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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组织管理模式探究——以武汉某工作组为例
作者:刘佳欣 祝平燕(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问题的提出

在联合国的定义下,志愿者是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人。非政府组织一词最初是在1945626日在美国旧金山签署的签订的联合国宪章第71款使用的,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里,非政府组织处于有一定发展但趋于平缓的状态,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非政府组织开始在国际活动各领域中得到广泛肯定和发展。就目前来说,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这种民间的或半官方性质的社团或组织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支撑这些社团或组织的力量除了政府或社会给予的财力支持,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就是人力方面,也就是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这个方面可以影响到整个社团或组织的方方面面,从活动的组织、活动的成效到社团或组织的未来发展深度和方向。

LGBT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也就是常说的“性少数群体”。1990年代,由于“同性恋社群”一词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LGBT”一词便应运而生并逐渐普及。在现代用语中,“LGBT”也可广泛代表非异性恋者。随着研究与实践的深入,更多的学者愿意加深对该群体的研究,潘绥铭在文章中提到:“通过在问卷中体现多元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尝试,通过高质量实证数据的展现,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少男少女们的多元性别成长现状,挑战社会偏见,期待目前的性教育能从正面的态度积极地、主体地看待少男少女们的社会性别。[[1]]

目前的LGBT组织的形成都是首先通过网络,也就是网络青年自组织,“网络青年自组织是青年以网络为载体而自发组织形成的非正式组织,是青年自发构建的直接影响个人发展的微系统。网络青年自组织具有如下特征:存在的普遍性与种类的多样性、形成的自足性与运转的开放性、暂时的聚结性与固化的常态性、较高的开放度与较低的信任度、参与的主体性与需求的多元性。[[2]]LGBT组织的特殊性导致该类组织的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属于“性少数群体”,所以该类志愿者有着一定的特殊性,他们是带着一定“身份”的志愿者,探究该类志愿者的管理模式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LGBT人群,也是研究“性少数群体”心理与行为模式的一个重要分支。那么他们作为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他们加入此类组织做志愿者有何用意?面对家庭和社会给予的压力,他们有着天生的自我保护模式,LGBT组织对于组织中的志愿是如何进行招募的呢?又是如何进行志愿服务活动的呢?这类特殊组织志愿者的管理模式有何优劣势呢?社会工作专业的领域能否将其囊括其中?社工的加入能改善该模式的劣势吗?这都将是本文探讨的内容。这些内容将有利于读者深入了解特殊身份的志愿者——LGBT组织志愿者的管理模式,并为把社会工作领域延伸至LGBT组织志愿者模式提供理论依据。

理论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关于志愿者方面的研究现状

NGO组织及其志愿者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大多集中在指出组织志愿者管理模式的弊端和改善措施,基本是从管理学方面提出意见。

1.概念的界定

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为志愿者下的定义是:不为物质报酬,基于良知、信念和责任,志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人。

2.研究回顾

宋斐然指出,目前我国已开始关注NGO组织志愿者的激励问题,并推出了一系列国家和地方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NGO及志愿服务活动起步较晚,在政策法规、社会保障、NGO组织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我国在NGO志愿者激励方面规范不足,并存在激励失灵等问题[[3]]。朱丹指出,从实践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志愿者管理体系,志愿者的招募、培训、激励以及考核等环节,均有很多问题出现[[4]]。鲁艳桦总结出以下几点志愿者管理经验:多渠道招募、多种人员构成;志愿服务协议的签订、权利义务的明确;阶段式培训的开展;志愿服务的规范;交流机制的建立;激励机制的完善[[5]]

(二)关于LGBT群体的研究现状

1.概念的界定

LGBT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也就是常说的“性少数群体”。

2.研究回顾

在国内对LGBT群体研究中,有提及到LGBT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认同问题。王宁川等人指出,LGBT人群一旦进入社会,作为性取向上的少数派,如何在社会中得到认同,是个困扰已久的问题。而社会身份的建构,恰恰又是人类历史中最为激烈的一种政治冲突 [[6]]。张沛超等人指出,大学生中存在LGBT人群,但大学生对其普遍抱以消极和保守态度,其态度受性别、年级、生长地及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不受性教育经历、专业及家庭结构影响;性别是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生长地对LGBT态度影响的重要调节变量[[7]]。黎尔平指出,同性恋者应有的权利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但在实施保护过程中面临着种种矛盾和困难。普遍的、多数人的人权与特殊的、少数人的人权保护是一个相互辩证的关系[[8]]

在国外的研究中,主要针对的是LGBT群体的生活状态问题。土耳其研究人员菲崔戈通过研究LGBT人士回乡经历和在他们迁移到的地方,研究结果表明,“当LGBT人群受到语言上的骚扰或者身体上的虐待,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发生在自己家里,但在社会活动中他们会选择快速地变换地方。[[9]]在凯瑟琳·纳什的研究中,运用“新的迁移率”方法,了解各大城市在全球北美的移动性和性别的风景,重新诠释二十世纪LGBT群体生活的历史地理性和与“政治的流动性”镜头相关联的“兴衰”。在她看来,“在二战之后,北美的LGBT群体嵌入了全球的历史地理性运动中,最大型的迁移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流动性增强了很多。”[[10]]有研究表明,LGBT群体中的年轻人是处于“高风险”的,但较少有探讨这种风险的在社会建设中“风险因素”的研究,以及这种风险是否作为一个概念影响LGBT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安吉拉·德怀尔,“警察执行的说话方式和在生活中的互动方式都和LGBT群体在生活中的风险水平相关。”[[11]]

最为著名的是酷儿理论,“酷儿”(Queer)由英文音译而来,原是西方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的贬称,有“怪异”之意,后被激进派借用来概括他们的理论,含反讽之意。酷儿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西方火起来的一种关于性与性别的理论。它起源于同性恋运动,但是很快便超越了仅仅对同性恋的关注,成为为所有性少数人群“正名”的理论,进而,成为一种质疑和颠覆性与性别的两分模式,是后现代主义在性学研究上的典型表现。酷儿理论者罗丽蒂斯认为:“同性恋如今已不再被视为一种游离于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边缘现象,不再被视为旧时病理模式所谓的正常性欲的变异,也不再被视为北美多元主义所谓的对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男女同性恋已被重新定义为他们自身权利的性与文化的形式,即使它还没有定形,还不得不依赖现存的话语形式。”[[12]]酷儿理论使用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和性别研究等手段来分析和解构性别认同、权力形式和常规。新一代的酷儿理论不仅解构性,而且还分析文化的各个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联系到性别和性别角色,尤其是批评其中的压迫成分。在这个过程中酷儿这个概念不断被重新定义,来扩展它的含义,扩大它包含的人群。但是正是由于这个概念定义的不清晰性和任意性,它也受到各种不同团体的批评。

(三)研究设计

1.分析思路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实践的发展使社会工作深入到社会中的各个领域,然而就目前涉及到的领域来看,还基本未触及LGBT社团或组织中的志愿者,他们之所以需要社工的服务就在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他们这种特殊性又带有敏感性,所以社工的介入必须以了解该群体心理状态和活动模式为前提。因此,笔者首先深入探访武汉某工作组,分析该组织志愿者的招募和活动模式,从客观上得出其模式的优劣势,从而为探究社工的介入效能和模式作铺垫。

2.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中的个案分析法。本文的所有案例均来自武汉某工作小组,该工作组自成立以来,志愿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国LGBT工作组中有一定影响力和代表性。笔者运用直接观察与开放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该工作组搜集了七个案例,并分别对每个案例结合相关社会学理论进行细致的解析,对这些案例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抽象和归纳,从而得出LGBT组织志愿者管理模式的整体框架,整合出其优劣势。最后从其劣势出发探究专业社工加入LGBT组织的需要。

志愿者的招募模式

(一)资料整理

该组织作为一个为“性少数群体”平权和增权的工作组,有其独特的特殊性,与一般的非政府组织相比,它有自己独有的“同性恋文化”和“女权主义文化”,然而这些词汇在当今社会大环境下都带有让世人很敏感的色彩,那么该工作组是怎样招募到志愿者呢?

XL是该工作组的主要负责人,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关于志愿者的人数,在与她访谈过程中她提到:“工作组成立了4年,主要有6个核心成员,约130个志愿者,志愿者绝大部分是来自武汉的大学生群体。”关于志愿者的招募模式问题她提到:“我们一般一年一次大型正规招募,在每年9月开学季的时候,主要针对的人群是武汉各大高校大一新生。我们工作组下设日常事务组,日常事务组下有宣传组和人事组,专门负责志愿者的招募和管理。”

ZY是宣传组的负责人,在问到每年的招募具体操作与效果时她提到:“我们招募的群体主要是武汉大学生群体,特别针对那些有一定同志文化、女权主义基础认知的大学生群体。我们的招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网络中宣传,一种是靠熟人之间的人与人传递宣传。第一种宣传方式主要依靠在相关贴吧的发贴量、相关微博的转发量、相关QQ群的宣传等。第二种方式就是依靠现有的志愿者人群,让她们在自己周围的或者熟悉的有相关志向的人群中宣传我们工作组,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现如今核心的志愿者成员主要是依靠第二种方式招募的。”关于为什么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这一现象,她说到:“一方面武汉大学生群体人数相当庞大而且他们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来做志愿者服务活动。另一方面,大学生在心智上较其他学生群体稍成熟一些,现在大学教育课程有所改革,大学生也比较自由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和书籍,大学里开设的有关性、性别、性倾向的课程也逐渐增多,他们有机会或多或少接触到与我们工作组宗旨相关的知识,一旦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便很愿意找一个平台去施展自己的才能。”在提到既然招募的人群主要是高校大学生,那么为什么招募方式中没有在各大高校里像社团招新一样招募时她说到:“因为我们工作组服务的是‘性少数群体’,加入我们的绝大部分是该群体中的一员或者很支持和认同该群体中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又是大众不能完全接受的,如果我们在学校中招募,一旦有学生愿意加入我们,那么旁人看到了定会将他们定义为‘性少数群体’,如果遇到那种对‘性少数群体’有偏见的人,那该学生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思想包袱。我们的志愿者出去做活动都是要经过培训的,也就是说在袒露身份之前会让志愿者有一定的心理建设,不然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二)柯曼的发展模式:招募发生在志愿者的探索阶段

那些受发展模式影响的理论家往往将非异性恋身份视为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在开始阶段是一个对自我和自己的性向不太肯定的时期,最后阶段则是身份“整合”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个人接纳了他或她的身份,将它视为仅仅是复杂自我的一个侧面,完全与传统的异性恋的世界达成整合。

其中,柯曼的模式在身份发展的阶段性模式中相当典型。他将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前现身阶段,个人只有模糊的非异性恋身份的“前意识”感觉;现身阶段,个人开始承认和接受自己的性身份,并对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性身份;探索阶段,个人开始接触和探寻非异性恋社群;第一次人际关系阶段,个人开始逐渐适应自己的身份,开始与同性别的伴侣建立关系;最后是整合阶段,个人进入在社会中“充分运作”的状态[[13]]

这一理论模式揭示了“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建设过程,而LGBT组织招募志愿者的时刻便是在该群体进入探索阶段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对自己的性身份和性别身份有了一定的认知和认同,能够清晰地描述出来,但缺少“同类人”聚集的社群建立属于该群体的人际关系。这就是解释访谈中提到的为什么招募要特别针对那些有一定同志文化、女权主义基础认知的大学生群体,这样的志愿者可以很快进入角色并融入到工作组中。这也可以解释访谈中提到的为什么招募方式中没有在各大高校里像社团招新一样招募,因为这些志愿者在加入LGBT组织前,还未进入到“第一次人际关系阶段”,如果过分暴露他们的身份而不是个人逐渐适应自己的身份,会使他们感到不适而不能在社会中达到“充分运作”的状态。

(三)符号互动理论:招募要靠特有互动“暗语”

符号互动论的一个侧重点是对疑难未定情境或者需要作为新的解释的情境的分析。米德指出:“表意的手势或符号要有意义,这必须始终依靠经验来产生社会过程和行为。”[[14]]布鲁默指出:“共同行动是由参与者共同定义的。这些常见的定义是为了描述加入行动的群体的规律性、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它们被设想在文化的概念里,在已建立的社会行为源头中。”[[15]]

在上述访谈内容中提到:“第二种方式就是依靠现有的志愿者人群,让她们在自己周围的或者熟悉的有相关志向的人群中宣传我们工作组,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现如今核心的志愿者成员主要是依靠第二种方式招募的。”每个个体与周围的或者熟悉的人群又特定的互动模式与互动符号,当已经是志愿者的个体向他们周围或熟悉的人发出表意的姿势或符号,由于这些姿势或符号产生于它的社会环境与过程,周围或熟悉的人一定能明白其中的表意。一旦是“性少数群体”成员或者支持和认同“性少数群体”的成员,就会对这种表意产生反馈和效能,并且这种姿势和符号的定义在该群体中具有规律性、稳定性和反复性,可以重复运用,所以LGBT组织招募志愿者的一大方式来源于现有志愿者向周围和熟悉的人宣传工作组理念和宗旨以更快地招募更多符合工作组要求和需要的长期稳定志愿者。

志愿者的活动模式

从笔者搜集的资料来看,该工作组的志愿者活动主要分为五大项目,分别是:口述史项目、声影随心项目、专题讲座项目、同志工作坊、与其他组织合作项目。如果将该工作组看作一个社区单位,志愿者作为社区里的“居民”,则可以将志愿者的活动看作是社会行动。按照韦伯的论述,“社会行动意指具有主观意义的且涉及他人的行动,亦即社会行动时一种包含社会关系的行动。”[[16]]同时,韦伯根据社会行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的程度,把社会行动分为四中类型:目的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笔者也将把该工作组志愿者的活动按这四种类型进行划分。

(一)目的合理性行动

目的合理性行动也称工具合理性或目的-工具合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的行动。

该工作组志愿者活动不仅是为了增权于他们自身,同时也着眼于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包括消除性别的偏见、公益的精神、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等。他们通过一系列活动期待外界的人乃至整个社会能够因此反思自身,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

LL是该类活动的主要负责人。她向笔者列举了去年一个比较大型和有影响力的活动——爱滋徒步。她说道:“爱滋徒步”项目由北京某咨询中心发起,是在不同组织机构的跨界合作下,通过前期动员-参与筹款-培训宣传-长城徒步的方式,提高公众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为艾滋病相关公益活动募款的项目。该项目借鉴欧美流行的Friends Ask FriendsFAF)筹款模式,不仅希望筹募善款来帮助艾滋病人及病毒携带者,更希望通过每个参与者身体力行的传播相关知识、传递爱滋徒步的理念,来改变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和歧视,传递人人皆可公益、人人皆应公益的理念。这次活动过程中不进行募款,而是把侧重点放在向大众科普艾滋病相关科学知识,以及宣传反歧视的观念和精神。”

(二)价值合理性行动

价值合理性行动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举止的——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解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的行动。

该工作组有专门针对志愿者价值观和理念方面的活动。主要有培训营、主题讲座、头脑风暴等。

KS是该部分的负责人。他说道:“我们的志愿者既是服务提供者,也是服务受益者,我们要让志愿者在我们工作组里有额外的收获。一方面,我们会给志愿者们推荐比较好的培训营,比如去年11月举办的‘武汉地区性教育组织交流会暨青年性教育组织技能培训营’,在加强青年性教育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培养其专业技能。同时我们工作组自身也会举办相关知识讲座,比如2011415-18日卢星星博士做客武汉某大学系列讲座。”

(三)情感行动

情感行动即由现时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决定的行动。

该工作组志愿者活动有一部分活动是针对当今热点现象的活动,再加以他们自身对热点问题的诠释。

负责人XL列举了两个例子。她说道:“比如,201138日光谷同志婚姻街头倡导活动,是为了声援李银河博士的两会‘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提案,我们在三月八日所作的行为艺术,并非真正的同志婚礼。还有比如,201311月,全国10余城市女大学生致信肯德基,希望以肯德基为首的国际大型连锁餐饮企业,可以率先支持性别平等的号召,新建、改建性别友善厕所,从而解决女性以及一些中性人群的如厕难问题。我们的志愿者也参与其中。最后活动效果甚至影响到了女生居多的武汉某大学,部分教学楼的男厕改建成了女厕,以减缓‘男厕没有人女厕排长队’的现象。”

(四)传统行动

传统行动即由约定俗成的习惯决定的行动。

该工作组在成立初就为志愿者设定了某些每年定期举办的活动,比如有声影随心LGBT主题观影、口述史、同志工作坊等。

TT是志愿者传统活动的主要负责人。他说到:“我们有几个活动是每年雷打不动的。其中有个板块叫‘同志工作坊’,每年主题有所变化,今年的主题是‘发现自我之旅’,形式是让志愿者倾心朗读出自己原创的文字,给亲手拍摄的照片配上喜爱的音乐,透过这光影心声把自己的生命故事剪辑成视频作品,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在工作坊中加入健康知识交流、互动戏剧游戏、肢体开发、故事分享、议题沟通等内容。还有个板块叫‘口述史访谈’,因为我们每年也要写出有关性别平权方面的研究报告,也希望在我们工作组的志愿者能从心底里认识和认同自己,所以这个板块是每年都要进行的。访谈的大纲针对研究主题和受访者个人因素设计,原则是让所有的受访者都能够回答的特别问题和更多的开放式问题相结合。访谈问题的顺序一般是:一般由自传性问题开始,大多是关于个人的出生、年龄、民族、文化程度、职业等事实性问题,还要根据研究者经验不同制定不同的访谈提纲。”

反思与讨论:LGBT组织志愿者管理模式的优劣势

(一)亚文化与领袖的爆发力

亚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的一个概念。“主文化是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的文化。主文化对社会上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影响极大。亚文化指仅为社会上一部分成员所接收的或为某一社会群体特有的文化。亚文化一般并不与主文化相抵触或对抗。”[[17]]韦伯称,“‘魅力’应该叫做一个人的被视为非凡的品质。因此,他被视为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非凡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或者被视为神灵差遣的,或者被视为楷模,因为也被视为‘领袖’。”[[18]]

LGBT组织中的志愿者,作为“性少数群体”或者支持和认同“性少数群体”的人群,秉承的“同志文化”和“女权主义”观念在当今社会价值观中不是主流文化,然后就是这种亚文化观念使得志愿者们更加团结,更加努力为自己的文化倡导和扩展作贡献,志愿者们拧成一根绳后的爆发力是惊人的。

同时笔者发现,该工作组的总负责人的个人魅力从志愿者的招募到志愿者的活动中都处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负责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能够让志愿者们在身份认同中找到自我,找准对自身的定位,使志愿者内化工作组的理念和宗旨并传播给他人。另一方面,负责人做活动具有很强的爆发力,能够号召到众多志愿者参与其中,使志愿者们看到参与活动的效能,这样他们便会坚持参与下去。

(二)志愿者流失问题和可能导致偏激的个人色彩浓厚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由于在校大学生会毕业,所以每年都存在一批志愿者离开武汉本地而不能再参加活动的情况,而新的志愿者需要重新培训和管理,对活动也不太熟悉,所以有时会造成活动脱节或者未经培训志愿者直接参与活动的情况。关于此劣势负责人表示,不少志同道合的人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发展组成相关组织,志愿者到了另一个地方可以加入当地的LGBT组织,这样的使志愿者能够有更多LGBT组织平台参与,也降低了活动的成本。

同时笔者在访谈中还发现,同类组织中负责人可能存在一些较偏激的思想。

在与志愿者LQ的访谈中她提到:“我是一个奉行性别平等的人,但我之前所加入的XX组织的负责人却是那种特别痛恨男性的人。在一次活动中,我们要向路人发放有关如何预防艾滋病的手册,负责人就命令我们只发给女性不发给男性,这与我们的意愿都是相违背的,也与我们加入其中的旨意相违背的。后来了解了这个工作组便离开那个组织加入到了这里。”

这样的现象是非常不利于LGBT组织志愿者身心发展的,一旦这种思想蔓延到主要负责人身上那后果将是负责人将自己的偏激思想强加于所有志愿者,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社会行动必将是失败的,也会流失掉很多志愿者。

对于一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说,做到价值中立是一种职业要求。黎小青指出:“在社会工作中,价值中立是指社会工作者有阶段性地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案主的问题和行为,并对案主的价值观不加以评价。”[[19]]虽然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社会人,无法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但他能够把价值中立当作一种价值观,是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秉持的对案主或事件的一种态度。微观层面来看,价值中立要求社会工作者在专业关系中不直白的或者隐晦的方法直接或间接使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案主身上,不干涉案主的自决权力。宏观层面来看,价值观与社会道德相联系,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时常会面对案主的个人价值观与社会道德相违背的问题。

同时,国内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不同于西方国家,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要应做到将专业本土化。潘绥铭提到:“无论从道义层面到操作方法层面,还是从核心价值观到实践领域,我们需要对西方的专业关系准则进行全面的本土化,也就是提倡"道义追求下的专业关系+工作关系+朋友"的模式。”[[20]]

LGBT组织志愿者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的加入,一方面社会工作者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对待每位志愿者的理念,另一方面在采取社会行动时,在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对负责人或者志愿者的行为作为观察者,以非批判的态度陈述他们的观念与行为,使他们在这种中立的陈述场景中看到自己的不足。在笔者的建议下,该工作组已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加入到青年志愿者培训与活动中。


[[1]] 潘绥铭.中国少年的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基于2010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13(6).

[[2]] 王玉香,王俊燕.网络青年自组织的特征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4(9).

[[3]] 宋斐然.我国NGO志愿者激励问题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3.

[[4]] 朱丹.组织文化视角下的NGO志愿者管理体制建设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09.

[[5]] 鲁艳桦.NGO组织志愿者管理探析——以救助儿童会南宁项目点志愿者管理为例[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9(11).

[[6]] 王宁川.身体欲望的政治性归属:青少年LGBT群体的文化身份与生态建构[C].性别多元:理论与实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7]] 张沛超.迟新丽.吴明霞.王莎莎.王健.大学生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认知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12(7).

[[8]] 黎尔平.同性恋权利:特殊人权还是普遍人权——兼论大赦国际对同性恋权利的保护[J].法学,2005(10).

[[9]] Zümrüt Biçmen, Zafer Bekiroğulları.Social Problems of LGBT People in Turkey. Procedia -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4.

[[10]] Catherine J.Nash.LGBT Neighbourhoods and New Mobilities: Towards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Sexual and Gendered Urban Landscapes. Int J Urban Reg Res.2014.

[[11]] Dwyer.How LGBT Young People and Service Providers Think Riskiness Informs LGBT YouthPolice Interactions. Critical Criminology.2014.

[[12]] []葛尔·罗宾.酷儿理论[M].李银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3.

[[13]] []葛尔·罗宾.酷儿理论[M].李银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237-238

[[14]]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Social Behaviorist. Edited by C.W. Morri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

[[15]] Herbert Blumer. Symboliv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Engle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9.

[[16]] 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55-58.

[[17]]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14.

[[19]] 黎小青.价值中立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运用.[J].社会工作下半月(理论),2009(9).

[[20]] 潘绥铭.社会工作伦理准则的本土化探讨.[J].中州学刊.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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