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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性 更是人权
嫖宿幼女、援助交际的他面呈现——基于纵向维度“入圈考察”的个案研究
作者:赵军(北京师范大学)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近年来,不断曝光的“少女卖淫案”、“性侵幼女案”,裹挟着性欲、权力、儿少这些最具吸引力的媒介传播元素,将“嫖宿幼女”、“援助交际”[[1]]持续聚焦为大众关注的热点。相应地,围绕该问题的研究日趋活跃,相关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增长较快。虽然在具体路径、策略、措施的选择上存在争议,但加重对此类行为惩处力度的“社会共识”业已达成[[2]]。然而,无论在媒体呈现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作为“被害人”和“救赎对象”的幼女、儿童却沦为福柯笔下“无名的他者”,他们的真实诉求,他们作为个体的利益,被简约化的“社会共识”遮蔽于混沌之中。在此情势下,此番以保护幼女性权利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修法运动”蕴含着偏离其应然航向的风险,有必要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研究现状与缺憾

围绕嫖宿幼女、援助交际问题,现有研究大致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刑法学的研究。这类研究无论从立法完善角度展开(含国际公约、比较法视角),还是从刑法适用角度展开(刑法解释学或教义学的探讨),其共同基点或元假设都定位于——嫖宿幼女是对幼女造成极其严重伤害应予严惩的行为。他们或者主张取消嫖宿幼女罪,直接将相应行为作为强奸罪(奸淫幼女)处理以维持重刑(死刑)威慑,确保刑法对幼女的“无歧视(无差别)保护”和“优先保护”;[[3]]或者主张将嫖宿幼女作为强迫幼女卖淫的一种特殊形式,保留对之适用死刑的可能性;[[4]]或者主张保留嫖宿幼女罪,以更重的刑罚(嫖宿幼女罪的起点刑为5年有期徒刑,高于强奸罪3年有期徒刑的起点刑)衡平嫖宿幼女较一般奸淫幼女行为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5]]或者主张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刑法解释将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理解为某种“竞合关系”,对通常的嫖宿幼女行为适用嫖宿幼女罪的刑罚,对具加重情节的嫖宿幼女行为(如嫖宿多名幼女,在公共场所当众嫖宿等)依照刑法第236条第3款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6]]即便在法律适用上否定对嫖宿幼女行为适用强奸罪加重法定刑的可能性,与“竞合说”对立的“互斥论”也在应然意义上对现行法在两罪法定刑设置上的“轻重无序”提出了批评[[7]]。有意思的是,当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声浪在舆论场域中逐渐占据上风时,取得强势话语地位的一方首先担心的是:单纯取消嫖宿幼女罪可能导致嫖宿幼女行为依强奸罪的起点刑被“轻判”,而这正是嫖宿幼女罪保留论者最核心的理由之一。[[8]]嫖宿幼女必然会对涉案幼女造成极严重的伤害,该“社会共识”的广泛程度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嫖宿幼女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毫无例外地对涉案幼女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从而应在刑法上被类型化为某种无宽宥可能的罪行?嫖宿幼女除了被立法者、司法者、主流学者、强势媒体、保护儿少的社会运动家所共同构建的刻板面向而外,有无其它被淹没、被忽略的他面?主流言说的基点与元假设真的就是某种不证自明的“真理”吗?对此,我国刑法学界至少在整体上尚未形成明晰的问题意识,更遑论对之展开客观、深入、全面的经验研究了。

第二类是社会学、法社会学或犯罪学的研究,这类研究的范围相对宽泛,除了刑法规制的嫖宿幼女,还包括外延更广的援助交际。这些研究有对域外情况的介绍,[[9]]有对本土情况的调查,[[10]]也有利用相关理论展开的分析评说。[[11]]值得一提的是,相对刑法学框架内研究基点或元假设的高度同质性,以社会学为基调的研究在看待嫖宿幼女、援助交际的基本态度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何春蕤教授更是正面肯定青少年援助交际的积极价值——“青少年的援交正如成人的交际一样,开创青少年许多人生机会,并且有助于不同年龄团体的互动。”[[12]]这类研究无疑会对刑法学界、普通民众业已成形的有关嫖宿幼女、援助交际的“共识性”刻板印象形成一定冲击,但在效果上仍让人“将信将疑”、“不敢苟同”。相对抽象的思辨分析自不必说,围绕该问题展开的经验研究多为截面式横向研究。最为常规的方法是征集若干援交者对之展开访谈,以了解援交、向他人提供性服务对当事人的意义与影响。然而,这种范式的研究一是很难深入(一次两三小时的访谈已算是“深度访谈”了),二是无法回答援交或性工作对当事人是否存在长期的、隐性的负面影响——这正是重罚嫖宿幼女最为关键的理由之一。

本研究的方法

要澄清这些疑问,需对嫖宿幼女、援助交际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展开深度的、追踪式的纵向考察,这要求研究者在方法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加大敏感问题、异常行为的调查深度;二是如何对边缘群体展开追踪考察。对此,笔者一直以来所力倡的“入圈式考察法”[[13]]具有一定优势。

所谓“入圈”,一方面是指通过真实的“关键人”、“中间人”利用实体状态的人际关系(而非仅通过虚拟网络)接近目标人群,以符合研究对象社交文化的方式融入研究对象的人际圈、关系圈(而非以“学者”的身份和方式进行访谈、观察),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类似朋友的、真实的信任关系。一旦“入圈”成功、“关系到位”,针对敏感人群、异常行为的调查就能顺利深入展开。本文所获两例个案分别是20042006年笔者在考察性工作期间通过入圈方式获得的。个案一通过关键人鲁警官获得,个案二通过关键人冯董获得,其后与两位个案主角“雪儿”与“晓芸”断断续续展开了长达6-8年(至20128月)的交往,并透过帮助“雪儿”联系就读学校、为“晓芸”出谋划策摆平麻烦等方式取得她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入圈”还要求接近、乃至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圈、情境圈,让研究对象在属于自己的生活情境中自由、自然、主体地呈现相对真实的自我(而非在具明显权力关系的“访谈情境”中被动回答问题),研究者则在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中理解、体验乃至感悟研究对象的心理及行为(而非单纯记录研究对象的口述并从自己的知识背景、生活经验出发“解读”访谈材料),从而达到“研究者基于对被访者生活与逻辑世界的了解与理解而实现的‘双方共同构建出来的真实’”这一定性调查的最高境界[[14]]。事实上,如果不进入“雪儿”和“晓芸”的具体生活情境,就很难准确理解她们的生活选择之于她们本人的价值,也很难全面评估儿童时期的“援交”或性工作经历对她们所产生的实际影响。申言之,不实实在在地“设身处地”,仅只通过间接描述展开研究,“访谈”所获很可能沦为研究者立于本人知识背景和价值立场的言说素材。

一旦成功进入研究对象的人际圈、生活圈,围绕敏感问题、异常行为的深度考察与纵向追踪便成为可能。当研究者成为研究对象人际圈、生活圈中一位受欢迎的访客乃至成员时,研究者就有可能了解研究对象的性格、爱好、特长、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经济状况、交友状况、价值取向,甚至饮食起居、性偏好等在通常访谈研究中难以全面掌握的情况,而对研究对象整体的全面把握是理解对象具体行为与心态的前提——不了解行为人及其境遇何以了解具体的行为?非但如此,入圈即意味着与研究对象长期交往的可能性,这就为长期观察研究对象、了解对象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提供了条件,这更是通常截面式访谈研究无法企及的[[15]]。本研究对研究对象长达6-8年的观察,是笔者了解儿童期援交或性工作经历对行为人长远影响的关键。

这里有一点方法论上的歧见需要澄清。有观点认为,“质性研究”中访谈或观察的个案数目不能太少,否则不足以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全面性。这其实是对定性研究的误解。强调样本量是定量研究的要求,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定规模的样本中找出“共性”与“规律”,或者说以样本数据来检验某种假设,但这一点并非定性研究的长项。定性研究作为探索性研究手段,首要的任务是发现事物的差异性、多样性、特殊性与个别性,帮助我们全面理解(而非精确测量)研究对象,了解事物的未知面向。这就要求研究者围绕个案,甚至一个个案展开深度发掘,而不是去寻求案例数量的简单叠加。后者只能成就某种浅表性的“举例说明”,前者才是真正意义或典型意义的定性研究——潘绥铭教授将之称为“求全法”[[16]]。就笔者的调查体验而言,以进入研究对象人际圈、生活圈为手段的入圈考察,是“求全”的有效手段。

调查结果

为便于读者了解调查过程,本文将两例个案的关键信息依调查的时间顺序列出。另外,该部叙述按实地研究的通常学术规范直接以第一人称展开。

个案一:

20048月,协助我调查的鲁警官给我讲了“雪儿”的故事。那是2003年春节前的一次例行清查,鲁警官发现开家具厂的谭老板(谭的老婆当时在老家照看老人、孩子)与一名叫雪儿的女孩住在一起。鲁警官认识雪儿,一对服刑毒贩夫妇的女儿,当时不到14岁(大约还差一个多月),没人管,这让鲁警官感到事态严重,就把他们带回派出所审查。谭老板听说自己犯了“奸淫幼女罪”,腿都软了,赶紧如实交代。——半年前,谭老板到一家按摩店按摩,见雪儿很“嫩”,就出高价(500元)在按摩间与雪儿发生了性关系,后来一问,雪儿才13岁,怪可怜的,就让她别在按摩店干了,5000元一个月跟着谭老板得了。很快,雪儿辞了按摩店的工,每周到谭老板租的公寓里陪谭老板两三次,月底就能得5000元钱,比按摩店强多了。这么过了大约一个来月,谭老板很喜欢雪儿,就另外出钱送已辍学一个学期的雪儿到一所私立学校读书,还专门为雪儿请了个大学生家教补课。就这样,两人住到了一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鲁警官犯难了——如果抓了谭老板,雪儿可真就没人管了。雪儿父母坐牢,爷爷奶奶除了退休金无任何收入,爷爷中风后偏瘫。当初雪儿父母刚被判刑时,她奶奶带着她到政法委上访,人还是鲁警官领回来的。不过,除了帮雪儿办了份低保,其它事儿谁也没法管。鲁警官找所长汇报,所长更为难,最后一商量,干脆把人放了,让他们不要再住一起就得了,反正还有一个多月雪儿也满14岁了。经过这事儿,尤其后来得知自己犯的嫖宿幼女罪比奸淫幼女罪还重,最低要判5年,谭老板对鲁警官感恩戴德,两人成了朋友。

2005年元旦过后没几天,我在谭老板安排的饭局上见到了雪儿。不到16岁的雪儿待人接物很得体,得知我是律师,就给我讲她父母的情况,咨询我有没有办法让他们提前出来。雪儿父母从前是开餐馆的,家境原本不错,后来先后染上毒瘾,吸空家产,还欠了不少债,直到最后“以贩养吸”双双被抓判刑。我说这种事情除了争取减刑,保外就医是最便捷的,雪儿听后有些失望——爸妈什么病也没有。

20056月,雪儿中考成绩不好。此后我通过鲁警官建议雪儿去读中专学旅游,就这样雪儿上了中专。

2006年、2007年,我两次通过关系找学校老师为雪儿提供实习机会。这期间,城市消费市场对家具品牌的要求越来越高,谭老板的家具生意一落千丈,业务重心被迫向县区转移,指望雪儿毕业后帮其打点生意的想法已不太现实。2008年雪儿毕业,经老师推荐去了当地一家不错的旅行社当导游,谭老板专程从县区赶回请我和鲁警官一起吃饭庆祝。

2009年夏,雪儿见到我,告诉我两件事:一是她已跳槽去了另一家旅行社,老板给了她更高的业务提成;二是谭老板的家具生意彻底垮了,不得不跟朋友到外地“跑矿”,两人已很少联系。雪儿说她很感激谭老板,要不是谭老板给她钱、供她读书,她的生活根本上不了“正轨”。当初父母判刑后自己没人管,就和一位大自己两岁的邻居帅哥谈恋爱,天天玩,就辍学了。为了有钱上网、吃饭,邻居帅哥托人介绍雪儿到按摩店“找钱”。按摩店老板看她年纪小,怕出事,不让她接客,只能按摩,所以收入不高。看到店里其他小姐赚钱快,小雪就背着老板偷偷接客赚钱,但也都和男朋友一起花掉了。后来遇到谭老板,觉得男朋友没什么意思,就断了。

2010年春节,雪儿打电话告诉我,她妈妈刑满释放了,我建议她看紧点,最好找点事情做,以免复吸。

2010年夏,雪儿开了家小洗衣店,我去看了,还不错,她妈妈到底开过餐馆,打点得井井有条。雪儿说,开店的钱是找新男友借的,新男友是一家酒店的老总,做旅游认识的。当年秋天,雪儿打电话说洗衣店的生意很好,她也辞了旅行社的工作。

2011年五一过后,我接到雪儿的短信,说她已经结婚了。

2012年夏回访时,本想找雪儿聊聊近况,但电话中得知她刚做母亲,就放弃了。

个案二:

2006年春节前,做建材生意的冯董请客,晚上唱歌时“晓芸”来了,很浓的晚妆,一曲《后来》隐约透着几分“过来人”的忧伤与淡定,若不是冯董向我炫耀晓芸“学生妹”的身份,我根本没察觉到她眼中残留的一点点青涩。

据冯董说,他是2005夏天在一家KTV偶然发现晓芸的。那家KTV的特色是“学生妹”,穿日韩风格的校服,拿着学生证(大多是假的,这更多是一种表演)让客人挑。冯董一眼就挑中了晓芸,不过晓芸学生证上的照片不像她本人,一问,得知晓芸并不是职高学生,“马上初二了”,之所以要冒充,是因为妈咪怕惹麻烦,不收初中生。冯董想自己算是“捡了个宝贝”,与晓芸建立了联系。

2006年夏,冯董约见我,说有点麻烦事儿,晓芸也来了。原来,晓芸交了一个职高的男朋友(以前是同一所中学的),两人在一起双方家长都知道。晓芸父母做音响生意,在X市的多家卖场代理了好几个主流电器品牌。父母对晓芸很好,很小就送她练钢琴、打网球、学英语,但她对这些都没兴趣,就爱看动漫、玩游戏、听歌追星,父母拿她没办法,对她“早恋”只能默许。有男朋友“打掩护”,她周末、假期在KTV坐台陪唱歌父母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坐台?晓芸的解释是,自己从小就特别爱唱歌,2005年暑假看到一名职高女生坐台唱歌不花钱还赚钱,就求人帮忙介绍“混”进了KTV。按冯董说法,晓芸是个购物狂,光他送给晓芸的手包就有十好几个,手机也是经常换。晓芸与男朋友闹翻是因为男朋友“小气”、“贪婪”,平时一起吃喝要晓芸埋单不说,还找她要钱买衣服,后来居然提出要晓芸“借钱”给他买摩托车。晓芸不答应,男朋友就翻脸,威胁要把她坐台的事情告诉父母。我问晓芸是否和男朋友发生过性关系,第一次发生时双方多大年龄。晓芸说他们最早发生性关系是2005年五一长假期间,那时晓芸13岁(晓芸20061月才满14周岁),对方当时15岁。我就让晓芸找双方共同的朋友传话,如果对方执意要闹,晓芸就到公安局告他“奸淫幼女”。这一招果然奏效,男朋友至此偃旗息鼓,双方和平分手。

然而,这事儿却让冯董忧心忡忡了。冯董向我坦白,在与晓芸交往数月后,他们发生了性关系,最早一次是2005年圣诞节前,为此还给晓芸派了一个万元红包。本想帮晓芸摆脱男朋友的纠缠,不想我的点拨反倒让晓芸意识到冯董也是“犯罪分子”,这让冯董如芒刺在背。打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冯董对晓芸都有求必应。

20071月,冯董给晓芸过生日,饭后去唱歌,我私下问她,冯董是不是对她最好的男人。晓芸说,“差不多吧,但有点像老爸,老土,不会玩。”我又问她家里经济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坐台?她说:“没事儿出来坐台唱歌,好玩,可以赚钱,认识不少人,有什么不好?再说,做人要靠自己,我爸爸就是从修电视机白手起家的。”

2007年末,我因调查“小姐被害”找晓芸帮忙联系访谈对象,发现晓芸这时已很少与冯董在一起了,按晓芸的说法,冯董在外地有了项目,“看不到人”;而冯董则向我抱怨,“晓芸太爱玩,有点受不了。”调查期间我见到了晓芸的新男友,一名迪厅歌手。晓芸对我说,她要好好练歌,也争取当歌手。

2008年夏,我与晓芸失去了联系。

2009年春节期间见到冯董,打听晓芸的下落,得知晓芸前一年暑期一连个把星期不回家,终于被妈妈发现了秘密,[[17]]父女大闹一场,晓芸和歌手男友出走广东。大约10月份,晓芸打电话向冯董求助,说是在广州应聘酒吧歌手,冯董往晓芸账户打了2万元,之后便再没联系。

2010年底,我接到晓芸的电话,说广东扫黄扫得厉害,她从内地介绍过去的一位女同学在KTV被抓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只要还没和客人发生关系就不要紧。果然,第二天晓芸回电话说,警察放人了。我问晓芸是否在当歌手,她说没当,竞争太激烈,赚不了多少钱;问她是否还和歌手男友在一起,她说歌手男友不争气,吸冰毒,影响到她,害得自己也进去关了几个月,分手了;我又问她是否还在KTV坐台,她说没有,现在网上就能“交朋友”,轻松多了,而且还可以挑爽气的、自己喜欢的客人。她现在“做高端”,一次2000-4000元,等攒够了钱就自己开家酒吧。

2011年秋,晓芸打电话给我,说她认识了一位浙江老板,有兴趣在X市投资酒吧,这可以让她提前实现梦想。

2012年夏,晓芸真把酒吧的事儿弄成了,但合作者并不是“浙江老板”,而是一名三十来岁的福建商人,晓芸爸爸出了全套电器设备,晓芸负责酒吧业务管理。我问晓芸,福建商人是不是男朋友,晓芸笑了:“他其实应该算是网上认识的客人,交往久了很谈得来。在商言商吧,有钱赚、有兴趣、讲信用就在一起做事情,没有这些,什么关系都没用。再说,别人也有老婆孩子。”那天,我问她与冯董还有无联系,她似乎想起了什么:“你别说,他人真不错。有的(客人)可就小气了,装大款,开空头支票,完事就不见了。(冯董)就是人老了点,有代沟。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分析

这两例通过入圈式考察所获取的纵向个案,呈现了嫖宿幼女、援助交际通常为人忽视的他面。

(一)“少女卖淫”(嫖宿幼女)、援助交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促成机理十分复杂,性产业对幼女的特殊消费需求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雪儿进入休闲店从事按摩服务的个人背景是家庭经济状况因父母吸毒急剧恶化、父母获刑后无人照料管教,直接动因是与男友在一起需要经济来源支撑“上网、吃饭”等开销;晓芸家庭经济条件很好,她到KTV坐台一是能免费唱歌娱乐满足个人爱好,二是可借此赚钱而无需向父母伸手。身处这样的“工作”情境,与客人“更进一步”发生性交易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两例个案中,既可看到家庭贫困、缺乏管教、崇尚消费这类“常规性成因”,又可看到家庭条件优越这种不太符合大众想象的“失足背景”,更可看到当代女性、儿童的“自立意识”在具体个案中与援交及性工作之间的关联。相反,性产业对幼女的特殊消费需求只是这一社会现象促成系统中的一个因子。两案中,相关场所的经营管理者为避免法律纠葛均对幼女“入行”持有某种程度的排斥或限制态度,但仍未能阻止雪儿、晓芸设法投入性产业。申言之,即便将“少女卖淫”、援助交际先验地视为一个社会“问题”(problem而非question),依靠严打组织、介绍、容留卖淫等“卖淫关联行为”,尤其是严罚嫖宿幼女的客人,很难收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实效。

(二)性产业中的客人与幼女之间以及性产业经营者与幼女之间并非全然的“加害-被害”关系,幼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双方的关系及互动进程从而表现出相当的主体性与掌控力。从“被害幼女”的角度看,在按摩店提供按摩服务的雪儿(私下)与谭老板发生性关系并答应以5000元的价格“包月”是双方协商的结果,被“包”后与男友分手是其权衡利弊之后的主动选择,在谭老板的帮助下完成学业进入新的工作生活场域以及后来逐渐淡化并最终终止与谭老板的关系更是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自主决断;晓芸在KTV坐(素)台、与冯董发生性关系并长期交往,是她满足自身娱乐需求、获取物质利益、扩大人际交往的手段,摆脱首任男友的纠缠是为了免遭经济盘剥,之后淡化与冯董的关系肇因于冯董与她的“代沟”及“不会玩”,这些均表现出晓芸在与冯董互动过程中相当程度的主动性与主体性。从“加害幼女”的客人方面看,谭老板不仅没有伤害雪儿,反倒资助雪儿复学并完成学业,谭的帮助是雪儿人生回复“正轨”的关键;冯董在晓芸的人生历程中虽谈不上是“关键先生”,但至少提供了某种朋友式的关心(为晓芸过生日)和帮助(为晓芸提供一定资金支持、协助晓芸摆脱男友纠缠),整个交往过程并未违背晓芸的意愿和利益。而相关涉性场所的经营者,无论是雪儿所在按摩店的老板,还是晓芸的KTV妈咪,都未对她们采取任何人身强制,她们来去自由,最初的进入甚至还要托人“走关系”。这些情节表明,并非所有嫖宿幼女案的幼女都是局外人通常想象的那种纯洁、无知、无性、无助、无力、被迫、受伤、客体化、任人摆布的“被害人”;并非所有嫖宿幼女的客人都是贪婪、凶残、灭绝人性、禽兽不如、为富不仁、借助钱势或权势欺压残害幼女身心的变态色情狂;相应地,嫖宿幼女案也不仅只有因生活所迫而鬻入勾栏、为恶人所害而逼良为娼、受不良腐朽思想所惑而误入歧途这类极其程式化的刻板脚本。

(三)援助交际或性工作经历对不同幼女的实际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专属于特定当事人的具体语境中,并不必然是“身心摧残”、“永久伤害”。雪儿在按摩店与谭老板完成性交易被“包”,不仅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还在谭老板的帮助下复学、完成学业,并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对于当时无经济来源、无人照料管教的雪儿来说,与谭老板维持“嫖宿”关系恐怕是对她最为有利的理性选择,这一点从鲁警官的“犯难”和派出所长私自做出的那个“玩忽职守”的决定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印证。从其后雪儿的职场流动、开店帮助母亲重新生活、利用工作机会找到“成功男”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经验看,其成熟、理性、努力、向上、自信及精明的人格品质虽不能说得益于其幼女时期的性工作经历,但至少说明这段经历并未对其社会化进程造成明显的、严重的、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晓芸从其与冯董的关系中获得了关心、娱乐、经济支持甚或性满足,更为重要的是,晓芸从类似关系及实践中扩充了自己的眼界及交际范围,并从中捕捉到了某些有益的商业机会和人生机会。值得注意的是,晓芸两次非基于财物交换关系的“恋情”反倒给她带来了相当负面的影响——第一任男友对晓芸进行了经济上的盘剥,第二任男友为她招致了几个月的“强制戒毒”。可见,无论在绝对还是相对意义上,援助交际或性工作经历对幼女的负面影响都不是必然的、恒定的和无差别的。

讨论

(一)普适性刑法规范与差异性经验事实

作为一种普适性法律规范,刑法以罪责刑三者间的均衡作为其正当性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18]]这就要求,刑法的罪刑设置能够适应现实生活中复杂多样的行为样态,既为法益侵害严重的行为预备较为严厉的刑罚,也为法益侵害相对轻微的行为预备相对宽缓的处理方式。同时,依罪刑法定原则之实质侧面的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行为,[[19]]刑法还必须为某些形式上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但实质上无法益侵害或威胁的行为提供出罪路径。本文个案显示,嫖宿幼女、少女卖淫以及外延更广的援助交际作为某种复杂的社会存在,具有极大的差异性。既存在那些广为媒体报道的对被害幼女造成极大伤害的恶性案件[[20]],也存在本文这种对当事幼女负面影响不明显甚或具有某种正面功能的个案。面对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改革的应然方向是尽量让刑法规范适应经验事实的多样化差异,而不是如当下强势话语所指向的单向度加重嫖宿幼女的刑罚当量。[[21]]

需顺带指出,任何制度安排都不可能兼顾所有情形的辩解,“极端个案”不足以动摇严罚嫖宿幼女这一居于道德高地和政治正确地位之政策取向的说辞,在该问题上难以成立。一方面,嫖宿幼女的各种情形通过深入研究完全可以进行类型化的区分以实现罪责刑的均衡,关键是目前占据优势话语地位的人是否愿意正视不同于己方诉求的经验事实;他方面,稍有社会调查常识的人都知道,进入司法程序、尤其是被媒体聚焦的案例未必一定是实际发生的同类型事件的“主体”或全部,更何况刑法作为普适性法律规范没有理由忽视任何个案中的正义,包括“极端个案”的正义。

(二)强势话语的构建与无名他者的失声

现实呈现是某种多样化的存在,但强势话语却为公众构建起“一边倒”的幼女被害“通用脚本”,以期实现单向度加重嫖宿幼女刑罚当量的法律改革目标。在“通用脚本”中,她们或为贫困所累别无选择,或因缺乏家庭学校管教误入歧途,或受社会“畸形价值观”影响自甘堕落,或遭歹人引诱强迫陷于渊薮。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受尽客人蹂躏、鸡头打骂、老鸨盘剥,身心俱损。即便个别幼女“自愿”投入性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某些实际利益、甚至从中得到了某种乐趣,那也一定是在“畸形价值观”影响下所形成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22]],是她们亟待拯救与保护的明证。也就是说,无论“卖淫少女”自愿与否、感受如何、境遇怎样,她们都是唯利是图的老鸨、鸡头、人贩子剥削的对象,都是贪官污吏、奸商巨贾发泄兽欲的工具,都遭受着“性别加年龄加阶级的三重宰制”,将她们从这三重宰制中拯救出来自然是某种“刻不容缓的义举”。[[23]]考察“通用脚本”的源头不难发现,它无非出自媒体报道、社会评论、司法文书或通报、乃至于文学作品的描绘,这些资讯来源的发布者将自己置于“净化社会空气”、“保护妇女儿童”、“反腐败”、“反阶级压迫”、“反性别歧视”这些道德优越、政治正确的立场,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话语权,构建出足以彰显其“幼女拯救者”、甚至“社会拯救者”形象的“通用脚本”。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关注焦点在于脚本对“被害幼女”、“加害客人”的形象刻画是否符合大众的集体想象,是否能够满足普通观众的观览兴趣与需求,是否利于推动实现他们作为政治成果所预设的法律改革目标。至于这个“脚本”是否真的“通用”,是否符合复杂多样的经验事实,是否真能起到保护妇幼、祛除腐败、“构建和谐社会”的效果,抑或会在某些个案中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是不为这些“剧作家”们关心的。

然而,在“通用脚本”构建过程中,事件的当事人——幼女、客人、“老鸨”及“皮条客”反倒被撂在一边,处于整体失声的状态。尤其是作为“被保护者”的“被害幼女”,她们的真实际遇、实际诉求、经验感受,都被主流话语的强音所掩盖。即便偶尔有机会面对镜头和话筒,这类人群的言说也必须附和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想象,以期获得大众、权力机构的谅解、宽大或饶恕。正是在这种福柯所说的“规训与惩罚”的实践中,包括“被害幼女”在内的当事人均沦为波伏娃笔下那种自在的、非本真的、丧失自我的“他者”(the other),他们作为次要者、“次等族类”[[24]]的声音被整体淹没。在这样的话语构建场域中,不仅司法机关如何排除舆论不当干预、如何坚守独立审判及司法公正的底线成为问题,立法机关如何冷静区分舆论场域中喧嚣嘈杂的“民意”以确保“沉默大多数”或者“沉默少数派”的权利,也成为十分棘手的重大问题。

(三)研究方法的转换与研究立场的转变

美国后殖民女性主义学者斯皮瓦克指出,“贱民”或“属下”(subaltern)等“底层群体不能说话”,作为“他者”的哑言主体(第三世界的妇女)在历史中被深深掩盖,其声音无法听到。美国后结构主义历史学家贺萧则认为,尽管“娼妓同其他所有下层群体一样,没有记载自己的生活,”但却可以通过构建底层群体历史的各种话语和叙事,从各种不协调的嘈杂话语的相互关系之中,识别底层群体发出的难以分辨的杂音或细语[[25]]。作为以各式文本为主要分析资料的史学研究,贺萧的工作为我们展示了通过“捕捉他者与权力面对的瞬间”认识他者的方法;而对于以现实生活实体为对象的社会学、犯罪学研究而言,以进入研究对象人际关系圈和生活情境圈为核心的“入圈式考察”,则为在通常社会场域中失声的“他者”提供了发声可能。研究者一旦融入“他者”的人际圈和情境圈,就很容易以“他者”的生活逻辑思考问题,这种不同于“疏离体验型”(experience-distant)的“贴近体验型”(experience-near)研究,是发现并理解特定生活情境中“他者”行为、心态乃至价值观的关键。在此基础上,研究立场将很容易由主流话语对“他者”的遮蔽与压制转向对“他者”的发现与赋权,并最终将主流话语中的“他者”还原为他们独特生活实践的“主体”,让这些“被言说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主体的声音、体验和叙述”得到应有的强调[[26]]。研究立场的这种转变对于以保护权利,尤其是以保护“边缘的权利”为己任的法学研究具有特别意义。显然,如果没有进入雪儿和晓芸的人际圈与情境圈,笔者就无法理解她们为什么尚未成年就进入了性产业,也无法了解那些看似“不堪”的经历、那些具象化的有别于法条脸谱式刻画的“嫖客”之于当时及后来的她们具有怎样的实际意义,更不可能知道何种生存策略对于具体语境中的当事人更为有利,当然也就无从知道何种方式的保护及制度安排才真正符合这些幼女们的实际利益。如此,融入研究对象人际关系圈和生活情境圈这一方法层面的技术手段,也就具有了强调以研究对象视角而非研究者视角理解研究对象这一方法论层面的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转换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他者”的“主体性”,祛除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可能带有的主体偏见和阶级偏见,并最终实现研究立场由居高临下的虚妄拯救向为社会边缘与底层群体赋权的关键转变。

(四)社会变迁中的妇幼利益与道德焦虑下的保护运动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最为剧烈、最为深刻的时期之一。在“现代化”的轴线下,社会的开放度、多元度日益增强,中国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完成了从文革“无性文化”到“性革命”的重大转变[[27]]——性的“唯生殖目的论”、“精神禁欲主义”遭破除,狭隘的贞洁观念消退,性的“爱情主义”[[28]]成为主流,性的“快乐主义”[[29]]登上历史舞台,性表达走向公开化,性关系与婚姻相对分离,婚前、婚外及多伴侣性行为大量增加,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个人性权利意识崛起,而对性进行管制的法律制度也开始放弃唯道德主义原则,转而奉行功利主义和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30]]。尤其是步入21世纪后,中国进入“性化时代”(sexualized era),性现象进一步公开化,个体性实践的自由度剧增,社会对“小三”、“二奶”、“一夜情”、同性恋等非主流性现象包容度上升,性的消费化、符号化、时尚化倾向更为突出,与性相关的各种产品、服务、广告、报道、行为、话语可谓铺天盖地,加之国际刑法非犯罪化、刑罚轻缓化潮流对中国法律界影响日盛,法律对国民性活动的实际规制力度明显减弱[[31]]。这一社会转型是对从前“性禁锢”等反性意识形态的反动,是公民权利张扬的表现,为中国人更大程度地实现“性福”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这一转变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中国社会,特别是保守阶层的道德焦虑,要求强化性规制的呼声一直都很强烈[[32]]然而,在性革命已初步完成、社会日渐“性化”、“严打”理念总体消退、非罪化及轻刑化刑事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普遍地、抽象地缩减国民性权利、限制民众性自由的反性意识形态,利用严刑峻法强力规制公民性活动的保守主义刑事理念,已难以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此情势下,保护妇女儿童便成为阻击、反转社会“性化”趋势、强化刑事规制的突破口。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妇女、儿童作为弱者,其权利应得到特别保护,这是社会共识。为此,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规定: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暂时特别措施,以及为保护女性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不得视为歧视;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也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此即儿童权利保护之“最大利益原则”(The Best Interests Principle)。“根据客观化理论,决策者的信念所反映的客观状态就是儿童的利益。……儿童在和周围社会融和时可能需要指导,而不是受社会环境的自然调节和控制。[[33]]在性问题上,即便幼女是“自愿的”,因其没有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行使性自主权的能力,法律有必要以“违背年轻女孩之意志的方式保护年轻女孩”(to protect young girls against themselves[[34]],以避免性活动对她们造成“永久伤害”。这意味着,在妇女、儿童的交汇点上,剥夺幼女的性自主权,严罚“自愿状态下”与幼女发生的性行为(包括性交易),是对幼女的特殊保护,符合她们的“最大利益”。但本文个案可见,当事幼女基于本人特定生活情境自愿做出与他人发生性交易的选择,未必会对她们造成严重的、永久的伤害,相反,这样的选择对于特定生活情境中的她们未必没有实际利益[[35]]。其实,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首要基点是将儿童视为权利的主体而非客体,该原则的设立原本就是为了保护儿童的“能动自治”,“鼓励他们接受周围的影响并因此而承担后果。儿童应该有能力决定什么是我的利益,……这种由儿童自己决定的结果就可看作是他们的最大利益。”[[36]]相反,过度强调成人社会的判断和安排必然损害儿童的利益,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进程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养成,在儿童性主体意识、个体独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尤其如此。而以“中产阶级”[[37]]法学家或言说者对人生价值的判断标准评价社会底层群体基于其有限生活资源所发展出的生存策略,说得轻一点是“脱离群众”,说得重一点就是强势阶层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与话语霸权,其实际结果不一定是保护与救赎,更可能是剥夺与迫害。据此,抽象地、不加区分地严惩嫖宿幼女或援助交际未必符合当事幼女的利益,严罚诉求更多还是出于整肃社会风化、维护性秩序的考虑,其玄妙在于不动声色地利用了社会希望对弱者展开特殊保护的善良共识。

第二、制造、放大“性危机”,尤其是“幼女性危机”,符合媒体利益。媒体要想在激烈的资讯市场竞争中生存,就必须极力挖掘社会问题、报道社会冲突、呈现社会危机,以吸引社会关注[[38]]。这其中,与性相关的问题、冲突与危机既具备更为强劲的聚焦力,又距离核心敏感政治议题较远[[39]],在现实中逐渐演化为媒体提升、维持民众关注度的优质素材。于是,少女援交、嫖宿幼女或者官员、校长、老师性侵幼女等与未成年人性权利相关的事件成为媒体竞相追捧的热门题材,对这些案件高密度的聚焦与耸动性报道逐渐在舆论场域中营造出“幼女性危机”的社会氛围。加之相关案件涉案者与官员、富商等权势身份的勾连,进一步激活了媒体受众在该话题领域仇官、仇富及肃贪反腐的心理诉求。在此氛围下,从严惩处涉案人员的巨大声浪不仅对司法独立判案构成威胁,类似废除“嫖宿幼女罪”以便用死刑威慑嫖幼行为的修法诉求也对立法机构形成了强大舆论压力。就连相对超然的学术研究人员,也不得不在加重处罚力度的框架内讨论相关法律修改或适用问题。然而,现实生活中儿童性权利的整体状况如何?侵害未成年人性权利的犯罪率究竟有多高?趋势如何?这类犯罪在犯罪整体格局中占据怎样的比例?相关性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有无差异?是否所有奸淫幼女、嫖宿幼女案的行为人都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十恶不赦”?是否需要区别对待?为什么那些更为多发、对普通人人身及财产法益威胁更大的犯罪未见如此高规格、高密度的报道与评说?为什么20天内报道8起校园性侵案便可据以断定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里,性侵未成年人“频发”?[[40]]所有这些事关真相的疑问,都不为媒体关心——媒体已通过那些耸动性报道制造出了一个未必存在或未必如此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已足以让受众相信,幼女的性安全正遭受严重的、普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这种危机情绪的支配下,理性的思考、性的自由、儿童的自主、社会生活样态的多样性以及刑事法治的核心价值及其应然方向,便不得不让位于“幼女性危机”的化解与性道德焦虑的排遣,严厉的性规制诉求籍此获得上位的契机。[[41]]

第三、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保护话语”一旦取得政治正确地位,就很容易在公开场域形成对“沉默大多数”和“边缘少数”的有效压制。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在性领域促成了中国性革命及性化时代的到来,在法领域则培育起了公民权利话语,相应地,不关乎第三者利害、私密的性活动呈现出非罪化、轻罪化的趋势,刑罚对无被害人的非暴力性犯罪的规制力度显著减弱。以1997年修订刑法对流氓罪的分解,2004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严打”政策的替换为标志,这一顺应国际刑法潮流、合乎中国社会变迁内在逻辑的大势逐渐获得学界主流和普通民众的认同。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以微博等自媒体信息技术为推手,中国网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政治热情得以调动,加速推进中国社会文明化、“法制化”[[42]]的诉求在网络空间得以释放。在各种嘈杂声浪中,保护妇女儿童、整肃日渐失范的性道德风尚、重建“文明的”性秩序、严惩残害妇幼的贪官“土豪”[[43]]等居于政治正确地位的声音被迅速放大。尤其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急速提升国家地位与形象、构建和谐社会与文明强国的全民冲动。一方面,人们在摆脱贫困之后对社会秩序和国民素质产生了更高的期许,公民情感日趋“娇贵化”[[44]],从前可以容忍甚至习以为常的现象被问题化、违法化、犯罪化或重罪化——民间流传数百年的“二人转”因其性内容被评价为“三俗”,熟人间用来开玩笑图乐呵的“荤段子”成了的“性骚扰”,公共场合“光膀子”、爆“国骂”从没品味素质低演化为治安处罚的备选对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曾经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也因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增设的“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而进入刑事规制领域。这种公民情感的娇贵化转变,使得一直都有早婚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再容忍幼女的性行为,与幼女发生性关系被视为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不介入暴力、胁迫的嫖宿幼女、奸淫幼女由此成为亟待极重刑罚(死刑)坚决清除的重大犯罪。另一方面,媒体为迎合受众观览兴趣和阅读心理所作的选择性耸动报道,帮助大众建立起贪官、“土豪”利用权/钱势残害蹂躏无辜、无助、无性之清纯少女的集体想象,从而为相关严惩动议赋予反贪官、“打土豪”等极具民粹煽动力的政治内涵。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所谓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罪化、刑罚轻缓化、公民性自由的维护、妇女儿童性自主权的确认与强化、边缘弱势群体生活方式的选择权等话语,尽管在一般抽象意义上已取得相当强势的地位,可一旦涉及嫖宿幼女、援助交际这类具体议题,其支持者便不得不在巨大的道德及政治压力下集体收声。于是,要求严厉规制公民性活动的诉求,便在保护幼女议题上得以强力推进,这种不顾“被保护者”具体感受和实际利益的“过度保护”对“被保护者”所可能造成的损害,过度规制公民性活动对公民自由空间所形成的潜在威胁,则鲜有质疑。即便有人质疑,也会被贴上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一类的标签,接踵而至的多半是对质疑者人品及道德情操的检讨乃至攻击。

结语

与传统社会不同,在媒体、自媒体极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对刑事法治、个人权利的威胁已开始由国家公权的肆意与扩张转向话语滥用与民意操弄。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从前那种干预、破坏、阻碍司法公正及立法正义的行政力量正逐步让位于舆论场域中的话语操控与博弈。由以上探讨不难看出,作为话语操控博弈结果而呈现的“舆论”、“民意”,未必能反映法的公平与正义。为防止“舆论”、“民意”以及政治正确、道德优越的强势话语侵害公民权利、绑架立法司法,国家亟待从制度层面强化司法活动的独立性,积极为弱势边缘群体提供意见表达渠道,让异质声音有机会在法律运行及演进过程中对强势话语形成有效制衡。作为研究者,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情境,对之展开主体性呈现,将无名他者的声音及诉求传递给社会公众,这既是研究方法的改进,更是社会责任的担当。



[[1]] 援助交际简称援交是一个源自日本的名词最初指少女为获得金钱而答应与男士约会后逐渐演化为学生卖春的代名词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援交少女具有相当大的自主选择权并非对方有要求就得提供性服务双方有一个交流了解的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性工作者这也是本文将嫖宿幼女或少女卖淫与援助交际并列使用的原因。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于201310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即是这一社会共识的阶段性成果与集中体现。

[[3]] 参见张荣丽:嫖宿幼女罪存废论——基于儿童优先和非歧视原则的分析.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1期;安翱:奸淫幼女罪相关问题探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另外.四部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20条规定: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显然.这种尽量压缩嫖宿幼女罪适用空间的解释方向.即是该思路在实务层面的具体呈现。

[[4]] 参见赵合俊:嫖宿幼女罪再思考——一种国际公约的视角.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5期。

[[5]] 牛牪.魏东:驳嫖宿幼女罪取消论.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6]] 参见张明楷: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型强奸罪的关系.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11期;劳东燕: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新论.载于清华法学.2011年第2期。

[[7]] 参见车浩: 强奸罪与嫖宿幼女罪的关系.载法学研究.2010 年第 2 期。

[[8]] 参见新浪微博@徐昕2013622日所发微博.ceis_ori=1&key_word=%E5%AB%96%E5%AE%BF%E5%B9%BC%E5%A5%B3&is_search=1.最后访问日期:201374日。

[[9]] 邵家臻:香港少女援交现象的另类诘问.载青年探索.2011 年第 5 期;高强:金钱.情感交流与性爱——日本八位援交少男的性商品化考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2期;童小军.方奕.漆光鸿:日本.台湾两地青少年援助交际的文献综述.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8期。

[[10]] 参见童小军.赵静.朱晓宇:青少年援助交际行为访谈报告.载当代青年研究.201009期。

[[11]] 参见马姝:社会治理中的他者: 援交事件的女性主义视角的分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 年第 3 期;孙道萃:众声喧哗: 以社会身份偏见另视嫖宿幼女罪之是非.载财经政法资讯.2012 年第 6 期。

[[12]] 何春蕤:援助交际:性权派女性主义的立场.http://intermargins.net/repression/sexwork/types/enjo/jointercourse.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74.

[[13]] 参见赵军:边缘的权利:女性性工作者被害问题经验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23页。

[[14]] 黄盈盈.潘绥铭:论方法:定性调查中共述”.共景”.共情的递进.载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

[[15]] 通常截面式访谈充其量只能部分回溯历史.无法在纵向维度上展开实时观察。

[[16]] 黄盈盈.潘绥铭.王东:定性调查:求同法”.求异法与求全法的不同性质.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7]] 晓芸当时在一所寄宿制职高读书平时不回家父母不知道假期不回家才引起父母警觉。

[[18]] 参见刘守芬.方泉:罪行均衡的立法实现.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2期。

[[19]] 参见付立庆:善待罪刑法定:以我国刑法第三条之检讨为切入点.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0]] 如介入强迫.人身强制.经济盘剥情节的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 http://baike.baidu.com/view/3470507.htm.最后访问时间:2013715日)。

[[21]] 是取消嫖宿幼女罪从而对相关行为直接适用强奸罪的加重条款还是通过刑法解释将严重的嫖宿幼女行为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处理抑或在取消嫖宿幼女罪的情况下通过某种技术处理对相关行为维持高于强奸罪最低法定刑的量刑起点这些看似分歧的主张在本质诉求上都是单向度加重嫖宿幼女行为的刑罚当量。

[[22]] 邵家臻:香港少女援交现象的另类诘问.载青年探索.2011 年第 5 期;高强:金钱.情感交流与性爱——日本八位援交少男的性商品化考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2期;童小军.方奕.漆光鸿:日本.台湾两地青少年援助交际的文献综述.载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8期。

[[23]] 女性向男性出卖肉体是性别宰制”.儿童向成人提供性服务是年龄宰制”.穷人向富人或官人卖淫则是阶级宰制。(参见前9.邵家臻文)

[[24]] 参见戴雪红: 他者与主体: 女性主义视角.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 年第 6 期。

[[25]] 参见[美]加··斯皮瓦克: 属下能说话吗?.载罗钢.刘象愚主编: 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125 页。

[[26]] 参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17页。

[[27]] 参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6-7页。

[[28]] 无论婚内婚外.以爱情为基础的性就是道德的。

[[29]] 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快乐的性就是道德的。

[[30]] 1997年修订刑法取消流氓罪后.同性性行为.婚外性行为(乱搞男女关系.对色情品的享用(不含制造.传播等行为)等不直接关涉第三人权利的性(关联)行为回归私人领域。

[[31]] 譬如依笔者对性产业的考察许多地方公安机关对性工作的查处力度在2000年以后显著弱化潘绥铭教授将此现象概况为公权力性管制的作秀化。(参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32]] 例如,要求加大扫黄打非力度净化社会环境的呼吁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媒体上出现。

[[33]] 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下).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34]] 苏力:司法解释.公共政策和最高法院.载法学.2003年第8期。

[[35]] 有关儿童时期的性经历未必导致严重不良后果的定量研究.参见赵军:色情资讯与未成年人犯罪经验研究——以对数回归模型为分析工具.载赵秉志主编刑法论丛(第22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36]] 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下).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第1期。

[[37]] 有观点认为中国尚未形成中产阶级”.在此只是借用这个西方概念指称中国社会居于中上层的主流群体

[[38]] 参见吴敏伦:香港的性政治.载何春蕤主编:转眼历史:两岸三地性运回顾.桃源县中坜市: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2年版.15页。

[[39]] 性政治也是政治但在中国大陆现实语境下它是某种距核心政治议题相对较远的问题。

[[40]] 参见208起校园性侵案.频发侵犯未成年人权益事件.http://news.hsw.cn/system/2013/05/31/051680407.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1018日。

[[41]] 这一状况与香港保守反性团体所谓传媒政治危机政治的操弄手法及其结果颇为相似(参见吴敏伦:香港的性政治.载何春蕤主编:转眼历史:两岸三地性运回顾.桃源县中坜市: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2年版.15页)。

[[42]] 法制化更多具有以法规制不良行为的意思其基点是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与基于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化存在显著差异。

[[43]] 土豪原指在乡里凭借财势横行霸道的坏人现常被引申为为富不仁的暴发户或者在网络游戏上舍得花大钱的玩家如此等等。

[[44]] 有关社会文明化进程中公民情感的娇贵化论述.参见何春蕤:情感娇贵化——变化中的台湾性布局.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06296285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310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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