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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时事
2016 性思考
作者:黄盈盈  时间:2017年01月15日
来源:本研究所

2016 性思考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2016年,依然是性话语爆炸的一年。女生节的“春风十里,不如睡你”,伴娘柳岩的“被性骚扰,和颐事件带出的卖淫话题,雷X案中的足疗店与“扫黄”,报社实习生的“被强奸”,小学生的被霸凌,男大学生的约炮,高校男同的艾滋病化及中国艾滋的进一步男同化,以及大洋彼岸同性婚姻法的通过几乎没有时差地激荡起此岸的彩虹旗飘扬……

或恐慌、或狂欢,性的情感正在进一步强烈,且有趋向娇贵化的势态(何春蕤语);对话生态日益聚焦而复杂,社会(近至朋友圈),也因不同的立场增加了一个维度的撕裂。

但是,事件日新月异,讨论纷纷扰扰,却常常是万变不离其宗,透射出某些固化的思维习惯与知识图示。相比于中国人近三十年来在性行为与性关系方面的变化,社会的讨论更多地呈现出周而复始,健忘乃至倒退的特点。所不同的是,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放大且加速了各类性故事(Plummer)的生产;而某些性故事,比如性骚扰、校园霸凌、同性婚姻等,其生产逻辑,与台湾、美国等地的情况相比,除了时间差,更多地呈现出相似大于差异、全球流水线大于本地特产的特点。

也因此,与其穿着跑鞋追赶着新闻,不如驻足剖析一些基本概念、理念与趋势。在一个炫飞的社会,在一种崇尚短平快的生活节奏里,在一股抹杀模糊与趋于口号式的运动浪潮之下,沉淀与反思,变得尤为重要且急迫。

性学?女权?反性大妈?——与谁对话

这一年,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性领域里对话生态的变化。

作为性社会学研究者,80-90年代以来,我们主要对话于:1)性的(过度)医学化与科学化,即20世纪初源自西方sexology的性学流派;2)性(在某些方面)的高度政治化与(在某些方面的)过度商业化; 3)社会上对于性的否定与负面态度。我们对此保持着警惕与挑战,并积极构建更具人文关怀与社会及历史建构视角的本土“性”(sexuality)框架。

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中国社会的性之变相随,性的积极论述并没有遭遇对手。当时除了个别的女性主义者关注女性之性,女性主义在性领域基本没有形成话语力量。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主要是通过研究以及媒体文章的形式来立论式地发声,甚至具有某种启蒙祛魅的色彩,涉及的内容与议题也较广。虽然有过几次社会大争论(围绕着婚姻法的修订、婚外恋、性教育的开展等),但性革命与性解放的话语,其阻力,已经趋于零散与弥散化(潘绥铭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笼统甚至错误地归结于性学派而被二元地对立于女权;而性学家们也没有在身体上遭遇反性大妈们的攻击。

时至今日,女权主义在性骚扰等议题上的积极介入、反性大妈与朝阳群众们明里暗里的强势登台,以及政治环境对于女权、扫黄等议题的(再度)政治化,使得性场域的各方角力变得复杂与动态。性的医学化与商业化之余,女权主义内部的(反)性论述,社会上对于性以及多元性别的抵制力量,乃至看似进步的对于同性婚姻的呼吁(而缺乏对于婚姻制度的反思),都是需要认真对话的主体。

2016年的各方力量,支持还是反对,论战还是联盟,都没法简单、干脆地一刀切。可是,若干性事件及性情感的迅速放大、聚焦、消逝、交替,人们越来越懒于思考与等待,带来的问题之一却恰恰是:原本更为复杂与多方参与的对话生态,被简化为某些点,比如性骚扰,而忽略性的生活百态;凡是不赞同或质疑我的,都被列为一个反对阵营,比如女权与“性学”的建构,而无视不赞同里面的各种声音及不同流派。

女权-性权?结构-个体?——问题与挑战

如果说台湾的性权是在90年代初被主流女权主义从阵营里踢出来的,然后逐步以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为聚集点,发展出更为复杂与动态的“性/别”新论述,那么,中国大陆女权主义在性议题上的介入且形成力量,则是近几年的新发展。性权派的主要力量也不是从女权主义内部被割裂出来的,甚至也尚未形成一种性权派。因此,女权-性权的关系及其历史与社会情境是有差异的。

如果说在性的议题上,老一辈的主流女性主义只有零星的论述,那么作为新兴力量的年轻女权却宣称“性很重要”。可是,在积极地塑造女性性自主的论述(比如谈论女性性高潮、身体自主,肯定拉拉及跨性别议题方面)的同时,却又基本只看到男权及性别与阶层压迫(在性骚扰、性暴力、性工作的议题上);在更为主动地质疑性权(或者被斥之为性学)的问题上,往往透露出很强的受害者情结、希望国家力量介入性管制的麦金农式的话语体系。

女权与性权的争论,透射出背后更为根本地对于性别与性的关系,以及结构与个体孰重孰轻的不同立场。到底是性别与阶级的盲点(女权斥责性学),还是否性态度的进步版(性权斥责女权)?这场争论,从前年开始,延续至今,而且只会借助新媒体,参杂有关左右的论述,愈演愈烈。

在跨境视野之下(如美国80年代、台湾90年代以来的性论战),不难发现,新女权,在性的议题上,激发的是旧论战。我们(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在8月份发起/别研究与运动的台湾经验论坛,正是希望借力回应一二。

这也是何春蕤老师《打破死结:女权与性权及结构与个体》的演讲及文章的由来(2016,首发于公众号性研究ing)。何文借由台湾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不仅指出试图以女权压倒性权、结构压倒个体的论述其危害之所在,也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正义逻辑与“受害者”情结在国际视野中的新发展。

不久的将来(已经出现势头),另一股与“女权-性权”、结构-个体相关的争论将是色情领域与嫖娼卖淫。在共同质疑国家的处罚条例及暴力扫黄的同时,大多数女权主义者会倾向于借由北欧的模式,在论述上借由性别与阶层的视角,倡导罚嫖不罚娼。可是,对于这种提倡背后实质的反娼立场,以及(在睁眼看现实的前提之下)罚嫖可能给“娼”所带来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将依然熟视无睹,依然保留着站着说话不腰疼、脱离生活的傲慢。我们且拭目以待。

对于此类性话语及论战的发展,以及其他更为进步、更易集结社会情绪、更难反驳的性话语的发展(比如以保护儿童、多元平等、健康治理之名),我将在2017年继续加以关注;也继续本着基于生活、复杂思考、艰难对话的理念,在新的一年,教书、研究、办会,迈向更为积极且批判的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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