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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性”事:床作为性符号的社会学意义
作者:王泽新  时间:2012年08月04日
来源:2006 09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床与“性”相关的社会事实出发,援引性文化及床上性文化的实例,梳理床与“性”的社会关系;对床上性及与性相关的事物加以解析,对时下人们的一些常识观念进行重构,力图解析床作为性符号的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        “性”      床与“性”       性符号 

                                                   

                              


首先请看两则在驾校路考中流传的笑话:

A:路考前,一个考生照例在上车前站在驾驶座前报告(例):报告考官, 学员王富贵请  求上车。
 考官应回答:准许上车。” 
 结果一个不幸的女生说成:报告考官,学员xxx请求上床。
 小货大货考车大多是整组学员和教练同行。
 当时众生皆笑成一团。
 更要命的是考官一听乐了,回道:准许上床。你看哪合适?” 
 B
:又一考生顺利上车后,坐在驾驶座上打火,踩油门检查完仪表后对考官说 报告考官,各仪表检查正常,请求起飞。(应为请求起步,估计该考生自小就有当飞行员的理想)考官听后沉稳的回答:准许起飞,注意前方高压电。” 

从笑话本身的叙述来看,笑话B无疑是单纯的口误,内容较为平实,引人发笑的成分并不大;笑话A同是一种口误,但因其内容的隐含意义而令人发笑,且能造成“众生皆笑成一团”的客观效果。如果追究它的可笑之处,关键在于这种隐含意义无关其它而是涉性。即:

1 上床的隐晦涵义为性关系的发生,这一点套句俗话“地球人都知道”,尤其是其主语为成年非血缘关系的男女时,这种意义更为明显。这进一步导致了这一笑话更为可笑的其他理由:

2.   女性公开的主动的上床请求。

3.   陌生男女之间的“上床”应答。

4.   此种应答与场合(环境)的不适宜。

换句话说,上述笑话反映出现实中上床与性有一种真实的普遍承认的意义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主要与床作为性行为的发生地点有关。进一步说上床与性的关系是床与性关系的外延。由此,引出本文的正题——床上“性”事。

“性”

首先,本文中的“性”到底指什么需要作一下界定。尽管从学术上讲,“性存在”(sexuality)这个词汇已经替代了原来的“性”(sex)一词[1],但是,对这一性社会学核心概念的使用是不充分和不普遍的,尤其在中国,诸如性存在的阶层规定、性存在的行为、性存在的性别规定以及性存在的社会组织之类的学术话语还不多见。因此,谈性容易定“性”难。本文只好借鉴性存在的概念,将文中的“性”定义为建立在性生理、性心理基础上的社会行为;为了区分日常生活所言的性,使用“性”的文字形式[2](即带引号的性),这样,与性相关的社会事实都可涵盖进来,比如性别、婚姻等等,都进入到本文讨论的范围中来。或许正像布迪厄对社会学概念的见解那样,宽泛的模糊的才是最有利的。

如是,去探讨床与性的关系无疑又陷入了自然的辩证法,即二者既无关又相关,只是表现不同而已。如下所述:

床与“性”无必然关系论

这是基于床与性的自然属性得出的结论。根据如下:

.   二者在产生时间上无必然性。

在人尚未成为人之前,便有了自然的性。毕竟人只是生物的一个变种而已,且是有性生殖的物种(猿)的一个变种,因此,人在结成人类社会组织的同时,天然的具备了性的要素。而床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器具在原始社会阶段是不能够出现的,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床的存在。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人们生活方式还处于穴居和巢居的远古时期,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的生产能力的限制,为了避免潮湿与寒冷,人们只能用茅草、树叶、树皮或兽皮之类铺在地上,这就是最原始的席。从文字的考证来看,最早出现“床”的文献是据称记载殷商社会的《易经》,其中有巽在床下,用皮巫纷若,言无咎,……巽在床下,丧其资爷,贞凶巽卦颇吝,其中言喻,一人生病后惊恐而伏于床下,巫师施以巫术则平安无事,或有贼人入室,病人藏匿床下,丧失财产,结果凶。的话语。从卦中可以看见场面的恐怖和忧虑,病人伏于床下(巽、伏的意思)。在这里,床虽然仅仅起到道具的作用,但可以推断,商朝已出现了床,而且高度不低,下可容人。无论如何,从源头来看,床与性无必然的相关性。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讲,床的出现应是基本的生活需求比如防寒、防潮和基本的生理舒适需要的产物,而不是从性的需求创造的特定器具。

.   人的床上行为与“性”无必然性

唾手可得的证据就是床上睡眠。作为一种生理需要的补充,睡眠本身与性是无关的。有人或许会以性梦相反驳,关于性梦,弗洛伊德已经解释的很多了,它与人的心理更多相关,是社会的产物,也是性的现象。但是,一个人一生之中的睡眠或梦境是与性相关的多呢还是不相关的多呢?就人类的范畴来讲,所有人的所有生命活动期间内性梦是否是一个高比例的社会存在呢?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汉朝人许慎在《说文》中称床为安身之几坐也,明确说是座具。从秦汉时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漆画、帛画、雕塑和板刻中可以推断,床榻是当时使用最多的家具之一,主要供人坐、卧、寝,逐步形成了以床榻为中心的起居形式。到了汉代,床的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如宴饮、待客、游戏、读书和睡眠,乃至朝会、办公都会在床上进行。再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说:我认为曲折蜷缩卧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在这姿势下,任何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哲学家都能使人信服,任何科学家都会有划时代的新发明。这样的床上行为无疑与“性”无涉。逻辑上的辩解还是这样:只要有一件床上之事无关乎“性”,便不能说上床即“性”,从而可以认为床与“性”无必然关系。

.  “性”也未必需要床

床产生之前,“性”的发生地与其无关自不必说了,即便在有了床之后,“性”也不必一定要在床上进行。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行为可谓不拘一床,花园之中、浴盆之内,性之所致,随处为欢。在追求性的快乐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床上的性有快乐,床下的性也有快乐。当然也有人一生中的性都是在床上进行的,毕竟“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活动,但是性态度和性习惯却是后天学来的”[3],限于床上的性和不限于床上的性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不管怎样,床只是“性”发生的场所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选择。

因此,把床与“性”联系起来作必然推想的实际原因,大概含有社会心理的作用。如英国的假道学,看见裤子便会想到性,于是“indescribables”成为“裤子”的替代说法,不说买裤子,而说买了一条不能够描写的东西[4]

不过以上仅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无法回避也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点是:床确实与“性”有关。这也是不容否定的社会事实。

床与“性”的重要关系论

.  床上的直接性行为

 除了提供睡眠和休息的场所的功能以外,床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人类的“性”提供一个直接的适宜的地点。床是家具的一种,也是私人场域的象征,无论人们对待“性”持如何开放的态度,公共场域发生的“性”基本上还是一种不道德不适宜的行为。因此,在私人场域中,尤其在床上,“性”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在床上,一个人可以自慰、性幻想,两个人可以性交或性交合,多个人则可以群交。《红楼梦》中林黛玉和贾宝玉二人在床上讲笑话,可以称之为涉性的交往,也是人际性行为的一种。从这一点来定论床与“性”有着重要关系,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此外,诸多的性交技巧也是以床具为依托来完成的,这里不再赘述。

.  作为“性”符号的床

“所谓符号,是指能够有意义的代表其他事物的事物”[5]。床作为“性”的符号直指性事,在中外俗语上均可找到证据。古代威尼斯谚语,形容一位标准的妻子应该是“街上安详,寺内端庄,家中勤勉,床上癫狂”;中国的俗语对夫妻关系的描述是“上床夫妻,下床君子”[6]。这里提到的床上和上床都是对生物的“性”的一种符号化表述,而下床也不过是脱离生物的“性”之外的两性交往的宛转说法,也是一种“性”符号的表达。

作为“性”符号的床,承载了诸多“性”事,可以说是性文化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是生物性、心理性和社会性的一个见证。李银河认为性的意义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七种:第一,为了繁衍后代;第二,为了表达感情;第三,为了肉体快乐;第四,为了延年益寿;第五,为了维持生计;第六,为了建立或保持某种人际关系;第七,为了表达权力关系[7]。“性”的这些意义或功能都可以在床上找到对应的表现。除此而外,人们的床上行为也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性观念。

首先以中国古代的床上性文化为例,来考察作为“性”符号的床所承载的性观念及性意义。

(一)古人的新婚之床

1.床上用品铺盖讲求“四平八稳(四铺四盖)”“八平八稳(八铺八盖)”“六六顺(六铺六盖)”

床上用品既能表现和满足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睡眠的需求,也是夫妻床上性生活不可或缺的道具。对铺盖的讲究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与性相关的夫妻生活和夫妻关系的社会期望:稳定和谐,从中我们也可以对中国古人的部分性观念有所察觉:婚内的性行为应该服从于婚姻与家庭的需要,与社会价值观相适应,而不是强调其自身的特性。

2. 新郎新娘的婚床在新婚的前一天要由新郎和一个童男睡过,据说这样能使新娘易于怀孕得子。

这样的习俗表明了婚床之上性行为中的生殖目的,另外也是对童男性能力的一种崇拜,更是古代性别观念的一种反映:男性比女性在性行为及生殖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性和权力。

3. 床神。相传床神是一对夫妻,俗称“床公床母”,据说床公嗜茶而床母好酒。

这种对床公床母的行为规定和中国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义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酒是与性情的发扬联系在一起的,如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饮十八碗酒过景阳岗打死大虫;而茶则是与性灵的陶冶修炼以及佛道儒的“内省修行”思想相联的,如郑板桥的联句“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对女性的角色规定是“三从四德”,讲求妇道,而饮酒显然不在此列,女子好酒则更加是社会规范所不容许的。比之门神、灶神,作为家神之一的床公床母的角色扮演也是十分特殊的。可能的一个解释就是,这表现了古人对男性性能力的有限性和女性性能力的无限性的一种演绎。

4. 铺床是铺房(布置新房,由夫妻俱在儿女双全的所谓“全福”妇人操作)的一个重点,先要焚香祭拜床神(茶水和酒水必备),许多地方还有伴以动作的铺床仪式。另有铺床歌,如上海人的铺床歌“铺床铺床,金玉满堂。早生贵子,好抱儿郎”

这里将铺床仪式化,也就趋向于形成一种隐含文化观念的社会制度。而这种仪式是与家庭建设、经济收入、生育指向、重男轻女的观念紧密联系的,从中显示了性生活在家庭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床不仅代表“性”,也具有了与“性”相涉的婚姻和家庭相关的社会意义。

(二).床符。

床符主要有床上符、床脚符及通常的床符之分,其作用主要是:夫妻相爱,性事和谐;令人平安,不做恶梦;易于妇人生产以及大吉大利的象征等。

床符的存在表现了古人对床上生活的主动改造,通过符的信仰和使用驱使家庭生活、夫妻健康等向好的方向运行,同时也表明古人对床上生活夫妻关系(包括“性”)的重视,尤其是对家庭意义重大。

(三)床上巫术

如《金瓶梅》中,潘金莲为了重得西门庆的宠爱,运用“回背之术”将刻着人形的柳木放在床上枕头之内,使得“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忧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他”。

这样的故事表明了在古代中国社会中,男子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都具有至高无上性,女子要依附于男子的权力(“性”权力和家庭权力)之下生存,尤其是“性”的权力将一夫多妻制的家庭中男女之间的争夺、女子之间的斗争演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两性之间在性生活中是否拥有更多的分量,如感情、快乐、亲密等,成为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内容,而女性为此作出的努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也证明了“性”与情感的表达、肉体的快乐、人际关系的建立或保持以及权力关系相关。

以上是古代文化中的床与“性”[8],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床与“性”的关系也有着具备时代特征的解析,下面试举两例加以分析。

(一)床上性和床下性

在一些有关床与“性”的文章中,床上性俨然成为一种性禁锢,而床成为人性自由的一个羁绊。与回归自然、体验冲动、打破陈规、解放个性的理念相结合,倡导不拘时地的性行为成了一种流行的指针,将床和床上性视为压抑人的陋习,把床下性上升到观念自由的高度加以发扬。

这样一种论调无疑是与西方的性解放性自由相呼应的。区别在于西方的这种理念早在20世纪56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极至,而中国由于政治原因直到20世纪890年代才刚刚开始,而此时的西方早已回归,倡导以科学的态度多元的文化观念来看待性及与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提法并无新意,也不甚高明。床上性和床下性是一种自为的选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中国古代虽然处于讳性的状态中,但对性行为本身并没有很多细致的规范。无论是性交姿势、性交技巧、还是性交工具和性交场所都有繁复的所谓“花样”,可供人们选择。单就性的发生地来讲,家具中除了床,还有美人椅和春凳可供使用。因此,所谓性压抑,是社会造成的结果,并非床所能承担的。

(二)床上性礼仪

在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两点:一是要求非常细致,多是性交前后行为细节的规范;二是有针对性,或指责男性或约束女性。

比如这样一篇文章《男人的床上礼仪》,其中列举了男人的一些无礼行为,例如:内衣裤长了黑点、松紧带甩了或穿了洞、性爱的过程中男性因为寻求刺激而虐待伴侣、一边看球赛一边行事、事后伏在伴侣身上睡觉并发出鼻鼾声以及“事后烟”等等。在网络上,还有一些帖子,将矛头直指女性,认为女性的床上性礼仪有所欠缺,所列出的条目与指责男性行为的类似,多是生活细节的要求。

无庸讳言,以上几种行为确实是一种社会事实,但是反思一下,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以下问题:其一,这些行为只有男人或女人在做吗?其二,造成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三,这种礼仪要求要达到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能否实施?能否有效?如果不能回答以上几点,那么这些所谓的床上礼仪也不过是片面、肤浅、迎合某些人旨趣的无聊之作罢了。

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样的文章所展现的是社会性别的偏见,同时也有追求性平等及两性关系平等的意味,只是其社会意义不够普遍和深刻。这种礼仪缺乏是否普遍;造成床上礼仪缺乏的因素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还是二者各占一定比例的,这是首要清楚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大众都具有社会学的眼光,毕竟对“性”的问题大家需要认识和辨识的还有许多,社会人都应该努力去思考和解答。

                                  

综上所述,床与“性”的关系不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是人为的结果,是一种社会机制下的约定俗成。同时,将床作为“性”的符号去加以探究,我们会发现更多更有意义的社会现象及其内在社会机制。随着人类足迹的延伸,床上“性”事会更加丰富多彩,由此呈现出的社会事实也会更加繁复多样。单就这一点来看,性社会学的确大有可为。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阮芳赋、王榕芝、王素女:《Sex词义的演变和Sexuality概念的发展兼论其汉译》,来源: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1372,转贴自台湾性学会网站 http://www.sssst.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7

[]理安·艾斯勒:《神圣的欢爱》,黄觉、黄棣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

叶灵凤:《世界性俗丛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李银河:《性的问题》,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刘达临、胡宏霞:《云雨阴阳  中国性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1]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第17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参见阮芳赋、王榕芝、王素女《Sex词义的演变和Sexuality概念的发展兼论其汉译》一文,来源www.sexstudy.org/article.php?id=1372,转贴自台湾性学会网站 http://www.sssst.org.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37

[3] []理安·艾斯勒著《神圣的欢爱》,黄觉、黄棣光译,第2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 陈原著《语言与社会生活》,第8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

[5]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第12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 叶灵凤著《世界性俗丛谈》,第1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7] 李银河《性的问题》,第1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8] 以上所用中国古代床上性习俗摘自:刘达临、胡宏霞著 《云雨阴阳  中国性文化象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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