究竟还寻找什么?关爱与温暖是否面临丢失?这是机构面临的考验,阿言发现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自己。

(二)公益与商业的平衡游戏

旨在通过商业的方式做公益的组织,这一点使得同声传递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必须进入商业性与公益性这样一场异常艰难的平衡游戏。2014年的2月份搬入新的地点,同声传递就面临到了这个问题,参与者对于收费的质疑,志愿者内部的想法,甚至是创办人自己的困扰与动摇,使其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最初,阿言设计的那份菜单上有咖啡以及饮料,最后在特别注明“盈利的1/3将会用于同志公益”。这样的言辞背后的逻辑,用商业的方式赚钱——彩虹咖啡馆,然后做公益。然而这样的说辞的困扰即是,要赚钱!赚钱是一个目标。很快,其设立的决策机构,委员会,解决收费困扰的第一步就是删除这句话,逻辑支点在于,同声传递这个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机构,本身就是做公益。其次要处理的问题则是收费收多少,最终的讨论结果是,一般活动收费收20元是一个大家心理上能够接受的额度。

公益是同声传递的目标,但市场的逻辑确实主导着运作。因为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严峻的财务状况!

一位经济学出身的骨干志愿者A3月的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提升盈利能力。“为了提升活动的盈利性,必须在筹备活动时借鉴商业思维。商业思维的核心是:发现并满足顾客需求。”而顾客核心需求是“社交需求”,友情与爱情,所以在深圳没有其他同类机构的情况下,“社团应该利用良好局面,大力挖掘潜在顾客,通过提供优质的活动与服务,在满足顾客社交需求的同时实现盈利。”(20143月委员会会议记录)

这位核心志愿者看得很清楚,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个机构运作下去。在实践当中大家发现最受欢迎的活动是玩桌面游戏,所以通常在安排活动的过程中,把英语角、主题座谈等活动都安排好了之后,便是用桌游活动填补上周末的空白时间。

20144月份的会议上,针对一些志愿者的提议,即活动收费可以采用募捐的形式,也进行了比较清晰的讨论。

明确把“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样的字眼说出来的核心志愿者A,非常坚持公益的目标,所以他是活动采用募捐形式的鼎力支持者。

“原则上,活动收费应该尽量采取活动后募捐形式,鼓励参与者根据活动质量以及自身经济实力捐款。作为公益机构,对活动进行固定收费难免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20144月委员会会议记录)

他认为,“我们是公益机构而非商业机构,收费不是公益机构的作风,参与者并不关心钱用到了哪,一个是被要求给钱,一个是自愿的。”

这个建议也带来很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落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会不会造成收益下降,其二则是为何不能明说收费?有的志愿者担心经济上的问题,另一种反对的意见是,同声传递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不全是“公益”,阿言举玩桌游的例子说明自己的看法。

阿言:“这边(桌游)性质很大是娱乐性质,为了一个娱乐场所的维系,不属于公益。公益是帮助弱势群体。这些来参加桌游活动的人,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只是来找快乐的!”

在阿言的眼里,桌游这样的活动不是公益,又怎么募捐?

“我们为同志人群提供一个生活空间不是公益吗?”

阿言得到了这样的回应,以此下来的讨论直接引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那到底什么是公益!?”

没有任何人能答上来。

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尝试一下。如何去尝试?同声传递决定采用分割处理的方式,即主题座谈这样的活动就采用募捐的方式,而像桌游那样的纯娱乐活动,则依旧可以采用收费的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部分活动参加者并不注意看活动信息,来参加活动之前并不知道要收费,来了之后才知道。所以新的提议是在海报上注明费用。支持者的理由很简单,注明在海报上让大家看到,总比他不知道来了之后才知道要收费。反对者的理由是基于营造社团对于大家的感觉,要保证同声传递这份温暖的、公益的感觉,“这种心理感觉很重要”。最后大家同意海报上注明费用,使得一位志愿者几乎带有情绪性地说出:“这份感觉你们不重视那就算了!”“我们不是不重视,是没有办法,要是可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所有活动都不收钱。”委员们最后以此为这个决定解释。

何为做“公益”?

(一)小打小闹?

同声传递的目标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社群内,为同志人群的生活服务,其二则是试图为社会接纳同志而努力,面向社群之外进行社会倡导。在起初讨论社团的章程时,关于是否把“平权”写入其中,当时担心“敏感”而没有这样写。

2014年春以来,同声传递把重心主要放在了社群之内,包括开展观影活动、读书会、羽毛球、主题座谈等活动,面向社群之外的有517国际不再恐同日所推出的户外倡导[[25]],几次校园分享,以及在11月组织队伍前往香港同志游行。这样的情形让核心志愿者B感到无力,他感到这样下去实在不知道同志的事业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强大。

在六月的会议上,B表达了他的无力感与恐慌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了社团的定位问题,目前的重心在社群内部,是否需要调整?社团是否处在小打小闹之中?

B:这些活动(常规化的各项活动,如各项休闲活动与聚会)对社团成长有什么用?

A:构筑交友与生活平台!

阿言:建立LGBT的公信度,大家来玩,认识的人就越多。

构筑同志人群的健康的社交与生活平台,这是社团一直在同志社群的定位,从观影、英语角到户外出游,一系列的活动都朝向这个目标。

B:我们的人流动性很大,而且来社团参加活动都是想交友,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来了,新的都是小年轻。来这里活动的一直都是志愿者和新人,打发下周末、交友,大部分都是这样,花很多时间排遣寂寞。我们这里活动和异性恋有什么区别,会觉得腻。全部都是这样的活动,外界感觉是交友平台,一起吃喝玩乐。“主题座谈”变得很平,并没有增长出现。

B谈到了在活动实现常规化之后,社团所面临的情况,社交平台与生活平台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吃喝玩乐”,B在这里将社团的活动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娱乐性的活动,另一类是公益活动,即主题座谈,这在所有的谈话场合都是无可置疑的“公益活动”。B希望社团活动中娱乐性的能够少一些,加大公益,大力推主题座谈。

AB说的涉及社团发展方向。到底什么是公益?为大家提供线下交友、寻找真爱的平台,这就是公益,不是小年轻打发寂寞而已。Gay在交友上没有更好的方法,大家更认同线下更加靠谱。你更想做同志平权,我认为这(现在做的)也是公益。

A的回应再度涉及到在同志公益中如何界定“公益”的问题,在社会上追求同志的平等权利(平权)是公益,这一向被视为公共领域的奋斗,那么丰富同志的生活,构筑社交与生活平台又是否是公益?A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社交是同志的现实困难,也是同志生活中的大事,社团在此事上的努力当然是一种公益。即如魏伟指出的,中国当今的同志面临的重要任务便是发展自己的关系模式[[26]]

B:我们有时间风险,时间流逝的恐慌感,我们只是一个小群体。

A:活动的增长性不足,一个是服务做得不好,一个是有人来就是找BF的,找到就走了。

B:服务太浅显,这个平台提供之后(就没有了)。我们社团的宗旨,要构筑健康社交平台,还要争取大众支持。

阿言:以前很多人心态不好,现在开始好了。

A:我们很多志愿者确实是从吃喝玩乐开始吸收的。现在的现状,和我本人的倾向有关,也因为比较容易,平权需要长线。我们有做平权,比如主题座谈,和采访计划。

B:我们影响力不够,小活动影响力太小,随着时间流逝有恐慌感。如果影响力变大,我们就能看到成就感。

AB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在于其对“公益”的不同理解与想象,对于B而言,从事平权意味着力量与组织的成长,更有意义,但对于A而言,这些“娱乐”活动的作用于意义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帮助大家形成更好的心态,以及构筑交友平台,甚至是帮助同志找寻恋人,在实现同志生活上有所帮助就是一种“公益”。

(二)婚礼:一场公益?

2014年的五月,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一场婚礼的事情由大家讨论,是G和他男友想要举行婚礼,而社团则帮忙一起策划他的婚礼,谈话至此一切和平,而接下来谈到了G希望社团能够去帮忙拉赞助,赞助他的婚礼,此事直接引发一系列争论。几个争论点包括:大家心理上能不能接受他的婚礼需要别人来赞助,他的婚礼是他自己的事情吗,他的婚礼是一场公益吗,社团要帮助他解决婚礼的经济问题吗?社团难道要帮他募捐吗?有媒体来报道吗?要用社团的名义去拉赞助吗?

首先,他的婚礼是谁的事情?

“他结婚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是A所主导的观点,既然是自己要结婚,那就自己出钱就好。但会议上还有一些委员则认为这场同志婚礼确实可以得到媒体的报道,对于同志的公益事业是有帮助的。

他本人以及他的婚礼,和同志公益到底是什么关系?

会议上的观点认为没有什么关系,毕竟是他自己要结婚过自己的生活,但他的同志婚礼对于同志公益是有帮助的。然而G本人并不这么看,当时会议上很多的人都感到疑惑,G是一位成功的创业者,经济并不成问题,为什么需要有人来赞助他的婚礼?阿言说到他和G的沟通过程,志愿者们才明白G与社团理解上的不同。在社团志愿者们看来,婚礼属于G的个人生活,社团祝福他并提供一些帮助,所以从阿言到参与婚礼策划的志愿者们在听到G的要求时都觉得很惊讶。但在G看来,他愿意自己站出来抛头露面,让自己的婚礼公开给同志组织和媒体,自己是在做公益,仿佛他是社团的志愿者。

人们通常认为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非常明确,同志议题的则挑战这种划分,同志的议题既关乎私人生活,也关于公共领域。然而如今,G的婚礼的事情在公私上的逻辑甚至令这一群做同志公益的人都感到困扰。其新闻价值在这里成为横跨私领域和公领域最重要的桥梁,把此事做成新闻,并推广同性婚姻的理念以及这个组织,这对于作为公益机构的同声传递是重要的动力。

在社团志愿者所做的婚礼策划案中,规划了婚礼的流程、所需要的配乐、饮食等事项,这些与通常的婚礼没有什么区别,婚礼主题、誓言等内容则上升到将个人的生活努力与社群的未来结合起来。策划将婚礼主题确定为“两位新人希望通过婚礼告诉圈里人有真爱、请自重,告诉圈外人,同志爱很正常!传递正能量!”而对接下来要采取的工作除了联络婚庆公司以外,还包括对外宣传、联络媒体,网络媒体、平面媒体、电视媒体都被考虑在内,而传播的主题被定位为“同性真爱”。

由此可以看到,对这一场的婚礼的各种想法夹杂了个人的爱情、同志群体对于伴侣生活的追求,以及同志的公开亮相的问题,何为“私”,何为“公”,其界限已经不明朗了。也基于这一点,才会有社团的骨干与要结婚的当事人之间在定位与理解上的分歧。是你自己要结婚,要过自己的生活,又何必希望大家给你拉赞助呢,对不少志愿者而言,这件事情本质上是他自己的事情。但对结婚的当事人来说,婚礼中包含许多其个人之外的事务,反而寄希望于不由他个人来解决。社团志愿者的策划和当事人自己的规划都在试图让这件事情既是他个人的婚礼,也是整个社群的一个事件,甚至是迈向社群之外,透过媒体向社会展现同志构筑一对一长久伴侣关系的努力与实践。

第三个问题,社团要在这场婚礼和附带的赞助之中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社团要替G做募捐吗?此事讨论的结果是断不可行,首先从G自己的经济实力角度来看,并不属于经济困难,同声传递不适合去开展募捐的工作。有志愿者感到生气,“如果社团帮他募捐,难道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说实话我已经很反感这事了,觉得这个家伙完全就是在以生意眼光看待我们,利用我们。”阿言咨询同志公益界的前辈,也得到相似的答复,即如果对方不是非常贫困,是不建议筹款的,这其中有风险,容易造成大家歧义,在婚礼工作上帮帮忙就好,结婚用钱不多,而如果太豪华,与公益机构的本质相悖。这位前辈的观点和社团自己内部的讨论结果差不多,而同声传递发起募捐的想法也就有了结论。那么社团要替他拉赞助吗?在这一点上,大家达成的共识是,即社团可以尽量去帮忙,但是并不能保证。所以社团决定询问两个做同志社交软件(app)的公司,是否有意愿赞助,并且社团只是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确保企业不要以为自己是资助了同声传递。

在此之外,同声传递的一些志愿者们就继续帮助G去策划婚礼了。然而,大家的筹划也用不上了,此事最后落幕是因为G的家乡那里的组织能够提供一些赞助,于是G最后决定回家乡去举办自己的婚礼,同声传递能做的只有祝福。

再会AIDS

“我就是不希望社会觉得我们这个人群只会搞艾滋”,阿言曾如此看待同志组织和防艾工作。

当时间走到2014年的7月,防艾的问题出现在了同声传递的视野之中,有疾控中心的代表与同声传递讨论合作的事宜。阿言当时的想法是觉得可以,但是这只是稳定社团的基本项目,主要还是要做社团的文化类活动。

阿言:疾控的钱稳定,这样活动就可以不用收费,而且你们也不用再操心社团资金问题。每个月社团的这类娱乐活动就可适当减少,然后更多的放在一些文化类的工作上面。

除了防艾的事务对于男同志人群,或者更确切得说是男男性行为者中有需要实际的需要之外,对于同声传递这样一个自负盈亏的组织来说,与疾控中心这样一个政府部门做合作,也意味着资金上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商讨的结果是,这一次区疾控中心有专门的检测项目,希望能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对于六十人的检测,同时检测者还需要填写一份问卷,疾控中心为前来检测的人提供小礼品。

在当时看来这是一个为期两个月的计划,并非长期计划,同声传递每个月安排两次由疾控的人员前来检测,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再讨论长期合作的问题。对于同声传递,区疾控中心为同声传递提供一些物品,涵盖HIV口腔检测棒、安全套,同时区疾控中心给予同声传递一定的场地租金,而同声传递负责提供场地以及宣传。实际的情况出乎大家意料,这份所有人都以为会为期两个月的合作计划,其检测人数在第一次的检测中就完成了,那一个下午就完成了67人检测。

“虽然我很讨厌防艾,但是我们人群又十分需要,而且还拥有可以支撑我们社团的资金,看来我得正视这件事了....

这是阿言对这件事情的总结,大家需要是这项业务的重要基础,而资金支持是整个机构最为重要的动力。

“我挺开心的= =,总算这个月的社团房租有着落了= =

这次活动让大家感到欣慰的是,这个月,社团在场地这一块的费用(即房租)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解决。阿言开始认真得思考这件事情,如果同声传递能通过这个方式解决资金,那么就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情了,社团也开始认真思考与疾控中心的长期合作。至此,同声传递也开始了与区疾控的合作,这对缓解社团的经济压力是很大的帮助。

即使如此,阿言还是感到组织难以做大做强,在2015年的年初,阿言再一次搬家,重新进入公寓房生活,他感到这一年来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也出于他认为已经可以把同志们聚集起来了,再做很多聚会活动意义不大,没有钱组织就没有办法发展,同声传递在没有了固定地点的情况下,只保留羽毛球活动、艾滋检测,必要时寻找临时场地举办主题座谈。2015年的春天,阿言与一些志愿者开始了在深圳几个中学的演讲与分享,阿言也开始上电视,讲述自己的故事、反对性取向治疗[[27]]、呼吁同志的权益。除此之外,阿言把自己的眼光投向了商业,他计划做一款具有同志元素的游戏,他认为商业对于同志在生活便捷性上有很大的帮助,等到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的时候,再到同志公益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在这个政左经右的时代,当公益人看不到公益组织的未来时,市场的神话,即自由竞争、赢取成功,提供了一种希望与可能性,通过商业活动中的成功,拥有经济上的权力,进而去推动同志运动。阿言设想了商业性和公益性交织的画面,在他的设想中商业与公益相辅相成,而他也对当下从事商业的同志有一定的批评,即他们只管赚钱,阿言则希望自己赚钱之后回馈到同志公益之中,先做商业再做公益,成为公益的幕后人物。

总结与讨论

从深圳同声传递彩虹活动中心的经验中,可以观察到三种对于同志公益不同的想象:平权、生活社交平台、防艾。对于政府而言,其对同志人群的关注点在于防艾,保障民众的健康权,避免艾滋病扩散,所以只有从事防艾工作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上文提及的258彩虹工作组得到了政府的资助与支持,而同声传递通过与疾控中心的合作对于经济上也有一些帮助。平权还是生活社交平台,在同声传递的经验中也能嗅到些许路线之争的气息。平权的逻辑在于进入公领域,推动公益倡导,甚至是实质性的法律与政策变革。生活社交平台的关注点则在私领域,通过各式活动、聚会帮助同志人群实现自我认同、交朋友、找恋人,实现同志生活。

总体上概括“同声传递”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去政治化,其二是生活化。虽然同声传递也进行一些社会倡导活动,包括在公园派发小册子以实现普及性倾向的知识和反歧视,进入高校演讲,这符合将异性恋正统的空间酷儿化的说法,具有空间政治的特点,但并不具有社会运动层面上的政治性。去政治化和生活化,这两点特征是深受当下中国政左经右的局面所影响的。中国政府依然保持着较高强度的社会控制,这对形成西方那样基于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的同志运动起到了抑制作用。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政府打压同志活动家的情况,公开活动被迫取消,这并非出于政府对于同性恋本身的敌意,更多是为维持社会控制。同时,同志组织也可能尽量避免走上政治化的道路,避免刺激政府,比如在本文的故事中,同声传递就担心“平权”太过“敏感”而没有将其写进组织的章程,形成了一种自我审查。这样的局面,除了与政治有关之外,也与同志的实际生活状况有密切关系,即如李银河所述,中国在历史上对同性恋没有过多压迫,中国社会对同性恋更多是忽略与蔑视[[28]]。目前,除了计划生育等政策外,国家不愿意过多介入私人生活,虽然对婚姻和家庭的治理从未停歇,性取向的问题更多的被视为是私领域的问题。

既然同性恋被视为私人生活的问题,则其生活方式需要在个人生活中达成。在本文所书写的深圳经验中,同声传递的阶级基础是小白领,绝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两年左右,在都市中打拼自己的未来。对他们而言,实现同志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并非是参与社会运动,向政府争取权益,反而是通过工作、赚钱、消费来实现同志生活,这与阎云翔对中国大陆当下“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的判断相符[[29]]。在集体主义时代,具备同性情欲的个体缺乏实现现代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能力,工作、住房等问题都由单位控制,集体也干预个体的私人生活,然而在市场经济时代,工作、住房等问题都不再由集体的权力所掌控,而取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Farrer在对上海青年的性文化与市场改革的研究中认为,上海当代青年的性文化代表了三重“历史现代性”,这三层包括“前社会主义—殖民主义现代性”、“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以及当下的“转型的消费现代性”[[30]]。无疑,包括深圳在内的许多城市都具有强烈的“转型的消费现代性”的色彩。对同志而言,一方面,工作与收入意味着经济独立,在这个大都市之中生存下去,远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束缚。既有的研究[[31]]普遍认为,中国同性恋面临的最大阻碍是家庭。基于此,同志面对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家庭的关系,它已经被放置于私领域之中,解决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在这个大都市中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生存下去。而另一方面,透过消费、聚会、参加活动、寻找恋人,则是他们实现同志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满足社交需要,无论是寻找友谊还是爱情。同声传递的存在与运作满足了这样的需要,同志的社交需要。

自由市场经济为同志通过在市场中努力开辟了相应的空间,他们可以在城市工作、租房、买房,实现经济独立,以此迈向同志生活,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市场竞争中所能达到的位置。同志组织也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相应的空间,同声传递作为一个同志组织,放弃了民政注册,其领导者对于民政注册感到不乐观,而转向工商管理部门申请注册,并且顺利通过了注册,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机构,只不过是以商家的名义,而商家代表了市场活动、创造GDP、吸纳就业,在目前政府经济发展至上的思维中,这是好事。整个组织也透过市场的方式获得生存,包括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活动的空间,通过收费的方式维持运作,通过在体育馆、KTV、餐厅的消费进行聚会等活动。然而,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也很直接,即便已经建构起了关于市场的神话,对于同志个体而言,许多个体无法在自由市场中获得渴望的成功,无法上升到其渴望的阶级地位。对同志组织而言,则是商业化的隐忧,这在同声传递的过程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组织面临着在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平衡的问题。文中的同声传递通过寻找参与者可以接受的收费金额,以及采用募捐的方式,寻找到平衡点,使其门槛符合小白领阶层的心理预期。帮助政府疾控中心开展艾滋的检测工作,则为组织带来了一定的经济上的保障,但同时也强化了组织的生活化与去政治化的路线。

公私二元划分在西方思想史上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则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的自由主义模式上,市民社会独立于国家,国家公权力不介入的意义上成为私领域[[32]]。自由主义通常因其观念的保守受到批评,其忽略了权利平等之外的社会不平等,仅提倡“免于……”的消极自由。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对于公/私领域的划分,即公权力不应干涉私领域,忽视了私领域中的权力与压迫。女性主义批判了公私二元划分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不利地位,包括被限制在私领域、其劳动得不到承认等影响。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麦金农认为亲密空间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自由主义无法为女性带来解放,“亲密的尺度已成为压迫的尺度,这就是女性主义不得不破除私密空间的原因”[[33]],自由主义“规制了公共和私密之间的划分,是一个完全认识上的和实质性的划分,这种划分使私密空间保持在男性手中,在公共救济之外,也使女性的从属在其中非政治化”[[34]]。这个思路对于分析同性恋的问题同样有效,公权力停留在家庭之外的时刻,家庭构成了当下压迫同性恋的重要空间。并且所谓的私领域依然受到了外在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家庭深受生育文化的影响。在同声传递的经验中,这个组织也曾试图将一对同志的婚礼拉抬至公共层面,也显示公与私的划分并非不可质疑。

私领域中蕴含着对同性恋的压迫,但即便如此,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大陆同性恋而言,依然有其积极作用。中国大陆经历过政治高压的年代,并且这个形象在当下中国社会不断强化,同性恋在特殊的时期遭受到了打击,公权力进入到私领域之中扮演起压制性的角色。所以当公权力撤走时,即便同性恋虽然面对着社会层面、家庭内部的不平等,但却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无需面对公权力的压制,他们有机会通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反抗文化上的异性恋中心主义。

政左经右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得同性恋者不再受到政府对私领域的干涉,但同时,其放纵了社会权力的不平等。当下草根组织兴起,身份意识兴起,但政府对社会运动的担忧,以及倡导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逻辑,试图将同性恋的问题推向私领域之中,促使其通过赚钱、消费等手段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则与经济实力与阶级地位密切相关。在政左经右格局下,同志的组织需要在不同的逻辑中间不断协商,寻找自己的道路。本文所写的同声传递虽然受到这样的影响,但它也在不断思索自己的道路,比如其领导人阿言上电视节目,呼吁反对性倾向治疗,尝试设计同志元素的游戏,都显示其正试图在不同的同志公益逻辑、公领域抑或私领域、公益与商业等问题上寻找新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和非集体化的进程,让民众获得相当的自由,公民社会由此获得一定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公权力对公民社会内含的敌意以及市场神话的吸引力,则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被推向私领域,呈现去政治化色彩。这是政左经右的局势,压制性的公权力与市场神话的组合,对公民社会颇具两重性的影响。


[[1]]渠敬东与周飞舟等 (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06): 104-127+207.

[[2]]孙沛东.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曾远英 (2008)."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历史嬗变述评." 前沿(11):22-27

[[5]]邓正来(1996, 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5

[[6]]高丙中.袁瑞军.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高丙中 (2012)."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 思想战线(01):30-38

[[8]]高丙中 (2012)."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 思想战线(01):30-38

[[9]]托马斯·海贝勒与诺拉·绍斯米卡特等 (2005)."西方公民社会观适合中国吗?" 南开学报(02):64-71

[[10]]同上

[[11]]Wah-Shan Chou.Tongzhi: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Routledge,2000

[[12]]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13]]陈礼勇 中国同性恋第一案[DB/OL] 共识网2014.5.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4/0527_106637.html

[[14]]陈礼勇 中国同性恋第一案[DB/OL] 共识网2014.5.27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mjls/2014/0527_106637_2.html

[[15]]郭晓飞.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16]]魏伟(2007.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与变迁.社会(1:67-97

[[17]]BeckHenning. When Men Meet: Homosexuality and Modern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18]]魏伟 (2011)."酷儿视角下的城市性和空间政治." 人文地理(01): 50-55.

[[19]]2.

[[20]]富晓星.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21]]富晓星(2012)在空间·文化·表演:东北A市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一书中指出“点儿”的五个特征:具有可见的物质环境、包含嵌入在物质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受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地位、活动系统和认知图式的影响、进行空间分层、空间的意义充满不确定性,取决于不同行动主体所进行的建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带来“点儿”上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同性恋群体行为.、值和交往模式产生影响。魏伟.富晓星(2013)在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一文中认为,行动者有其能动性,通过个人与群体的策略,实现空间的“酷儿化”。

[[22]]魏伟(2012)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与变迁一书.以及魏伟.富晓星(2013)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一文指出:中国大陆大量的草根组织成立与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了应对艾滋危机息息相关,但在此之后部分组织意图突破防艾的框架,凸显权益问题,形成政治性空间。

[[23]]20101125日在深圳举行的中华慈善百人论坛上,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现场透露,市委五届五次全会上通过的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其中包括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创新财政扶持社会组织的方式,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全国首个把率先建立现代公民社会写到十二五规划中的城市。深圳新闻网2010-11-26,深圳提出率先建立公民社会[DB/OL] 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10-11/26/content_5119593.htm

[[24]]同声传递的活动包括主题座谈.英语角.读书会.羽毛球.唱歌等活动.主题座谈被视为最具有公益性.通常邀请公益人士.专家.同志的父母等人士进行分享交流活动.

[[25]]在公园散发传单,其中介绍性取向等知识,呼吁认识同性恋与反歧视。

[2]魏伟. 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27]]虽然中国大陆在2001年推出的第三版精神疾病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将同性恋视为疾病,但依然有很多机构从事治疗,反对性取向治疗。近年来由中国大陆一些重要的同志组织所推动,其涉及讲座,公益倡导,以及司法行动。北京海淀区法院在201412月就中国首起同性恋扭转治疗案做出裁决,从事同性恋扭转治疗的被告败诉。

[1]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30]]Farrer. James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10

转引自 孙沛东  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1]]Wah-Shan Chou.Tongzhi: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Routledge,2000;魏伟.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32]]丁慧 (2012)."批判与再筑:公私二元性别规范的省思——以兰西·弗雷泽公共领域观为视角."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 597-602.

[[33]]凯瑟琳·A·麦金农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75—276

[[34]]凯瑟琳·A·麦金农 迈向女性主义的国家理论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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