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您的位置:首页>>实况与实践
全文检索
实况与实践
肯定性咨询法:性与性别少数的心理咨询
作者:方刚 杨志红(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  时间:2016年08月21日
来源:《沟通与汇聚——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虽然2001年,中国的精神疾病鉴定标准中,便已经将同性恋去除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心理学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试图“矫正”他们。这背后的偏见与歧视,并没有被中国心理学界普遍、清楚地认识到。

与此同时,随着整个社会对性与性别少数接纳程度的提升,必将有越来越多的性与性别少数有勇气走进心理咨询机构,寻求帮助。咨询师是否有能力给他们帮助?还是会对他们造成二次伤害?

在这种背景下,笔者将西方近年针对性与性别少数的肯定性心理咨询法介绍到中国。除翻译综述其主要研究成果之外,笔者还与性与性别少数社群密切合作,与中国本土实践相结合,纳入大量中国本土的咨询案例。历时五年,四易其稿,完成28万字的《肯定性咨询法》一书。本文,是对肯定性咨询法的简要介绍。

肯定性咨询法(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不是一种具体的咨询技术,而更接近于一种咨询理念、咨询态度、咨询策略。掌握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可以结合心理咨询的已有各流派技术,来提升自己的咨询能力。

有学者认为,对心理咨询师使用“肯定性”一词,他们会有“被强迫”的感觉,所以主张翻译为“接受性咨询法”,更容易被咨询师接受。但是,接受性对应英文是acceptive affirmative词义较重、较积极,acceptive词义较轻、较中立。肯定接受的关键区别在于预设立场,肯定的预设立场是对异性恋正统主义和顺性别正统主义进行批判的,而接受则没有这样的批判。

我们希望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是有这样的批判立场的。

肯定性咨询法是一种鼓励非异性恋者和/或非顺性别来访者接受他们的性倾向、性别认同与性别表达,而不会试图将非异性恋者和/或非顺性别者转变为“正常人”,或劝说非异性恋者和/或非顺性别者减少乃至消除同性恋、跨性别欲望或行为的心理疗法。肯定性咨询法强调性与性别少数的存在不是一种心理疾病,并且认为个体接受并肯定自己是其从其他的心理不适或物质滥用中康复的关键组成部分。

该疗法的核心是强调对来访者的无条件积极关注和接受,尊重来访者的尊严和价值。正由于肯定性咨询法不会规定一种特定的实践方式,所以这种疗法的指导原则可以用于各种具体的咨询流派;也可用于接待不同的来访者系统,如团体咨询、个体咨询、伴侣咨询以及家庭治疗等。

肯定性咨询法的准则与原则

正如Crisp指出的那样,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在心理咨询实践中与很多的社会工作准则相一致,这些准则包括:[[1]]

1 环境中的人:来访者不是脱离周围世界的孤立个体,同性恋个体被置于一个与他们互动的不同环境和他们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情境下来看待。比如说,在接待同性恋来访者时,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会关注来访者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他们向他人公开性倾向的程度,以及来访者在这些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2 优势观点:将同性恋个体看作是有很多优势的人,这些优势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呈现出来的问题。合适的、肯定性咨询实践者也会使用其他的优势模型的组成部分,包括自我决定,即支持同性恋来访者自己决定何时、向何人公开他们的性倾向;关注健康而不是病态,即将同性恋看作与异性恋一样健康的性倾向;以及意识提升,即鼓励同性恋来访者检验恐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

3 文化胜任模型:很多这样的模型认为针对不同人群而采用不同的文化敏感实践方式,需要咨询师全面检验自己拥有的对相应人群的知识基础、态度和观点,以及是否具备接待该人群的基本技能。Van Den Bergh以及Crisp认为,咨询师实践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是一种文化胜任能力的表现,与咨询师接待少数族裔人士的文化敏感性相类似。[[2]]

此外,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需要注意的其他方面包括以下六条基本原则:

1 不要假定所有的来访者都是异性恋者。

2 要知道来访者呈现出来的不适和冲突是其自身和社会的恐同造成的,而不是性倾向本身的问题。

3 将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接受自己的非异性恋/非顺性别身份看作是咨询帮助过程的积极成果。

4 帮助来访者减少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的内化的恐同,以便于来访者最终能积极的整合自己的性与性别少数身份,完成自我认同。

5 咨询师应该熟知各种关于性与性别少数身份形成和“出柜”方面的理论。

6 咨询师要具备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资格,要先处理好自己的恐同、恐跨以及异性恋主义、顺性别主义偏见。[[3]]

Hunter及其同事也提出了肯定性咨询法的一些指导方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理解并遵守自己该有的职业伦理准则;尊重来访者的性倾向;不要将来访者的性倾向看作是有问题的;不要试图改变来访者的性倾向;支持来访者自我决定其“出柜”程度;避免去试图指出来访者性倾向的成因,因为这样做也会伤害来访者。[[4]]

要进行同性恋伴侣治疗,治疗师至少需要理解:

1,案主的社会处境。其中最重要的,是三重压迫:父权体制,异性恋主义,同性恋恐惧,以及性别社会化造成的影响。

2、案主的发展历程。这包括对性(sexuality)概念包括性倾向的理解,以及个体的认同形成过程。

3、伴侣关系的发展历程。[[5]]

有学者在讨论同性恋伴侣咨询的时候,做出如下的总结:

1. 采用肯定式心理治疗,已经被主流精神医学界认为是和同志案主工作时,基本而必须的做法。

2. 治疗者必须不断检视自己本身内化的同性恋恐惧,并探索自己被异性恋主义所影响的程度及范围。对于治疗者自身来说,这往往是最困难、却也最重要的部分。

3. 适时而适度的帮助案主辨认、探索、理解、进而改变异性恋主义、同性恋恐惧、以及性别社会化的影响,是治疗的核心重点。然而在治疗过程中,在何时、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个议题来讨论,需要细腻而谨慎的计划。在肯定式心理治疗中提出并处理同性恋恐惧,就如同在动力心理治疗中运用诠释和面质的技术一样,需要足够的敏锐度和好的督导过程。足够的动力精神医学训练对此部分很有助益。

4. 问题解决导向的治疗方式,可帮助案主处理外来的威胁情境。认知治疗则可降低案主内化负面资讯的程度。帮助案主练习适度的“外化问题”,不仅可以减少自我否定,且更能协助案主认识异性恋主义及同性恋恐惧的影响力。

5. 界限(boundary)议题,尤其是关于性及感情关系的界限,是治疗师在伦理上必须遵守的。[[6]]

6. 安全感以及被接纳的感受,是帮助案主顺利克服认同发展过程中的阻碍,成长为健康成人最重要的力量。[[7]]

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WPATH)在《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的健康照护准则·第七版》中也提到了健康照护的伦理指引:过去曾经将治疗目的放在试图改变一个人的性别认同,并且使性别表达与出生时的指定性别更加一致,但是,并没有成功,特别是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治疗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合乎伦理的。

如果心理咨询师对于处理变性者、跨性别者、和非性别常规者,及他们的家庭,感到不自在或经验不足时,他们应该将来访者转介给有能力提供服务的人,或者,至少,向专业同侪咨询。如果当地缺乏执业者,则可以透过远距医疗的模式来进行咨询,以便满足当地对远距咨询的需求。[[8]]

总的来说,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疗法框架下,咨询师在实践中支持性与性别少数人群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采取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承认和尊重来访者的性与性别身份,并且运用积极的肯定性的方法帮助来访者处理由异性恋/顺性别主义和内化的同性恋/跨性别消极信息带来的影响。咨询师和来访者都同意肯定性咨询法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来访者将其性与性别少数身份整合进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做好心理、社会和情感调试,使来访者充分体验作为“性与性别少数身份的人”的生活经验。

所以,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是一种真正充分尊重来访者的性与性别人权的咨询取向。那些质疑这种疗法会使来访者最终只能接受同性恋或双性恋性倾向的人,本质上还是因为将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倾向看作是不正常的,是劣于异性恋性倾向的。这种表面上标榜的所谓尊重来访者自主性,最终却有可能将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带入不符合伦理要求的扭转疗法漩涡的做法,对来访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整个心理学界朝着多元开放的方向发展。

如何成为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

肯定性咨询法是真正尊重来访者的、基于人权的、基于平等的咨询方法。它符合咨询伦理,对来访者有帮助。在面对同性恋与跨性别来访者时,肯定性咨询法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成为一个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不仅需要专业的咨询技术,更重要的对于同性恋、跨性别等性多元群体的正确知识、公正态度,以及基于这种正确知识和公正态度的咨询策略。

(一)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的准备

肯定疗法对咨询师最核心、最重要的要求是:

1)治疗师的能力。

2)治疗师要肯定性与性别少数文化。

3)治疗师看待性倾向与性别身份问题的包容性。[[9]]

Davies指出了咨询师持有的可能会阻止其实施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一些信念,包括:同性恋是罪孽的或违背上帝旨意的;同性恋是病态的、反常的或变态的;同性恋次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前提下的恋爱才是唯一健康的恋爱关系;同性恋者的恋爱都是短暂的,以性为目的的,或缺乏深度的;同性恋者更有可能性侵害未成年人;同性恋父母不如异性恋父母;以及双性恋者是可以决定自己想成为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的。持有这些观点的咨询师无法有效地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因为这样的咨询师不可能尊重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并协助他们完成身份认同。当持有这些信念的咨询师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就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咨询师如果认为同性恋性倾向是违背上帝旨意的话,就会导致他们将改变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同性恋性倾向当作治疗干预的目标,以为这样来访者就不再是罪人了;咨询师如果认为同性恋者更有可能性侵未成年人的话,就会使得咨询师在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没有呈现任何其他征兆的前提下,就将来访者诊断为是有“恋童癖”倾向的。[[10]]

今天中国虽然各种针对心理咨询师的培训遍地开花,但几乎都没有为学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使学生掌握接待和帮助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必要的知识、态度和技能,一些培训中甚至可能强化着对包括同性恋、跨性别群体在内的错误知识和污名化态度。可想而知,这些咨询师参加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后,由于社会传达给他们的关于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带有污名化的信息,这样的咨询师就难以致力于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从而为来访者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因此,可以说很多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往往都只能到那些毫无准备和带有偏见的咨询师那里进行咨询,这样的咨询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咨询师要想有效帮助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解决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冲突带来的问题,除了需要掌握大量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知识,全面了解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生活方式外,还有必要致力于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这对于咨询结果的成功与否和咨询目标能否实现都非常重要。

想成为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应该先了解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内部的多元性。性与性别少数个体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即他们是其咨询师的第一个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性与性别少数个体沮丧地报告说,他们不得不向那些他们想要寻求帮忙的人教予知识。另外,在一些想要进行激素替代治疗或性别重塑手术的跨性别个体的案例中,咨询师经常处于一个能评估他们的来访者是否适合进行治疗的位置。这常常会导致来访者的愤怒和沮丧,因为他们比那些有权力决定来访者是否进行极为需要的程序的治疗师们了解更多。

许多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在咨询中,会询问一些政策、制度及法律方面的问题。对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而言,咨询师扮演的是支持者的角色,所以咨询师了解提供和消除保护的法律也是至关重要的。咨询师要时刻掌握有关性与性别少数个体的研究与实践的最新资讯,倾听来自性与性别少数个体的声音。

咨询师需要了解双性恋者所面临的特殊挑战;需要了解青少年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还需要了解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的代际之间的不同之处,应该熟悉老年性与性别少数人群面临的挑战;咨询师也有必要了解那些存在肢体、感官、和/或认知/情绪障碍和残疾的性与性别少数个体面临的特殊问题;需要了解同时属于少数民族群体或不同种族的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和挑战,这些不同的身份常常会给来访者带来多元的,并且是冲突的规范、价值观和信念;等等。

可见,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要了解生活中异性恋主义对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生活情境的影响程度,以及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特有的亚文化网络系统”。此外,咨询师还必须全面检验他们自己在自我概念、性别认同以及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态度方面的动力学模式,并且还要意识到他们自己可能通过“未经加工的反移情”表现出来的反同态度和异性恋主义偏见。[[11]]咨询师只有具备了以上这些特点,才有可能进一步在实践中成为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

咨询师要想恰当地使用肯定性咨询法,有效地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就应该详细了解这一人群生活的社会环境,熟悉性与性别少数身份带给他们的特殊问题。由于每一群体生活的社会情境会对他们在咨询时呈现出来的问题有特殊影响,所以一个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取向的咨询师有必要了解性与性别少数个体的生活情境,要能将来访者呈现的问题放在其所处的文化情境中来考虑,并且要有了解文化对身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的意识。

咨询师与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工作时,还需要充分了解当地、地区和国家的性与性别少数网络支持。这种集体组织的意义是增强该群体的自尊。咨询师不仅要拥有实用的临床技能,还需要善于咨询、转介和个案管理。必要的时候,可以将来访者转介给性与性别少数社区,或者从社区中寻找支持其咨询的力量。

有学者认为,肯定性咨询,首先要肯定以下假设,这些假设是与性与性别少数共事的根本信仰。

1)在许多临床医师的职业生涯中至少会遇见一名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

2)更多的临床医师将会与性与性别少数的家庭成员而不是性与性别少数本人开展咨询。

3)大多数的咨询师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以及如何与其开展咨询的了解都非常有限。

4)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认同并不等于病理学。

5)跨性别身份认同与性倾向无关。

6)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所需要的咨询服务与普通人群相同。

7)并不是所有需要临床咨询的跨性别都对性(或性别)重塑手术感兴趣。

有研究者总结了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该有的一些特点,包括:

(1) 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将同性恋和双性恋视为性倾向多元化和丰富化的表现,认为这是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权利;这些咨询师将恐同而非多元性倾向看作是病理性的。

(2) 他们尊重来访者的性倾向、个人操守、文化及其生活方式。

(3) 他们主动寻求关于接待同性恋来访者的技能方面的培训及再培训,来探索以及验证他们自己对多元性倾向的感受,检验以及强调他们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增加对诸如恐同以及出柜等治疗问题的了解,以及深化理解人类性倾向的建构方面的知识。

(4) 他们对自己所具有的权力,以及自己是如何运用这种权力强化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消极权威信息时刻保持警觉;他们还通过监督和个人治疗来监测自己对性倾向多元化的反应。

(5) 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和角色来教育其他专业咨询人员以及来访者在性多元、恐同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如通过阅读疗法以及进行安全性教育等)。[[12]]

这样的咨询师将同性恋者和双性恋者视为是和其他人一样正常、自然、健康的,他们明白同性恋和双性恋性倾向不是心理疾病的象征。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明白是人们对同性恋和双性恋带有偏见的、不准确的看法,污名化了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才带给他们特有的性少数群体压力以及相关的心理问题。

性别多元心理咨询的咨询效果,与来访者对其咨询师对于性别多元身份的态度的感知密切相关。咨询师积极的态度获得较高的满意度,同样,消极的态度预示着较低的满意度。在其研究中,Lebolt发现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感到最有帮助的治疗质量和治疗关系是当来访者感到与治疗师的连接感时,这使来访者有一种“舒适,安全,亲密,完全被接纳的,特别的,或被尊重”的感受。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描述的他们认可的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是“善良的、敏感的、关心的、热心的,以及友好的”。而说到咨询师的专业品质,受访者感到对建立咨访关系有所帮助的咨询品质是“非评判性的,开放的,以及接纳的”。[[13]]

总之,咨询师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支持社会变革并努力寻求全世界的公平正义。在肯定性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代表着一种社会变革。通过拥护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和性与性别少数社区的需求,咨询师为性与性别少数社区所做的贡献是无价的,他们努力消除压迫与歧视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力求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的目标。

(二)身为性少数的咨询师是否更适宜为性少数咨询

有一些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觉得当他们的咨询师也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时,这让他们感到舒适。一些研究显示,性多元人群更青睐于本身就是同性恋或跨性别的咨询师,他们认为只有本身属于同性恋或跨性别的咨询师才能提供真正的肯定性咨询。也有人认为,与非性别多元的咨询师沟通存在困难,其缺乏相互理解,并可能存在歧视。[[14]]

但有研究者认为同性恋或双性恋性倾向的咨询师可能会由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呈现的问题或情形而产生反移情,有可能导致咨询师停止考虑来访者的需要。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领域,因为尽管大体来说,咨询师会通过向来访者公开自己的同性恋或双性恋性倾向以创造一种与其来访者的连接感,但如果咨询师处理不好自己的反移情问题的话,咨询很有可能变成以咨询师为中心,而不是以来访者为中心了。[[15]]

Harrison似乎是另一种看法,指出同性恋性倾向的咨询师向其同性恋来访者公开自己的性倾向,对咨访关系和来访者都是有益的。他认为这些咨询师在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来访者正在经历的困境,有关于同性恋生活方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很熟悉外在的性与性别少数支持资源,总体上能起到一种为来访者树立良好的榜样的作用。Harrison还指出一个异性恋咨询师如果熟悉性与性别少数支持资源,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的话,也可以在咨询中与来访者建立客观、不带有评判性的咨访关系,让来访者感到舒适。因此,咨询师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的主要品质是了解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身份发展、出柜过程以及其他的相关问题,以非评判性以及令人舒适的态度接待来访者,并能为这样的来访者提供支持资源以帮助缓解他们的焦虑情绪。[[16]]

事实上,在同性恋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中,咨询师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经验和专业性比咨询师的性倾向更为重要。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使得任何心理治疗互动有效的心理动力要素包括来访者的求治动力和对咨询师的信任,以及咨询师表现出来的诚信、热情、知识和真诚等专业品质。

(三)肯定性咨询法实施的三个步骤

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咨询师实践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还有很多重要的策略。这里提出三个可能的策略,包括(a)勇于宣称自己是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b)表明自己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的立场,以及(c)解构异性恋主义/顺性别主义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以及对咨询过程的影响。

a)宣称为一个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

为了能够成为一个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意识到异性恋者是不可能彻底从其异性恋规范的假设中解脱出来的。作为异性恋主流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如果异性恋咨询师装作他们从异性恋假设的影响中解脱出来了,那么他们可能会给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带去更多的伤害而非好处。[[17]]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西方有学者提议借鉴反种族主义的研究,这些研究鼓励白种人同时接受自己的两种身份,那就是:种族主义者以及反种族主义者。[[18]]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白种人,是不可能完全非种族主义的,但一个白种人也可以声称自己作为反种族主义者的身份(也就是说,一个人致力于解构赋予白种人以天生的特权的种族主义体系)。因此,想要实践性与性别少数肯定疗法的异性恋咨询师需要承认自己既是异性恋主义的又是反异性恋主义的,或者换种说法,既是异性恋主义的又是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的咨询师。

同理,我们似乎也可以应到在男性支持、参与反对对女性不平等对待的运动。男性可以承认自己是父权文化的受益者,甚至内心有父权主义的成份,并没有完全清除,但同时也可以成为一个反父权主义者。

一旦异性恋咨询师接受了自己作为异性恋主义者以及反异性恋主义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就可以踏上成为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咨询师的旅程了。这个过程需要咨询师从个体层面和政治层面行动来发展自己作为性与性别少数联盟者的身份。

个体层面行动的例子包括: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承诺;批判反同的笑话和刻板印象;不对任何人的性倾向做假设;了解目前性与性别少数个体、伴侣以及其家人经历的压迫;读书或文章来扩展自己异性恋身份发展过程的知识面。异性恋咨询师在咨询中可以采取的一个重要的个人行动是在接待新的来访者以及还未确定其性倾向前,避免使用异性恋规范的语言(如妻子、丈夫)。比如说,当问及来访者的情感状态时,一个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可能会使用“目前承诺中的关系”而不是“婚姻”这个词。

可能的政治层面的行动包括:参加为性与性别少数平权的集会;请愿立法者支持性与性别少数个人、伴侣和家人获得基本的公民权(如婚姻合法化,收养权,反歧视法律立法等);教育其他相关专家了解异性恋假设以及异性恋特权;在其专业机构中采取积极的立场来支持肯定性与性别少数的政策以及解构异性恋主义的实践。

所有这些个体和政治层面的行动都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社区所做的一个公开声明。

b)表明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的立场

在临床实践中解构异性恋主义的第二个策略是在咨询中表明自己支持性与性别少数的立场。如Matthews所声称的,“对同性恋、双性恋来访者的肯定性咨询早在咨询师知道其来访者的性倾向前就应该开始了”。[[19]]因此,作为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需要在开始咨询前就让所有来访者知道自己为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提供肯定性咨询法的承诺。

如前所述,这个承诺可以通过在第一次接待来访者时使用非异性恋规范的词汇,如“伴侣”而非“配偶”,为来访者可能是性与性别少数留下余地。另外,在来访者表明其在一段恋爱关系中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咨询师要问其伴侣的性别,以此来避免认为所有的来访者都是以异性为伴侣的。这样可以让来访者觉察到他们的咨询师没有对其性倾向做预先的异性恋假设。在最初的几次会话中,咨询师也可以问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是否曾由于过去的咨询师缺乏性倾向相关的知识或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存有偏见,而有过消极的咨询经历。

对于许多想要成为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指代跨性别个体。在英语世界,尽管大多数跨性别个体仍然使用“他”和“她”作为自我识别的代词,但是跨性别社区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了提出许多可供选择的代词,例如siezehir等等,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模糊僵化的性别身份[[20]]。即使在中国,将一个来访者视为哪个性别,也是需要咨询师做出决定的。肯定性心理咨询开展的前提是,个体有自我决定的权力,所以肯定性咨询师会有多种方式来指代来访者,并且与来访者当前呈现出的形象保持一致[[21]]。与所有的肯定性咨询一样,如果咨询师是不确定的,那么询问来访者更倾向于哪种认同是很重要的环节。换句话说,当咨询师并不确定如何称呼跨性别来访者时,可以在咨询前询问跨性别来访者自我认同的代词称呼,以便咨询顺利的开展。

在跨性别的咨询中,还可能会遇到其它用词或语言方面的困境,许多咨询师对跨性别社区中变化的术语感到困惑。当谈论到自己的时候,一些跨性别个体发明出许多创造性的、自我肯定性的代词。

另外,咨询师也可以通过营造一个对性与性别少数友好的氛围来作为实现肯定性咨询法的途径之一。比如说可以在接待室摆放与性与性别少数人群有关的杂志、报纸、书籍,有关性与性别少数社区资源的信息,对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的标志(如彩虹标志),以及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书籍等。

最后,在整个咨询过程中,对异性恋咨询师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认识到异性恋主义会在很多方面限制自己充分了解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作为边缘群体的生活经历。比如说,一个异性恋咨询师可能认为咨询中探讨的问题是由于沟通不畅产生的,却没能认识到同性恋相关的压力或异性恋主义在问题的产生和维持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笔者并不是说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体验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异性恋主义的结果;但是,对于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考虑到异性恋主义可能会影响到其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对某个问题的体验。

c)解构异性恋主义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影响

肯定性咨询法的中心应该围绕着反思异性恋主义在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生活经历塑造中所扮演的潜在角色。帮助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解构异性恋主义的方式之一,是帮助其指出异性恋主义对其生活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帮助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将其目前面临的问题放到其生活的异性恋主义社会的大环境中来考虑。因此,咨询师要鼓励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转变将问题产生的原因仅归结为个人或个体关系病理性这样的思考模式,而是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可能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病理化导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被边缘化群体的成员常常被鼓励将社会对其的错误对待或歧视内化归结于自身的问题(如内化的恐同),这常常导致人们忽视了更大的社会体制进程的压迫作用。

Lewis等人现异性恋主义、同性恋相关的压力导致抑郁症状在性与性别少数个体中的高流行率。很多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要咨询的问题可能被自己作为性少数群体生活于一个充斥着异性恋主义的社会加剧了。由于同性恋相关的压力源于生活在一个异性恋主义的社会里,所以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应该将性与性别少数个体中的高抑郁、焦虑、酗酒以及吸毒率解释为是异性恋主义导致的,而不是由于同性恋这一性倾向本身的不足导致的。[[22]]

举例来说,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去做咨询,主要问题是其中一方由于另一方不够充分投入这段关系中而觉得担忧。面对这样的来访者,一个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不是先探索来访者之间伴侣关系的发展程度,而是应该先与来访者讨论由于异性恋主义及异性恋假设的存在,她们的关系是如何可能不被其家人、雇主以及朋友认可的。一个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明白来访者最初体验到的由于缺乏关系承诺而导致的问题,事实上可能是由于伴侣中不够投入的那一方害怕自己的雇主发现自己是同性恋后会开除自己。这个例子说明在咨询中首先在一个大的异性恋体制的社会中来探讨问题的重要性。

由于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必须继续面对来自社会的歧视与压力,所以当我们与这样的来访者进行咨询的时候,信任是最重要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建构主义疗法在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咨询中特别有效。咨询师应该建立一种叙事立场,在这种立场下来访者可以充分讲述自己的故事,而不受治疗师有关性与性别事先假设的烦扰。从根本上讲,咨询师需要建立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可以解构有关异性恋和性别的文化叙事,丢弃自己的文化偏见和先前理解,进入到其他人的经验中。

肯定性咨询法涉及的咨询内容

虽然目前中国涉及性与性别少数的咨询,主要是围绕身份认同与出柜进行的,但随着性与性别少数平权运动的开展,更多的性与性别少数当事人愿意针对自身的其它问题寻求心理帮助。所以,肯定性咨询法应该有更广泛的准备。

咨询师面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一个反应是,很自然地将他们面对的问题归为其性与性别少数的身份。其实,咨询师要清楚地区分出,哪些是性与性别少数身份带来的问题,哪些是个人成长中存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更好的处置。咨询师应该有一个原则:有些问题要抛开个人性政治身份。

这里针对几个主要议题进行简单介绍。

(一)身份认同咨询

当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无法面对自己的同性恋或跨性别身份时,咨询师有两种策略。一种是帮助其改变这一身份,这即是我们否定过的“扭转疗法”;另一种则是帮助其悦纳自己的身份,这是我们所说的肯定性咨询法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身份认同咨询,或身份发展咨询。关键是,咨询师要了解、理解性与性别少数从自我身份觉察,到走向自我接受、自我整合的全部过程,结合来访者身份发展/认同的阶段,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持的、肯定的咨询辅导,以帮助其完成身份发展。其中,去除污名化标签对其身份认同的影响,应该得到特别的关注。

在讨论身份认同咨询时,我们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身份认同不等于要给来访者贴标签。让来访者认识到性与性别认同是一个需要长时期自我探索的过程,慢慢走向身份认同。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标签化的认同,但对于“我是谁”有了认识。

咨询中有时会用标签这个技术,但什么时候用,很重要。这个标签对于个体产生什么作用,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味让来访者认同性与性别少数的身份,也是一种压力。如果上来就告诉一位要求进行扭转治疗的来访者“你没有病,不能改”,对于一些来访者也是一种压力。可以告诉他: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然后帮助他成长。

讨论性与性别少数的身份认同,污名化是必须要格外讨论的。

身份认同有关的心理咨询要点包括:陪伴来访者探索自我;不受困于已有的发展模型;认识到多元选择的价值。

(二)出柜咨询

出柜常常是性与性别少数个体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人生步骤。研究表明,积极面对自己的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并且将其纳入自己的生命会获得更强的幸福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这种整合通常涉及公开自己的性倾向或性别认同,有时还包括参与性与性别少数社群的活动。但是,并非出柜就一定是有利于当事人的,是否出柜,如何出柜,均需要针对具体问题具体讨论。

从推动社会接纳性与性别少数的角度,我们是支持出柜,鼓励出柜的。因为出柜的人越多,特别是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出柜,就越容易改变社会的认知。但是,从个人角度,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

出柜有压力,出柜有不同的类型,出柜的对象也不同,出柜有利有弊。这些均是咨询师要非常清楚了解的。

总的来说,咨询师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协助来访者分析自身情况,由其自己最后决定

2、清醒认识到自己对来访者的影响力,谨慎言行

3、帮助来访者认识到出柜恐惧普遍存在

4、协助来访者经历出柜带来的心理冲击

5、帮助来访者学习人际关系新技能

(三)伴侣关系咨询

咨询师接待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来访者时,需要全面了解性与性别少数伴侣面临的各种外部社会文化和家庭压力源,并且要明确源于伴侣关系内部的压力。很多咨询师接待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来访者时,通常更关注的是来访者面临的外部困境,认为主要是帮助伴侣们认识到其作为没有合法婚姻权利的少数群体关系的主体,她们/他们的恋爱常常无法得到原生家庭或者更大的文化环境的认可的,并在这个基础上如何使这段伴侣关系健康地前行。然而,性与性别少数伴侣关系就如异性恋婚姻关系一样,也可能会由于伴侣间不合适的互动方式而产生问题。因此,咨询师可以将为异性恋婚姻咨询的系统咨询的标准用于性与性别少数伴侣的咨询,当然,其前提是咨询师要有性与性别少数意识,从而对原有的咨询体系做相应的调整。

性与性别少数伴侣关系的咨询表面上看起来与异性恋伴侣关系的咨询是相似的,因此,一些用于异性恋伴侣咨询的干预方法也可以用于性与性别少数伴侣的咨询。通常来说,性与性别少数伴侣的咨询工作需要解决的冲突基本是围绕着距离调节、性、权力、分化以及外遇等问题,这与异性恋伴侣间的冲突基本一样。然而,性与性别少数伴侣生活中很多方面的意义与异性恋伴侣存在根本性的差异。

以下几点值得咨询师注意:

1、咨询师要去掉恐同恐跨,不要自己先陷进对同性恋的污名中,比如重视性不重视感情,比如会行骗诈钱,比如分手时会仇杀等等。

2、咨询师要想有效地接待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来访者,需要熟悉性与性别少数社区的一些社群文化,避免将对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来说非常正常的行为举止进行病理化。

3、咨询师需要将注意力放在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所面临的恐同、恐跨和污名化对其伴侣关系在多重情境(伴侣、家庭、工作场所、周围社区)中运行所产生的影响。

4、咨询师要帮助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来访者明白各自的性别社会化对其伴侣关系造成的影响。有些性与性别少数者过于内化了传统社会性别角色脚本,以至于在伴侣关系中表现僵化,不能很好地处理伴侣关系中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5、咨询师可以直接与来访伴侣讨论性专一在伴侣关系中作为契约与作为一种选择所代表的不同意义,但咨询师不应该传达出带有异性恋规范的信息,比如告诉来访者只有性专一才能保证伴侣关系正常运行。相反,咨询师应该和来访者一起探讨就他们/她们的伴侣经验来看,什么才是对来访者的伴侣关系发展最有利的。

6、对于伴侣中一方或双方的原生家庭有物质滥用问题的伴侣来访者,咨询师需要帮助来访者重新认识各自的原生家庭模式,以及他们在各自的家庭中曾经的角色等,而伴侣双方曾在各自家庭无意中学到的应对模式可能对于他们发展目前的亲密关系具有阻碍作用。

7、考虑到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面临的多种影响因素。性与性别少数伴侣双方发展对自我和对“家庭”的定义的过程中会受到恐同和异性恋主义的影响,有时候,伴侣之间的联系感会被他们由于自己的性与性别少数身份而产生的耻辱感严重地影响和挑战。再加上有些人受原生家庭关系模式的影响,没有安全感,不懂得如何发展亲密关系,从而不懂得在伴侣关系中实现自我分化,也不知道该如何将自己的性与性别少数恋爱关系与大的异性恋环境分化,这一系列的问题环环相扣,都需要咨询师在临床中帮助来访者做出调整和适应。

性与性别少数个体间的亲密关系暴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咨询师需要具备处理伴侣暴力咨询的能力。这个过程中,咨询师要注意:

首先,咨询师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来访者,比如告诉来访者说“你必须要马上离开现在的伴侣”,而是应该为来访者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其探索所有相关的经验。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暴力受暴者不仅要处理自己面临的暴力创伤,还可能会为失去自己的亲密伴侣关系而感到哀伤。对来访者来说,这段关系虽然有暴力的阴影,但依旧在其生命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咨询师需要考虑来访者关于自己性倾向、性别认同的看法是否对其伴侣暴力经历构成影响。这就需要咨询师了解受暴者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人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以及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暴力的受暴者和施暴者表现出了多少内化的恐同、恐跨。

第三,咨询师可以为受暴者提供与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暴力有关的心理教育,帮助他们/她们理解自己在社会动态情境、权力和控制过程中的生活经验,以及健康的伴侣关系所具有的特点。

第四,咨询师还可以通过积极为经历着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暴力的来访者倡导权利来帮助他们。咨询师还可以通过其他行动进一步为同性伴侣暴力受暴者倡导权益,包括将暴力受暴者介绍到社区的相关庇护机构或支持团体;如果社区没有这些组织的话,就积极发展相关的服务;为相关的团体提供教育服务;以及开展和宣传更多有关性与性别少数伴侣暴力的研究。

(四)性生活咨询

变态心理学教科书中所有关于“性交障碍”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异性恋主义基础上的,都是基于阴茎插入阴道的异性性交模式建构出来的。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像主流异性恋人群一样,也存在着性生活中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之处,有些是与主流异性恋人群一致的,有些是性与性别少数人群所独有的;还有一些,貌似主流异性恋人群也具有,但在性与性别少数人群这里,则因为性与性别少数身份的特殊性,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传统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在性咨询中常犯的错误,是在个体内部因素的层面上思考性失谐。而我们的主张,一定要在社会的层面上思考这一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不是生理上的性(sex),而是社会建构的性(sexuality),其中社会性别(gender)的影响非常重要。有了这样的视角,便能够做到站在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视角上看待和理解他们的性,对他们的性咨询才成为可能取得成效。

咨询师需要做到如下的要点:

1、帮助来访者认清他们性问题的实质

这实质可能是社会针对性与性别少数的压力内化在他们内心,影响到他们的性享受;也可能是个人内心希望主宰和支配的“大男子汉气概”,使得非主宰关系中的一方出现自我接纳障碍。由于文化灌输及其他原因,内心对于性有恐惧、厌恶、肮脏或罪恶感,这些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对于性的享受。

2针对身体特质,打破性禁忌,在安全的前提下大胆探讨属于自己的性爱乐园

许多时候,当来访者对某种性爱方式感到“厌恶”的时候,背后是异性恋性交模式的潜在影响,比如对肛交的反感。此外,10TP、主动与被动的纠结,还是在支配、服从的二元模式下理解性爱和使用身体,性与性别少数个体完全可以质疑、挑战、颠覆这种异性恋的建构,创造属于自己的多元性爱实践。

咨询师应该帮助来访者认识到:人类的性行为方式包罗万象,主流异性恋的主流性交方式其实是非常狭窄的,从追求性的娱乐享受的角度看,甚至是枯燥而乏味的。主流异性恋社会也在模仿、学习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多元性爱方式,作为提升他们性爱质量的方法之一。而且,只要能够达到娱乐,伴侣双方知情同意,任何一种性爱方式都是好的。

此外,性与性别少数更应该破除性爱是与阴茎、阴道等性器官结合在一起的误区,将整个身体当作性爱器官,开放出无限的潜能。自然也不必模仿异性恋的插入的模式。

3、鼓励来访者与伴侣交流和沟通性感受

交流在异性恋的性关系中也一样重要,阻碍交流的最重要因素是对性的污名产生的羞耻感。这种感受,对于一些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更强烈,因为他们除了因性羞耻,可能更因自己“另类”的性行为方式羞耻;但对于其他一些性与性别少数来说,他们走出了性污名,坦然接纳自己,会更乐于坦然地交流性感受。所以,身份的自我认同影响着交流。

4、悦纳自己的身体

因为对自己身体的自卑而影响到性的情况,在异性恋者中也存在,但性与性别少数有其独特性。易性的跨性别者通常会出现对自己身体形象不接受的情况,这影响到他们在性爱过程中的自信;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非常在乎自己的身体形象,如果因此产生自卑,也会影响到性爱质量。咨询师应该注意到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这些特点,鼓励他们自我悦纳。不同的体型都有人爱,无论是“熊”还是“猴”。

5、咨询师应该熟悉性与性别少数的性爱模式

咨询师应该熟悉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性爱模式,这样在咨询的时候才能听懂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感受。这对于来自非性与性别少数群体的咨询师,更是挑战。

总之,咨询师自己要打破异性恋性交模式对我们的影响,真正以多元的、开放的视角看待性爱,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性爱经验深入了解和体会,从而真正帮助到他们。

(五)职业咨询

为性与性别少数者提供符合其文化需求的职业咨询,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这其中充斥着个人和社会问题,包括内化的恐同、就业歧视以及其他很多问题。职业咨询师如果能做到直接面对这些问题的话,会发现道路平坦了很多;而且也可以为前来寻求职业决策帮助的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带去更大的收获。

这里所推荐的咨询要点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每一个都试着为性与性别少数者在做职业相关的决定时创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做出更有利于自我实现的职业选择。

1、考察自我认同与身份意识对职业的影响;

2、警惕性别刻板化,关注性别对职业的影响;

3、充分评估职场环境;

4、注意双重边缘化的影响;一些性与性别少数个体不仅因为性倾向和性别认同而处于职业弱势地位,还可能同时因为健康、学历、地域、原生生理性别等因素,处于职场的弱势地位,面临双层边缘化的压力。

5、帮助来访者建立支持网络;

6、职业量表的应用策略;很多职业咨询师都习惯了使用职业兴趣量表及其他人格测试工具作为重要的评估手段,这些手段不是不能够用在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这里,但如何使用是非常重要的。笔者想在此强调的是,任何量表的应用与判断,均应该考虑到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独特性,比如适当加入相关的评估因素。

(六)物质滥用咨询

物质滥用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不是性与性别少数的专利。性与性别少数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并不存在物质滥用的情况。

跨性别者中还会存在激素滥用的问题,主要是过量使用激素,使用错误种类的激素,使用中没有对自己的健康进行监测,等等。这些将给跨性别者带来一些健康隐忧。这主要可以通过提供正确的激素使用知识以及对跨性别友善的医疗服务来改变。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以便在必要时为跨性别来访者提供帮助。

咨询师可以在了解性与性别少数亚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性与性别少数处境及物质滥用特点,进行咨询辅导。其中的一些原则包括:

1肯定性态度是关键

一些咨询师如果知道物质滥用者是性与性别少数的话,基于其本身的偏见,往往会认为来访者的性倾向才是造成他们物质滥用问题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可能会在帮助来访者解决物质滥用相关问题之前,会先试图将来访者的性倾向改变为异性恋取向。可以说,这样的咨询师根本不具备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资格。

咨询师接待存在物质滥用问题的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时,除了具备必要的态度、知识和技能等,整个咨询过程中,还要强调对来访者者性倾向、性别认同以及对他们的物质滥用问题的保密性。

2、了解物质滥用的情况,正确转介

3、帮助来访者战胜恐同、恐跨,获得自我成长

咨询师要想为存在物质滥用问题的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提供有效的咨询服务,需要先对其进行彻底的评估,包括询问很多对这一群体来说特有的影响因素。咨询师需要帮助来访者认识到是主流社会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污名化给他们带来了耻辱感和内化的恐同、恐跨与物质滥用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并且可以鼓励来访者参加戒除小组以及借助督导的帮助,以便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整合自己的身份。

此外,青少年性与性别少数、同夫同妻、形婚等现象的咨询态度与技能,也应该是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所掌握的。

肯定性咨询师的职责:成为研究者和行动者

笔者认为,肯定性咨询师应该致力于成为研究者和行动者。这是因为:

1,研究者

在肯定性心理咨询刚刚进入中国之际,咨询师做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的经验非常重要。

咨询师应该成为研究者,从分析自己的咨询经验做起,丰富中国本土的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

与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进行咨询的过程中,发展以实证为基础的指导准则,能够帮助咨询师在肯定性咨询的过程中选择最有效的方法。需要检验的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技术核心,它们在肯定性心理咨询中的应用,应用于独特发展的有效性和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情境问题。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情境问题的价值在于,决定肯定性心理咨询各种方法的实用价值,以及为关怀与实践提供基线标准。

咨询师在自己的工作中可以时刻思考:肯定性咨询法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如何?中国情境中有哪些独特的问题?本文所列问题在中国有哪些特点,需要我们在咨询中有何种应对?除了个体咨询之外,团体辅导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是否适用?应该如何进行?

2,行动者

肯定性咨询法的必要条件是咨询师肯定性与性别少数人群,倡导性与性别少数人群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并将这种思想传授给其他人。这需要咨询师认识到,他们不仅是扮演咨询师这一种角色,同时还应该是一位社会变革的倡导者。也就是说,性与性别少数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应该有倡导或社会干预的意识。

咨询师必须是对性与性别少数者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咨询师要做的也不只是对来访者进行“无伤害”的教育,而是要积极为性与性别少数者及他们的权利进行倡导宣传。比如说,通过改变法律将成人间自愿的某些形式的性行为罪行化的现状、制止警察设陷抓捕性与性别少数者的行为等途径来为性与性别少数者平权。这也意味着咨询师应该在自己所在的咨询机构中,制定的相关政策中应该包括非歧视性的雇用条款,以保证符合条件的性与性别少数咨询师能被雇佣。

以帮助性与性别少数者具备平等的就业环境为例,咨询师便可以做许多。主流社会和政府对性与性别少数的就业权益负有责任。我们应该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通过各种渠道来向大众宣传关于性倾向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减少人们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污名化和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一部包括惠及到性与性别少数个体权益的反歧视的就业法。咨询师可以通过致力于改变充满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歧视的雇主条约或就业政策,推进地方以及国家的反歧视法的信息,来进行自己的倡导与社会行动。

总之,肯定性咨询法的咨询师应该致力于通过自己的工作,促进来访者支持系统的发展。支持系统是维持基本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大多数的性与性别少数个体并没有充足的社会支持系统。一些重要的支持系统影响着性与性别少数个体的生活,包括家庭、学校、同伴、工作场所、医疗保障、法律与公共政策、性与性别少数社区、互联网、社会文化支持系统等方面。心理咨询也是重要的支持系统。咨询师要做到促进来访者支持系统的发展,便需要做一些社会工作,而不仅仅是咨询。

目前中国心理咨询师职业证书考试非常火爆,心理咨询师也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咨询技法的培训。但是,咨询师受到的常规的职业训练,以及培训模式根本不足以使他们具备接待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的文化敏感性;而且事实上,这些常规模式所固有的异性恋主义偏见最终可能会对性与性别少数来访者造成二次伤害。

因此,所有的心理咨询师应该接受合格的性与性别少数相关议题的培训,使他们有机会意识到并解决自己的恐同恐跨和异性恋主义偏见。不幸的是,目前在相关的培训机构和学校相关课程设置方面,还没有较为成体系的关于咨询师该具备的理论背景、个人或专家经验以及实践技能等方面的指导原则。

要发展对性与性别少数群体持肯定性态度的咨询取向,教育和培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本文为《肯定性咨询法》一书的节选,全书28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月出版)


[[1]] Crisp, C.(2002).Beyond homophobi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Gay Affirmative Practice Scale (GAP).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64, 07A.

[[2]] Van Den Bergh, N., & Crisp, C.(2004).Defining culturally competent practice with sexual minorities: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40, 221-238.

[[3]] Appleby, G.A.& Anastas, J.W.(1998).Not just a passing phase: Social work with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peop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 Hunter, S., Shannon, C., Knox, J., & Martin, J.I.(1998).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and adults: Knowledge for human services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5]] 大卫·圭南.吉尔·腾列著.丁凡译.同志伴侣咨商.台北:心灵工作坊.2005:16

[[6]] Morrow, S.(2000).First do no harm: Therapist issues in psychotherapy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lients. In R.M. Perez, K.A. DeBord, & K.J. Bieschke (Eds.), Handbook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lients (pp.137-156).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7]] 大卫·圭南.吉尔·腾列着.丁凡译.同志伴侣咨商.台北:心灵工作坊.2005:37

[[8]] WPATH(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世界跨性别健康专业协会照护准则(第七版).窦秀兰译注.2012:30

[[9]] Shannon Chavez Korell, Peggy Lorah.(2007).An overview of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nd counseling with transgender clients. Handbook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y with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lients.

[[10]] Davies, D.(1996).Towards a model of gay affirmative therapy. In D. Davies & C. Neal (Eds.), Pink therapy: A guide for 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 working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lients (pp.24-40).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1]] Kathleen Ritter & Anthony I. Terndrup.(2002).Handbook of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with lesbians and gay men.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2]] Davies, D.(1996).Towards a model of gay affirmative therapy. In D. Davies & C. Neal (Eds.), Pink therapy: A guide for counselors and therapists working with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lients (pp.24-40).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3]] Lebolt, J.(1999).Gay affirmative psychotherapy: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Clinical Social Work Journal, 27(4), 335-370.

[[14]] Michael King, Joanna Semlyen, Helen Killaspy, Irwin Nazareth, David Osborn.(2007).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 Transgender Peopl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15]]Haldeman, D.C.(2004).When sexual and religious orientation collide: Considerations in working with conflicted same-sex attracted male clients.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32, 691-715.

[[16]] Harrison, N.(2000).Gay affirmative therapy: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28(1), 37-53.

[[17]] Wetchler, J.L.(2004).A heterosexual therapist’s journey toward working with same-sex couples. Journal of Couple & Relationship Therapy, 3, 137-145.

[[18]] Hardy, K.V., & Lazloffy, T.A.(1998).The dynamics of a pro-racist ideology. In M.McGoldrick (Ed.), Revisioning family therapy: Race, culture and gender in clinical practice (pp.118-128).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 Matthews, C.R.(2007).Affirmative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counsling with all clients. In K.J. Bieschke, R.M. Perez, & K.A. DeBord (Eds.), Handbook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with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lients, (2nd ed., pp.201-219).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 Feinberg, L.(1996).Transgender warriors: Making history from Joan of Arc to Dennis Rodman. Boston: Beacon.

[[21]] Carroll, L.,& Gilroy, P.J.(2002).Transgender issues in counselor preparation.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41(3),233-242.

[[22]] Lewis, Robin J, Derlega, Valerian J, Griffin, Jessica L, & Krowinski, Alison C.(2003).Stressors for gay men and lesbians: life stress, gay-related stress, stigma consciousnes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2, 716-729.

Copyright © 2002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电话:(010)6251 4498    京ICP备12030030号
潘绥铭教授:  pansuiming@sex-study.org    黄盈盈副教授:huang.y.y@sex-study.org 
给本网站投稿:tg@sex-study.org 管理员邮箱:admin@sex-study.org