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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sexuality “性”
作者:黄盈盈  时间:2017年07月14日
来源:2018《性学百科全书》《性社会学卷》

基本意涵

“性”,对应的英文词是sexuality,也有学者为了显示其复杂与多样状态,而特意用其复数名词sexualities来指称。

“性”,通常指向人们的情欲状态,包括欲望、幻想、观念、行为、关系、角色、认同等等。在特定的社会时空中,以人的活动为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复杂多面体。它至少包括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三个层面的存在形态。

第一,性的生物存在形态。在这个层面上,性是指以特定身心反应为基础的、以高潮为中心和标志的一种生命现象的表现过程。

第二,性的心理存在。它是指性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形式中的具体表现,或者说是人所感知到的性的生物存在。小到对某一性动作的欲望与心理体验,大到对性的期望与评价,都是性的心理存在,而且可以跟生物存在不同步甚至不同质。例如女性的性高潮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现实,但是有的女性因此如痴如狂,有的却反感厌恶,还有的在内心里无动于衷。

第三,性的社会存在,即前两种存在的社会表现形态,或者说是由社会的人所标定的具有性的性质的那些活动与过程。它也可以跟前两种存在不同步或不同质。例如对于异性交谊舞,有的社会认为那就是性活动,有的却不这样看待。再如亲吻异性的脸颊,有的文化认为是表达着友好或亲情,有的则认为是性的接触。

对于性的以上三个层面的认识,主要来自潘绥铭的总结与概括。1986年潘绥铭写的第一本书《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1986),首次提出性概念的雏形(当时用“性存在”)。1993年在《社会学研究》上写了《当前中国的性存在》一文,基本上确定了这一概念。此文经《新华文摘》转载,扩大了获知面。1994年,《社会学概论新修》一书中收入了潘绥铭写的《家庭婚姻与性》一章,其中《性社会学》一节则较细地阐述了性存在的概念(潘绥铭,1994)。

有感于性存在的提法在某些组词方面不太符合语言习惯(比如性存在教育,就不如性教育普及),目前更为常用的用法是,或者全性,强调包括主体及社会文化层面的涵义,以区别于仅仅关注行为与生物层面的狭义的性理解(sex)。

“性”的历史

“性”概念的提出,与sexuality在中西方的研究脉络与对话语境密切相关。

从学术角度来讲,“性”(sexuality)研究不是显学,也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框架体系。它跨的学科幅度相当大:生理学、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女性学等等。尤其是医学研究,虽然不断地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挑战,到现在依然占据主流地位。这个概念在欧美社会与学术界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对这个概念的认识,也需要在一定的学术脉络与对话体系里加以更好地理解。

“性”(Sexuality)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英语世界,流行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主要对话于当时流行的性的科学主义话语——sexology。后者,常见的翻译是性学,或者性科学。

以科学主义与医学化为核心的性学(sexology),兴起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M.赫希菲尔德、S.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H.霭理士、M.桑格、A.金西、W.莱赫,及W.H.马斯特斯和V.E.约翰逊等一批学者,陆续地繁荣了一个性科学时代sexological period )。(Gagnon and Parker1995Vance1991

这些学者论述了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受到当时盛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较大影响,在研究视角上,倾向于把基本上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普遍的、自然的、本能的冲动;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知识;将男性与女性在性方面的差异本质化。在这种认识之下,人类的一切性现象和性活动,尤其是社会中的性问题,似乎都可以而且只能够被生物学来解释,被医学来改善。这种科学主义和性的医学化,对20世纪的性学研究影响至深。而80年代以来艾滋病的流行以及对于性风险、安全性行为、性传播的强调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脉络下的性行为学研究。

历史地看,20世纪的性科学基本上破除了以惟生殖目的论精神禁欲主义为核心的前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性文化,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技术的发展(典型的是避孕药的发明)对于人类生活,包括性生活的影响功不可没。不过,这种性的科学主义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便显现出它的先天缺陷。首先,它不能满足自然科学受控条件下的、可重复的、实验的这三项条件,即使在实验室中做到了这三条,研究出来的也仍然是自然的性或者自然的人,不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也毫无意义。(潘绥铭、黄盈盈,2007

Sexuality这个概念,恰恰强调的是社会与人文领域的性,是在批判科学主义与医学化的范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具体受到三股相关的理论与现实力量的促动:20世纪20年代以来,受米德、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类学家的相关研究的启示,强调性的文化差异,以及社会与文化因素对于性的影响;60-70年代的女权主义与同性恋运动,挑战了对于性的男女差异的本质化理解以及异性恋霸权认识之下的性概念;80-90年代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领域逐步形成的强调社会与历史建构视角的概念。Gagnon and Parker1995Vance1991

这三股力量推动的“性”(Sexuality)概念,拒绝性的普遍性与本质性的假设,也拒绝把“性”仅仅理解为生物性的、行为性的。它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于性行为、性习俗的影响;强调并不仅仅是个体的内在驱动力的作用结果,更主要的是由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催生的;社会文化的建构不仅影响个体的主体性和行为,同时也通过性认同、性的定义、性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于性的管理来形塑集体的性经验;它也强调性的主体建构与主体意义。

sexologysexuality的范式转换,及其背后的理念之争,也影响到中国的学术界。在中文的语境中,五四前后有关性学与优生相关内容的讨论、80年代的性学译介以及对于性教育的提倡无不受到sexology范式的影响;而sexuality范式的引进,则与最近十来年社会学家及一些性学研究者的推动有关。

这一概念的引进,首先面临翻译的挑战。比较集中的讨论出现在2005年前后,在区别于sex的意图上展开,尤以潘绥铭、彭晓辉、阮芳赋及宁应斌等学者为主要推动者。这个词,常见的翻译有性态、性征、性经验、性存在(潘绥铭早期翻译)、全性(潘绥铭的提法)、社会性(宁应斌的翻译),等等。(潘绥铭编著,2005)也有人认为可以直接用性或加引号的“性”,以方便组词与推广。只是在使用时逐步纳入对应的内容以区别于生理与行为意义上的狭义的sex概念,也区别于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颇有点旧词新用的意思,通过意义内涵的改变来达到概念的改变。

“性”概念的扩展、对话及应用

结合中西方的相关讨论,以及中国的对话语境,Sexuality 所对应的“性”的意义内涵,可以进一步扩充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它涵盖生物学、行为学意义上的性(sex),但绝不仅于此,还包括性认同、性关系、性观念、性语言、性仪式、性欲望、性幻想等内容。

即便是性行为,也不仅仅指阴茎插入阴道的与生殖相关的异性间性行为,还包括各类被主流规范所排斥、处于性等级低端的性行为,比如口交、肛交、施虐受虐等。

之所以强调这点,是因为,在试图脱离性的生物学、生理学狭义理解的过程中,在批判性的科学主义范式的过程中,曾几何时,走到了一个极端,仅仅强调性的认同与意义等文化建构,而不屑于谈论具体的行为及物质的身体基础,用一种鄙视的态度将后者贬低为物化,尤其是在性别的框架下论及女性身体的时候。

类似,性认同、性关系、性欲望等等也呈现为多样化的状态。生活世界中“性”的多样、复杂与暧昧的存在形式也进一步挑战了主流的性的异性恋霸权,以及“一男一女阴茎插入阴道式”的狭义理解;也为自慰、性幻想等独自性行为提供了正当性。

第二,“性”是一个独立但非孤立的概念。它不等于社会性别,也不等于生殖,但与性别、身体、生殖、婚姻、情感等有着甚为亲密的关系。

这层含义涉及到概念的独立性与相关性问题。简单以性与社会性别的关系为例,在女性主义的脉络里面,这两个概念曾经是一个系统的:性-社会性别系统,经常性地被混用。卢宾在其里程碑式的《关于性的思考》一文中曾经梳理过自己对于性与社会性别关系的认识转变,从涵盖式的理解(gender涵盖sexuality的内容),到认为性应该是独立于社会性别的概念,即便其渊源深厚、关系紧密,也不应该用社会性别来涵盖性。(Rubin1984

性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亦然。性与身体、生殖、婚姻、情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也绝不能等同于这些概念。

第三,“性”不能简化为唯性主义,如同性别分析不能流于唯性别主义,它与年龄、阶层、流动、习俗、宗教、国家权力(政治法律)、 经济、社会运动与发展等因素之间存在复杂且多变的相互构建关系。(何春蕤,2013

这一层的意涵是强调性的交叉或者交互性因素,如同社会性别所强调的“交互性”理论。可惜的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无论是性,还是社会性别的研究,如台湾学者何春蕤教授所指出的,经常还是容易走向的单一性,而不顾及其与其他社会、文化、政治因素之间的复杂交叉关系(除了阶层比较多地被关注到)。

第四,“性”与权利、权力紧密相随;不仅包括性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指向性的快乐。从理念上,倡导一种更为积极与自主的性(positive sexuality)。

如果说前面三层含义的学术味道更浓的话,那么这层含义的论争性更强,主要对话于把性与疾病、暴力、压抑等负面内容相等同的做法。性的危险与快乐之争,曾经直接导致了80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内部的性战。或者说,在这场被称为“性之战”的论争之后,学者及运动家在强调性的负面与正面这两种价值立场与视角之间的争议被明晰化(negative sexuality-positive sexuality)。围绕着色情品、女同性恋SM、性工作等议题,女权主义者们纷纷站队,形成对待性的不同态度的两种立场。(Rubin1995

之所以将这个层面的涵义纳入到的概念框架,是因为这个争论一直从过去延续到现在,从美国延伸到中国。在当今中国社会,在媒体的刺激之下,围绕性侵、卖淫、强奸等议题所呈现出来的观点对峙,与美国80年代的性之战,非常相似。而80年代以来艾滋病的流行及其安全性行为话语的流行,更是有进一步把性负面化的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强调性的积极与正面的意涵,具有重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黄盈盈,2014

以上这四个层面构成了的概念框架。如果进一步结合有关西方学术霸权本土化相关的讨论,那么,还需要增加第五个层面的理解与认识,即,如何更好地结合中国历史与传统中的丰富的性知识与性文化,进一步发展中文语境中的概念(包括语言及其内涵),更为平等地参与到有关sexuality)的全球对话之中。

“性”(sexuality)这个概念,除了在学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与讨论,在性教育、艾滋病防治、性与生殖健康项目中也在不断地被应用;它在挑战对于性的狭义与负面的认识、丰富人们的性知识,解放性思想,提高性生活质量,挑战基于性与社会性别的各类社会歧视方面,争取性与多元性别少数人群的性权利方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3);

潘绥铭:性社会学,载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潘绥铭:《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潘绥铭编著:《中国性研究的起点与使命》,高雄:万有出版社,2005

何春蕤,“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载《社会学评论》,20135)。

黄盈盈,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载《探索与争鸣》,20149)。

GagnonJ .H G.Parker 1995“IntroductionConceiving Sexuality.”in R.G.Parker .H.Gagnoneds.),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N.Y LondonRoutledge.

Rubin, Gayle.  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In Carole S. Vance (Ed.), Pleasure and Danger: 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p. 267-319.

Vance C .S.1991“Anthropology Rediscovers SexualityA TheoreticalComment .”in Richard Parker AggletonCultureSociety and SexualityA Reader 1999.LondonUCL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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