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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性爱诗歌的几个议题
作者:稚夫  时间:2014年10月02日
来源:作者同意转发

WACS 201482931杭州以性艺术为主题的第六届学术大会


文章的标题来自于《易·系辞上》第十一章里讲卜卦作用的一小句话,原文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唐代盛世鸿儒、经学大家孔颖达疏曰:“探,谓窥探求取;赜,谓幽深难见。卜筮则能窥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赜也。索,谓求索;隐,谓隐藏。卜筮能求索隐藏之处,故云索隐也。物在深处,能钩取之,物在远方,能招致之,卜筮能然,故云钩深致远也。以此诸事,正定天下之吉凶,成就天下之亹亹者,唯卜筮能然,故云莫善乎蓍龟也。”我们并非是要去讨论《周易》的哲学意义,而仅仅是化用已经成为了两条汉语成语的喻义,即:求取高深的学问,探索事物的奥秘,形容治学的广博精深。

下面掇拾性爱诗歌的几个议题,以引起讨论。显然,议题较多,这里已提出的又没有展开论述,还是一个提纲。但对我而言,仅仅提出问题就充满了激情和诱惑力。

一、用“性”字作为Sexuality的基本汉译,势必再次改写汉语字典的“性”字解释义。

要谈性爱诗歌,绕不开“性”这个单字的演变过程。著名性学家阮芳赋教授在其著作《性海探秘:性知·性趣·性福》(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210月第1版)和《新性知识手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1月第1版)两本书中,已作了很好而又详细的介绍。

中华书局于198011月出版发行了高明编《古文字类编》,收入自商代甲骨文至秦篆字形现已认识的字,不收待问字,上面无性字。从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到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及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康熙字典》,所释性字不直接对应Sex,日本人大约在20世纪初首先把英文的Sex译成汉字“性”。现在,中国权威的《汉语大字典》(主编徐中舒,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性”字有十余条字义,其中“性别。如:男性;女性;雌性;雄性。”“指与生殖、性欲有关的。如:性器官;性生活;性行为”等项,是因为性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而出现的增加义。阮芳赋教授创造性地用“性”字作为Sexuality的基本汉译,势必再次改写汉语字典的“性”字解释义。

至于宋书功先生著《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最新增补本)说的“人们都以为‘性学’或‘性医学’之‘性’是现代名词,其实它在周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仅从所举辞书和例证就令人不敢苟同。《说文解字》:“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从心,生声。”只有本性这个意思。清段玉裁注不仅引证“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质也,质朴之谓性。’”,而且前面尚有两条:“《论语》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三条都是阐发“本性”的例证。《说文解字》:“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从心,青声。”人民网《大地》(2006-11-15第二十二期)一篇文章《情为何物》对此分析论证:“这一解释融合了《礼记》‘礼运’与《孝经援神契》的二段文字,‘礼运篇’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不学而能。’《援神契》云:‘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汉代学者喜欢以阴阳立说,而《援神契》的说法相当逼近我们体验上的真实感觉,是十分令人欣喜的;‘阴’字给人柔婉缠绵的联想;依形声多兼会意的现象,‘青’字也有美好的暗示。此外,王充《论衡本性篇》:‘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关尹子》:‘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也各指出情的部分特性。这些解说为我们描绘出‘情’字所指的约略轮廓:不学而能的,与外在人、物应接时,所自然萌生的一份美好而缠绵的牵挂,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等的表现形式。”因此, 不能够以“情,人之阴气有欲者”直接去套用为许慎在编撰《说文解字》时就有“性欲”等现代性学的“性”字义了。

性爱一词,大概最早见于东晋淘潜的《归鸟》诗。陶渊明二十九岁时初次入仕,任江州祭酒,少日,自行辞职返还乡里,同时还拒绝了州召任主簿之聘。后长期躬耕以自资。在四十七岁左右二次出仕,参加州府任职约三年,又因母丧而退归。五十三岁时复出任军府参军。五十四岁任彭泽令,在官仅八十余日即弃职田,写下著名的《归去来兮辞》,从此不再出仕,实现了彻底隐居的人生追求(参见袁行霈撰《陶渊明年谱简编》)。次年创作了多首诗歌,其中便有采用比兴手法以鸟喻己的《归鸟》四章,第一章写的远飞思归,第二章写归路所感,第三章写的喜归旧林,第四章写归后所感。第二章的四言诗为:“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颃,相鸣而归。遐路诚悠,性爱无遗。”对诗中的“性爱”有作天性喜爱讲的,有作本性所爱讲的,有作情之所钟讲的,有作动物本能讲的,逯钦立先生直接注释为情爱。而《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单列“性爱”辞条时,则是当成了“①相亲相爱”的例证(释义的另两条是:②雌雄性之间的爱恋。③特指人类的两性相爱)。《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性的第一条词语即为“性爱”:“[名]两性之间的爱欲(就发生性关系说)。”接着是性别、性病等近三十条,包括性贿赂、性教育、性骚扰。

问世于上个世纪末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将“性爱”列在了[性社会科学]的“性健康教育”项里,约1200字。“性爱:在人的精神文明支配下寻求性欲的性本能活动。……从狭义的概念来理解,性爱的具体表现就是性行为,而性行为就是性交。”将其特征归结为六个方面:①普遍性②重要性③长期性④隐蔽性⑤严肃性⑥对立性。毋庸讳言,在行文表述时,掺乎了一些意识形态和褒贬色彩的语言,如“精神文明”、“妇女的贞操”、“合法的夫妻”、“寻欢作乐”、“社会道德的制约”等;在逻辑上有些相互抵牾,有的判断失之偏颇。

祝愿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组织编纂的《人类性文化大典》,能对“性爱”作出科学、完整、准确的定义、诠释。

二、用性学范畴的“性”,指代中国古代诗歌的“艳诗”“淫词”的称谓。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被广泛采用的语素文字,又称表语文字,在非正式的场合,往往被称为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它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综观诗歌史,有较多汉字和词汇指涉性爱诗歌,不仅如此,往往是作贬义词使用,进入那种语境,人们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对诗歌艺术进行道德、操守或犯罪的审判。略举以下字辞,且只针对相涉意:

。本来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字,在《孟子·告子上》“食、色,性也”,只是单纯的“情欲、性欲”意义,而连言后的色鬼、色魔、色狼则成为詈词。至于现在说的“黄色”“色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特有所指,俨然成为了专有词,是由国家意志以法律的形式对其制裁、刑罚的客体。

。在普遍意义上,这是一个表示美好、正面的语素(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文字,如艳丽、艳羡、艳姝、艳阳等,甚至与诗相关的艳体、艳歌、艳诗、艳词、艳曲还表述的仅是文体。但是在历史的演绎下,一旦与浮艳轻薄、妖艳鄙俗等等发生联系,就将被污名化。所以,笔者在编辑《中国性爱诗选》时,孙守红先生的《中国性爱诗歌的前世今生》一文将世称的艳体诗(包括词、曲及赋),均以性爱诗代之。

。在表意性欲、性交等性生活时,出现这个字便完全的被妖魔化了,组合成侮辱性、否定性的词汇,是被滥用的恶谥,如奸淫、淫污、淫乱、淫秽、淫奔、淫辱、淫鄙、淫盗等等,无以加焉。

用性学范畴的“性”指代传统性文化领域的惯用语,实际在《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里已经有先例。在[性科学史]大项下,将古代“压箱底”、“房中术”或“房室养生”书的《十问》《素女经》《洞玄子》等众多古籍归为性学著作,[性社会科学]大项,将“艳情诗”“青楼文学”归在性文学里,将《金瓶梅》《痴婆子传》《肉蒲团》等归在性小说里。这些都曾被斥骂为“淫书”“黄色书籍”“淫秽书刊”。

方刚先生在他石破天惊的《“乱伦”研究》书中,使用“亲属性行为”取代“乱伦”这一概念,高屋建瓴,发人深思:“因为‘乱伦’无论在主流的性伦理与性道德层面,还是在变态心理学,甚至法律概念中,均是一个明确的贬意词,是‘乱了伦理纲常’的、‘变态’的,甚至是‘犯罪’的。如果我们对一种行为事先做了如此鲜明的价值判断,将影响我们对这一行为当事人的客观、中立的研究。带着有色眼镜去调查与分析,其‘研究结果’的‘有色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笔者试图通过对使用词汇的改变,去除文化加在其上的污名化,重建客观立场。”方刚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为‘乱伦’正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把一个人是否能够理解和包容当事人均是自愿选择的亲属性关系,作为他是否具备了彻底的性人权意识的试金石。”该书得以收入到阮芳赋教授主编的“性学万有文库69,是方刚先生的幸运。

现在,阮芳赋教授将“性艺术”套用为八种,即性文学、绘画、性音乐、性舞蹈、性雕塑、性建筑、性戏剧与性电影。自然“性文学”就包括了涉性诗歌。性爱诗歌是人类性文化的成果之一,在中国古代又是时间最早、最长并持续不断、数量最大、文体最富、参与人最多及受众最广的门类。为所谓的“艳词淫诗”正名,而以性爱诗取而代之,既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性学的胜利。

三、格律诗特有的表现手法,既丰富了性爱诗歌又拘束了“性”的表达。

特殊的地理位置确定了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构成。因东南两面环海,西面被世界最高山脉隔绝,北面毗邻寒冷的东西伯利亚,天然地形成了封闭的区域。由此建立的农耕文明秉承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而没有产生像基督教那样的“上帝”。在上古时代,歌谣不可或缺的走进了先民生活,成为歌颂自我、主体、直面现实的艺术。《诗经》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其后的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到现在的新诗,共同构筑起无与伦比的诗之王国。日本汉学家真田但写《中国诗史》就认识到:“世界文学中,中国的诗歌,在质量上居最高地位,在数量上也名列第一。此事已夙为学者所公认。”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天生便是一个充满诗性气质的民族,而恰恰又是因为诗歌,铸就了华夏文明的精神风骨。

收集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的《诗经》,二千多年以来因其而成的论著数以千计,是古代典籍中说解最详、派别最繁、争议问题最多的书,诞生了长盛不衰的“诗经学”,孔子则是第一位研究的人,那句“不学《诗》,无以言”让多少人皓首百年。理学大儒朱熹以一部《诗集传》大言“淫诗”,被其指认为男女淫佚奔诱之诗就有二十八篇,但在具体解释《诗经》首章《关雎》时仍旧落入了汉代经学家的窠臼。

对《关雎》一般都视作恋歌情诗,更有甚者认为“君子”指周文王,“淑女”指太姒,主题是歌颂“后妃之德”。四川大学教授黄奇逸先生“鸿荒孤棹上卷”《历史的荒原——古文化的哲学结构》“第七章从黑洞里走出来的《诗经》”认为,“现在此诗的面貌,是原祭祀的长诗被删芟后,留下的片玉碎瑶。现留下的一段,是原诗中追述自己与亡妻过去的懿行韵事”,他用“共同的背景原型是祭歌与挽歌”的观点,认定“全诗描写在河中采荇菜以祭妻子,而自己与妻子分离后,日思夜想,以至不能入眠,现作者正在祭祀亡妻的坟场中,只有用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了”。

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韩石山先生在为笔者主编的《中国性爱诗选》作的序言中有了全新的解读,认为是一首“性爱诗”:“不光有相依相偎的姿态,还有‘关关’的声响,就是那个‘逑’,怕也是后世语法上的一种‘名词动用’。释之为追求的‘求’,多半是冬烘先生的一厢情愿。质直一点的翻译当是:‘漂亮的女人啊,他有一根好家伙’!……后面的‘参差荇菜’云云,绝不能理解成这个女人去河里捞什么东西去了,她勤劳的德行,优美的动作,引起了君子夜里睡不着觉,决计敲锣打鼓去娶她。整首诗,前两句多半是比兴。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样,都是男女交合时的一种身姿。此时的女子,身姿左右扭动,如水中摆动的荇草。只有这样尽情欢爱,才引得那个英俊的男子,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发誓要娶回家尽情享用。”当读完该序,笔者兴奋地写下电子邮件以致韩石山先生:

先生在《终会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中国性爱诗选〉序》里,对《诗经》开宗明义首篇《关雎》有了发现/新解:以“逑”通(假借)“毬”,不再是普遍(传统)意义上的“聚合”“配偶”“急迫”“匹俦”或“追求”“求之”等等;不再是左捋右取(流之),左采右摘(采之),左拔右择(芼之)去捞水草,而是“淑女”同“君子”交合的姿态,且还有“关关不休”的声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鲁迅译成“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韩石山译为“漂亮的女人啊,他有一根好家伙”。将《关雎》诠释为用比兴手法描写男女欢合情态(性交),二千多年以来,在数以千计的《诗经》论著中,是为“新说”!并且,另外将《红楼梦》“女儿”酒令五首其四薛蟠“女儿乐”(先生避而不引,鄙人还是照录吧:“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窜出过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女儿乐,一根毛几毛巴分别组合成二字往里戳”),与《关雎》作对比,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欢乐,一个是“性交诗”,一个是“性爱诗”,这并非是文野之分,是天壤之别。性爱诗是“诗中最原始的,也是最高等的级别”,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审美,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最容易打动读众的心,最容易引起丰富的联想,也就最容易升华到思想的层面”。比兴是就诗的创作而言的,兴观群怨是就诗的欣赏而言的,指出了性爱诗的情感功能(兴、怨)、认识功能(观)、社会功能(群)等各个方面。性交诗“只是一个简单动作的摹拟,欢乐也是字句上的……为人所不齿”。仅仅以上雄论,稚夫将《终会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作为《中国性爱诗选》序,就完全正确,理所必然!

著名学者、教育家、作家谭正璧于1927年撰写《诗歌中的性欲描写》一书时年方二十六岁,且是在恋人蒋慧频陪伴下写作,书成,由慧频亲自作序,半年后二人结为伉俪。该书约五万字,粗略评介了中国古代性爱诗,其中除将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举出具体篇名,分成直写性交、隐喻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外,“并举出一首闻君未及引原文而很娴静地描述性交的好诗供读者尝鼎一脔”,此诗即《野有死麕》。遗憾的是,他们都遗漏了《关雎》。谭正璧先生在划分《诗经》中的多首“性交”诗的前面,写出了如下两段文字:

最使我们欣幸,最能怂动吾们的胆量的,要算孔丘先生。经他老先生法眼审定或删订的“为万世法”的五经中,没有一书脱述“性交”这回事。尤其是《易经》和《诗经》。《易经》的全部,几乎拿男女性交做根据,推测到宇宙的一切。而《诗经》的大部分,是周以前的民间歌谣——视性欲很平凡的民间歌谣集。《礼记》拿“男女”和“饮食”并提,《书经》中也述及“鸟兽孳尾”这种事,《春秋》内记述无数的奸案。五经中没有一部是“白璧无瑕”的。谁说圣人不谈性欲,我要打他的嘴巴。

叙述诗歌中的性欲文学,开宗明义,就用圣人删定的民歌集——《诗经》说起,这是一桩何等引为荣幸的事!而且就诗经来谈性欲文学,简直美不胜收,这又是何等奇伟之事!

“赋”、“比”、“兴”这组范畴,概括了诗歌中三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纵向贯穿于中国诗学思想史的各个演化阶段,横向贯穿于诗歌创作的各个环节,被称为“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元人杨载语)。乐黛云等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归纳自“五四”以后学界多数人的认识:“所谓‘赋’者,有铺陈之意,是把所要叙写的事物加以直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式;所谓‘比’者,有拟喻之意,是把所想叙写的事物借比为另一事物来加以叙述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所谓‘兴’者,有感发兴起之意,是因某一事物之触发而引出所要叙写之事物的一种表达方法。这三种表达方法,实质上就是诗歌中情意与形象之间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三种不同的关系。”这组原生的诗学概念在发展演变中,“赋”通过汉大赋这一新文体淋漓尽致地发挥其铺叙的表现特点,“比”、“兴”则衍生出大量新的诗概念及其表现手法。正因为建立了完整、深度的原生学体系,古代诗歌方才整体呈现出深隐、曲折、含蕴等显著的美学特征。在如此逻辑前提下,请允许笔者坚持使用“性爱诗”这一直观而又美好的用语,单见这三个字就有幸(性)福感,以不至于省却后缀词“爱”,统称“性诗歌”。

格律诗产生于齐梁,定型于初唐,成熟于盛唐。它规定诗有定句,句有定字,字讲平仄,严格压韵,讲究对仗等,从而呈现出对偶美、匀称美、声韵美、错综美。它是根据汉语一字一音,音讲声调的特点和诗歌对音乐美、形式美、精练美的特殊要求而产生的,所以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而流转不息。但是这种结构严谨,篇式、句式有一定规格,字数、行数有一定限制,音韵、平仄或轻重音、用韵有一定规律,变化使用也要求遵守一定的规则,而后起的词、曲,也根据入乐的要求在字句形式上、声调和谐上规定了相应的格律,最终走向了历史,成为人类文化漫漫长河中阶段性成果。黄奇逸在《秋风吹梦录·剑外云遥集前言》(巴蜀书社将出版)中指出,而今之人写古诗词必须打破死板格律的拘禁,使之成为古代语言的无律诗句,古诗的写作才能自由与更兴盛。

性爱诗歌藏匿于浩瀚的诗词曲赋里,并且是通过特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呈现,那种如白行简用俚俗之语,通俗易懂地讲解男女性爱的各个方面,被誉为汉民族 “爱经”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确实为数不多。古代诗歌具备的意境、气韵、情采、意趣、神思、格调、意象等等,以及境生象外、言不尽意、情在词外,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的“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味忌短”,同样适用于古代性爱诗歌。

综上所述,似乎可以这样说了,即格律诗(不仅仅是)特有的表现手法,既丰富了性爱诗歌又拘束了“性”的表达,其制约力是无庸赘述。

四、或许,新诗更能够自由地写“性”。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是一段对文体流变的精彩概括。沿波讨源,清代焦循在《易余籥录》卷十五中,提出了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著名论点,影响文学史的编写甚钜。实际在更早的明代,这种理论已经相当成熟而且被广为认可了,陆深《中和堂随笔》、钱允治《国朝诗余序》、胡应麟《诗薮》、王骥德《古杂剧序》,都表现了对文学史或文化史发展逻辑的共同看法;王世贞(据传是《金瓶梅》的实际作者)《曲藻》有云:“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胡适将文体代兴、代有所胜这一说法融入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并认为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发展规律,在由他做擎旗人的白话文运动中,遂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体——新诗。

关于新诗的总体状态,让我们借用一段话来理解。早在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署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认为:“所谓20世纪中国文学,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变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提纲挈领而大气磅礴,新诗置身其间而概莫能外。北京大学教授陈旭光著《中西诗学的会通》在引述了此论后写到:“中国新诗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和重要的属类,自然也基本符合如上这些整体性的概括。”正因为新诗有着融入“世界文学”的努力,方才具备了广阔的视野和更加丰富的表现手法,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动态组合,悉数呈现于百年中国新诗,特别是后两者,在时间段上几乎与中国新诗共时展开。

古代诗歌的美学特征是经过上千年的发展而形成,其原生性/内生性、独创性/多义性、自足性/完整性,已达到华夏诗学极致。新诗虽然是借鉴西方诗歌的产物,且初期的白话诗人是以破坏、断裂古诗的激进姿态跃然在白话文运动的前列,但其本质上终究归属于中国的本体文化。张同道著《探险的风旗——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一书有言:

自然,唐诗宋词——和一切中国古典文化一样,也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消逝,经过“擦抹”之后,它们的踪迹(Trace)——借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一个术语——依旧活跃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中国现代主义诗是在20世纪将西方现代诗学融进中国古典诗学而形成的中国现代诗传统。

中国古典诗学策略的潜在运作,如现代诗对古典诗的意象营造与组合、架构和音韵的承继以及现代诗中古典文化踪迹的游移和古典观照方式的采用等等都导向一个更为复杂的诗学深层架构或跨学科文化范畴,而这些现象提示我们一点,中国现代主义诗是中国古典诗与西方现代诗在20世纪遭遇的产物,既是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一支,又是中国诗的延伸。

而新诗在经历了初期短暂的发轫慌乱后,尽管在一定时期内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交织并存,处在相对体系的有机循环之中,然而从总体上看,仅约十年就是后者居于主导地位,引领着新诗的发展。在共时状态下,中国新诗模仿、借鉴、交汇、濡化、蜕变、再创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一直处于生长中的形态。

其实,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只不过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大诗人法国的波德莱尔,以一部惊世骇俗的诗集《恶之花》成为古典诗歌的最后一位诗人、现代诗歌的最初一位诗人,由于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成了后来许多不同流派相互争夺的一位精神领袖。他在《现代论》中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与传统相对立的文明方式。现代主义没有定律或理论,有的只是特点。它是一种新的传统。”他又说,在文化领域,现代主义反对政治上的集权和社会生活的类同,颂扬深沉、主观意识、激情和真实,主张打破陈规陋习,否定自我。对现代主义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当然还包括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1905年出版《性学三论》的弗洛伊德。

出现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七十年代末风行西方,八十年代波及世界,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心态模式、文化思潮和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反省、批判和超越,总体特征是否定纯粹理性、中心主义、绝对基础、唯一视角,倡导和推重多元化、破碎化、开放性、创造性,强调文本内在结构的互文性。《中国性爱诗选》收入的作品在时间段上大致处于后现代主义期间,其叙事策略、话语规则和文本呈现,皆东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

百年新诗,波澜壮阔。除去深受政治环境影响而与政治无休止地纠缠的“诗歌”(1949年后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歌,弥补了新诗史上曾经的一段空白),新诗的主流即回到诗歌艺术的自身,虽动荡变换然卓有成效,呈现出如探索性/实验性、阶段性/再生性、开放性/不确定性等显著特征。因为同处于世界大变革,科技大进步,中国社会大转换,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可以如此讲,新诗在承传、葆有古典诗歌普适的美学菁华的同时(如对意象、意境的继承和发展),借鉴了西方诗歌累积的多种表现手法,历经拓荒、砥砺、回护、兴废、破坏、建构等形态的混杂、叠加,通过几代诗人生生不息的努力,发展至今已开始走向成熟。

胡适文体意识的秉赋显而易见,在《谈新诗》中指责格律诗的弊端:“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新诗废除格律诗的定字、定句、平仄等,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纵情恣肆。

三十年来,当代先锋诗人彻底地打开自己,赤裸、无所顾忌、坦然地诗写性爱。选录入《中国性爱诗选》(稚夫主编,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20141月出版有限版本1000册,收入64位当代华人诗人的作品131首)的诗歌,事实上为这个时代留存下了惊心动魄的诗行,令一些呆怔之人瞠目结舌。综观世界诗歌史,以性爱为专题且如此大胆、集中、直接的诗集,如与中国古代《玉台新咏》《香奁集》《花间集》抑或明清时调冯梦龙辑挂枝儿》《山歌》、王廷绍编《霓裳续谱》、华广生编《白雪遗音》,以及同为澳大利亚原乡出版社出版的澳洲华人欧阳昱编译的《西方性爱诗选》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谓诗言志,歌咏言,文以载道,诗以道志等,在丰富了诗学的同时,也赋予了诗人太多的使命和社会责任。白居易写下“质而径”、“直而切”大量明白、切中的性爱诗,与此同时,亦提出了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能,要求诗人在诗中寄托政教美刺。传统如此,再加之六十余年文艺观的党化教育,对于现在还正襟危坐的一些诗评家可以给予理解……

准此,似乎可以如此说了:新诗更能够自由地写“性”——因为它的诗体大解放,无拘无束的自由体形式,加之中国人自古以来食色性也的价值理念,善于形象思维的特质。

五、编纂新版《中国性爱诗选》的构想。

《中国性爱诗选》之所以问世于2014年,其原因亦即存在的现实依据是:其一,在以人为本、人权、自由、科学的时代大背景下,对性的艺术表达给予了一定的包容;其二,正如“艳化”文体宋词的诞生一样,是因为宋朝在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创新高度繁荣,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为各朝代第一,而当今的中国除了具备这些因素外,其城镇化迅速开展,性观念已不是封闭、落后的年代可同日而语;其三,华人性学“日之方中,在前上处”,大学性专业、各地性学会,性学书籍、杂志、电视节目、互联网,让大众有较大的机会正视、科学、公开地面对性。即是说,在这个知识的时代通过性学家的工作,人们在“性”的认识层面的各种误区已得到相当的解决,从而快乐地享受性。其四,大众对性保健药物、成人用品在大街小巷的商铺出售,习以为常已不足为怪。其五,性美术在国家层面已受到认同。《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认为:“把人体视为审美客体,是人类精神发育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个人性心理成熟、健全的必然趋势……两性世界中对异性的存在倾注丰富的形象联想是人体绘画的附丽所在。”以视觉作传导的性爱绘画是这般,而在创作、阅读中以文字为载体,只有经过思维方能获得价值/意义的性爱诗歌,又何尝不如此呢?!有了这一系列的优质大环境,《中国性爱诗选》的问世就大势所趋、顺理成章了。

笔者意欲在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率领及协调下,编辑新版《中国性爱诗选》,拟分为上、中、下三卷:

上卷为古典诗歌,包括诗词曲赋。时间由古至今,迄止不仅局限于清末,凡古典体性爱诗即可备选。张杰编《断袖文编——中国古代同性恋史料集成》,发表于2009年第3期《华人性文学艺术研究》的蔡金琏论文《明清时代的性诗歌分类》,就辑录了不少作品。民国至今,仍然存在仿照古典体诗的少量作品,其体制包括格律诗、词及唐之前的古体诗等,对于今人写作的既要尊体、又不拘泥、不离不肖的性爱诗,应当纳入视域。

中卷为新诗卷,收入百年新诗,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及其他华人的自由体新诗,在现在已出版的这本《中国性爱诗选》基础上重编、增删。上卷及中卷实际上是按诗歌的体裁即古典体诗与自由体诗为单位编辑,前者持续时间长,后者相对分布广、牵扯多,仅每年诗集、刊物、网络的诗歌就庞杂,且属于进行时。

下卷为理论卷,既收古代有关性爱诗歌的文章,又重点放在今人对古典性爱诗及新诗性爱诗具体作品的评论,以及对性爱诗进行宏观、整体把握的纯学术文章等。理论是创作的总结和反映,它们之间常常表现出某种对应性,评论具体的诗歌作品既是相向而行,又是不可或缺。此卷组稿约稿工作量大一些。

如若允准,就再也不是孤独的只身行动,也不会是一个人的编辑原则和未了的夙愿(此前的编辑,割舍了大量虽露骨写性,但缺乏诗歌美学价值的打油、口水、灌水、顺口溜写作)。完整编辑出版涵盖古今性爱诗及其论述的《中国性爱诗选》,尚没有人去做过,这种空白可以在这个时代去填补。

自古以来,诗歌便居于中国文学的正宗和首席地位。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告诉世人:“诗——抒情诗,始终是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类型。赋,词,曲,是诗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赠序,碑志等,是诗的副产品,而小说和戏剧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夹杂些诗。诗,不但支配了整个文学领域,还影响了造型艺术,它同化了绘画,又装饰了建筑(如楹联,春帖等)和许多工艺美术品。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 闻先生本人就写有性爱诗。文学界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其实这是一个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战争、爱情和死亡,是文学艺术的三大永恒主题,是最能触动人们心底脆弱神经的三部曲,归根结底是人类对于生命的敬畏与对于人性的思考。假如允许的话,应当将性爱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至少可以作为诗歌永恒主题里的一个。性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基本动力,因而在文学艺术领域应当是最本质、最普遍、最美好的主题。

笔者是带着一颗虔诚之心莅临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第六届学术大会,是来向性学家们讨教的。其发言只能算为提出问题,只言片语,行文大致按照问题的脉络和顺序走,在合适的地方驻足,拣文中的句眼形成五个小标题。这种文本尝试不知能否如愿以偿,增加一些对性艺术研究的空间,以达到请教的目的。

谢谢大家!

2014.7.23初稿于蓬溪天问堂

2014.7.28定稿于成都山高月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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