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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事
中国双性恋[[1]]社群的建立与挑战
作者:王颖怡(r&B双性恋团体)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是否存在双性恋?

2005年左右中国同志社群以互联网为媒介发展[[2]][[3]],同志群体通过互联网获取关于不同国家性少数群体的信息,并且通过网络论坛、聊天室结识与自己有同样经历的同志,分享个人生命故事、发展亲密关系。互联网使得同志群体打破了地域、实名风险等局限[[4]],对同志的自我认同、同志社群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近年来愈加引发讨论的男女同志间的形式婚姻,也得益于互联网的沟通和便利[[5]]。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知识以及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通过互联网与国际交流与中国同志群体互构(Rofel,2009),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同志文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欧美等国的同志运动对中国同志运动产生了深厚的影响,LGBTqueer等词汇通过学术、社群项目等[[6]],在中国的土地遍地开花,与中国独具特色的同志文化与用词产生了有趣的碰撞与融合。

近年来的同志研究大部分强调了中国同志群体的独特性,并且质疑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同志运动对中国同志运动的影响,如周华山(2001)提出(coming-home)作为中国同志的与家庭协商的策略与西方同志运动的(coming-out)有显著的文化性不同。也有学者从质疑西方同志运动的身份政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出发,提出因其影响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同性恋/异性恋二元分化的社会[[7]],通过使用双性恋(爱)的例子,指出中国的性别/恋爱文化中的独特模糊之处,是身份政治的所不能容纳与关照的。

中国历史文献中对于双性情欲的描写甚多,比如我国四大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就是拥有双性情欲以及实践的人,另外,此前被用作证明中华文化中对“同性爱”一直有包容态度的许多证据[[8]],在一直奉行异性恋婚嫁的中国社会,都能够看作是双性情欲实践的证据。由于受到以欧美为主的同志研究与身份政治影响,对性身份、性别、性欲的研究,都基于单一性别划分,罔顾中国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特性,割裂地看同性情欲与异性情欲,将单一的情欲打包分配给个体,以证实学术上的推理与正名,却拒绝多种可能性的讨论。而在近年来,通过成功运用身份政治,中国大陆同志(主要是同性恋)社群有所发展之际,却有一部分人从学理的角度指责双性恋群体陷入基于二元对立身份政治的窠臼[[9]],从命名和定义上质疑一个仍待探索和开发的社群政治。

本文将探讨,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为什么讨论“双性恋”是危险的?为什么LGBT运动中Bbisexuality)的声音是最微弱的?身份政治在中国的今天有哪些深化和不同?学术的突破与社群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互相启发?以及双性恋的社群建立面临何种挑战与带来何种多元思考?

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将受压迫者的经验看作是知识的来源,从研究者自身的位置开展研究[[10]]。立场理论强调在社群之中承认权力的多元与差异,从社群中看到存在的权力关系,揭露受压迫者的生命经验[[11]]。作为一个同志社群的活动者,在社群活动的参与和观察中,我发现双性恋者受到多方的不理解,甚至是偏见和歧视。因此,我对双性恋者在同志社群的被污名现象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后发展成一个社群工作。20136月,在拉拉营的支持下,我通过访谈不同领域的同志活动家,制作了第一个双性恋倡导纪录片;同年9月,我和几位自我认同为双性恋/泛性恋的活动者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双性恋团体/联盟。

两年间,我使用参与观察、行动研究以及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通过参与北京、广州、成都的线下主题活动以及线上讨论双性恋议题,观察与记录中国本土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双性恋运动的现状、困境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可能性。立足于女权主义立场理论,我对双性恋社群的参与并不仅仅是兴趣,因为兴趣会被解释为偏见,而是一种“参与感”[[12]]

基于女权主义立场理论,在本文中我对中国双性恋社群的分析将立足于同志社群,通过讨论双性恋者与其他性倾向认同的人士的关系与互动、双性恋小组与心理咨询机构、同志机构的关系与互动出发,探讨双性恋者在社群中的可见度、本土双性恋小组的建立,以及双性恋运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双性恋者的不可见性

(一)被掩盖的性身份

在不同的情境下,双性恋者的性身份是模糊和难以判别的,除非双性恋者自己表明了身份。在一对一关系为主流的社会中,亲密关系主要表现为异性关系或者同性关系,双性恋者可能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进入异性或者同性的关系,但是在单独的阶段观察,双性恋者的性身份难以通过亲密关系的表象判断。W,在一次关于双性恋的公开演讲中,引用了台湾Bi The Way双性恋团体的一个发言来说明双性恋者的不可见性:

如果我走在街上,搂着一个男人,你觉得我是一个异性恋;如果我搂着一个女人,你觉得我是一个同性恋。这个时候双性恋是看不见的,除非我同时搂着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也有可能别人觉得我是跟我的闺蜜和gay蜜在逛街。

通过对比,W指出双性恋者在亲密关系中比同性恋者更不可见。另外,在社群活动和同志研究中,活动者与研究者通常使用具有概括和包容性较强的词语如“拉拉”、“同志”、“酷儿”,在一定程度上吸纳和凝聚社群力量,体现本土性,但实际上却难以甄别不同性少数群体的实际需求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双性恋者的存在。

(二)双性恋被看作是阶段性的性倾向

对双性恋的研究中表明,很多人认为双性恋的性倾向是一个过渡阶段,可能是由异性恋向同性恋性倾向认同的过程[[13]]。在社群的活动中,有很多同性恋者,甚至也有双性恋者认为双性恋不是一个稳定的性倾向,是一个过渡性的性倾向,认为双性恋者是“认同不好的同性恋”。

实际上,在对双性恋者的访谈中发现,双性恋是一个稳定的性倾向认同[[14]],个体对双性恋或者多元情欲体验的认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持续的认知和发展,但双性恋者明确认知自己与单性恋的生命体验和情欲经验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由于同志社群的双性恋恐惧、对双性恋者的负面印象和刻板印象,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往往在同志社群不被鼓励。

(三)双性恋者在历史中被抹去

许多拥有多元情欲经验的名人,往往被突出同性的性取向,甚至完全被忽略双性的情欲经验。尽管TA们并没有公开出柜为同性恋,如张国荣生前曾与女子交往,并在被新加坡Time杂志采访中承认自己是双性恋者[[15]],却被媒体和活动者们认为是一种舆论的妥协。双性恋者情欲的模糊性与流动性在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分立的社会是复杂的,而且难以理解和接纳[[16]],因而导致了多元性倾向和生活方式被忽略,甚至认知上的抹杀。

(四)社群活动对双性恋者的排斥

许多组织(LGBT、同志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包括双性恋者的服务人群,但在组织的项目以及活动中找不到关注双性恋需求的内容,比如没有针对双性恋者的出柜问题、双性恋者如何面对婚姻的问题,以及双性恋者与同性婚姻的关系等等。由于双性恋者可能选择进入异性婚姻,一些声称服务LGBT的组织在活动中明确提出双性恋者对于社群的危害。我在一个拉拉中心参与活动时,讨论到双性恋群体,该中心负责人认为:

我们做的这个热线服务,接到很多T[[17]]打来的电话,都说怎么样被那些P伤害的,P就是你们说的双性恋。T被分手,然后P跑去跟男人结婚,伤害太大了。我认为双性恋是另一种人群,同性恋不应该接近。

该负责人并没有去深入探索为什么双性恋在同性关系的结束后会去结婚的文化性与社会性的成因,比如由于强大的异性恋婚姻霸权和性倾向歧视,却用一种歧视和隔离的策略对待双性恋群体,实际上违背了同志组织包容多元的原则,在社会运动的意义上也不利于反对歧视和尊重多元。

在社群中对双性恋者的歧视和排斥并不鲜见。一些线上的拉拉QQ群明确表示不欢迎双性恋者加入,当发现双性恋者加入时要踢出,以“净化”QQ群的空间,原因是TA们认为双性恋者加入聊天空间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性伴侣和性刺激。

性少数社群中的这些线上线下的组织和活动对双性恋者的偏见和歧视,导致双性恋者在以“同志”为主题的活动不敢表露自己的多元情欲体验,担心被识别以及被歧视,所以可能会选择在同性恋社群扮演“同性恋”,在异性恋社群扮演“异性恋”。

(五)双性恋者的不可见性对健康状况的影响

2011年旧金山人权委员会发出的《双性恋不可见性报告》中指出,双性恋者更容易患抑郁症、焦虑及其他精神疾病[[18]]。由于医生、心理咨询师、社群项目人员的双性恋恐惧和歧视而导致双性恋的患者隐瞒性倾向和/或病情。而在HIVSTI预防项目中,较少谈及可能与男性和女性都发生性行为的人群(不一定自我认同为双性恋)的需求,而只聚焦于同性恋或者异性恋群体。

另外,大部分心理咨询师缺乏对双性恋者的了解和支持、基于同/异二元框架开展咨询,对双性恋者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很大程度影响咨询效果[[19]]

中国双性恋社群初探

(一)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

曾渼津[[20]]在她的硕士论文中提出双性恋者透过情欲流动体现出在性/别与身份认同的跨越,通过日常生活的展演,逐渐形成主体性,但这个过程可能是纠结与痛苦的。

如果可以把自己的心脏掏出来,看看它长什么样子,那就可以看得见,我对她的爱、还有对他的爱,分别是怎么样的分布,是否可以分成多少等份,那些情欲,是如何相似而又独立存在——就像器官上的肌腱和肌肉一样,纠缠却又分明。还有,那我就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双性恋。

U在描述自身情欲流动的感受时,说出了如上的困惑与模糊,同时,她也慢慢了解自己的情欲流向:

作为一个双性恋者,我有时喜欢男生有时喜欢女生,可我想我更加着迷的,也是雌雄同体的情欲的流动性,就是女性身体是散发的雄性气质和从男性身体上找到的女性特质。

我的研究发现,双性恋的自我认同是长期以及复杂的过程,并且随着双性恋者的不同人生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双性恋倾向可能是流动的,在一个时期,一个双性恋者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同性伴侣关系,或者是异性或者其他性别的伴侣关系,也有对同性、异性或者与其他性别关系都同时抱有接纳度和可能性。大部分的双性恋者是从单一性倾向出发,如同性恋或者异性恋开始,更为长远的自我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双性恋者大部分都经历过持续的困惑以及挣扎、不安,同时,在不同的社群环境中认识自我,对于双性恋者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同志社群中,由于双性恋者是一个污名化的身份,并且同志社群发展的十年中对双性恋议题的较少触及,大部分人认为双性恋者是一个“过渡性性倾向”。在这样的环境中,多元情欲个体的认同经历与同性恋者具有不同的特点、需求,双性恋者的认同是相对困难、以及缺乏支持的。

(二)双性恋者的“柜子”

我在20152月与《酷拉时报》合作,开设了一个双性恋议题的专栏[[21]]。专栏收到社群的投稿11篇,其中涵盖了关于双性恋/多元情欲的不同议题,包括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出柜问题、亲密关系等个人故事,也有对于双性恋议题的反思和深度的社群观察,另外还有来自外域的一些双性恋知识手册。

双性恋专栏展示了双性恋议题的丰富以及多元。从个人的自我发现生命故事,到对双性恋身份的反思,以及对当下中国同志社群“双性恋恐惧”的评判,在这些讨论中,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双性恋的出柜[[22]]问题,而专栏的文章则都体现,双性恋的出柜问题是多维的。双性恋者的出柜具有情境性。向谁出柜(家人、伴侣、同志社群...)对双性恋者来说需要有不同的策略和应对方案,而向不同的人表露性倾向也意味着有不同的风险。面对不同的群体,双性恋者需要从不同方面突破,向重要他者表露对方不知晓自己的部分,如特定表露自己的同性情欲、异性情欲或者是双性情欲,也需要面对不同社群的回应。

例如,向同志社群表露双性恋身份可能带来与双性恋者相关的负面态度和刻板印象,导致双性恋者在同志社群遭到排挤和歧视。而对异性恋群体表露双性恋者身份,可能引起异性恋群体的好奇,帮助异性恋者对同志群体的理解等。而对于双性恋者的原生家庭来说,以双性恋者的身份出柜可能会进一步引起困惑和不解,如S的故事。

我是以双性恋身份向我妈出柜的。她一开始觉得不以为然,还说双性恋特别正常。但后来发现我真跟女生交往了,她就着急了。她说双性恋意味着我还是可以接受男人的,就一定要我结婚。

由于性别知识的缺乏以及深重的中国传统婚嫁观念,双性恋者的情欲流动因此成为原生家庭“强制扭转”的根据。在同异分化、二元对立的社会,双性恋者无法使用如同性恋者的“先天论”的倡导方式出柜,双性恋者的出柜是复杂而艰难的。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论述和社群经验非常少。

(三)双性恋者的多元情欲实践

由于双性恋者在性方面的污名,双性恋者的多元情欲实践的公开也是情境性的。同志社群对于双性恋者的排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双性恋者有多元的情欲实践经验,特别是与非同志发生的亲密关系。何式凝[[23]]在研究香港男女的多元伴侣关系时提出了几大策略,包括忽视的策略(a politics of ignoring),超越的策略(a politics of excelling),这两种策略能够让实践多元伴侣关系的人在合乎性道德的边界来回转换,通过忽视文化、宗教甚至是性道德的约束,或者将自己置于不同的身份与位置,让这些多性伴实践者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个自我阐释的理由。何式凝进一步讨论了这些多性伴者的多重身份,以及实践这些身份的多重空间,提出打破公共/私人这种对立二分的框架,看似“私人”的行为其实也在逾越公共的空间。

这两个策略对于双性恋者来说,尤为重要。由于同志社群的分化以及一对一性道德的树立,双性恋者在同志社群中很难谈及自己与异性发生的亲密关系,很多时候,双性恋者采用忽视的策略,在同志社群中扮演同性恋者,完全忽略曾经有过的与其他性别的人的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时候,双性恋者通过公开谈论“私人”的性话题,挑战社群中对性以及双性情欲的观念。比如W曾经遇到一个拉拉群里有人知道她是双性恋,就问,“你是双性恋,你和男的口交吗,真恶心”!W说,“我觉得这个回应不仅侮辱了双性恋,还侮辱了口交,因为我觉得口交一点都不恶心”。通过这样的回应,W不仅正视和说出了双性恋的身份,并且通过对口交的肯定,提出自己有关于性的观点。

(四)本土组织——r&B双性恋团体

曾渼津[[24]]对台湾本土双性恋团体Bi-the-way以及台湾双性恋社群的发展的研究中,提出,“双性恋团体的产生与存在是回应污名的一种机制,甚至是一种新社会运动”。正是基于社群对于双性恋者的歧视、误解与漠视,双性恋议题在主流同志组织较少触及或公开深入讨论,中国本土的双性恋活动者通过集体行动,建立双性恋者的主体性。一位双性恋活动者在梳理她的认同与社运经历时,谈到:

当我对自己“异性恋”的身份产生怀疑时,我开始尝试参加一些LGBT相关的活动,希望能弄清自己的一些迷思。但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任何双性恋的组织,而我服务的机构也几乎是同性恋的天下,鲜少有双性恋站出来站出来,是为了不让双性恋这个群体“被代言”。在LGBT社群内部,还存在很多误解双性恋的人,而这些人关于双性恋的言论,也加剧了社会大众对双性恋群体的误解。只有双性恋自己发出声音,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双性恋,正视双性恋这个群体。

r&B双性恋团体由几个双性恋权益倡导者和活动者发起,20139月成立,是一个全国联盟性组织,在不同的城市由核心志愿者发起线下活动,以及在互联网上开展线上活动。团体通过整理发布一些双性恋知识和故事,让双性恋者找到归属感,建立自我认同;让社会大众认识、了解双性恋,消除对双性恋者的歧视。在r&B双性恋团体的自我介绍是这样的,

r:有一点半弯不直,我们不是伪装的同性恋,也不是一时迷茫的异性恋。
B
bisexual,我们是双性恋。

在这段介绍立场鲜明的提出双性恋不是一个过渡性的性倾向,通过重现诉说双性恋,强调了双性恋者为自己发言的主体性。

目前,r&B双性恋团体与各地同志机构合作开展活动,借用同志机构场地,同时也填补主流同志机构在双性恋议题上的空白。在这两年的线上及线下的主题活动中发现,一般社群倡导活动中难以建立对不同性倾向人群的“安全环境”,双性恋者往往需要选边站。双性恋主题活动能鼓励双性恋者、拥有多元情欲经验的人畅所欲言、单一性恋者也乐意分享多元情欲经验

双性恋运动如何结盟和突破?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提出,中国双性恋社群的建立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而由于中国同志社群现在仍然处于反歧视的阶段,主流的同志组织很难照顾到具有不同需求的多元性少数群体的需求。因此,多元的性少数群体需要通过确立主体位置,为自己发声,双性恋组织、跨性别等组织由此产生。美国的双性恋运动与跨性别运动有合作和共融的历史,通过对超越单性恋、二元对立性别的探讨,在倡导过程中争取更多的融合和理解。反观中国,也能观察到双性恋团体与跨性别团体、间性人组织的密切合作与交流:在强大的同/异性恋文化面前,其他的多元性少数群体更容易从边缘之边缘的位置发出共情。

在中国的语境中,酷儿理论很多时候被解读为批判和反对任何身份标签,以此对身份政治发起猛烈攻击。一方面,从学理上认为身份政治的观点已经过时,另一方面,认为身份政治基于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色彩太过于浓厚,不利于中国同志社群的集结。实际上,巴特勒在《消解性别》中提出,

酷儿理论更多关注的是对人所不欲的身份法规的反对,而不仅仅是身份的可变性或是其倒退地位。同样,酷儿理论反对那些对身份进行管制或对其某些身份的人确立认识优先权的人。[[25]]

酷儿理论实际上是对身份政治的深化,并且提出更高的政治诉求和愿景。并且,必须将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并立、区分来看。Stevi Jackson[[26]]提出,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在某一些层面是共通的,但也有不同点。在政治层面,酷儿实际上成为一种新的身份,用以反对其他的身份。因此,强调包容性的酷儿政治,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中,很容易收编具有不同需求的性少数群体的实际需求,尤其当社群的需求已经是分化的、基于身份的时候(全球同志文化的影响使得LGBT深入人心)。如果不正视目前社群的现实,不从最底层起拆解性别、性倾向的公众意识,不加强社群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和深化,那么呼吁酷儿政治并不务实,可以说空有理想之谈,但双脚离地看不见社群。

双性恋运动除了受到社群文化中的忽略和排挤,更在学理上遭受酷儿理论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混淆了运动/政治的不同层面,用学理上的酷儿理论来批判双性恋政治,忽略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与不同的着力点。如果一味强调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者的提法是过时的,这就忽略了那些公开作为同性恋者、双性恋者生活的人所经受的歧视、失业、公开被骚扰以及暴力等方面,正如巴特勒[[27]]提到对跨性别者基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框架的解释,实际上忽略了TA们作为那个身份活着的真实生命体验。

因此,我提出,双性恋运动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仍然是必要的。只有看到双性恋者在实践中如何定义、忽略或者超越“双性恋”这个词可能带来的隐喻,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拥有多元情欲的群体的生活。同时,深入地讨论身份政治的衍化、酷儿理论和酷儿政治的实践性仍然是必要的,只有接纳讨论、批判,才能够更好的让学术在社群扎根,让社群得益于学术的启迪,而不是超越历史和语境去对社群“指手画脚”,恐怕适得其反。


[[1]] 对双性恋这个词语使用的澄清承认双性恋暗喻的(生理)性别二元有抹去跨性别或者其他多元性别人群的风险并对此保持批判与警惕;而使用泛性恋这个词语超越了二元性别。但面临传播和公众教育的理解困难酷儿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词语则难以突出性少数群体内部不同群体的特殊性和需求因此使用双性恋这个词语来指代具有多元情欲的人群是目前来说最为务实,且不会由于词语的晦涩而加深多元情欲人群的不可见性.更利于倡导的词语。

[[2]] Kong, Travis.(2010).Chinese male homosexualities : memba, tongzhi and golden boy. Abingdon, Oxon ; New York: Routledge.

[[3]] Kam, Yip Lo Lucetta.(2013).Shanghai lalas: Female Tongzhi Communities and Politics in Urba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4]] Tang, Tse-shang Denise.(2011).Conditional spaces : Hong Kong lesbian desires and everyday life.

[[5]] 王颖怡(2014.合作婚姻初探:男女同志的婚姻动机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4/11.

[[6]] 2.

[[7]] Helen Leung(2008).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8]] Chou, Wah-shan.(2000).Tongzhi :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Haworth Press.

[[9]] Jackson, Stevi.(1999).Heterosexualit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10]] Smith, Dorothy.(1987).Womens Perspective as a Radical Critique of Sociology. Feminism & Methodology, 84-96.

[[11]] Harding, Sandra G.(Ed.).(1987).Feminism and methodology : social science issu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2]] 同上

[[13]] Kenji Yoshino(2000).The Epistemic Contract of Bisexual Erasur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52,No.2 (Jan., 2000), pp.353-461

[[14]] Bisexual Invisibility: Impacts and Recommendations(2011).San Francisc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LGBT Advisory Committee

[[15]] 曾渼津( 2009 .以双之名:一个性恋社群的兴起与运作.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16]] Helen Leung(2008).Undercurrents: Queer Culture and Postcolonia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7]] T(tomboy).是女同志社群中的专有术语.指代在一段女同志关系中性别角色偏向阳刚的女同志.P(台湾成为婆)相对.

[[18]] Bisexual Invisibility: Impacts and Recommendations(2011).San Francisco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LGBT Advisory Committee

[[19]] 陈苇玲(2013.双性恋者情欲流动与展演之叙说研究.国立彰化师范大学辅导与谘商系硕士论文.

[[20]] 曾渼津( 2009 .以双之名:一个性恋社群的兴起与运作.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1]] /泛性恋专题.酷拉时报.2015/2.

http://site.douban.com/211878/widget/notes/18450520/

[[22]] 出柜.源自coming out of the closet.指性少数群体向他人公开自己的性倾向身份.

[[23]] Ho, Sik-Ying Petula.(2006).The (charmed) circle game: Reflections on sexual hierarchy through multiple sexual relationships. Sexualities, 9(5), 547-564.

[[24]] 曾渼津( 2009 .以双之名:一个性恋社群的兴起与运作.高雄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5]] 朱迪斯.巴特勒(2009.郭劼译.消解性别.上海三联书店.

[[26]] Jackson, Stevi.(1999).Heterosexualit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27]]朱迪斯.巴特勒(2009.郭劼译.消解性别.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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