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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同性恋媒介发展和同性恋的媒介主体性变迁
作者:周智秋  时间:2014年09月05日
来源:本研究所2013年资助项目论文

大陆同性恋媒介发展和同性恋的媒介主体性变迁

周智秋

 

摘要:现代社会的生活基于实体物理空间和虚拟媒介空间,在新媒介出现之前,中国大陆的同性恋主要靠实体空间如公园和澡堂等进行交往,中国的传统大众媒介也因意识形态原因不服务于同性恋群体,同性恋只是作为被污名化的客体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在中国同性恋“非罪化”和“去病理化” 前后大陆出现了少量同性恋媒介,但是不成规模。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兴起后同性恋的生存空间被极大拓展,多元化的新媒体形态为同性恋提供了从门户网站、论坛、交友网站到移动终端上的应用软件等多元的交往可能,并且大多数都是由同性恋主导。本文基于对中国大陆同性恋媒介产生背景和媒介发展的历史,进而从媒介的角度分析中国同性恋的主体性变迁。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同性恋媒介如何产生以及有哪些主要的形态,在这种媒介形态中同性恋如何进行参与使用,并且同性恋的主体性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最后对当前同性恋媒介的发展问题和同性恋的主体性困境进行分析。

关键词:同性恋 传统媒介 新媒介 主体性

 

一、引言

经常听到这样的感慨,“现在的同性恋真是越来越多了”,这样的感慨不无道理,毕竟人口基数的增长导致同性恋数量也在相应增加。但更重要的是原本无主体性的同性恋群体开始获得主体性,从社会制度到生活空间都得到了改善,以前看不见的同性恋开始慢慢地从“柜子”里走了出来。

1997年我国刑法修订将同性恋“非罪化”,取消同性恋作为“流氓罪”的法律规定;2001年由中华精神科学会将同性恋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中去除,实现同性恋的“去病理化”。这个过程是中国同性恋发展的里程碑,但官方的“去污名”并不代表“正名”,也不代表同性恋的污名化不存在,同性恋的生存空间依旧有限。作为一个人和社会主体,同性恋有着自身的需要,进行认知、社交、恋爱、性等活动,而同性恋活动的空间到底在哪里?

同性恋的活动空间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物理活动空间,另外一种则是虚拟的媒介空间,而这种媒介空间主要由新媒体而非传统媒体所承载。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同性恋的生存状态,多元化的媒介形态为同性恋提供了多种交往的可能性,也为其主体性变化提供了机遇。

本文主要探讨两个问题:其一是大陆的同性恋媒介是如何起源及其发展过程,其二,同性恋媒介功能的丰富和形态的演变是否给予同性恋主体性变化的可能性,以及其媒介主体性如何变迁?

 

二、 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文的研究材料来自一手和二手材料,但同性恋媒介作为一种“另类”(alternative)和“边缘”媒介,在资料收集过程中则发现了这种媒介的边缘位置。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同性恋媒介,很多网站都只存在了一两年的时间,并且在网络搜索中难以发现这些网站的任何踪迹,所以使用了第二种方法进行辅助,网民的口述史。笔者并不对个别网友进行深度访谈,而是通过发帖的方式鼓励网友回忆自己最早的同志媒介使用过程,在大量的网友共同经验中发掘历史,并且对史料进行验证。第三种是网络田野调查,对当前的存在的典型同性恋媒介进行体验和使用。结合这三种材料收集方法,采用历史分析和批判分析的方法完成研究和写作。

面对资料不多却又庞杂的同性恋媒介发展历史,本文并不打算面面俱到地使用编年史的方式来阐述这个媒介的发展历程,而选择关键节点、重要媒介来叙述中国同性恋媒介的发展逻辑、现状和困境,以及同性恋主体性在每一个过程内如何体现。

 

三、何为主体性和同性恋的主体性?

主体性问题是西方哲学基础且核心的问题之一,最早提出主体(subject)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体在他那里指代的是中心和基础,主体是在世间万物的变化中起支承作用的“在者”,但是他并没有区分主体和实体。早期的主体性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实体,忽略了人的精神和意识,并且常常把人等同于主体。文艺复兴时期提倡人的价值和尊严,启蒙时期推崇理性主体性,彻底释放人的主体性,实体主体发展到近代的认知主体,再到现代的生命主体,完成了哲学的人本关怀。生命主体性指的是人不仅是有意识的个体,而且还包括信念、欲望、情感生活及自主地去追求自己目标等一系列特征。[1]笛卡尔奠定了现代主体性对自由的追求,而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主体性实现的标准是主体价值的实现,这种价值衡量的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2]主体需要与自身尺度相一致或接近的客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可以避免自身被客体化或者工具化,“人真正成为目的”,保证有尊严的幸福生活[3]。多元文化主义时代每个人都是多元和差异化的,每个个体和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主体性,包括性别、阶级、职业、种族和性取向等差异,每个社群都需要满足自己群体的价值才能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并且追求平等和自由。

个体的主体性基础是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和自由的超越性。自为的自律性指的是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做自我决定,并且还需要对自己和社会负责任成为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主体。能动性指的是能够自己自由的意识来进行创造性的实践,这是主体性的根本要求。自由则是主体性的最高要求,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保证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并且人的创造活动是没有止境的。[4]左开大和洪学军从实践的角度认为完整的主体性包括实践自主意识、自由意识追求和实践的创造性。[5]实践自主意识是基础,让人有基本的自我认知,而自由意识追求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目标,实践的创造性则是实践的途径和升华。

而到了后现代,差异、多元、反对霸权成为主要的诉求,原本的主体性理论被解构。在后现代主义学者的眼中,主体并不完全独立,主体性也是被社会系统所建构起来的。在福柯的眼中现代社会中是知识和权力建构着主体,并且对主体进行规训。这在本文中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分析一种主体性的状态,也可以来分析主体性背后深层次的形塑主体性的结构性因素。

那什么是同性恋 的主体性?作为当前社会里的边缘群体,同性恋的主体性体现在首先承认同性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其次满足同性恋作为主体进行自为的自律、自觉地能动和自由超越的需求,在一个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给予同性恋平等的地位、权利和活动空间,保证同性恋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保证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种主体性的实现过程为早期给予同性恋特殊的关注,提升其主体性,而当同性恋或者和异性恋相近的主体性时,再去边缘化和去差异化,实现主体的超越,所以分析同性恋的主体性也可以考察和异性恋社群之间的主体间性。

 

四、 同性恋媒介源起背景——实体空间里“隐形的主体”

在媒介兴起之前,同性恋的交往都集中在实体的物理场域。在西方国家里,同性恋的主要交往场所为同性恋酒吧和夜店、社区组织、成人书店、浴室和公共厕所等。[6]魏伟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调查了成都地区同性恋的“空间”形成和变迁,这里他指的空间是实体空间,重点研究的空间形式如茶馆、浴室、酒吧、健身房和桑拿房[7],这些空间在媒介多元化的今天依旧是重要的同性恋空间,但在更早期人们的文化消费形式并不多元、消费能力较低的时候,主要的还有公厕和公园等长期存在且免费的场所。富晓星研究东北的同性恋聚集场所,在80年代以前主要是在茶社、戏院、浴池和公厕,这些地方在东北被称作“点儿”,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展到舞厅、迪吧、酒吧、卡拉OK、录像厅等,而这些“点儿”大多数是收费的。[8]此外之前的公厕、公园和浴池等继续扮演着同性恋空间的角色,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同性恋空间已经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李银河在90年代对同性恋进行调查时发现当时我国并没有公开的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同性恋的交往主要在一些秘密的酒吧、歌舞厅、公厕、公园、浴池等,这些交往都处于被压抑的秘密状态。[9]

从公共空间转向私人空间,这些交往空间本身处于较为隐蔽的状态,在公园、公厕的交往并不能光明正大地进行,需要通过眼神交流、性暗示等方式才能实现。而专门服务同性恋的酒吧和浴室也并不能大张旗鼓地营业。按照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场域(field)的定义,同性恋的交往空间作为一种场域处在客观关系的网络和形构中,场域是群体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所建立的,可供某个群体和个人进行活动的场所,且场域是充满力量的,场域和场域之间充满着抗争性力量,这种互动可以决定场域的边界。[10]同性恋实体交往场域体现了场域外部的力量压迫,异性恋霸权的社会中同性恋交往空间十分边缘,并不能得到认同,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实体空间内的交往经常与性相关,无论是在浴室、公厕还是公园,都会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性,性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并且性被认为应当是私人空间的行为,所以当性突破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有被法律规训的危险。其次,公园、酒吧、迪吧、录像厅等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一些小城市和更偏远的地区并没有这些公共空间和消费场所,所以同性恋实体空间场域内部也主要被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力量所控制,能够进入这个场域的人群并不多。

综上,同性恋实体交往空间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交往行为较为单一,多指向性,其次因为性的卷入导致交往会受到威胁,最后这种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能够进入空间的群体数量十分有限。在中国的文化下,同性恋问题最多招致的不是反对,而是漠视,人们不愿意提及这个话题,同性恋行为招到压制也主要是因为涉及到性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龙阳癖、断袖之好有一些记载,但自古同性恋处于并无明显的主体性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性本身被压抑,而同性恋几乎是“不存在的”,尽管作为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认识论的层面来看,同性恋并不存在于社会的认知中,也不被认可,甚至会去刻意回避。所以在纯物理空间交往的时代中国大陆的同性恋几乎算是一个“隐性的群体”,也几乎不存在群体的主体性。

 

五、       大众媒介、小众媒体与同性恋

媒体作为一种公共机构,本身应当具有公共性,体现在兼顾社会公平、公正和服务社会的义务上。但我国的传媒改革是在国家法团主义的模式进行,并非一定包含了公共利益作为参与方,同时也不一定为了公共利益的形成作为改革目标。此外,我国缺乏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关于公共利益的讨论难以形成,所以媒体本身难以兼顾社会的公共利益。[11]不过最重要的是,“公共”一词涵盖了整个社会,但是却没有进行区分,从性权利的角度来看,“公共权”主要掌握在异性恋的群体中,同性恋的权利更难以被媒体所重视,权利的范围和内涵还处于不断地探讨和拓展中。

从同性恋介入中国大陆媒体的情况来看,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类是占主导的,即同性恋是媒体中的客体和他者,并且建构出来的形象被污名化;第二类则是同性恋或其他群体创办的同性恋专业媒体,实现同志的主体建构,获得媒介话语权,但其发声能力较弱。

 

1. 被传统媒体建构且污名化的认知客体

自从传统大众媒介——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出现,这些媒介都被异性恋霸权所垄断,在9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并没有专门的同性恋媒体,即使传媒业中不乏同性恋工作者,但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同性恋媒体。对于媒体而言,同性恋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缺席”状态,其后当同性恋在媒体中出现时更多只是其中的客体,且并非是一个客观的群体形象,而是被媒体所建构起来的群体。一方面因为同性恋知识的匮乏,另一方面因为本身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

无论是在官方党媒还是市场化的媒体中,同性恋一直是作为一种客体的形态出现。舒纾对新华网2002年到2008年的报道分析指出新华网对同性恋的报道存在诸多不客观的问题,包括议题有偏向、缺乏对权益的探讨、报道追求新奇性、信源单一、存在信息杜撰和歧视等结果,并且存在“同性恋是犯罪”和“同性恋是艾滋病患者”这两种刻板印象。[12]我国媒体改革浪潮下出现了一批都市报,这些报纸主要贴近市民生活,而非主要担任“喉舌”的作用。余睿对我国20063月到20073月一些主要的都市类报纸进行分析,发现尽管当前出现了一些对同性恋的宽容,但是在我国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同性恋报道存在着如下一些特点:题材以消息为主,报道主体主要为逸闻趣事与社会活动、艾滋病预防、刑事民事案件。可见都市报对同性恋的认知也停留在刻板印象里,并且这样的议程设置方式容易引导受众产生对同性恋的负面情绪,在其报道的话语和修辞里也体现了偏见、误解和贬抑。[13]边静博士考察了华语同性恋电影,在90年代以前由于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失语,同性恋电影的发展也有许多局限,而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诸多此类电影,但主要集中在香港和台湾,大陆的同性恋电影相对较少。[14]中央电视台也做过关于同性恋的专题,尽管部分是为了给同性恋正名,但是在片中使用了“高危人群”等修辞,依旧隐藏了对这个群体的歧视。

所以我国的大众媒介依旧在建构同性恋的形象,并且是被污名化的“他者”。现在的媒体报道又经常把同性恋与时尚等话题结合起来,不过表现面十分单一,“他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强势主流媒体的建构,同性恋缺乏在传统大众媒体中的主体性和话语权。而且同性恋被物化,成为大陆大众媒介的消费品,媒介受众消费着媒体所建构出来的同性恋的污名化形象,尽管同性恋频繁出来现在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媒介中,但只是作为被污名化的认知“客体”。尽管进入了社会的认知领域,但是却没有客观对待同性恋群体。

 

2. 把握小众话语权却被孤立的主体

在我国以有官方背景的媒体为主导,民营媒体进行补充的媒介环境下,我国并没有一家官方的同性恋媒体,为数不多的同性恋大众媒体几乎都是民营和公益性的,并且团队很小。

1998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张北川在青岛创办了《朋友通信》,这是大陆相对较早的同性恋媒体,曹晋抽取了五年杂志的样本分析,所占页面总数前三位的分别是生命、认识同性爱和艾滋病性病教育,[15]可以看书这本杂志主要以知识普及和健康教育为主要内容,尽管有一些读者来信的互动栏目,但总的来看同性恋依旧是媒介的客体。1999年中国女同性恋简报《天空》出版,由当时的“北京姐妹”小组创办,并且开通了第一条专门的热线电话。

200512月《LES+》创刊,这是国内唯一一份纸质版发行的女同期刊,刚创刊时为双色三折纸,到2007年扩展成为56页小16开全彩。除了版式的多元,在内容上也实现了多元化,每期有一个特殊专题,从第1期的“很HAPPY,很坦然”到27期“亲密关系的可能性”,28期“拉拉情色文学赏”,29期的“女同运动的分歧与联合”,刚开始的几期主要介绍女同信息,帮助群体完成自我认同,而现在已经到了艺术、文学、学术各方面的讨论。

2007年创刊的《点Gayspot》也是较有影响的同性恋期刊,截止2013年底已经出版纸质杂志21期,电子期刊3期,杂志本身是免费的,可以自行索取,但需要自己支付邮费。在最新的21期里有许多栏目,包括点点推荐、广州、事件、人物、特写和生活这些栏目。杂志服务的目标受众主要是男同性恋群体。

除了少量纸质的出版物以外,还有仅能通过电子渠道发行的电子刊物。比如天涯论坛一路同行版块在200610月推出了电子期刊《我们》,以及创办时间较短的《酷拉时报》。这些媒体尽管都使用了大众媒介即杂志的形式,但是却不能被称为大众媒体,因为其目标受众几乎只是同性恋群体,并没有很多与异性恋的互动。加上这些媒体主要以公益性为主,市场化程度不够,主要倚靠基金会捐款和个人资助进行运营,政府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资助和帮助。所以中国的同性恋媒体主要是承载着大众媒介形式的小众媒体。尽管获得了一些话语权,也获得了主体性位置,但这个主体性是被主流社会所孤立的。

 

六、       新媒体和同性恋——主体性延伸

我国在1980年代就开始尝试探索互联网,1987年钱天白教授发出了第一封电子邮件,经过意大利到达德国,成为我国互联网的开端。1994年,我国互联网接入世界互联网络,并且完成了中国全功能的联网工作。尽管我国互联网起步晚于美国,但当互联网在中国起步后其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到了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互联网形态紧跟美国的步伐。

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以用户生产内容为主的web2.0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模式,增多了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了个体和社群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增加了社会了解和接触同性恋群体的路径。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的特点之一是定制化(customization),互联网技术在设计时会满足并且反映个人的口味、身份和想法(tastes, identities, moods)。[16]而大众媒介因政策、意愿等原因无法满足同性恋社群特殊的需求时,互联网上的媒介则可以定制化地服务于同性恋这个分众群体。

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同性恋媒介应运而生,发展到现在其形态已经十分多元。同性恋媒介的技术逻辑完全顺应互联网发展的技术逻辑,很少有在互联网领域内的突破,其技术发展首先是服务社会主流群体,即异性恋群体,当技术得到一定的发展,作为社会边缘的同性恋群体开始借用这种技术服务自己的群体。不过发展到现在,同性恋群体在对一些媒介技术的使用时,已经开始有迹象突破原本的媒介技术来实现技术创新,比如当前基于地理定位技术的应用软件(location-based tools)。其次中国的同性恋媒介发展主要是模仿西方国家的媒介产品形态,在中国受众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

第一阶段:国外和港台同性恋媒介主导非本土的主体性与异化

我国于1994年完成互联网建设,但是在1998年之前,我国并没有比较普及的同性恋网站,在这个阶段,善于利于互联网技术的同性恋主要浏览欧美国家或者港台的同性恋网站,在网上被调查的网民回复,他们会通过雅虎进行关键词搜索,然后搜索到一些同性恋网站,这些网站包括个人博客、个人网页、门户网站,有人明确回答了那段时间经常浏览的网站比如gaycaliforniaboy underwear365,台湾的Nonsex文学等,他们会浏览情色和非情色的内容,主要是通过搜索国外或者港台这些互联网发展较早地区的网站。

除此之外,中国的网民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国内的网站里寻找自己需要的部分,比如一些图库,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浏览男色或者女色的图片。这些网站并非专门为同性恋群体设计和制作,但是同性恋也经常使用这些网站满足自己的需求。

这个阶段尽管有国外提供专门的网站来服务同性恋群体,但是同性恋群体关注的更多的是图片、视频这类网站,而非资讯网,主要是为了从感官上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中国同性恋在这个阶段的确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搜索和社交,但是是在全球语境下进行的,并且平台的掌控权在西方社会,所以中国的同性恋缺乏足够的自主性。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同性恋获得的主体性来自于虚拟空间内的跨国流动和移植,群体缺乏本土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主要关注情色方面的内容,因为也较为缺乏其他的资讯,群体本身被异化。

 

第二阶段:国内同性恋媒介的起步和发展---主体性探索

1. 同性恋网站的发展

网络对同性恋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Mark J. McLelland 使用网络民族志对日本的网络同性恋文化进行研究时指出,互联网对同性恋来书并非仅仅是信息渠道,而是一种社会空间,尽管这是2002年的研究,但他已经预测了互联网作为一种综合性空间的意义,而这种空间给同性恋带来的远远超越信息。[17]

“花醉红尘”被认为是最早的同志网站里最有影响力的之一,其创建于1998618日。在继续探讨中国同志网站发展之前,有必要来看一下中国互联网的基本发展,中国于1994年开通了第一个BBS--曙光BBS站,1996年出现了第一个城域网--上海热线,19983月,163.net开通了中国第一个免费中文电子邮件系统。所以可以看出同志网站的建立晚于中国互联网起步几年,但是在同志网站起步之后,其发展态势十分迅猛。“花醉红尘”出现时被使用得较多的是其聊天室,也有一些同性恋的基本资讯。

在网站刚起步时,网民评价其非常“简单”和“纯净”,因为现在的聊天室里充斥着程式化和目的性很强的问题,而在那个时候聊天室里经常都是谈天说地,也很少有人会公然发布色情信息。但是从2001年开始网站开始被黑客攻击,网站的运营程序被修改,网页的内容也被篡改为许多色情信息。于是在200310月“花醉红尘”网站被迫关闭。

1998825日“广同”(广州同志)网站成立,这是一家非营利组织机构的网站,是以门户网站的形式出现,现在有资讯、交友、相册、聊天、文艺等多个频道。立足于广州,也主要服务华南的同志群体。

同年12月,“阳光地带”正式上线,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门户网站,包括新闻、资讯、交友、图库、聊天等多个频道,并且可以根据地域和兴趣进行聊天和交友,至今仍旧是比较重要的同性恋网站。

1998年出现的同性恋网站主要是为了服务男同性恋,在1999年时女同性恋的网站也开始浮出水面。比如玉碧园,这是一个女同性恋的BBS,还有ET千年之恋,同话世界等等。

虽然这些网站刚出现时形态都比较简单,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网站刚创建时就已经初具web2.0的特点,网站比较重视互动,比如许多BBS或者聊天室,网友能够在网络上进行互动。

伴随着web2.0发展的浪潮,在1998年以后同性恋网站呈现出越来越多元的特点。主要包括如下几类,第一类像阳光地带的全国综合社区网站,第二类是比较垂直的专业性网站,第三类是地域性的网站。

“淡蓝网”是比较出名的全国综合社区网站,创建时名为“淡蓝色的回忆”,并且是少有的几个发展到现在并且发展态势很好的同性恋网站,还有1999年创办的“朋友别哭”,包括交友、相册、资讯、生活、时尚、健康等各个栏目。垂直类的网站比如“爱白网”,于19993月成立,刚开始是一个个人网站,后来渐渐地去掉了个人色彩发展为学术性较强的网站,提供非常专业性的资讯,此外还有许多专业性的聊天和交友网站,比如2000年创办的BF99,作为一个经典的同性恋交友网站,至今仍然是全国最大的几家交友网站之一,此外还出现了一些同性恋文学网站,比如拉酷(刚开始叫做寂寞时刻)。垂直型的同性恋网站还包括许多恋足、胖熊、军人等多种网站,服务于有特殊爱好的群体,也聚集了不少的同性恋群体。地域性网站除了之前的“广同”,还有服务福建同性恋群体的“蔚蓝海岸”,里面包括自由新闻、结伴同行等多个版块,也是较为综合性的社区网站,不过一般都只服务于当地的同性恋群体,比如还有“贵阳同志”、“湖南同志”等。这些网站提供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同性恋的资讯和新闻,交友和聊天的栏目,图片和视频,基于兴趣的话题讨论,文学作品和写作,个人心情写作等等。

此后,同性恋网站伴随着web2.0功能的不断丰富,自身的栏目也不断地增多,也出现了许多新形态的网站。拿淡蓝网为例,200311月,淡蓝网推出了网络广播,20041月建立了其同志交友频道,名为“同志交友”,20068月又推出了同志草根博客“淡博”,张北川、程青松等名人开通淡蓝的博客,同年11月又推出了视频聊天服务。除了网上的内容创建,淡蓝网还积极参与线下的建设,线下组织聚会活动、和传统媒体合作、同性恋形象宣传、和疾控中心合作等等。

通过互联网平台,同性恋将自己部分活动空间转移到网络上来,比如之前同性恋会在注入澡堂和公园等地寻求性伙伴,而部分在新媒体中处于创新扩散引领者的群体把行动转向了网络。西方许多学者研究网络性行为(cybersex),Al Cooper认为有三个因素鼓励人们在网络上去寻找性:可接近性(access),成本较低能够支付(affordability)和匿名性(anonymity)。[18]对于同性恋来说匿名性非常重要,尽管在实体交往空间里经常也是匿名的,但是由于身体的“在场”和“出席”的交往风险较高,这种虚拟空间里的匿名性更加保证了同性恋交往的安全性,一来防止被公共权力所干预,二来自己的身份被暴露的可能性也较低。除了Cooper总结的原因,同性恋的网络社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信息的聚集性,因为在网络线下同性恋能够接触到的信息较少、接触到的人群也总是有限的,而到了网络上,比如在一个聊天室内,比较热门的聊天室经常实时保持在百人以上,而在交友网站里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群体,从概率上增加了自己社交成功的可能性。并且所有的交友网站中都需要填写较为详细的信息,以及上传自己的照片。比如BF99上网民注册后一般都要登记信息,比如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性角色、学历等,还需要上传自己的照片,以及可以选择写一段征友宣言。这样交友可以基于兴趣或者长相等,提高社交的效率和质量。[19]

此外,作为虚拟空间的网络并非只是帮助同性恋进行虚拟社交,虚拟社区的主要意义在于帮助同性恋实现线下的交往,而且线上的交往如果基于真实信息,交往形态本身也会越来越倾向于现实,比如摄像头的出现催生了聊天室里的视频聊天。交往的符号从文字也扩展到图像和声音,并且越来越及时化。

因为同性恋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中国同性恋“去病理化”和“非罪化”两个阶段,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越来越深刻。所以也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媒介,比如爱白网的改造,2005年在北京建立办公室,积极扩大与各社会机构的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行动来推动中国的同性恋发展。20082月,北京同志中心成立,建立自己的博客主页,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三色堇吴幼坚博客、同志亲友会网站等专业性较强的自媒体不断涌现。

但并非所有同志网站都能发展得一帆风顺,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尽管中国文化对同性恋并没有明显的打压,但是中国文化倾向于对同性恋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当同性恋大规模进入公众视角时也会比较敏感。所以同性恋网站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打压。一些同性恋网站因为经费不足、经营人员不够等关闭,也有许多同性恋网站被当成色情网站而被迫关闭,20091225日《中国日报》报道中国有数十家同性恋网站被迫关闭,原因是“同性恋网站可能包含了不道德或色情的内容”。尽管同性恋网站中的确存在许多色情类网站,主要提供色情图片和视频,或者是色情小说等,但是有许多网站并不涉及色情内容,而是因为作为同性恋网站本身较为敏感而被迫关闭,淡蓝网在这段时间内也因服务器屏蔽而无法登陆。

 

2. 同性恋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App

当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出现后,同性恋的社交又发生了一次革新。在新的媒介环境下,同性恋群体能够接触到的“圈内人”数量迅速增加,并且可以通过地理定位来寻找到周围的人群,极大提高了社交的效率。

UUzone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社交网站,成立于2003年,但是在2007年因为经营问题关闭。此后比较出名的有校内网(现在叫人人网)和开心网是我国最早的社交网站,分别创建于200512月和20083月。社交网站一般基于实名制来促进网友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扩大社交圈。借着社交媒体发展的东风,飞赞网在2010年年2月创建,创建人提出了“同志社交”的理念,按照社交媒体的形式创办,但是因为同性恋身份的敏感性不需要实名认证,并且社交的栏目比普通的社交媒体要多很多,根据同性恋的需求,比如有专门的约会征友、一起健身、星座情趣、同伴旅游等栏目,还可以发起活动和投票。相对于之前的同性恋论坛、交友网站等,飞赞网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更加接近生活的虚拟社区,因为用户可以在网站上进行更多元的活动,也可以实现更效率的社交。不过飞赞网的出现相较社交网站的出现时间较晚,此外中国类似的同志社交网站并不多。

随着手机等移动设备的智能化,移动终端应用开始出现,这种移动媒介更能够深入生活。大陆用户较早使用且用户数量很多的软件是Jack’d,这并非一款本土出品的软件,其使用GPS定位系统能够搜索到周围使用此软件的用户,从而能够和身边的用户进行即时沟通和交流,因为其有中文版,所以在大陆的使用较为普及。随着大陆的应用软件如微信、陌陌增多,大陆本土的同志社交软件也开始诞生,比如当前用户最多、且获得了风险投资的Blued(201211)Zank20135月)和Geeyuu(20128)Laven20138月,女同软件)。根据虎嗅网的调查报道,Blued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300[20],尽管这个数据不一定准确,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当前的同志社交媒介市场初具规模。与国外的社交软件如Jack’dGrindr相比,中国的同志社交软件形态并非完全垂直化,比如Blued上还有聊天室、新闻资讯、类似朋友圈的生活分享、能够发送语音图片和文字等,将其打造为综合型的应用软件。早期的许多同性恋媒介商业化程度并不高,更多是出于兴趣和公益服务性质,而现在商业化程度大大提高,比如Zank获得了经纬创投的投资,Blued也获得了来自清流资本的融资。

同性恋作为一个社会的小众群体开始被发掘出市场价值,在商业化的进程中这个群体因商业化需要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生存空间。自由的市场拓展了自由的生存空间,同性恋的主体性在媒介市场化过程中获得提高,但是也必须要提防商业对同性恋的异化,毕竟同性恋一方面是市场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工具。

 

3. 主流新媒介中的同性恋

同性恋群体的生活并非全部需要倚靠专业性的同性恋媒介,在一些主流的大众媒介中,同性恋也逐渐开始显现。比如我国最大的论坛天涯论坛中就有“一路同行”版块,专门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交流的场所;还有以前的QQ聊天室(现在已经被关闭)中也专门有同志聊天室;百度贴吧里也有以各种名字命名的同性恋贴吧,可以在里面进行交流和社交。除了这些主流媒介专业开辟较为“边缘”的版块以外,同性恋群体还使用主流媒介来实现自己特定的社交需求。

腾讯QQ作为大陆最大的即时通讯工具,早已被同性恋群体充分利用。同志群体创建各种基于地域、兴趣等的QQ群,在论坛和贴吧等地粘贴信息,这样QQ群也成为同性恋群体交流的场所。而且很多同性恋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小号”成为了同性恋的一大特征,包括后来兴起的人人网和新浪微博,许多人更倾向于使用“小号”来进行社交,一方面可以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行自我保护,另一方面可以使用很直接的昵称和头像进行社交,提升社交的效率。在微信上,同性恋群体也经常使用小号,一 可以添加一些社交软件上的新朋友,因为软件的不成熟反应速度相对较慢,所以用微信进行更便捷地联系,二也可以使用附近的人,在自己的昵称和个性签名上标注自己的同志身份,这样也可以使用微信进行同性恋的社交活动。中国最大的社会化媒体新浪微博当前可以在个人信息里选择自己的性取向,包括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可见当前的同性恋媒介并非是纯粹的同性恋群体才能使用的媒介。

主流媒介对同性恋的承认是同性恋主体性提升的飞跃,最明显的表现是新浪微博等媒介把同性恋给纳入社群,并且是以平等的位置。 新浪微博作为一个商业化的媒介,市场化是其运作的逻辑,对同性恋的吸纳一方面是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另一方面这种平等的模式至少承认了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应该具有和异性恋同样的主体性,社会化媒体的开放属性也客观推动这对社会性取向的认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和异性恋在新浪微博平台上实现了形式上的平等。不过在腾讯QQ、微信这些软件上,同性恋群体并非被主动的吸纳,而是同性恋群体选用自己策略性的方式来完成社群的主体性建构,从主体间性来看,同性恋还是处于较为隐蔽的状态,并且与异性恋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并不多。

 

七、       总结——大陆同性恋媒介发展和同性恋主体性困境

梳理当代中国大陆同性恋媒介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可以从媒介的角度来分析同性恋在媒介中的主体性变迁。在同性恋严重依赖媒介的“媒介化生存”的社会语境下,同性恋主体性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同性恋媒介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中。

新媒体出现之前的时代里,中国大陆同性恋的交往局限在实体空间如公园、澡堂、公厕等场所,由于当时中国大陆刚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出来,消费文化并不盛行,生活水平也较低,加上社会容忍度也不高,所以没有像西方国家规模化的同性恋酒吧和社群等场所,在中国的实体空间内的交往多是私密性的,并且是处于一种“隐形”的主体的状态,也可以说那个年代里无论是从制度还是社会认知层面,同性恋群体都没有主体性可言。

在传统媒体时代,同性恋是大陆媒介所建构起来的客体,并且是被污名化的客体。尽管从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出现了少数同性恋媒体,但却并没有影响力很强、扩散范围很广的同性恋媒体。并且这些媒体或多或少都面临着媒体本身经营合法性、运营经费和专业人员等问题。

同性恋媒介的确给予了社群建构自身主体性的机会,尤其是新媒体迅速发展以后同性恋的生存空间被拓展。同性恋在新媒体上的发展逻辑并不特殊,几乎是追随着中国新媒体演变的逻辑,不过同性恋媒介的商业化程度在初始阶段不高,现在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在新媒体上除了可以获取同性恋的信息进行自我认知,实现实践的自主意识,也可以直接在网络上进行社交互动,建构自己的圈子,在一个社群内的交往可以深化同性恋的自我了解和对身份的认同感,此外也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够性自由地从事于同性恋身份有关的活动,建构自身的主体性,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但是我国同性恋新媒介的发展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我国的同性恋新媒介大量存在着经营上的问题,包括经费、工作人员和专业知识等,我国当前的同性恋网站数量其实很大, 但是水平却不高,很多网站都是由一两个人在维持和支撑,并且只是基于自己的兴趣,导致当前的同性恋网站特别庞杂,许多网站都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经营上的困难导致我国同性恋媒体容易进行自我污名化,比如许多盈利性网站主要通过广告来维持,但是主要的广告主是一些性保健品和内衣裤等许多与性相关的产品,“性”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类广告设计过于粗糙,一般都是通过最直接的广告词和裸露的身体来展示广告诉求,导致整个网站的页面显得格调并不高。从网站的域名上来看,为了使得域名比较明显能够吸引到目标受众,许多网站经常使用1069等与性有关的符号,以至于同性恋网站经常被社会和官方认为是色情类网站,这也是同性恋网站经常被关闭的原因,在扫黄阶段,许多类似的同性恋网站都不能幸免。

第三,中国大众媒介并没有将同性恋进行制度化的接纳,尽管在新浪微博上看到了同性恋成为其用户固定的标签之一,但是这只是一个个例。尤其是传统媒体依旧被异性恋的话语霸权所占领,新媒体上同性恋媒介与其他媒介的互动并不多,从主体间性上来看,同性恋媒介的主体性是靠自我隔离所获得的,而从媒介间的权力关系来看,同性恋在媒介中获得的主体性并不是关系视角下的主体。

后现代的主体性理论倡导离散的主体性,解构传统主体性的认知。在媒介市场化不断深入、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中国,对同性恋的“包容”很多时候产自于市场的需求,市场需要迎合这类特定的消费受众,此类同性恋的频繁出现也是作为被消费品的形态。消费主义文化的确会扭曲同性恋的形象,但不可否认这种文化也推进了社会对同性恋的认知,创造了同性恋建构主体性的机会。所以媒介与同性恋的关系越亲密并不代表媒介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越多,也不代表同性恋通过媒介发展获得更多的主体性,因为同性恋很多时候媒介工具理性的客体,帮助媒介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而并非旨在帮助同性恋群体建构主体性,甚者被物化的同性恋会被异化。在看到同性恋媒介飞速发展,同性恋也有了更多自我认知、实现自我追求的途径后,必须得肯定这样的进步,但是建构主体性的变量逐渐复杂的情况下,也需要警惕主体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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